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之共同品格

三、“因情而造文”：文史哲之共同品格

诗人为什么能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史学的领域而对历史作出特有的思考与批判呢？其实，不仅诗人可以进入历史领域，史学家和哲学家也一样可以进入诗的世界，进入文学的世界，或用诗性的情感来感悟历史，来思考生命与宇宙的意义。但要做到这一点，它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品格，一个共同的精神，那就是一份真实的情感，一份经过艺术之美、史学之境、哲学之思提升起来的美好的情感。

文史哲的核心品格，文史哲的恒久魅力，在于它必须是美的，是有情感，能感动心灵，启人心智的，故刘勰才说“情者文之经”（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文史哲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内在的统一灵魂与整体精神，是因为人类的心灵世界本是一个可感动的有情的世界，所谓“因情而造文”，“文缘于情”，本是人文世界的本质属性与基本品格。千百年来，人文的世界无论怎样的变化，无论学者们有怎样的治学风格与旨趣，却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只能是“因情而造文”，而不可“为文而造情”（刘勰《文心雕龙》），没有情，没有心灵的感动，没有人间的真情，就不会有人文的世界。你若没有情，你是为文而造情，那文章一定是卖弄的，虚假浅浮的。当然，在文史哲的世界里，仅有情是不够的，这情，即便它很真，也需要艺术化的提升，需要诗性的美化，需要哲思的提升与历史的观照，它才可以成为艺术之情，文学史学哲学之情。同是一份情，同是人生的忧伤愁绪，为何有的就成为千古传诵的感人绝唱呢？我们回溯人文科学漫漫的发展史，我们便可以知道，这人的情感，确实也是可以提升到一种艺术的审美的境界上去，提升到一个更高远的历史时空境界上去的。这里，我们要简单地说一下中国古代诗人表达自己心灵世界与情感的特殊方式，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史哲的这一内在统一灵魂。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诗人、作家，包括史学家们在内，往往有一种古老文明熏染下生成的心灵结构与感受能力。凡自然宇宙间之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鸟一蝉，凡岁月长河里之一人一事，一景一物，一得一失，诗人都赋予了人文之意义和情感之色彩，由此而建立起了中国人那个人性化的生命世界。这个人性化之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也就成了一个可理解可亲近可把握的有情世界。当然，在中国古代诗人和艺术家的眼里，这外部世界的意义，即是由诗人心灵来感知来赋予，那么因为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生命体验，有不同的情感世界，因而这外部的世界也就会因诗人的内心世界之不同而不同，它由此而变得那样丰富，那样千姿百态。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其实正是心中有感，心中有恨，花才溅泪，鸟才惊心；“霜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其实霜何夜不白，月何处不明，只因你今夜心有所念，情有所哀，才觉霜白凄冷，故乡月明。这正是以心观世界，心之不同，世界亦相异。又有诗人说，“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何逊《咏早梅》），把诗人心灵当做梅花之心灵，不说这是我的心灵，而说是梅花的心灵。诗人说，梅花大概也知道自己飘落得早，所以赶在正月就开起花来了，如果梅花不知道自己会早早地飘零，它怎么会这么早就开，怎么会努力去追逐这春天的脚步呢？这其实是诗人对一种美好事物终难长久的感伤情感，但诗人不是直接说出自己心中的这种情感。为什么呢？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情的民族，但中国人的情感既是丰富的，又是委婉的；既是强烈的，又是深幽的。在中国特有的这种文化世界下，人的情感的表达，应该有一种境界，它应该是一种诗化的形式，一种艺术化的形式，而不能是一种粗俗浅薄的形式。如果你有一份深深的感情，直接的本能的说出来，当然也可以，但在艺术化生存的境界上来看，它就失去了人之情感应该有的一种美丽与动人之处，一种诗意的审美境界，别人也就感受不出你的情感的美好。当然，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直接地表达就行了，可是在诗人的情感里，在诗歌的世界时，就应该有所提升，否则就不可能有诗的世界。诗人正要把这种感情美化，要把常人都有的情感提升到可以具有诗歌和审美属性的境界上来。怎样来提升这情感的境界，怎样来使这普通的情感具有审美的特征呢？诗人常常是将人的那份情感与一种美好的事物联系起来，比如，与梅花联系起来，通过写梅花来写心中的情感。梅花是多么美好，多么高尚洁丽。诗人不写自己的情感，而是写梅花的情感。诗人在诗歌里说，梅花是多么感情丰富细腻的生命，它也多么珍惜自己的青春，知道自己生命的短暂，美丽不能长久。它因为知道自己的生命短暂，所以追逐着春天，早早地就开了。其实，梅花哪里有这种情感，梅花只是一种植物，它花开花落，只因季节气候变化引起，是大自然中的一种自然现象。不是梅花知道自己会早早凋零，而是人知道梅花会早早凋零，这梅花在孟春时节早早就开了，是因为人知道这早早开的梅，也会早早地凋谢。

只有人才会预见到美丽的生命将来的命运。对美丽生命短暂难久的感伤，对美好事物终将消逝的忧愁，是人的一种情感，但现在诗人不是直接说，而是以写梅花来写人的这种情感，这就是人的情感的艺术化与诗化，也就是海德格尔期盼的那种“人诗意地栖居大地上”的人之情感化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人的艺术化生存。艺术化生存是一种美化的生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美好的理想的生存状态。可是，这美好的生命却是必定要失去的，必定是短暂难留的。面对现在这美好的梅花，人们就会想到它凋零残败时的未来。也就是说，在现实人生中，艺术化生存，诗化的生存，永远是一种不可企及的梦想，或许它从来就不曾出现，也许它也会短暂出现，但最终有的只是美梦破灭英华消殒的现实。面对必定是短暂的春光，那些心灵细腻敏感的诗人，在面对春天感受喜悦之时，往往会有一种无端的惆怅涌上心头。而当这美丽终于无可挽留地逝去，当诗人早就忧愁的生命凋残无可阻挡地到来的时候，诗人心中的幻灭感就深深如海了。故有诗人说“惜春更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辛弃疾《摸鱼儿》），我喜爱这春天，希望春天的到来，可是我又知道这春天是短暂的，我因为珍惜这春天而怕（甚至不愿）春天来得太早，因为它来得早可能也就去得更早去得更快。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对生命状态的感受。现在，春天还是无可挽留地匆匆而去了，落红满地，飘零四方，正是“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秦观：《千秋岁》）。无情飞红如是，这有情的生命与往事，伴着漫漫岁月之情，和着悠悠历史之魂，同样是这样一种无可挽留的流逝而去了，那你又怎能不生出咏古叹今感悟人生的情怀来呢？

天地宇宙，生命岁月，本就是这样一个浑然而一的世界，那内在灵魂与精神，对于作家、诗人、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来说，本是同一个世界，同一精神与情感的世界。当然，这样的感受，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有或没有，其实在于我们的心灵世界是怎样的。并不是梅花总会只引起伤春的忧愁，其实并非梅花有忧伤，而是你心中有忧伤。你心中无忧伤，怎么可能托与梅花？所谓“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无志怎以托物，无情何需借景？所以，梅花盛开可以使正思乡怀远的游子见之而有感落泪，也可以使钟情的人触景兴怀而充满喜悦，“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开何以触泪？是因为你心中本有感伤！鸟鸣何以惊心，是因为你心中正有恨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山河依旧，但家国已亡，所以觉得旧日山河与城郭都是伤感的世界了。而如果你是一个达观的诗人，一个面对逆境与失败能坦然应对的诗人，一个为了理想与美好事物而甘愿牺牲自己的人，一个相信未来还会孕育着希望与春天的诗人，你也就可能会说“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你也可能就会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你看，这就是人的心灵世界的无限丰富性，这就是所谓的“境由心造”、“因情而造文”，而这也正是人文科学学科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丰富的心灵世界，正是诗人、艺术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为我们构建的一个精神家园了。

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国人构建的这个特殊的“自然—心灵—历史”一体化的情感意义世界，我们才可能读懂中国古代那些将自然、历史、生命、情感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咏史诗，才能将这情感与意义的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用你自己的心灵和情感来体悟，把它化作你生命的一部分，将学问与人生、学术与生命结合在一起。文学、史学、哲学，它们三者是需要互相滋润支撑的。有了史学的境界和深沉，诗人的个体情感就会提升到一种全人类的高度上来，就会具有一种普遍的人性情感。有了文学滋润的史学才会真正是人的史学，才会有感动人心的岁月情怀与现实关照。有了文学之美和史学之境的哲学，才会是一种真正启智心性、提升心灵的智慧之思。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文学史学哲学其实正是一个统一的精神与情感世界，一个有着内在统一灵魂的人类精神家园与心灵故乡。从我们个体之人生完善与幸福来说，如果我们能将那艺术之美、文学之情、史学之境、哲学之思汇集于一体，融会于一身，共同来滋润熏陶我们的心灵世界，共同来感染丰富我们的心灵结构，那我们也就一定会逐渐拥有一颗既丰富又有个性，既鲜活又深沉的健全心灵，成为一个优雅的智者吧。而有这样一个健全心灵的人，一个拥有生命智慧与优雅心态的人，离那人生的幸福与快乐，应该是不会遥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