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要求

第四节　方法论要求

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者之间密切相关，当人们用它们去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时，这三者的统一就转变为方法论。总体上看，实践消费生态化的方法论隶属于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方法论。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目的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共赢”。消费生态化服务于为人类和其他生命造就最佳栖息环境，服务于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服务于找到“通过最少的人为而达到最大成功的道路”。^[35]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消费生态化，主要是回答应采用什么根本方法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这涉及各种各样的因素，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要取得成效，必须从现实条件出发，变革思维方式，优化行动策略。

一、把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有机结合起来

思维方式又叫思维偏好、思维习惯、思维定势、思维模式。它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坚持的根本观点、使用的主要方法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结。简而言之，它是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统一。思维方式制约着人们想问题办事情的视角、视野和思路，对人的思想和行动有定向和规范作用。

实践消费生态化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目的是把提高人的生活水平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努力使人的生命价值与自然界的生命价值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指导消费生态化的根本观点，从必要性、紧迫性上讲，就是人们已充分地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物质财富的增加是有限的，人口的增加和物质产品的消费也只能是有限的。总之，自然界在资源和生态上的可持续支持，是经济、社会和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上讲，就是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增进人的幸福、实现人的价值，并不惟一取决于大量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而是取决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合理互补;要实现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合理互补，就必须把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置于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可持续支持的限度内，努力展现人的需要和潜能的丰富性，在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社会与精神生活的和谐上狠下功夫。其中，关键之举是尽量减少物质生产和消费对资源的消耗、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

指导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的相互结合。矛盾思维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它把事物看成是矛盾的集合体，立足于在不同层次上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它用斗争性、同一性、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次要方面等范畴来刻画和分析事物，主张通过创造条件来促使矛盾转化，推动事物发展，为实现人的目的服务。系统思维是随着系统科学的产生发展、系统思想向各个领域扩展而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按照系统思维，整个世界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系统构成的，任何系统都是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系统与要素的划分是相对的，要素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子系统，系统也可以是更大系统的要素;系统的功能，即它对外发挥的作用，不等于诸要素的功能之和，而是由系统的结构即诸要素相互结合的方式决定的;由于系统结构的非线性和环境的复杂性，系统的演化具有不可逆性，前途具有不确定性，在特定条件下，某些微小的内部涨落或者外部扰动，都会改变系统发展的方向。概而言之，认识和改造世界，必须自始至终关注整体，注重对系统进行结构和功能分析，高度重视其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都属于辩证思维，在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过程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是要充分发挥系统思维便于把握全局、矛盾思维便于把握重点的优势。

系统思维对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可以准确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系统思维的有机整体观，一方面，在“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中，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整体的性质是主要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以整体为中介。因此，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在自然之中，不仅生态环境和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同人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而且，人的生存条件也与环境和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它们关乎着人类的生存质量。另一方面，在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中，人类和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独特性和内在价值并没有丧失。因此，必须适当凸显它们各自的独特性，特别是人的独特性，不能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独特价值归结为自然界的价值，也不能将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的独特价值归结为人的价值。也就是说，系统思维的有机整体观，既强调人和其他物种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强调“自然—人—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并不能淹没人和其他物种在价值上的独特性。其次，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大变革，必须从各方面加以努力。如树立生态自然观、进行生态化生产、发展生态化科学技术、构建可持续发展伦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发展伦理等)、发展生态文化、在政治法律层面上解决生态问题、就生态问题开展国际合作，等等。这些努力要形成合力，就离不开以系统思维作指导。最后，单就消费生态化来说，它和生产的生态化、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是相互促进的。实践消费生态化以消费结构的生态化为起点，需要以生产的生态化作先行，以技术创新的生态化为支撑。这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必须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加以整体谋划。

矛盾思维对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可以突出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必须抓住的关键环节上。如何使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建立在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的可持续支持上，是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根本对策，是发展生态生产力，实践消费生态化，而且，发展生态生产力要服务于实践消费生态化。要在实践消费生态化的过程中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就必须在减少物质产品消费的同时，努力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互补，逐步优化人的需求结构。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发展生态生产力，优化人们的需求结构。

二、认清利益格局，优化行动策略

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必须在认清利益格局的前提下，优化行动策略。

首先，全人类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关系。尽管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物质生产仍然是在国家和地区内进行的。地球在生态上是一体化的，污染是无国界的，物质生产的资源要求和生态后果，必然会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这样就产生了全人类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从应然的角度看，节约资源、治理保护、环境生态有利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国家和民族利益应当服从全人类的利益，人类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所以，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佩奇呼吁，在解决生态环境一类全球问题上，“人类的意识应当领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36]但是，从实际行动看，人们更多地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去看待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全球性的环境和生态问题重视的程度、应承担的责任、履行义务的能力也各不相同。在全球性的竞争中，治理环境和生态付出成本多的国家和地区，收益却不一定最大，还可能影响本国的综合国力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全人类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多数人一般会倾向后者。二是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在竞争和利润的驱动下，它们利用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迫切心情，大搞污染输出，把高污染的生产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把有毒废料和工业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却不愿意在环境、生态和气候治理上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拿它们没有办法。也就是说，在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上，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同的现实世界里，企图完全消解全人类的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现实的。目前能够做的，只能是通过国际条约来规范各当事国的行为，通过宣传环境正义和环境公平，使人们遵守条约的约束。为此，必须大力发挥各种非政府国际国内环保组织的作用。当今，著名的非政府国际环保组织有: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世界观察研究所、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罗马俱乐部，等等。它们的作用，不仅在于制造政治和舆论压力，推动政府的环保行动，更重要的是推动公民环境意识的普遍成长，拓宽解决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的途径，起到国际条约和政府无法代替的作用。同时还要看到，人们在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上的普遍觉悟，像和平和发展一样，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各个国家都在环保和发展经济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和抉择。由于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的全球性，任何国家在这方面的任何积极行动，即使是为了本国利益，全世界也都能受益。关键是要赶快行动。

其次，人的环境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从逻辑上讲，二者不一定冲突，发展生态生产力就是要把它们统一起来。问题是，从全球范围看，由于目前人们还只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追求二者的统一，二者之间的不一致和相互摩擦也是必然的。因为市场经济主要靠个人利益在驱动，环境生态利益则主要靠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推动。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就会在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上产生“公用地悲剧”。一个牧场，如果每个放牧者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不断增加自己牛羊的数量，其结果必然是牧场的毁灭。另外，有些自然资源是在不知不觉中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如新鲜空气、明媚阳光、湛蓝天空，等等;有些是需要经过劳动加工才能被生产出来，供人们享用的，如农作物、鱼类、家畜家禽、各种工业制品，等等。后者由于可以提供交换价值，因而为人们所重视;前者由于不具备交换价值，人们往往对它们的巨大价值视而不见。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所造成的破坏，就是只顾交换价值而不顾环境生态价值，肆意对大自然进行开发和掠夺的结果。比如，早先人们喝矿泉水，是因为其中含有对人有益的微量元素，而现在环境污染的结果使人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去喝纯净水。如果不是环境污染，纯净水哪有交换价值?这就告诉我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往往是不可取的。

如何缓解人的环境生态利益与直接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是生态经济学和生态伦理学等学科的重要课题。在进行类似研究的时候，不能忽视人类自我的多元性。其实，自我既具有利己的一面，也具有群体意识的一面。任何一个自我都具有社会性，人的现实表现与他在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有关。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角色的组合体，他既是消费者也是公民，承担一定社会责任;他既追求个人目标，也能考虑公共利益和社会共同体的需要。因此，在面对人类的环境生态利益时，不可能所有人都会选择只顾个人的经济利益。问题是如何把个体组织起来，有效担负起公共责任，而不是相互观望、互相推脱。这就需要在思想发动和制度约束的结合上，做一系列努力。

在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过程中优化行动策略，应当坚持扩大共识、多方努力、小步渐进的原则。扩大共识关键是做到三点。一是要充分认识到，人的幸福感并不全在于对物质产品的占有和消费，而是在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二是要充分认识到，从注重个人经济利益转变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三是充分认识到，自然界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的可持续支持，是经济、社会和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多方努力就是说行动是多方面的。要认识到，当代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是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失当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牵涉思想提高、制度制约、现实行动等多种因素，只能从多方面加以努力。某一个方面再重要，也不能单打一。小步渐进就是不要寄希望于齐步走。全球性的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是足够多数量和足够大规模的局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综合效应，需要采取共同行动，才能加以讲究。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面临的环境和生态状况各不相同，对解决此类问题的紧迫性、投入的大小和侧重点也会各有不同。但搞了就比不搞强。只要持之以恒，逐步推开，成效就会越来越明显。

在优化行动策略的过程中，还要弄清另外两个关系。一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相关，但又不能相互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和人类本身的和解”。^[37]这就告诉我们，促进人的发展，争取人类彻底解放，必须既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又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消费生态化的关系。生态文明是由工业文明无法解决自身所造成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催生出来的。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既包含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也包含人与人关系的调整，还包含思想观念特别是消费观念的重大转变。这既是一场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力的革命，也是一场社会关系的革命，还是一场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革命。生态文明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抛开工业文明另起炉灶，只能是对工业文明的辩证否定。工业文明在未来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这种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主要因为，一是仍有大量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工业化进程还需要继续;二是工业文明的生命力尚未耗尽，工业文明范畴内的新技术仍会不断涌现;三是跳出工业文明的框架解决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还要做进一步摸索，仍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38]不过更要看到，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对工业文明的变革，比起继承来说，是第一位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6～57．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20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10]参见唐正东.政治生态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吗?［J］．哲学研究，2008，(3):33～40．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3．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3．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1．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0．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9．

[16]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N］．光明日报，2007-08-25(5)．

[17]周志山.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与科学发展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85～92．

[18]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09～113．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6．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6．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86．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248．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24]高文武.可持续发展伦理学的两个问题［J］．哲学研究，2007，(9):110～114．

[25]刘大椿.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9～40．

[26]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0．

[27]刘思华.生态革命、生态时代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兴起［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1):106～107．

[28]崔建霞.当代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N］．学习时报，2008-08-25(6)．

[29]刘福森.生态伦理学的困境和出路［J］．新华文摘，2008，(20): 31～34．

[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3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0．

[32]姚大志.何谓正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

[33]李薇薇，胡志刚.论环境正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1): 57～62．

[34]李薇薇，胡志刚.论环境正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1): 57～62．

[35]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N］．光明日报，2007-08-25(5)．

[36]奥·佩奇.世界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项［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124．

[3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3．

[38]韩民青.21世纪的全球文明走向［J］．哲学研究，2000，(10):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