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接千载”而“心游万仞”

一、“思接千载”而“心游万仞”

应该说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人文学者的个性气质与生命境界”，其实是我们对人文学者之才情志意、生命方式、人格魅力、生命境界之理想状态的一种理论探讨与价值追问，是对人文学者治学风格、创作动力之理想境界的一种期待与向往。因此，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从事人文学术创作与研究的人，都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的人文气质和生命境界。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个人文学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可能有，或者说应该有怎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与才情志意，他对于他自己的学术事业，对于他自己的创作与研究，对于他自己生命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应该作出怎样的意义思考与理想追求，他应该如何将他的学问与他的人生，以某种适当的方式或途径，内在地结合在一起。

许多时候，人们都以为那些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留下不朽作品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们，都是一些圣人般的伟大人物，是一些不同于普通大众的圣人。其实，就世俗生活或社会地位来说，他们也多是一些普通的人，一些寻常的人，更多的时候，他们往往可能还一生沉沦社会底层，生活贫寒清苦，所谓“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陆游《读唐人愁诗戏作》），所谓“诗必穷而后工”（欧阳修语），“文章憎命达”（杜甫语）。诗人作家之伟大，人文思想者之高尚，本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与心灵的境界，与人的外在的社会地位与权势并没有什么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一个文史哲工作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具有怎样的一种心灵结构与精神理想，他具有什么样的一种个性气质与才情志意，对他的学问与事业而言，实在具有某种根本性的意义。如果对他的工作性质与意义的理解，只限于职业的谋生的层面，那他就未必具有一个人文学者的个性气质与生命境界，他从事文史哲之教学、科研、创作工作，只是一种职业行为，一种谋生行为，那他就只能是一个以人文学科为职业或谋生之技的文化人。文史哲当然也可以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之道，从社会之百行百业的角度来说，作为一种职业一种工作的文史哲，也不是说它就比别的职业别的工作怎样的高贵，这也不过是这社会三百六十行之一行而已。其实，真正具有人文精神与境界的人文学者，对普通大众本更有一种关爱之情，一种藐视权贵的平民意识，他从不居高临下地来看待普通大众。但是，他又确实必须立足大地而仰望星空，身处民间而有一种精神之高贵。那是一种精神之兀傲与尊严，一种“兀立在沉实大地上的高贵翱翔”（莎士比亚语），如杜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那在苍茫天地间孤渺而自由飞扬的高贵灵魂。毕竟，我们对于文史哲的期待，从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之技，它应该有一种境界，一种理想气质，因为我们是把它当做人类的心灵故乡，当做人类的精神家园来理解来期待的，它本是一个精神与意义的世界，一个超越与理想的世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世界中，为什么有一些以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为职业的人，并不具有人文学者特定的精神气质与人格特征，相反，一些从事自然物质世界和社会问题研究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却可能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感、人文理想或人文气质。因此，所谓“人文学者的才情志意与生命境界”，本是一种内在的生命追求，一种内在的生命态度，而不是一种外在的职业属性。因而，可能有缺乏人文情怀与人文志意的哲学教授、文学教授和历史学教授，也可能有充满人文气质与理想志意的物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爱因斯坦既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但他更是一个有着深厚人文情感人文关怀的人，一个对于人类的命运，对于人类的精神提升与完善有着深深期待的人文思想者。惟其如此，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著名大学，给那些在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有优秀成就的人授予的是“哲学博士”的荣誉，而不是物理学博士或天文学博士的学位。就此来说，当我们讨论人文学者或人文科学家的个性气质与生命境界这个命题的时候，主要是一种对人文学者或人文科学家所追求或所具有的理想人格、精神气质、生命境界、才情志意的意义思考与价值体验。

独特的个性气质与才情志意，对于人文学者为什么总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呢？我们说，人文科学的永恒使命，人文科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它本是生命心灵故乡与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建设者，在于它本是一种唤起人类良知的精神力量，一种在人的生命世界里培植起宽厚人道精神与人性温暖的力量。而一个人文学者，一个诗人作家，一个关注人类历史与命运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能否在这个心灵与精神的独特世界里有所追求，有所成就，有所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在他的生命世界中，在他的心灵深处，是否有一种可与这个精神情感相通相感的超然之志，慷慨之气，在于他能否从个体之有限生命境地中超越而起，去“心游万仞、思接千载”，当然，还取决于他是否有一种与精神情感世界相一致的对理想主义和真善美执著追求的生命信念，是否有一颗敏感、细腻、丰富的心灵，是否有一个宽广深沉而又极富包容性与接纳性的人文情怀与人文胸怀，并能用这样一颗心灵，这样一个心胸，去个性化地感悟体验人的情感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和多样性，去对世界各国各民族那极为多元化与多样性的宗教情感、价值理想、道德信念、民族精神，作出理解与关爱。

因为这样的特点，总的来说，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创作与研究，也就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必须借助于基本的物质条件作研究与创造的基础，必须有足够的硬件设施、财政经费的投入。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当然也需要物质上的投入，也要有基本的研究条件，但对于人文科学进步发展而言，对于一个人文科学家的创造性成果的取得而言，也许它更依赖于一种自由、宽松、民主的学术环境与学术制度，更依赖于形成一种极富多样性和个性化的学术传统与治学风格，更依赖于人文学者保持一种好奇的、充满青年般活力的心态，保持一种超越性的理想与自由精神，从而在人的精神和情感这个无限丰富性和个体性的世界里去漫游探索，让心灵和思想自由地驰骋、幻想、飞扬、流动，追求一种在世界上“诗意地栖居”的存在境界。只有这样，人文学者才能为人类提供极富个性化的、充满灵性和情感的精神文化成果，才能以他们那极富精神启示意义的思想来满足人类在精神观念、生命意义、价值理想、情感追求方面的多样化需要。

可以说，古往今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学者的个性气质与才情志意，学者对于学术与人生的看法与态度，对其学术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始终有着特殊意义和影响。当然，这种意义与影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具体的表现形式与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强调知行合一的学术精神和治学原则，认为做学问也就是做人生。在中国学术传统的世界里，艺术的世界、哲学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史学的世界，也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是他自己的个性志向与生命理想的一种外在表达形式或存在方式。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人文思想家追求的事业理想与人生使命。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理想，并不是超然于思想家的生活之外的纯学术追求与知识探究，它同时也是学者们自己生命存在的基础与动力，是指导自己人生实践的一种理想与精神气节。对于一个以此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根基的学者或思想家来说，他必须对他在学术与思想中追求的理想与精神有所行动。人们强调重践履、重修身、重气节的学术之道与生命原则，养一浩然之气，堂堂正正立于人世。这种精神正气，这种生命理想，这种志向精神，是伟大文史哲作品产生的基础与前提。蝇营狗苟的人生，唯唯诺诺的性格，创作不出气势雄浑的作品，产生不了超凡脱俗的思想。杜甫追求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理想，并不只是个诗歌创造技巧、修辞学、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更是一个诗歌的个性气质与精神灵魂方面的问题。在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人生实践中形成的将学术与人生统一起来的传统，也影响了后世西方的学术思想史的基本走向，对后世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产生了深远的垂训作用。

当然，人文学者的个性气质和精神禀赋与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完全等同或简单对应的关系，这两者间的关系实际上要曲折隐晦和复杂得多。学者的个性气质与作品的风格，学者的心灵结构与作品的品味神韵，两者之间不相对应的情况，在人文世界里也是常见的。苍凉浑厚的边塞诗歌，可能出自一纤弱文质的闺秀之手，伟大高尚的作品背后，也可能站着一个性格低俗的作者。这是因为文史哲的作品本身，可以在精神世界的理想性追求方面展开自由的翅膀，但人文学者本人，却是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社会里，他与其他人一样会表现出世俗人间之种种善恶美丑品性。但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还是可以说，一个人文学者如果没有一种独立自由精神，没有一个宽厚仁爱和富于同情心之个性禀赋，如果他的精神世界里没有蓄养一浩然之气，要写出惊天地、泣鬼神、流传千古的伟大作品来，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说，一个有所追求有所成就的人文学者，他的才情志意与个性气质，往往是最具独特性、最具个体性特征的。他的个性气质与心灵志向，可能是清晰如水的，也可能是深藏幽深的，甚至更可能是矛盾困惑的。他们也可能兼有科学理性和艺术灵性两种心灵结构与个性气质。他或者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或者神思飞扬、任性浪漫，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性情是庄重理智，还是狂放不羁，是刚劲强烈，还是含蓄典雅，人文学者要在这个以人的精神、情感、理想、意义为感悟体验对象的人文世界里留下传世的作品，感人的论著，他总会形成某种独特的个性气质与价值信念，一种超越现实向往无性的生命理想，一个情感深沉博爱而细腻敏慧的内心世界。如果没有这种人文气质、人文情怀与人文理想，哪怕有一流硬件设施和资金的投入，哪怕他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获得过硕士博士学位，也难以创作出感动人心的人文科学作品。惟其如此，在人文科学发展史上，那些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领域留下传世之作的伟大学者、思想家，往往有一种卓然不群、特立独行的性格，一种“世人皆浊我独醒”的圣哲先贤的孤寂人生经历和情感痛苦。当然，我们在人文科学的世界里，常常还会看到有一种似乎反常的现象，即那些在人文科学世界里留下传世之作，在史学、文学、哲学学科领域留下长久身影的人文学者或人文思想家，有许多并不是科班出身的职业性、专业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而是一些“非学院派”或非专业科班出身的人。施宾格勒是一个哲学家，但却是对20世纪西方历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非学院派历史学家，尽管他在基本史实方面常常出错而为当时的学院派历史学家所蔑视。郭沫若本是学自然科学的，但他后来对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影响却如此之大。维特根斯坦并未受过什么规范的专业哲学教育，却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这或许是这些“圈外的人”，“站在史学之外来看史学”，“以非哲学的目光来看哲学”，少有正统学究或学统积习的束缚，才得以放思想之自由神飞，任性情之畅快漂流，无所羁绊，无所顾虑，合上了人文科学本有的那自由精神与浪漫气质，才写出了人文科学的伟大真品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