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思想最早萌芽于环境保护运动思潮崛起，如“后现代的绿色经济思想”“后现代的稳态经济思想”和“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等都是循环经济理论，目的在于寻求一个既可持续的又可生活的社会。循环经济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生态学碰撞融合的产物。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恩·E·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可称循环经济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应该从服从以线性为特征的机械论规律转向遵循以反馈为特征的生态学规律，从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型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理论主张发展的主线为生态工业链，发展的载体为生态工业园，发展的主体为生态循环型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清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为物质资源减量化，发展的根本目标为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同时，循环经济也是人类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协同、循环、自生功能去规划、组织和管理的人工生产、消费、流通、还原和调控系统，是一类融自生、共生和竞争经济为一体的具有高效的资源代谢过程和完整的系统耦合结构的网络型、进化型复合型生态经济。这里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或闭路循环，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有机进化和系统发育过程，包括物质的循环利用和再生 (将时空错置的废弃物资源重新纳入代谢循环中)，能源的清洁利用和永续更新，信息的灵敏反馈和知识创新，人力的培育繁衍和继往开来，资金的高效融通和增值，空间格局和过程的整合而非破碎、融通而非板结、平衡而非滞竭，过去和现在及未来的时间连贯性，代际公平性和过程平稳性以及自组织和自适应与自调节的协同进化功能 (进化而非优化，柔化而非刚化，人化而非物化)。

生态文明建设所坚持的生态安全优先、资源永续利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与循环经济理论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一脉相承的(见图2－2)。一般而言，生态文明观同样以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降低到最低程度为标准，强调将资源、环境、技术、经济、社会、人口等诸要素协同发展，既满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给社会大众提供优良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既要让当代人获益，又要保障后代人的利益，做到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统一。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指导性生态保护纲领性文件，即《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此次会议在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得到了各国政府首脑们的认同，也展现了各国政府对世界和人类未来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从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到里约热内卢的《21世纪行动议程》，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实现了一个从消极的环境保护到积极的生态建设，从单纯获益思维到系统共存思维，从预警性的环境运动到自觉的社会行动的质的飞跃。

图2－2 循环经济理论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也是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一体化的重要战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及预警体系所重点依托的理论基础。循环经济倡导在物质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建立“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新经济模式，以期达到资源浪费少、生产效率高、污染排放少的效果。在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循环经济谋求以最小环境资源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经济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在构建北京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及预警体系时，应特别注意“减量化、再使用、循环”三原则之间的优先排序问题。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首先应考虑的是“减量化”，也就是要先考虑尽可能减少各工序和整个企业的废物产生量，以及天然资源的消耗量，然后才是这些废物的循环问题。在产品的使用和报废问题上，首先应考虑“再使用”，也就是要先考虑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减少一次性使用的产品，然后才是产品报废后的循环问题。

在构建北京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及预警体系时，必须注重这些原则的融合贯通及优先排序问题。再者，必须充分尊重和有效利用循环经济物化的正负能量值及其规律，在城市污染物排放、空气治理、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方面做到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及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强调发展循环经济和可持续生态环境的有机统一，来增补和延伸作为产业活动价值链本应存在的、现阶段仍缺失的“废品→再生资源”链接，从而实现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物质线性流动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闭环流动，将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生态系统中，以最高程度体现经济的循环性和生态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