综上所述，经济增长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而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成为这个核心的关键所在。随着人们对增长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持续努力，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各种要素不断地被纳入到增长模型中用以解释增长的动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连续两次“石油危机”和不断恶化的环境再一次触发了人们对增长源泉、增长目标与增长极限的深刻反省。这一反思的最终结果是，（能源）资源与环境因素被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并由此形成了包含资源环境的增长理论。
在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中，提及最多的因素就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先是被视为外生因素，随后的理论模型不断地将其内生化并扩展为各种具体形式。而且，长期以来，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中性的，但是随后越来越多经验证据显示，技术进步是有偏的。因此，技术进步方向越来越成为研究重点。研究者基于Acemoglu（1998，2002，2007）的研究框架，开创性地将偏向型技术进步用于分析资源（能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问题（Popp，2002；Di Maria and Valente，2008；Acemoglu et al.，2012）。自此，资源环境、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初步形成了有机联系。
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与增长转型，则主要是基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和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展开的。增长理论框架主要是考虑各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程度，而发展经济学框架则主要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进行。基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文献，一般根据经济发展方式来判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认为要素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而全要素生产不断得到改善的集约型发展方式是可持续的（Solow，1957，1993；Krugman，1994；Young，1995，2003；易纲等，2003；Zheng et al.，2009；陈诗一，2011）。这其中，又以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判断的关键变量[8]。国内现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阶段、要素贡献、技术进步以及政策与制度安排等方面定性地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转变程度、条件与可能的路径，鲜有文献从定量角度对经济增长转型问题进行深入考察。资源节约是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战略之一（刘世锦，2006），因而本书从（能源）资源环境问题入手，定量考察经济增长转型过程、绩效。特别地，考察技术进步对增长转型的作用机制和具体效应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转引自，余江：资源约束、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能源消费的经验［M］，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对于中国而言，受发展阶段和政治结构所限，各地区为增长而竞争，导致增长狂热更加普遍。这种有意或无意地为增长而增长，纯粹为GDP而增长，更加容易导致增长目标的“异化”（刘世锦，2006），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22页。
[4]比如，知识和技术源于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的努力，是完全内生的，知识、技术的数量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
[5]Hicks（1932）在《工资理论》（The Theroy of Wages）中提出，技术进步分为3个方向，分别为：若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则为资本节约型（capital－saving）；若技术进步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则为劳动节约型（labor－saving）；若技术进步同等比例地提高资本劳动产出，则技术进步为中性。
[6]刘国光：略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N］，光明日报，1962年7月2日。转引自：任保平，高煜：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12月.
[7]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8]在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研究中，特别强调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推动。刘国光（1983）和陈诗一（2011）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林毅夫（Lin，2004）认为技术进步是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重要指标，基于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判断，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仍可保持年均8%的高增长。徐庆（1996）针对中国1990年代的要素禀赋提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政府要根据生产要素现状使用资本节约型技术以提高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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