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的历程：中国传统女性美的由来与变迁
(一)“美”之探源
美是人类最古老的追求。在中国古代，早在甲骨文里就有了“美”字。“美”的本义是什么？人们通常说“羊大为美”，把“美”字当作会意字，认为美的本义是指羊肉味道的甘美。这一解释来源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从大。”[1]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进一步附和说：“羊大则肥美。”[2]羊大为“美”，几乎成了定说。但实际上，《说文解字》所解和段玉裁的发挥都有问题，既然“美”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探求其字的本义则应以甲骨文为准。[3]
随着时代的推移，“美”从人的装束引申为指外貌或品格的好，《说文解字》中“美与善同义”[5]的解释，就是指的引申义。“美”还可用来指食物味道的好，所以《说文解字》说“美，甘也”[6]，也是引申义。人们还把事物完好也称作“美”，即完美，《国语·楚语上》云：“夫美者，上下、内外、大小、遐迩皆无害焉，故曰美。”
发展到今天，“什么是美”作为美学的基本问题仍未最终解决。各个学科，无数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作家以及种种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对“美”所下的定义不下数十种。例如，柏拉图认为，世间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分享了理性；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歌德认为，任何事物，符合了自然的目的，健康地发展，这就是美的；亚里士多德说，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美的东西排列要适当，而且要有一定的体积；达·芬奇认为，美感完全建立在各部分之间的神圣比例关系上；弗洛伊德则指出，美是生活，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的。[7]中国现代美学家吕荧说：“美是人的概念”、“美是人的社会意识”；[8]蔡仪则说，美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9]
可见，美的涵义实在太丰富，我们不必要求有某种简要的概括给“美”下一个公认的定义。
(二)中国传统女性美的涵义及其变迁
1.什么是女性美
与“美”的定义一样，古今中外，有关“女性美”的定义也非常丰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甚至不同目的、不同个体等等，都有各不相同的“女性美”的审美标准。这种标准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这就使得“什么是女性美”的答案难以确定。或许可以抽象为——最高的“女性美”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女性的身心得到全面的解放与发展。
但是，抽象、带有普遍同质性、超越历史时空的“女性美”是难以捉摸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千差万别的女性美。
2.千差万别的中国传统女性美
中国传统女性美是千差万别的，女性美的审美标准具有差异性和变异性。差异性包括民族的差异、地域的差异、阶级集团的差异以及个性的差异等；变异性包括时代的变异和个人人生阶段的变异，后者如少女、少妇、老妇，或女儿、妻子、母亲、婆母等不同人生角色。所以，诗经时代的女性美与魏晋时代不同，唐五代的女性美与宋明以后不同，都具有时代变迁带来的不同审美要求。“女性美”审美标准的地域差别也很明显，如中国古代的美女形象，大体是柔弱无骨、小巧玲珑的，这一点，与西方的审美风格迥异，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看不懂西方美女，而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美女也与东方人自己认可的美女大相径庭的原因。
这里，仅以中国历史上汉民族的部分诗文、绘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来看，所赞颂的女性美就堪称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但从内容性质上来看，中国古代女性美大致可分为德、才、色三方面。清人叶绍袁甚至将此三方面与男子的“三不朽”相提并论，称：“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10]色是指容貌美、形体美，是外在美；德和才是指内在美，包括性格美、心灵美。
最早一篇描写女性美的诗篇是《诗经》中的《国风·卫风·硕人》。[11]卫人赞美卫庄公的新娘庄姜道：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其中，第二章细致描写了庄姜的容貌、形体之美。宋儒朱熹释称：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赋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领，颈也。蝤蛴，木虫之白而长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洁白，而比次整齐也。螓，如蝉而小，其额广而方正。蛾，蚕蛾也，其眉细而长曲。倩，口辅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犹前章之意也。[12]
这首诗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庄姜的美丽，“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位十分美丽而活泼的少女，旧有‘美人图’之称”。[13]
篇名及第一章首句的“硕人”，突出表现了诗经时代的女性审美观。“笺云：硕，大也，言庄姜仪表长丽俊好，颀颀然。”[14]这里的“硕人”，特指庄姜丰满、富态和高挑，一“硕”一“颀”便是对“硕人”最好的注释。[15]
《诗经》不仅通过容貌、形体的细节来展示女性美，而且要求女性的内在美，如《诗经》首篇《关雎》中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宋人李昉等解释：“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16]
像《诗经》这样细致描写女性美的古典诗文相当多。如战国后期，宋玉笔下的东家子，身材匀称，肤色白皙，“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17]南朝的诗赋，更毫不掩饰地赞美女子的形态体貌，欣赏女性形体的艳丽娇怜，举止之间的风情流转。江淹《丽色赋》：“东方之佳人，既翠眉而瑶质，亦卢瞳而赤页唇，洒金花于珠履，飒绮袂与锦绅，色练练而欲夺，光炎炎而若神……”[18]；庾肩吾《南苑还看人》：“春花竞玉颜，俱折复俱攀。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鬟。洛桥初度烛，青门欲上关。中人应有望，上客莫前还。”[19]都属此类。唐代诗歌更为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热烈描绘了从后妃宫女到劳动妇女，从歌舞伎到青楼女等各类女性的美。如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写杨玉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王昌龄《采莲曲》中的女性：“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20]
有的美，并不是通过细写形体、面容，而是通过侧面、含蓄的描写(如写旁观者的反映)来衬托女子的美。如：“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21]从此，“倾城倾国”貌，便成了对女性美无以复加的赞美之词。此女子究竟如何美，作者没有具体写，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东汉乐府名篇《陌上桑》对罗敷之美的表现更是这种手法的代表，罗敷的美是通过器物、服饰，尤其是他人的反应来表现的。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看罗敷。[22]
这篇文章首先写她的住所之美、器物之美来衬托她的美貌，然后重点写她的服饰之美，最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她的美貌，无论是行者还是少年，无论是耕者还是锄者，都倾慕她的美丽，激起读者的想象。读者只知道罗敷很美，但她究竟有多美，只能由读者去想象。
3.不同时代的传统女性美
中国传统女性美的千差万别，还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美的审美标准有不同侧重点，而在每个时间跨度里，都会随着社会审美理念的变化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的女性美形象。
按时代来看，大体可说，先秦崇尚健康自然的美。如甲骨文中，女子头戴羽毛是美。《诗经》时代，对女性体态的审美趋向于丰满，欣赏形体的丰腴，女子以健壮、颀长为美；而且，《诗经》时代对女性的审美并不仅仅停留在容貌上，也反映在对内在美的要求上，最终体现在外在与内心的统一，认为美女子应该是美貌兼具美德的。魏晋时期，欣赏秀骨，“疏朗、清爽、骨气洞达的瘦形身材是这个时代的女性审美取向，形瘦而骨现肉减则疏朗洞达。”[23]东晋顾恺之笔下的“洛神”即身段纤细、飘然如仙，他的《女史箴图》也多是“瘦骨清像”[24]，反映出魏晋时代的女性审美崇尚体态清瘦、飘逸。盛唐时期，欣赏女性的丰盈美，这个时期的绘画、诗歌、雕塑等，无不用“面如满月”、“肌肤丰盈”之类来表现女子的形体美，如《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体态丰满，杨贵妃有“肥环”之称。宋代以后，欣赏纤弱清秀，宋人在形容女子形态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是“瘦”字。以几位女作家的词作为例：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醉花阴·重阳》[25]
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
——李清照：《歹带人娇·后庭梅花开有感》[26]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27]
……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皋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
——李清照：《多丽·咏白菊》[28]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如梦令·春晚》[29]
无怪乎人称“瘦”是李清照词的美学特征。[30]
……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独自倚栏干，夜深花正寒。
——朱淑真：《菩萨蛮·梅》[31]
春花秋月若浮沤，怎得心如不系舟。肌骨大都无一把，何堪更驾许多愁。
——朱淑真：《清瘦》[32]
染泪修书寄彦章。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成名就不还乡。
石做心肠，铁做心肠。红日三竿懒画妆。虚度韶光，瘦损容光。相思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对鸳鸯。[33]
——易祓之妻：《一剪梅》
明清以后，更是欣赏“弱柳扶风”式的柔弱美，喜欢那种脸色苍白、娇喘微微、身材细瘦、体态慵倦、弱不禁风之感，所以《红楼梦》中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的形象备受推崇：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红楼梦》[34]
而且，明清以后的女性审美日渐趋向自残性的畸形美，以“三寸金莲”为典型。缠足“使病态之美达至顶峰”，堪称“中国人感官想象力最精致的创作”。[35]当时不少文人欣赏这种畸形美、残缺美，以至于大写所谓“品莲”的文字，赞美小脚的“瘦、小、尖、弯、香、软”。民间判断女人是否美丽，最主要的标志不是容貌、身材如何，而是脚的大小，脚越小就越美。至此，中国传统的女性美被推向了病态的极端。
4.差别背后的共性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美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女性美的审美标准是变化多端的。但是，无论是“环肥燕瘦”，还是健硕庄姜、病弱黛玉，千差万别的背后，仍是有共性的，古人对女性美的看法仍有一些本质相同的共识，其中最突出的，如容貌上，肤若凝脂、明眸皓齿之类；品格上，顺从、温柔、贤妻良母，等等。
(三)中国传统女性美的由来——什么力量决定着女性美的变迁
有必要对传统女性美的根源和标准进行客观分析。它关系到当代女性应该如何塑造自身形象，如何应对男性对女性美的评价，如何促进社会审美心态的健康发展。
应当看到，传统中国女性美的审美标准，存在着一定的自然基础和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36]
1.女性美的自然基础
女性美的自然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的感觉能力和把握形式美的能力；二是长期生物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1)古今中外对女性美的一些共同审美标准，与人类的感觉能力和把握形式美的能力有关。如以女性身材匀称、肌肤光滑细腻等为美，这些感受，“离不开人类形、色、声等感觉器官的发展，也离不开整个人类对形式美因素的认知和把握”。正如荣维毅所说：“自然界的任何物体都有其色、声、形等形式特征，又都有一定的形式组合规律，人类生活在一个光与色、形与声的世界，无时无处不感受到形式因素的存在……对称、和谐等不仅仅是对象的形式特征，也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自然节奏、声音节奏的和谐，与人的呼吸、脉搏有相通之处；色彩的互补与对比，与人的视觉感受一致。”[37]自然界色、声、形不仅仅是它自身的形式特征，也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自然节奏、声音节奏，与人的呼吸、脉搏有相通之处，所以，和风细雨给人带来安详，雷鸣电闪则令人紧张；大红的色彩让人兴奋，淡绿则使人感觉清新……总之，自然界的色彩、声音、形状等形式特征，若符合人的生理节奏和心理需求，就会被视为“美”。所以，如前述，亚里士多德说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美的东西排列要适当；达·芬奇认为美感的基础是各部分之间的神圣比例关系。
在人类丰富的审美对象中，女性美恰恰是这种使人类形、色、声等感觉器官感觉舒适、愉悦、美好的审美对象。女性的相貌和形体特征恰恰符合比例恰当、光滑细腻、线条流畅等人类认知的形式美的基本特征。
(2)生物学研究表明，有机体的形态结构是合目的的自然选择的结果。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物种的延续、繁衍。不难看到，动物界的雌雄两性总有一性的外形更美丽，以吸引另一性，完成传种接代的任务。如禽鸟类，往往雄性是追求者，它们羽毛鲜艳、色彩丰富，以吸引雌鸟。孔雀、鸳鸯等是这样，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家禽鸡、鸭、鹅等，也无不如此；大型哺乳动物，如狮子、豹子，也是这样。雄性是追求者、主动者，也因此更美丽，这种情况在动物界很常见。也有相反的情况，雄性是被追求者，雄性个头较小、颜色不靓，在性方面比雌性害羞；雌性是追求者，雌性的颜色更亮丽，行为上也更有攻击性，在性活动中取主动姿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灵长类动物，有研究者指出，灵长目动物学家通过对雌性灵长目动物的研究，发现：“雌性是竞争的而且有统治欲；雌性富有反叛精神，亦不是社会附属品和保守的化身；雌性是性独断的，并且雌性生活中的能量要求与雄性同样强烈。”[38]
动物的行为模式表明，无论雌雄，其形体特征是与其生理功能相联系的自然选择的结果。
(3)对以上两种所谓“自然基础”，人们也可提出质疑。
对第一方面的质疑：女性的相貌和形体特征固然符合比例恰当、光滑细腻、线条流畅等人类认知的形式美的基本特征，但是，男性美不也是这样吗？男性美的合乎比例、刚劲有力、线条流畅等，不也符合人类认知的形式美的基本特征吗？换言之，女性美的自然基础之一——人类的感觉能力和把握形式美的能力，在女性美与男性美二者之间，并没有特别的偏好。
对第二方面的质疑：长期生物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并没有在雌性与美丽之间直接划上等号，而是两种情况都有，即在动物界，雌雄是平等的，既有雄性主动，雄性以其美向雌性炫耀、吸引雌性的这一类；也有雌性主动，雌性也因此更美丽的这一类。换言之，女性美的自然基础之二——生物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女性美与男性美二者之间，也没有特别的偏好。
但人类社会的事实却是，在进入文明史后，除了个别的民族和文化以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模式：男强女弱，男性主动、强势，女性反之；男性(或社会)普遍关注和要求女性的外貌与形体美，女性则不可挑剔男性。或者说，在人类的两性相互吸引中，单向度地表现为男性对女性外貌的注意，女性需要有更加美丽的外观来向男性展示、吸引男性，女性美成为男性(或社会)普遍关注和挑剔的对象。
人类社会的情况与生物界显然不同，这就使得人类社会所有的单向度的对女性美的要求，仅用“自然基础”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而是另有原因——社会文化。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传统中的妇女的角色并非其自然面目，而是社会化和文化积淀的后果。‘性’(sex)和‘性别’(gender)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是动物与人的分野，‘别’是何物？‘别’来自何处？文化也。”[39]
2.女性美的社会文化根源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代表西蒙·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40]现代美国女权主义理论也指出：男女生理上的区别不足以成为决定男女相互关系和相应地位的因素，而要从社会结构的父权制中寻找原因。[41]无论是生物遗传还是生理特点，以及人类感性能力的发展，虽然都是女性美的自然基础，但并不是男性对女性美的偏爱和挑剔的根本依据。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探讨女性美的根源，归根结底要从社会文化中寻找答案。[42]社会文化中的要素，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1)与生殖崇拜相关联。大量的考古发现、史籍史料告诉我们，早在史前蒙昧时期，先民们已经有了淳朴的爱美之心。我国境内原始社会遗址相继出土了带有神秘纹饰的陶器和精美的木镯、玉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中，留下了大量描绘女性形象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史前人类对女性美的感知是与他们对生命延续的渴望相联系的，其内涵更多的是一种与生殖相关的崇拜。我们可以从神话传说、原始人雕像等资料中得到印证。如辽宁省红山文化遗址等地出土的女性石雕像，从整体上看，大都丰乳肥臀、鼓腹宽腰，史学界多把这些石雕女像称为“生育女神”，看作原始人类对女性的生殖崇拜。“生育女神”形象表明了原始人类对女性及女性美认识的初始状态，“这不是出于对美的向往，而是对生息繁衍的渴求”。[43]
(2)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人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更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男性对女性美的要求，最主要的社会条件即两性社会分工导致的男性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期待和要求。传统女性美的社会文化的根源，要从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中寻找。
在蒙昧时代，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采集与狩猎对于人类生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女性与男性在生理上存在着天然的平等。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中“生殖”的标准就是美的标准。[44]属于原始的宗教崇拜，且以强健为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大分工的变迁，女性美的审美标准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畜牧业和农业从狩猎和采集业中分化出来，女性在传统行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逐步让位于擅长放牧和种植的男性，在氏族组织中的作用减弱，男性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个体家庭产生之后，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公共的性质，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奴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45]，从此，“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外女内”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由此限定了女性的角色仅仅是家庭中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其职能仅仅是孝敬父母、侍奉公婆、相夫教子。女性的活动范围被禁锢在家庭以内，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贬抑。同时，女性的角色分工还要求她必须学会修饰打扮去取悦于男人，要“进得厨房，出得厅堂”，以此获得生存的保障，争取自己在家庭中的一席之地。正是由于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男性对社会、对家庭、对女性都处于主宰地位，使得女性只能顺从而不能反抗，这也就决定了男性可以挑剔女性的品貌，而女性则完全被动，不可能挑剔男性。这种出于生存需要的对男性的依赖，是女性必须按照男权社会的审美标准来装饰打扮自己的社会根源。
简而言之，正是由于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丧失了主体地位，所以在审美活动中也势必如此，女性因此丧失了作为“人”的价值，逐渐沦为被塑造、被审视，甚至被交换的“物”，是被“看”、被“造”的客体。
(3)是男权文化构建的结果。物质生产、社会分工既有自然基础，更是文化建构。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男权不仅主导着社会分工的格局，在制度、思想、精神、文化领域也占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阶级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46]在女性审美观上，也是如此。英国著名性学家蔼理士(Havelock Ellis)曾说过：带着动物雄性打扮的意味，什么时候女性才打扮呢？是在女性失去了地位、需要哀求男人和让男人看自己的时候。因此，男女两性中谁去打扮，关键在于两性的社会地位，即谁处在下风。[47]
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如此。男性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支配着女性的审美活动。女性审美原有的主动性、创造性被剥夺。在对女性的审美活动中，女性只是被动的形象，男性是主动的“看”者，起决定作用是男性的眼光，男性把自己的幻想透射到作为“他者”的女性身上。[48]
男性按自己的理想来塑造女性的形体美，缠足是一个典型，它是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畸形美。无论有多么痛苦，只要女性是处在下风、被统治的，她就只能服从。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镜花缘》中以女性为主导的“女儿国”里，遭受缠足痛苦的是男性，小说描写误入女儿国的男子林之洋被强迫缠足的故事：
一个白须宫娥，手拿针线，走到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个宫娥上来，紧紧扶住。那白须宫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碾了几碾，登时一针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疼杀俺了！”往后一仰，幸亏宫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几碾，也是一针直过。林之洋只疼的喊叫连声。两耳穿过，用些铅粉涂上，揉了几揉，戴了一副八宝金环。白须宫娥把事办毕退去。接着有个黑须宫娥，手拿一匹白绫，也向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个宫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转动。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两足缠过，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时……
……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熏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49]
林之洋缠足的故事让人不寒而栗，古代女子裹脚的真实历程正是如此。
说到底，无论是“环肥”还是“燕瘦”，无论是唐代的酥胸半露还是明清的金莲紧裹，也无论是对潘金莲的谴责还是对林黛玉的怜爱，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审美标准始终是以男性的眼光来判断和界定的，女性从来就是被动的“他者”。可以说，女人作为“美人”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女人“物化”的历史。
不仅如此，男权文化还把其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期待和社会职能的要求内在化、规范化。男权文化明确规定了女性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对男性的顺从，对丈夫的忠贞等。这类论说极其丰富，略举宋人的几例：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50]
柔顺，妇人之德也，非夫子之正也。[51]
父刚子柔，君刚臣柔，夫刚妇柔，朋友者刚柔之合，长幼者刚柔之序，五者交错，灿然成文，天理也。[52]
无不将顺从、温柔等看作是女性内在美的主要标志，并誉之为女性“美德”，大力提倡，加以表彰。
男权社会就这样从外到内、由表及里、全方位地用他们创造的审美标准来塑造女性，试图使女性从容貌到形体，从品德到行为，都用来取悦男性，为男权社会服务。
(4)是女性自身异化的结果。传统女性美的审美标准能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畅行数千年无阻，男性对女性美的偏爱和挑剔能够实现，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女性对男性标准的认同，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内化为女性自身的要求。
传统社会女性美的标准能够得到确定和巩固，与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有关，也与女性对男性标准的自觉认同有关，是女性自身异化的结果。本来，女性美的建构主体是男性，在审美活动中，男性把女性异化为“物”，在这一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审美。对此，女性并非没有抗争，比如，一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美与男作家笔下的女性美就有明显不同，李清照的词是典型的代表。李清照“自是花中第一流”[53]，郑振铎先生曾评论说：“像她那样的词，在意境一方面，在风格一方面，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独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54]她的词并不专注于对女子容貌形体的描摹，而是善于发掘女性的内在美，更多是从女子神态、动作等方面去挖掘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她的笔下，各种类型的女子都有其独特的美。[55]但是，就女性整体来说，对于男权文化构建的女性美标准并无抗争，不仅不怒、不争，反而将其内化为自我认同，成为女性内心的行为规范，女性自觉地成为男权女性美标准的遵从者甚至鼓吹者、倡行者。如才女班昭所作《女诫》，首篇便是“卑弱第一”，呼吁女子要卑弱、顺从：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塼，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56]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57]
广大女性按照男性所指认的形象来塑造自己，甚至为此不惜忍受身心的巨大痛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缠足。“三寸金莲”这种畸形美对女性来说无异于一种身与心的酷刑，俗称“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缠足的历程是血泪交融的历程，今人看来仍触目惊心。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近代“禁小脚”之风开始兴起之际，竟有女性为不能再裹小脚而自杀。[58]至于历代的“节妇烈女”就更不必说了。女性成为自觉的受害者，甚至是施害者，试看，给幼年女童实施缠足的不正是她们的母亲或祖母吗？
浸透着女性卑弱感、物化感的传统女性审美意识，反作用于女性自身，成为女性自觉背负的枷锁，成为稳定男权社会的基本要素。
传统的女性形象是女性性别角色社会定型的结果，是女性自我意识和自觉认同的体现，这是女性的不幸与悲哀。女性自身的这种异化，来自于并进一步造就女性自身内在素质的局限。不过，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实践生活的必然——传统女性被社会分工排斥在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之外，经济上无以自立，政治上没有独立人格，文化上失去话语权，女性被高度非主体化、非人格化，她们只有把全部生命和希望寄托在男子身上才能生存，由此便形成女性依赖、服从、仰视男子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满足于“女为悦己者容”和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所以说，传统女性对男权社会女性美标准的认同，既是女性内在素质的局限，也是社会实践的必然。因果之间纠结缠绕，相互作用。
总之，传统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要求，无论是外在的美貌，还是内在的品格，以及“贤妻良母”的普遍标准，本质上都是女性长期以来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及其所扮演社会角色的真实反映。
正是在自然基础和社会需要的共同作用下，“美”被单向度地指向女性，女性体貌和性格上的某些特点成了古今中外欣赏和追求的“永恒的美”。当今中国社会，无论是从通俗文化对女性美的态度，或是主流文化表彰的女性形象等方方面面来看，在这方面也没有根本超越传统模式。由此，我们便很容易从社会层面来理解，为什么今天的种种“选美”活动，总是单向的、对女性的观赏。
(四)结论
审美观念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史前一直走到今天，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女性美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但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女性美大致离不开内在美与外在美两大方面，内在美即“德行”，经典的表述是“温柔贤慧”、“贤妻良母”；外在美即“容色”，理想的形象要似“弱柳扶风”、“梨花带雨”。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这种传统女性美的话，那个字就是——柔。
传统女性以“柔”为美的审美标准，来自于一定的自然基础，但更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集中表现为：社会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基本模式，将女子禁锢在家庭之内，从根本上排除了女子像男子一样在各项社会活动中发展、提升的可能；女子只能遵循男权社会所规范的女性“美德”，表现得温柔贤慧，服从、听命于男子，当好孝女、贤妻、顺妇、良母；女子还要学会按男性的标准和角色的要求修饰打扮自己，以此来取悦于男子。在男权文化的浸淫下，原本单向度挑剔女性的审美观得到女性的自觉认同，成为看似“天经地义”的社会普遍价值，女性成为被审视、被塑造的客体。
纵观数千年中国传统女性美的变迁史，不难看到，女性美的历史既是女性地位变迁的历史，也是各种社会权力塑造“美女”的历史。女性，乃是一定时空“所捕获的人质”[59]。恰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女性美的标准也不是“天然”的，真正决定女性的形象及其变化的，并不是女性自身，而是“时代”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女性美的变迁，昭示的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是资本、物质文明和技术、历史叙事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社会权力进行微观运作的生动历史和符号体现。[60]
在今天这样一个审美多元化，甚至堪称审美迷乱的时代，我们需要探讨传统女性美标准产生的根源，并站在社会现实、人类发展和男女平等的角度来看待女性美。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传统女性审美观念留给今天的遗产，更多的是负面意义的。直至今天，女性美的审美标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传统，无论是从主流文化所表彰的女性楷模，还是通俗文化所热衷的选美活动等方面来看，无不如此。
那么，什么是今天需要的、真正的女性美？必须看到，尽管传统审美观念是在用父权制的语言窒息了女性的声音，但要想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完全脱离传统，更何况女性的言说在目前还只能且必须使用现成的亦即父权的语言，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61]我们既不能只强调女性美的自然属性，而忽视其社会文化属性，从而导致对传统女性审美观中糟粕的肯定；也不能只看到女性美的社会属性，而抹杀其生理基础，如此会导致极端女权主义。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以主体性加多元性来塑造现实的女性美，构建一个男女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真正的女性美应该有端正的仪表、丰富的内涵、健康的心态、积极的个性；最重要的是，应该像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玛格丽特·富勒早在一百多年前说过的那样：
女人所需要的，不是作为女人去行动或说话，而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去发展，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去辨别，作为一个有灵魂的人去自由生活，从而顺利发挥自己的能力。[62]
真正的女性美，应当是这样的。
尽管离玛格丽特所说已过去了一百多年，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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