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预警的源起

生态预警是在社会预警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应用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6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学家R·A·鲍尔出版了《社会指标》一书，世界范围内很快形成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由于社会指标具有测量社会结构，监测社会目标，预测社会发展的功能，所以人们开始用构建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方法来从事社会预警活动。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由一系列经过理论遴选的敏感指标组成，它是一种测量社会危机现象及其运行过程的指标系统，它作为一种特定的测量工具和手段，具有系统性、计量性、具体性和时间性，以及便于使用计算机系统操作等特点。由于它具有全面系统量化反映社会运行状况、监测社会警源、评价警情程度、预警社会危机等功能，因而成为人们进行社会预警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较早建立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在世界经济大危机后为了防止经济过度萧条、预警经济危机而建立的“警报指标”，或称“先行”“先兆”指标，也有的称为“景气动向指数”，用比较敏感的指标反映经济是否景气，并以此进行社会预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哈佛景气动向指数”和美国商务部的“先行指数”，包括失业率、原料价格、股票价格、货币发行量等参考指数。日本政府企划厅的“景气动向指数”，选择了最敏感、最及时的25个指标，包括股票价格、货币平衡余额、开业率、失业率、银行存贷款率、货币周转率等。1965年，法国制定了包括失业率、物价、生产、国际收支、投资等项目的预警对策信号。1986年，西方七国首脑制定了“经济指标相互监测”，列出了10项指标，即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利率、汇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财政赤字率、经济收支、贸易收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外汇储备，据此计算综合指数，进行经济和社会预警。

随着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化，西方学者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对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进行了探讨。1961年，埃·蒂里阿基安提出由三个方面构成的测量社会动荡发生的指标体系，即都市化程度的增长; 性的混乱及其扩张，以及对其进行社会限制能力的丧失;非制度化、合法化的宗教极大增长。20世纪60年代末，F·汉厄提出了一个综合反映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即“富兰德指数”。“富兰德指数”由外汇收入、外债、外汇储备、政府融资能力、经济管理能力、政府贪污、渎职程度等指标组成。1968年至1971年，德罗尔提出了“系统群研究”的分析方法，确立了12项内容的指标体系，鼓励将社会预警的分析与政策相结合。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提出了一个叫作“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的风险分析指标体系，其中包括: 领导权、法律、社会秩序、官僚、程度等13个政治指标; 停止偿付、融资条件、外汇管制、政府撕毁合同等5个金融指标; 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国际清偿能力等6个经济指标。美国外资政策研究所提出的“政治体系稳定指数”，包括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与政治过程指数，评分时各占1/3，成为美国综合性社会分析和预警的重要参照依据。爱茨把社会不稳定指标划分为6个方面: 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人物专权; 大众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程度严重; 社会资源日趋贫乏; 政治动荡不安; 家庭结构处于崩溃状态; 传统文化力量处于崩溃状态。1989年，兹·布热津斯基提出了由国家信念的吸引力、社会心理情绪、人民生活水平、执政党士气、宗教活动、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矛盾、经济私有化、政治反对派活动、政治多元化、人权问题10个方面的指标组成的“国家危机程度指数”，并运用这套指标体系对一些国家的危机进行了社会预警。

我国对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92年，朱庆芳在《社会指标的应用》一书中提出了“建立警报指标体系的构想”，设想了由反映经济、生活水平、社会问题、民意4个方面的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综合报警指标体系”。1989年、1995年、1999年，宋林飞连续对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若干种指标体系，最后修订为由7大类40个指标构成的“社会风险监测与报警指标体系”: 收入稳定性——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 贫富分化——城乡、城镇、农民、地区四种类型的收入差距指标; 失业——失业率及失业保障力度; 通货膨胀——通胀率及通胀压力; 腐败——案件人数、变动比率; 社会治安——犯罪率; 突发事件——发生频率、发生规模、涉及面等。1995年，张春曙针对上海市的情况对大城市的社会发展预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由经济物质、收入与消费、劳动就业类、居住与市政建设、公共安全、环境污染、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风气与廉政建设8类18个警情指标组成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并根据历史经验比照全国的情况对上海市社会发展的18个警情指标的警限做了初步分析。2002年，《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提出了由17个指数70个指标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总之，最初研究社会预警体系时并不涵盖生态预警，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生态矛盾的尖锐化，生态预警才逐渐得到了足够重视和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