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会不断重复地看到某一类现象之后必然会出现另一类现象,故而把这种先行出现的现象称之为“征兆”,并依据这些征兆去预知尚未发生的事情,常常屡试不爽。如“山雨欲来风满楼”“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眨眼要来到”等,就是人们以“风”“燕子”“蛇”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为征兆,预断大雨的到来。城市社会领域中危机的出现也会有征兆可循,如过去人们所说的“大灾之后必有大乱”; 现代人们所说的“通货膨胀率”“基尼系数”“痛苦指数”等,在达到一定程度时都可作为预示社会危机的征兆,我们称之为警兆。在古代,人们由于受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局限,无法找到“先行现象”和“后继现象”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仅仅根据事物之间的外部表象来确定征兆,因而其预警功能不仅有限而且还会有误。
现代人们对征兆的认识,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不是互不相关的,因果相关是事物联系的表现方式。如果事物之间都互不相关,那么人们就无法从已知推测未知。依据因果相关的原理,人们只要准确把握某种事物或现象发展变化的原因,便可以从已知推测该事物或现象未来发展变化的结果。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和普遍的,各种事物现象的交织变化和更替运动存在于因果关系变化之中。而且,由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因而其因果联系也是复杂多样的,形成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等情况。而在多种原因中,又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等的区别。因此,在城市社会预警中,“警兆”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对北京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从复杂的因果关系中找出警兆,并对这些警兆进行科学加工和预判,形成北京生态预警中的警兆指标 (也叫先行指标),从而科学地预报警情——北京生态问题的发生。这就是建立在因果相关性基础之上的北京生态警兆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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