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依据

第一节　本体论依据

消费生态化的本体论依据也就是生态文明的本体论依据。“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是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中介形成的，是最大的客观实在，生态文明和消费生态化都必须以它为载体。考察生态文明和消费生态化的本体论依据，就是要从根本上弄清自然、人、社会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为同时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依据。

一、“自然—人—社会”不可分割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可以根据意识、宗教和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上述论断中关于人的生存的实践性和对自然界的依赖性的思想，是我们思考消费生态化本体论依据的基本出发点。

从根本上说，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哲学基本问题回答世界的本原，人的问题则回答处于这一关系中的人的地位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实践性，就把哲学基本问题和人的问题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的标志是，它强调人只有主动改造周围世界才能生存发展，实现自身的价值，但是，这种改造又必须在顺应客观世界的物质制约性的前提下进行。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无所不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统统都属于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关系。

从本体论上看，“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是以人类的生产实践为中介形成的。人类通过生产实践，与自然界建立联系，改变自然界，造成人工自然，同时建立起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了社会。通过生产实践，自在的自然界不断转化为人工自然，不过，人工自然的范围无论如何扩大，也不能完全取代自在自然;除了生产实践，把自在自然和人工自然联系起来的，还有生态。生态关联使自然、人、社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也可以说，“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是人类所创造的事物和人类不能创造的事物的有机统一。自然、人、社会的相互关系是:自然界不是人类创造的，人倒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社会是人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但它离不开自然界，它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同时又使自然界不断改变面貌;在人类诞生以后，所谓脱离自然界的社会和脱离社会的自然界，都只能是思想中的抽象;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人与其他生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而且必须靠生产实践来生存，人的自然属性可以遗传，社会属性不能遗传。其中，人的生产实践对自然界的依赖和改造，自在自然和人工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是三者统一的中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认为，能否从事生产实践是人和其他生命的根本区别，人靠实践来生存，不过同时它又申明，自然界是人进行生产实践的物质基础。因为从本体论上说，自然界是人的母体，先有自然界后有人;自然界是人生存的物质基础，离开自然界人就无法生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

人对自然界的依赖和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改造，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主动和受动的双重属性。“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3]

人通过生产实践为自己获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改变着自然界的面貌，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致使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不可能是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致使历史就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致使“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

尽管生产实践如此重要，由于人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人生活于自然界，对自然界有无法摆脱的依赖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又特意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5]

二、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类生活永恒的不可或缺的一般条件，因为它能创造新的使用价值，使自然物更加符合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强调，生产实践必须针对一定的自然条件、依赖一定的物质基础，因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在劳动中，“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7]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自然界的先在性、自然条件的制约性是生产实践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人离开自然界无法生存，也并非在任何自然条件下都能通过生产实践得以生存。

人的生活资料一部分直接来自自然界，如空气、阳光和水等，在这方面人和其他生命没有区别;另一部分来自生产实践，这是人区别于其他生命的根本特征。由于生产实践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变换关系。生产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进行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方式都是通过生产实践建立起来的，这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说法。在生产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然和人与人关系的产生和维持密切相关。

在“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中，物质变换过程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审视。一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也就是自然界不同等级的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代谢，这种变换离开人的生产实践也在进行。二是由人类的生产实践所引起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也就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变换。三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实践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思想，为解释生产实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的相互联系、彼此制约，为揭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实质，提供了根本出发点。依据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实践的界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既具有自然生态的规定性，又具有社会历史的规定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首先是一种生态过程和关系，这是人与自然最基本的关系。同时还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在内的社会经济过程和关系。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能量转换、信息传递、价值转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断进行。

在“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实际上牵涉两类物质循环和两类转换机制。一是生态循环，二是经济循环。尽管从逻辑上可以说经济循环只是生态循环的组成部分，但在实际上，它们在时空上是共生共存的。一是生态机制，二是经济机制。这两类机制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两类循环的共生共存表明它们不可分割，不能单独加以处理;两类机制的相互区别则表明，要使它们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抵消，必须在认识上、价值取向上、方法上做巨大的努力。上述关系还表明，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充满矛盾，既有可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有可能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究竟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牵扯到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人们如何看待和运用它。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掌握的物质生产力比较有限，还不可能对自然界进行大规模改造，人工自然在“自然—人—社会”这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尽管那时人类的个体和个体、群体和群体之间，也矛盾重重，并不和谐，不过，人类在总体上对自然界还抱着一种亲近和敬畏的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稳定，既谈不上和谐，也谈不上恶化;即使人类的不当行为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那也是小范围的事。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加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使人类的物质生产力大大提高。在“知识就是力量”的鼓舞下，在机械、被动、可塑的自然观的支配下，受欲望无限的人生观和崇尚竞争的人际观的驱使，工业文明对自然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改造，人工自然在“自然—人—社会”这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中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便由此而产生。这些问题一旦产生，要补救就要花费很大代价，有时，损失可能再也无法挽回。

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认识上看，是对已获得的物质生产力盲目乐观。没有足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世界的复杂性和因果链条的无限性，即使那些人类成功进行的物质变换，背后也有很多起作用的规律人类并没有真正掌握，人类尚未控制的自然力，比起已经控制的自然力，还要强大得多。认识上的盲目乐观，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短视，以致人们在评价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时，往往“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8]从价值取向上看，只要受欲望无限的人生观和排他性竞争的人际观的驱使，人们就会不顾资源的有限性、大部分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生态系统自我恢复的条件性和缓慢性，凭借已经获得的物质生产力，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界进行肆意索取。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实践，必然会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具有某种程度的破坏性，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三、必须同时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关键是努力做到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相互统一。要促进两者的统一，必须弄清以下问题:

第一，弄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相应观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认为:首先，物质生产力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其次，对已获得的物质生产力不合理使用的根本原因，一是认识上的局限性，二是生产关系对物质生产力的制约。再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是解放了物质生产力，然后又成为物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一旦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就足以使人们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复次，资本主义制度不仅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饥饿、居住和工作环境恶化，被压迫民族的受奴役地位，而且还造成地力枯竭、土地荒芜、河流污染、空气污染、森林锐减等环境和生态问题。最后，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以后，物质生产力还要继续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到那时，人类理想的物质生产将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总之，在他们的视野中，其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既是人剥削人的，也是人剥削自然界的。因此，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思想和科技革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其中，社会革命是当务之急，但它并不能代替思想和科技革命。其二，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生产力不完善、生产实践不合理都密切相关，这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上的原因。

第二，弄清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的相互关系。

有些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主张，要从根本上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性，推行以制度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政治战略。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阿兰·利比兹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生产力范畴来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包含着“肯定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力”，而且“事实上把生产力的发展阐释成了一种超历史的过程”。为了避免这种缺陷，应当把“生产力”理解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工厂、家庭及田野的具体化”，用“与自然相关联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说法取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说法。^[10]国内有些学者也非常强调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在解决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上的优先性，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抽象的人与脱离了人的抽象的自然的关系，而是社会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的关系。由于人被社会化，自然被人化，所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解决应以人与人的关系的解决为前提。不少人还引用马克思“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11]等论断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重视制度变革，首先是因为从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产生和扩散的历史过程看，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次是因为，制度变革在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起来难度最大。他们的观点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也必须看到其中的片面性。

首先，此类观点的片面性在于片面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观点。

上述所引马克思的话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上下文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2]关于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还同时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3]很显然，马克思上述论断中所说的“社会”，不是泛指一切社会，而是特指共产主义社会;所描述的自然界、社会和人的关系，是指三者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理想关系，而不是泛指三者在一切社会中的现实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认为，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维持自己的生命、生儿育女，即生产人的生命，比起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有根源性。所以他们说:“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14]这就告诉我们，现实世界有两种最要紧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必然牵涉的、不能截然分开的两个方面，谁也离不开谁。既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也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何况，在生产实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生产力范畴，人与人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15]因此，断言人与人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优先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肯定是片面的。

其次，此类观点的片面性在于，它没有全面考虑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所需的前提条件。

现代工业文明所引起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也是片面的自然观和价值观的产物。这种片面的自然观和价值观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支撑作用。要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要靠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二要靠正确的价值观和自然观作指导。也就是说，既要有物质基础，也要有思想前提，不然，调整就无法进行。

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也需要在制度上进行相应变革，但首要的，是坚持正确的自然观和价值观。只有坚持“自然—人—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人是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历史属性的内在统一、人的生态生存是人的实践生产的前提条件等根本观点，树立起生态自然观，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生态价值观，才能有效指导生产实践，指导制度和体制变革。

还要看到，在人类历史上，人与人的关系的演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演变并不同步，它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进步，并不总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会跟着改善。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带给我们的就是一幅二者不同步的图像。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其根本原因，来自以市场经济为载体的“资本的逻辑”的泛滥和无孔不入，人类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对待自然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同时并举。

最后，产生上述片面性的原因是没有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毕生关注的重点。

我国著名学者张岂之认为，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今天，他可能会是另一个苏格拉底，因为他将不得不思考与环境有关的哲学问题，从而有可能成为一名环境哲学家。^[16]此话很有道理，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关注的重点是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剥削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尽管也产生了一些环境和生态问题，但范围和影响都比较小，还远远没有达到动摇人类文明发展根基的程度。因此，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总体上还抱一种乐观态度，如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不可能成为他们思考的重点。即使这样，他们也从未做出过在任何情况下“要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首先改变人与人的关系”的论断。

指明这类观点的片面性，不是反过来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调整人与人关系的优先性，或者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取代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主张二者要同时并举。

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正如国内学者周志山所指出的，^[17]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完整看法是:第一，两者互为前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形成的物质前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前提。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实践活动的双重向度，它们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践活动的感性层面，关注的是人们如何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问题，属于实践活动中感性认知或技术的层面，它对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发生学的意义。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实践活动的存在论基础，关注的是人类活动是组织方式和制度保障，反作用于实践活动中的本体论基础，并规定着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的方式、性质和前景。因此，与人与自然的关系相比，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实践活动中更为根本、更为深刻。

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同时构建起来的两种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象，人与人的关系是本质。但是，这种认识并不表明，只有先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那样做，不符合本质与现象关系的辩证法;而是告诉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解决已经存在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必须双管齐下，同时调整这两种关系。

第三，弄清生产力的完善与生产实践合理化的关系。

生产力的完善是生产实践合理化的必要条件，生产实践合理化是完善生产力的直接目的。生态文明的要义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界的自主运作”干扰最小的基础上。要在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完善生产力，克服工业文明的局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生态生产力是人的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的有机结合。两者结合的直接中介是生态科学技术。生态科学技术充分尊重“自然界的自主运作”，可以使人类在物质变换中，“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日本学者岩佐茂指出，要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必须进一步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努力从生态学维度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思想。^[18]他的看法很有道理。

消费生态化对物质产品的要求是简易方便，够用即可。在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过程中，评判物质生产实践是否合理，一要看是否立足于民生，二要看是否少消耗自然资源，三要看是否有利于全球的环境和生态保护。要使物质生产实践合理化，除了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还要有效调控人口的生产和人的需求结构，尽量减轻物质需要对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的压力;调控精神产品的生产，给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促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互补;调控社会关系，使尽可能多的人形成共识，采取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