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态自然观的重要启示
生态自然观是对“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集中概括,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最新表现形式。生态自然观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的可持续支撑为前提。它带来的重要启示是,人类的消费活动也必须服从生态规律,消费生态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由之路。
一、生态系统及其外延的扩展
生态科学简称生态学。“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Olikos”,表示住所和栖息地。生态学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原意是研究生物栖息环境的科学。1866年,德国著名动物学家海克尔首次为生态学下了定义: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1956年,美国著名生态学家E.奥德姆给生态学所下的定义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奥德姆的定义突出了生态的系统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一般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及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科学。凡生命之所至,就有生态学的问题、现象和规律。[1]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A.坦斯利首先使用了生态系统这个范畴。他指出,所谓生态系统,“不仅包括有机综合体,而且包括形成我们称之为环境的物理因素的全部综合体的整个系统(在物理学意义上)……我们不能把它们(有机体)从它们的特殊环境分离出来,它们与特殊环境形成一个物理系统……正是如此形成的这个系统,是(构成)地球表面自然界的基本单位”[2]。现在一般认为:生态系统是生态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也是自然界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单位。生态系统可以用以下公式加以概括:生态系统=非生物环境+生物群落。也就是说,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地球上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大到整个海洋、整块大陆,小至一片森林、一块草地、一个小池塘,都可看成是生态系统。地球上所有的自然生态系统都是开放的,都必须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进和流出。任何生态系统都具有以下特征:(1)是生态学上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单位,属于生态学上的最高层次。(2)内部具有自调节、自组织、自更新能力。(3)具有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三大功能。(4)营养级的数目有限。(5)是一个动态系统。[3]
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世界范围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日趋严重,以及系统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生态学把人类也列入生态系统中,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也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开始有了“关于人类的生态学”的说法,应用生态学也应运而生,生态学就变成了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科学”。针对这种情况,世界著名的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当生态学成为关于人类的生态学时,就把人类置于他们的Olikos——他们的‘家’的逻辑之中”[4]。
提出了“关于人类的生态学”这一范畴,就为生态自然观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范畴提出的过程中,人们对人类所有活动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人口问题的生态意义等关键问题,都逐渐有了深刻而又明晰的认识。
二、人类与生态的关系
生态系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类必须从自然界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同时将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废物排放到自然界中。生态系统承受人类活动的规模和深度都是有限度的,当资源索取和废物排放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就会导致生态系统结构的破坏、功能的改变,自然环境就难以持续支撑人类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难以满足人类正常生活对自然环境的要求。
现代生态学的发展,尤其是关于人类的生态学研究,明确揭示了人与生态的如下关系:
(1)人是大自然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在由植物、动物、微生物所组成的食物链中,人处于杂食性消费者的生态位上。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从自然界获取食物、水、空气、阳光等生活资料。和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人类主要是通过生产实践与自然界建立起生态关系的。人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生态效应,都可以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烙印。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话说就是,“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5]。
(2)人是生态系统的调控者。在人类产生以前,甚至在人类产生以后漫长的岁月中,生态系统都是靠自然界的内在调节机制来调控的,当它们遭到局部破坏时,单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就可以恢复到有序状态。但是,随着机械自然观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开发,尤其是机器大工业所造成的污染,破坏了自然界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的能力,使得仅靠自然界本身,许多生态系统都难以恢复。这就更加突出了人类在大自然生态调控中的责任。人类要正确有效地调控生态,就首先要认真反思自己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深刻检讨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
(3)人的生态生存是人的实践生存的前提。人是大自然生态链条中的一环,决定着人首先必须生态地生存。人能够改造自然获取生活资料,说明人比其他动物高明的地方,在于他还可以实践地生存。两者的关系是:人的实践生存建立在生态生存的基础上。在大自然众多生命的生存方式中,人的实践生存只是生态生存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任何时候,人的实践生存都不能突破大自然所规定的生态阈值,不然就必然会反过来危及人类自身。
现代生态学还指出,人口问题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根据1998年联合国提出的世界人口报告(其他说法都大同小异),公元初,世界总人口只有2.3亿。1804年全世界的人口才达到10亿。到1930年,全世界人口总数也只有20亿。世界人口的高速增长,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0年至1987年,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89%,1960年为30亿,1974年为40亿,1987年达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6]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7年预测,未来5年内,全世界的人口将达到70亿。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安定程度的提高和食物总量的增加。
人口的生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源头上讲,人类衣食住行所需的物质资料都来源于自然界,人口增加就意味着自然界生态压力的增大,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自然界对人口的生态承受能力总有一个极限。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人口都不能过度膨胀。
其次,从实际情况看,受各种因素制约,人口也不可能无止境地膨胀。1968年联合国提出的世界人口报告指出,人口是由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共同决定的。报告运用平均预期寿命和总的生育率指标,划分和测定了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工业化以前的阶段,人口发展的模式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第二个阶段大致相对于工业化起步阶段,人口发展的模式为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生率维持原状甚至略有上升,因而使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第三个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关键阶段,发生在工业化后期,人口发展的模式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第四个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大致相当。[7]这种人口转变理论与历史情况比较符合。
再次,如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当代人片面的生产观和消费观引起的,也和人口激增密切相关。目前世界人口变化趋势是:发达国家出生率不足而发展中国家出生率偏高,世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来说,人口出生率不足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人口减少可以使本国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减小,但由此所产生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在社会结构、经济活动方式、全球政治力量对比等方面所引起的变化,却成了敏感话题。发达国家尽管人口少,却应对全球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的恶化承担主要责任。由于消费主义泛滥,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却消耗了全球75%以上的能源和其他资源,而且是工业废料、有毒物质、生活垃圾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资金和技术资源不足、人口压力不断增加、人均资源拥有量减少的情况下,迫于生计,不得不通过消耗资源存量来图生存、谋发展,不断加大资源开发的力度,也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
最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是解决人口和生态矛盾的当务之急。在物质生产力不发达、人类活动对生态影响不大的情况下,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决定人口的数量;在物质生产力发达物质生产规模大的情况下,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影响所引发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必然反过来影响人口数量和人的生存质量。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甚至可持续维持,事关每个国家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我国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为此提供了有力例证。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指出:清初,中国的人口大概1亿左右,乾隆后期到了3亿,道光二十年到了4亿,在两个世纪里翻了两番。当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主要原因,一是国家地域辽阔,核心地区没有战争,政府重视农业,农民负担较轻;二是明朝末年从国外传入了在山区也能广泛种植的玉米、甘薯、花生、南瓜等高产农作物,它们迅速得到普遍推广,养活更多的人口有了可能。但是,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却是不可持续的。人口在不断增多,人均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粮食的单产和总产都不可能大幅度地提高,结果,便很快陷入了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陷阱”,引发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严重社会动乱,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经济和社会状况都变得每况愈下。到义和团时期,全国GDP仅占全世界的6%,到抗日战争时期,又下降到仅占全世界的4%,不可避免地跌入到了谷底。人口也无法持续增长,到抗日战争时期仍徘徊在4.5亿上下,但生活却变得更加贫困,更加悲惨。[8]
三、生态自然观的基本思想
与机械自然观相比,生态自然观的突出特点,就是把自然、人、社会看成一个复合生态系统,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强调这个复合生态系统、这个共同体是以人的生产实践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其中,自然、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是内生的而不是外在的。
除此之外,生态自然观的基本思想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它是由生物和环境构成的整体,是以生命的维持、生长、发育和演化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生态系统中不同种类的生命构成了生物圈。不但森林草地、江河湖海中有大量的生命存在,即使沙漠和极地中,也有许多生命存在。因此,生态系统的平衡、破坏和演化,都是围绕着生命的维持、生长、发育和演化进行的。
(2)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构成一个整体,无论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对整个生态系统特别是其中的生命产生严重影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生物和非生物是一个有机整体,离开了各种非生物因素构成的环境,生物就不能生存,环境变了,其中的生物就必然面临新的自然选择。二是对每一种生物来说,其他生物都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各种生物之间构成相生相克的食物链,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相互耦合,使得其中的生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食物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三是众多的小的生态系统在相互作用中会构成更大的生态系统,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任何规模大的生态系统或者众多规模小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危机,最后都会殃及地球这个最大的生态系统,进而危及“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这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3)生态系统是开放的自组织系统。生态系统需要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系统中生物和环境、生物和生物的相互关联,与这种交换密切相关。这种交换同物质、能量、信息在系统内的流动、转化一起,使生态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是从植物的光合作用开始的。绿色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把二氧化碳、水、其他微量元素合成有机物和氧气,有机物被食物链中草食动物、肉食动物逐级享用,动植物通过呼吸作用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动植物的排泄物和尸体中的有机物,被微生物分解成简单化合物和元素,返回到环境中。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当生态系统内外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和转化受到干扰时,如果干扰还不足以使系统瓦解,系统的反馈机制就能在适应干扰的同时推动系统进行自我调节。而且,已有生态系统的瓦解也往往伴随着新的生态系统的诞生。
(4)生态环境影响人类的进化。人类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产物,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得出的科学结论。据武汉晚报2009年2月11日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科学家对人类基因变异的最新研究成果,推翻了以前的标准假设,即大约4万年前现代人类在非洲出现以后,就几乎没有再继续进化。事实上,在过去的4万年里,人类进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自然选择的机制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它迫使动植物适应地球气候的变化,也在很多不为人知的方面改变着人类。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不同大陆上的人,在基因上的差别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相像;人类基因组中有7%的基因正在加速进化,这些基因变异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至今还不得而知。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2009年8月4日报道,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发现,基于还不清楚的原因,决定人类男性性别的Y染色体比决定女性性别的X染色体进化要快得多,现在,Y染色体上有不少基因已经消失,而且保存下来的基因也正在退化和消失。
(5)人类在维护全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中负有重大责任。生态系统是稳定和变化的统一。由于人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维护生态平衡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由于实践生存的需要,人类对生态平衡的维护,不可能是消极适应和完全回归自然,而必须是遵循生态规律,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中保护自然。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尽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但它却不是被动的、无限可塑的,况且,在任何时候,人类不可能掌握所有领域的一切自然规律,因此,人类应该放弃征服自然的狂妄,由对自然界的完全祛魅走向对自然界的适度返魅。这种返魅对建立良好的人与自然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自然观强调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包括人在内的各组成部分相互依赖所形成的共同体,人类不仅要尊重共同体中的其他生命,更要尊重大自然本身。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发展。总之,生态自然观用一种整体的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向我们描绘了所有生命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
当生态价值在我们人类的思想和感情上扎下根以后,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就会把自己对待自然的态度,从以往的在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中征服自然,转变为在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中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实施消费生态化就有了认识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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