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消费生态化的主要目的

实践消费生态化的主要目的_消费主义与消费生态化

第三节　实践消费生态化的主要目的

消费生态化是对消费主义批判反思的产物，依据消费生态化的内涵和特征，要使它真正成为体现生态自然观、建设生态文明、落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应当把实践它的主要目的定位在以下方面。

一、张扬生态理性，培养生态思维

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物质制约性对立统一的历史。指导人改变世界的新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是对现实批判反思的产物，而且，按照新思想改变现实，还必须有实现它的物质力量。消费生态化是对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要实践它，就不能仅靠主观热情。这种思考是对近代以来人们赖以推进工业文明的经济理性的辩证否定，张扬的是生态理性。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理性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在存在事物的全体中保持统一性”。^[18]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把握全局，讲逻辑，讲理由。法国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张扬理性，认为理性是判断一切事物正确或者错误的最高法庭。张扬理性为资本主义率先在欧洲推翻封建主义立下汗马功劳，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可以说是在理性的指引下取得的。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理性这一范畴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并把它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肆意发展、向全世界的扩张提供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按照韦伯的见解，理性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步步彰显的过程，可以称为社会的理性化、讲究效率和可计算性、不断驱逐自然界的神秘性和去除人性化的过程。近代以来得到不断张扬的理性主要是一种经济理性，因为它强调要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只有在它的支配下，才会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催生出近代自然科学，科学转化为技术进而转化为生产力才有了持久动力，才会设计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服务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

要形成与消费生态化相适应的生态理性，就必须揭露上述经济理性的工具性和反生态性。经济理性鼓励尽量扩大生产以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鼓励用奢侈消费来满足不断膨胀的物欲，最终把自己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的认识的非至上性的矛盾转化成了对抗性的，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也使自己带上非理性色彩。

因此，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的过程，就是对人类进行再启蒙的过程。在信奉生态理性的人看来，实践消费生态化就是要建设一个劳动和消费得更少但却生活得更好的社会。这样做的理由是:从必要性上讲，受诸多外部条件的限制，在任何时候，人类经济活动的规模、深度和效能都只能是有限的。冲破这些限制的努力最终会达到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外，物质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还要多。当今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就是这个界限存在的明证。从可能性上讲，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的幸福感并非一直和所占有的物质财富、所消费的物质产品成正比地增加，用尽可能少但使用价值大的耐用品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是可能的。

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的主要区别是:

(1)人生追求和生活态度不同。经济理性着眼于满足现实的经济利益和当下的物质享受，把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当成实现上述追求的手段，主张为刺激人的发财欲望、满足人的奢侈需求而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置这样做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造成的生态危机于不顾，追求的是工具理性。生态理性着眼于“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既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又要求为上述发展在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上提供可持续支撑，追求的是价值理性。基于拥有的物质财富多、消费的物质产品多并非必然导向更大幸福这一客观事实，生态理性提倡一种节约、知足的社会，拒斥奢侈和浪费，主张发展生态化的科学技术，用尽可能少的劳动和资源生产使用价值高的、耐用的物质产品，治理已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

(2)对自由的理解不同。经济理性所理解的自由是从个人出发的、讲究自我决定的绝对自由。它认为自由就是摆脱他人的意志，可以在思想上天马行空，在行动上干自己有能力、喜欢干的任何事情。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市场经济造就的社会关系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9]经济成了社会生活的指挥棒，个人自由实际上最终被定位在购买力上。谁的购买力强，谁就更自由。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必然使一部分人的自由以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为代价。所以，奥地利学者柯布断言，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上还是在个人事务上，人们都紧紧地被“财富”这一链条束缚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财富的奴隶，没有多少自由可言。^[20]生态理性把“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当作所有存在的本体，不承认个人有所谓的绝对自由。用过程哲学创始人、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的话来说，由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人永远处于一定的限制之中，因此，“不存在绝对自由这样的事实……自由、给定、潜能彼此预先假定，相互限制”。^[21]生态理性首先强调，自由的本质就是人的自主活动，如果人们消费得少些，就可以劳动得少些，自主活动的时间就多些，就更能增加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其次是强调，自由面临着不可冲破的底线，在我们弄清“人可以做什么”之前必须知道，为着人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千万不能做什么”。再次是强调自由的社会维度和生态维度。在当今，自由的确仍然意味着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但它并不仅仅关乎自己，而是与他人、生态都密切相关，并且和责任、义务相互统一。由于“人们由他们的关系组成。通过关系我们开始存在，离开关系我们的身份无法得到说明。对他人的依赖并不仅仅是为了利益和服从”，^[22]因此，自由就不是完全摆脱他人，而是与他人和谐共处。由于“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自然界就不可能仅仅是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因此，应当承认，不仅人有主动性和内在价值，自然界也有主动性和内在价值，自然界中其他生命也有生存的自由，不能由人随意加以剥夺。总之，由于追求自我完善具有社会和生态维度，生态理性所说的自由，是通过突破狭隘的小我，在与他人和大自然的“相互认同”中获得的。

要使生态理性发扬光大，必须把它贯彻到思维方式中，培养生态思维。

“情商”之父，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在他撰写的《10个改变世界的想法》中，着重强调了“生态商”这一概念，并指出:环境和生态问题起源于人们的“生态无知”;要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仅仅回收垃圾、使用节能灯泡、购买绿色食品等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假如人们能真正认识到消费的生态成本，提高了“生态商”，就会彻底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为了让全社会在生态保护上形成合力，必须详细计算产品在生产、运输、使用和废弃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其他有害物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的解放、发展、自由是相互支撑的系列范畴，都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发挥人的潜能服务的。从生态思维的角度看，实现人的解放、发展、自由，就不仅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摆脱他人的奴役，还要尊重他人、尊重自然，合理调控自身的欲望。在实践消费生态化中培养生态思维，必须把系统思维和矛盾思维结合起来，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1)整体思维。要清醒认识到，实践消费生态化既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也牵涉调整当代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在调整中所遇到的问题，既和人口、资源、环境、生态、气候直接相关，也和贫困问题、发展问题、和平问题密切相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治理，既要发展生态科学技术，也要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创新，更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由于问题和努力都是多方面的，因而必须进行整体性思考，不能顾此失彼;在行动时要选择恰当的切入点，为达目的先创造条件，逐步推进;在评价行动的效果时，也要讲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既考虑局部利益又考虑全局利益，既考虑眼前利益又考虑长远利益。

(2)尊重自然。所有自然物都是人类文明的根基，都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文明之所以起源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是因为人的生态生存是人的实践生存的前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人的异化，对工人来说，主要是因为:“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3]当今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之所以和人类的命运生死攸关，就是因为如果这些问题继续恶化，那就意味着人类将由于不断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最终不得不走向自我毁灭。尊重自然的核心是抛弃仅仅从“有无用处”的角度看待自然物的态度，真正把整个自然界都当成人类的合作伙伴。

(3)面向未来。实践消费生态化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现实离上述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而且不排除每况愈下的可能。著名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如果全世界的物质生产总量每年增长3%，那将意味着每隔23年就翻一番，一个世纪内将增长16倍。地球上的资源不可能支撑几何式的经济总量增长，也没有任何高科技能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以这种方式无限增长。因此，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同物质生产的无限扩大、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是不相容的。最近几年，气象学家一再呼吁，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大规模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全球的气温不断升高将不可逆转，包括干旱、洪水、飓风、瘟疫、饥荒、战争在内的各种灾难将轮番席卷地球。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发出警告:人类满足自己生存的种种需要并非罪过;但一味追求奢侈和攀比享受，却注定要把自己引向灭亡。学者们上述言论所渗透的忧患意识，传达着一种强烈期盼:面对已千疮百孔的地球，人类要创造美好的未来，必须赶紧采取行动，改变对自然界的傲慢态度，改变一切不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张扬生态意识、培养生态思维，不能仅靠当今方兴未艾的生态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科学来推动，还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挖掘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使它们在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中发挥作用。比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丰富的生态智慧。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佛教“普度众生”的信仰，对当今阻止生态危机继续蔓延，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都十分有益，都必须加以批判继承。

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如果说张扬生态理性、培育生态思维是实践消费生态化的思想条件，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则是实践消费生态化的现实目标。在这个目标中，改善生态环境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必要前提，理应受到格外重视。

拿我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以后，我国的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现GDP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全国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绝大多数人已解决温饱问题，正在沿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代价。人们的普遍感觉是:物质丰富了，钱袋子鼓起来了;但天没有过去蓝了，空气没有过去新鲜了，山没有过去绿了，水没有过去清了，气候比过去反常了，人亲近自然比过去困难了，各种各样的怪病也比过去多了。生态环境一旦受到破坏，治理起来就非常困难，见效也很缓慢。灭绝的物种一般不可恢复;即使大规模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变暖的气候也不会马上逆转，更不用说被沙漠化了的土地和融化了的冰川;大量抽取地下水在沿海地区引起海水地下入侵，即使再往地下注水，也无法把它们驱赶回去;已经被污染的水体，除非彻底换水清淤，否则很难恢复，尽管这样做也只是污染搬家，但又谈何容易;被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只能自我净化，过程一般要百年以上……

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是“先污染后治理”。比如，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生态环境一直受到工业和战争的双重破坏，程度可以说举世罕见，严重影响着德国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境内所有河流鱼虾绝迹，居民不敢在河中游泳;重工业区鲁尔白天的能见度宛如黑夜，树木都被煤粉染成黑色，连栖息在树上的蝴蝶也将保护色演变成黑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相继关闭了污染严重的煤炭和化工企业，投入巨资对废弃厂区进行生态修复;在领先于世界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的推动下，德国从工业化社会跨入信息化社会，进一步降低了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经过30多年的努力，目前德国已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24]英国、法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但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上述道路基本不可复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全球的生态破坏比20世纪70年代要严重得多，治理起来难度大得多。二是全球的产业大转移已基本完成，发展中国家再像发达国家那样，向别国转移污染已非常困难，更承担不起治理本国生态污染所需的巨资。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决反对消费主义，坚定不移地走发展生态生产力、实践消费生态化的道路。对生态环境，起码要做到“边污染边治理”。

在保护生态环境上，发展中国家应该向新西兰和古巴学习。新西兰在立国之初，就定下重点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严禁发展重工业的国策，所以一直到现在，它的生态环境基本没有受到破坏。古巴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国，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古巴革命成功后，选择了社会主义。美国对其恨之入骨，政治上打杀，经济上封锁，无所不用其极。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古巴不但生存下来了，取得的成就也令世界瞩目。一些国际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生命行星报告2006》显示，在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这两项总指标中，古巴在全球所有国家中名列第一，而且也只有古巴一个国家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最低要求。古巴没有川流不息的小汽车，也没有令人头晕目眩的高楼大厦，可是已经扫除了文盲，平均教育水平达到了九年级，人均寿命之高、婴儿死亡率之低均可以和美国媲美，其医疗体系的低价高效更让许多美国人眼红。说到底，古巴的发展模式就是兼顾经济发展、生活提高和生态保护。比如，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规模进口汽车和汽车生产线时，古巴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辆自行车，同时还引进了自行车生产线。

有人估算过，如果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现在的生活，光中国人就需要1.12个地球。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沿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已经没有可能，惟一的出路就是在改善生态环境中提高生活质量。实践消费生态化就是为此服务的。

要把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统一起来，就必须正确对待生产和需要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人生产需要的能力”并称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25]就是因为它们之间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制约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人类完全有必要而且可能通过调控人口的生产和调控人们的需求结构，在减轻物质生产压力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什么叫提高人的生活质量，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满足人的需要，发挥人的潜能。这个回答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囊括了人的生命表现的全部形式。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26]

人的各个层次的需要都可归结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此，可以把生产归结为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把消费归结为物质产品的消费和精神产品的消费。其中，对物质产品的需要是生存的基础，因此，在生产、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上展开的斗争，成了人与人关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27]对精神产品的需要、生产和消费，是在物质产品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们一旦产生出来，就会反作用于前者并发挥引导作用。人的宗教、艺术、哲学、科学等活动，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需要，引导人们开发潜能、发展生产、调节需要、陶冶情操，并在这个过程中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人的生产和消费就不再简单地是对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感性占有，而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生存发展更有价值。

当今的生态危机向人类发出的警告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单一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中解放出来。人类只有把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才能最终走向全面发展;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就必须首先降低所消费的物质产品的总量。

要在降低物质产品消费总量的同时不降低生活质量，第一，必须区分人的绝对需要和相对需要。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界定，绝对需要是指不管和我们同处的别人的情况怎样，其他外在条件如何，我们总是需要的那一类需要。这类基本需要是有限的，容易被满足的。相对需要是指那些被满足后会使我们产生凌驾于别人之上优越感的需要。这类需要是无止境的，永远无法完全满足。所以，相对需要是一种原本不需要的需要或者说虚假需要，满足它并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幸福，因为它建立在使别人产生自卑感的基础上。要降低物质产品的消费总量，就必须对相对需求加以合理限制。对此，美国学者艾伦·杜宁指出，“通过道德的接纳来降低消费社会的消费水平，减少其他方面的物质欲望，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建议，尽管它与几百年的潮流相抵触，然而它可能又是惟一选择”。^[28]第二，必须认清消费的生态成本，大力增加对绿色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物质产品的消费与资源、环境、生态、气候密切相关。多消费物质产品，就意味着多消耗资源，增加保护环境、改善生态、阻止气候变暖的难度。为了降低物质产品的消费总量又不降低生活质量，就必须在优化消费结构上狠下工夫。要在必要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多增加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以开阔视野，提升境界，激发创造力;多进行自主的创造性活动，使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和谐。为了进一步减轻对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的压力，在消费物质产品时，还要尽可能消费绿色产品。所谓绿色产品就是消耗的资源能源少、对环境和生态无害的产品。绿色产品的根本特征，就是“尽可能多的天然，尽可能少的人为”。要扩大绿色产品在物质产品中的比重，就必须充分尊重自然界的自主运作，通过促进人的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的相互协调，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中，满足需要，展现潜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促进自己的全面发展。

【注释】

[1]李振基，等.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

[2]李振基，等.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68．

[3]李振基，等.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68．

[4]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6]黄顺基，等.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6～77．

[7]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7～178．

[8]戴逸.清代三百年的经济发展［J］．新华文摘，2008(21):58～60．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10]陈学明.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克服的难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5):74～8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12]杨建华.责任消费:从理念走向行动［N］．光明日报，2008-08-26(11)．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6．

[14]刘仁胜.德国生态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新华文摘，2009(1):144～145．

[15]伯兰特·罗素.悠闲颂［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4．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94．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18]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2．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0]J.B.Cobb.Freedom and bondage to God.a paper for a conference on“The quality of the resurrection faith”，Austria:Vienna，2002:16．

[21]Whitehead.Processand Reality.Free Press，1978:133．

[22]Herman E.Daly ＆ J，B.Cobb Jr.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Beacon Press，1989:161．

[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3．

[24]刘仁胜.德国生态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新华文摘，2009，(1):144～145．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28]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