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局限与研究展望

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困境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经的过程。与其他国家不同，市场化促进增长转型的机制在中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受政治结构约束，为增长而竞争格局强化了中国工业与城市化的粗放型特征，市场化机制扭曲使增长转型困难。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就多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其中有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更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增长转型问题历来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并且以定性研究为主，如何进一步地从各个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本书从技术进步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对增长转型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仍有一些方面值得改进和深入研究。

在理论模型研究方面。在纳入能源资源要素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及其技术创新的清洁程度）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本书讨论了绿色技术创新与技术清洁程度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节能减排的影响。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可能在于，能源资源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清洁程度如何影响社会计划最优（social planners problem）的均衡增长路径。如果能够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各类参数的长期产出增长效应和能源资源消耗增长效应，将得到更为丰富的结论。

在实证研究方面。在对偏向型技术进步测度的过程中，由于中国行业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因此只能了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行业转型情况，而无法对2000年以后的情形进行测定。今后如果数据序列延长，有望从更长时期来观察中国经济转型的全过程。而且，在测算过程中，根据数据特点选取了相应的实证模型，这些测算模型仍然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在节约增长转型实证中，同样由于数据受限，本书只使用1990—2000年的数据，如果数据能够从1980延长至今，显然更加有利于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业节约增长的动态特征。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诱发政策的研究刚刚起步不久，并且仍在不断深化之中。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除了鼓励国内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之外，要不断地通过引进适应性绿色技术以攀升自身在全球技术链条中的地位，获取国家（产业）竞争优势。对于这类研究，可以从环境规制政策与技术创新政策结合的角度进行拓展，也可结合案例（比如清洁发展机制CDM）进行深入研究，为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升级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政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