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借鉴Binswanger（1974a，1974b）的方法并结合状态空间模型的Kalman Filter的方法（Kalman，1960，1963），匹配以一套独特的数据考察中国分行业技术进步偏向性。本书分析了1981—2000年中国33个行业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的动态特征。通过实证测算，本书考察了中国分行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劳动偏向性和能源偏向性特征，其中，重点分析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技术进步偏向性波动特征及其产生的动因。
实证研究发现，中国33个行业资本、劳动、能源、中间投入四种要素在整个总投入中的相对份额在1982—2000年变化幅度比较大。从各行业资本份额相对变动来看，多数行业20年间资本份额趋于减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并未出现明显的资本深化加重趋势[3]。从分行业劳动份额变动来看，劳动份额增加的行业共有19个，而份额减少的行业则有14个。从能源份额变动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12个行业能源份额减少，21个行业的能源份额增加，总体上表现出能源份额增加的趋势，出现明显的“高能耗、高污染”趋势。从原料投入份额变动来看，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大部分行业的原料投入在1980、1990年代呈现增长趋势，而且增长都比较大。这说明1980年代以来，中国各行业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原材料要素投入的增加。
总体上，中国各行业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劳动偏向性和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的波动次数和波动幅度都比较大。与法国（1978—2006年）、美国（1960—2005年）的技术进步三种要素偏向性相比，中国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整体偏大、波动次数更多、更频繁。这可能与中国行业企业发展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有关。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市场发育不完全（特别是要素价格非市场化现象普遍）、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政府干预频繁而直接，容易影响企业对研发、技术进步投入的方向，最终导致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剧烈波动。在这些因素中，本书主要依据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Acemolgu，2012），从要素价格波动、宏观经济波动的角度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宏观经济和要素价格的频繁波动容易导致要素相对价格、要素替代率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和要素使用行为，进一步影响行业技术进步偏向性。这些实证测算和分析，提供了一个来自市场与政治转型国家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从技术进步的三种要素偏向性来看，第一，1981—2000年大部分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是资本增进型的，行业引进的技术以及研发投入的方向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资本要素，这与美国工业行业1960—2005年的偏向趋势大体相同（Hui Jin and Jorgenson，2010），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节约的行业更多，达到10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资本较为稀缺的要素禀赋特点。中国行业出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主要与中国明显的金融抑制导致资本价格过低有关（黄亚生，2005），同时还可能与中国大量引进外资进而通过外资带入资本偏向型技术有关（张莉等，2012）。第二，1981—2000年大部分行业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的，说明行业引进的技术以及研发投入的方向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劳动要素。技术进步劳动偏向性比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事实，行业会更多地使用这种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进行生产资源的配置。第三，1981—2000年，部分行业出现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部分行业则出现了能源增进型技术进步。总体上，在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行业中，绝大部分行业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水平非常低，几乎接近0，而能源增进型技术进步中，偏向性程度较大。由于我国能源供给约束以及行业发展过程中波动太大，容易形成能源基础设施的瓶颈，诱发企业更多地投入节能型设备和技术以缓解能源供给不足形成的硬约束，导致了部分行业能源偏向性水平下降，出现能源节约型增长态势。总体而言，由于中国能源供给体制的单一化以及供给价格管制，导致了大部分行业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水平普遍较高，行业出现高能耗特征。由于投资扩张过快与能源供给瓶颈形成的硬约束，加上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就提出“节约与开发并举”的能源方针，并在1990年代中国政府环保意识增强时期得到重申和强化（陈诗一，2011），有效地促进了行业企业节能型增长转型。由此发现，价格和要素替代率等市场化因素对于行业节能型增长诚然非常重要。但是，政府对行业节能减排的政策引导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国普遍存在的“发展型”地方政府会通过宏观政策（例如周期性投资计划／规划）与国有企业传递政府发展意志，直接参与并影响行业发展转型进程[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仰仗经济发展阶段自身的内在动力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蔡昉等，2008）。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环境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Deacon，2005），环境治理水平与环境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各级政府治污的政治意愿。
【注释】
[1]Kalman Filter方法详细介绍，参加Hamilton（1994，Chapter 13）或者Harvey（2003，Chapter 3）。
[2]1979—1983年，各种所有制工业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3%（周叔莲和郭克莎，2000）。
[3]行业（资本）份额变动趋势实际上正好与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型增长特征一致，1978—1997年中国轻工业经过20年的纠偏和补偿性的高速发展，扭转了1978年之前“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工业化趋势，使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农、轻、重”同步发展（武力和温锐，2006）。
[4]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行业投资波动明显，对行业增长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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