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转型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因素，本章尝试在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条件下，通过构建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考察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理论机制。增长与环境文献自1970年代关于非可再生资源的外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型演化到后来考虑环境退化与内生技术变化的增长模型。在早期的新古典框架下，增长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的相互关系由两种经济力量来刻画：要素替代率与外生技术进步。根据这一支文献，人造资本（human－made capital）与资源的高替代性可阻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Solow，1974；Stiglitz，1974；Dasgupta and Heal，1974）。但是，替代率又受限于资本积累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减，因此，这类模型中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只有依赖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被简单地表述为增加要素生产率的外生趋势，技术进步能够补偿报酬递减并为要素替代开辟新的途径。

直到1980年代末期，宏观经济和环境经济学都将技术变化率和方向视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提出了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内生增长理论打开了“内生技术进步”的黑箱，技术进步被模型化为学习过程（Arrow，1962；Romer，1986）、人力资本积累（Lucas，1988）、提升资本品生产率（Romer，1990；Ahion and Howitt，1992；Grossman and Helpman，1991）。Romer（1987，1990）在其技术创新内生增长模型中，以新产品研发为出发点创建了产品种类扩大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则以产品质量改进研发为出发点提出了质量提升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且随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Aghion and Howitt，1992）。本书将技术创新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区分为水平创新模型（Horizontal Innovation）（Romer，1990）和垂直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s）模型（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水平创新增长模型中知识积累增加新的中间投入要素数量，垂直创新增长模型中知识积累改善中间投入品的质量，因而又称为质量阶梯模型。在这两类模型中，知识存量都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因而较好地解释了原有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技术的来源问题。基于上述技术创新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在考虑资源约束的条件下，通过构建包含新产品研发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演绎绿色技术创新（及偏向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导出绿色技术创新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