亘古而常新的永恒信念

二、亘古而常新的永恒信念

一般来说，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那种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科学发展序列是很清晰可见的。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科学进步发展史是一个旧知识不断被新知识取代，旧理论不断让位于新理论的科学体系与科学思想新陈代谢过程。科学进步发展的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的向着更高更新的目标发展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在自然科学领域，19世纪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时期的自然科学世界的核心问题，与中世纪时期甚至17、18世纪时期的自然科学世界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在21世纪到来的今天，自然科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又与19世纪末有了根本的不同。

比如，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已经发生了几次具有根本性的革命，科学进步发展的这种直线式的进步过程及其显示出的不可逆转性是非常明显的。今天的物理学家，不会再去探讨牛顿时代就已经被解决了的问题。就自然科学的内在发展过程而言，它具有由旧理论向新理论过渡，旧的科学问题被解决后科学进程便向着新的领域过渡转移的特点。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如同一条向前奔腾而永不回头的江河，总朝着更新更高的世界奔去。因此，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如果是同一个科学问题，如果它已被前人解决了，后人就不需要再去做重复的工作，后人就可以也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前人的结论与成果的基础上来开始他的工作，以前人的工作为起点来把科学向前推进，提供更新的、更全面的、更先进的科学成果。除非有了新的观察事实或经验与原有的理论不相符合，需要对原有的理论、结论作出修正，否则后人可以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开始他的工作。从这一点上来看，自然科学史是一种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量变到质变、从科学的常规进步到发生科学革命的进步史，因而自然科学的思想、结论、理论的新陈代谢、知识的新旧淘汰率和更新率都是十分明显的。

但人文科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与演进，与自然科学史中那种明显的逻辑结构顺序性和层次性却有所不同。在人文科学领域，虽然也有知识的新陈代谢与更新，也存在着知识的创新与新旧淘汰现象，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却还有另外一种更突出的现象，那就是人文科学一些基本主题与命题的重复性与永恒性。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人文科学虽然是如此古老的科学，文学、哲学、美学、历史学、艺术学，常常被称为古典研究或古典科学，人文学者也时常被称为古典学者，可是有着如此古老悠久历史的人文科学，自它产生以来的几千年中，学者们所探讨的研究的，其实只是很少的几个基本问题。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们，对这些共同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或采取了不同的解答方式。所以可以这样说，人文科学不过是一些永恒性的思考活动，在人文科学的世界里，没有永恒的人生定论，但却有永恒的人生问题值得去思考，没有一劳永逸解决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却有需要反复追问体味、永远探究思索的意义与价值问题。比如，那对“天人之际遇、古今之变因”的追究，那“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天问”，那对人的本质、世界的意义、生活的目的，以及对什么是理想、幸福、正义、美丑、善恶等等问题的探寻，所有这一切涉及人类最一般性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是如此之古老又是如此之现实，它们实际上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与不变的结论，而是需要每一个时代的人文学者与思想家们——哲学家、文学家、诗人、作家、历史学家们——作出与各自的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解释与说明，赋予这些古老的话题以新的意义。

人文科学的这一主题永恒性或重复性特点，使得人文科学既是古典主义的，又是现代主义的。每一种伟大的哲学思想、文学情感、历史意识、审美观念，都在重温着一些古老的梦想，都在重复着一些永恒的话题，也都成为每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成为与某一个特定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与情感。由于人类的历史和时代具有它的不可重复性和再现性，所以在漫长的人类精神观念发展史上，可能耸立着一些后人似乎永远无法超越、甚至难以企及的精神思想高峰，可能耸立着一些只与某个不可再现的伟大历史时代相联系的伟大史学、文学、哲学、艺术与宗教。这些在不同历史时代里隆起的精神思想高峰，这些在不同时代里出现的伟大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诗人、作家和思想家，如无极雪域高原之群峰，虽然群山连绵，有万峰并峙，但却峰峰不同，各显特有之神韵与尊严。这正是人文科学所特有的不可重复性与独特性。古希腊的史诗、雕刻建筑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与音乐，莎士比亚的戏剧，贝多芬的音乐，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与宋词，公元前后在东西方出现的伟大宗教文化——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和道家的那些伟大思想先知、宗教先哲和传世经典，都成为后世不可重现或后人似乎永远无法越过的精神思想高峰，后人只能对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进行不断的重新理解、体验、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后人文科学的发展史，不过是对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这些伟大典籍所蕴涵着的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人文理想与人文精神主题的重新解释和理解而已。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与新的时代相联系相沟通的新的解释与理解。这种重新理解或体验的人类精神观念演进史，正是人文科学发展史的一大特征，在这里，人文科学的进步史所显示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知识与理论不断“取代”与“增长”的历史，而只是一种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气息的人类精神观念演进史。

于是我们便会看到，在人类漫长的精神追求路途上，曾涌现出一些永不再生的伟大“先贤圣哲”或“精神巨人”，他们为人类构筑起坚实的心灵庇护所，为人类营建起温暖的精神故乡与家园，使人类获得心灵抚慰精神皈依。他们的伟大人性力量与思想光辉，照亮了人类的心灵，指引着人类艰难地走过漫长的历史而不为精神愚昧所遮蔽。古人曾这样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在世界历史上，像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这些先哲们，还有那些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出现的无数的杰出思想家、学者、艺术家，他们在各个时代或如横空出世英雄，在人类精神追求的沥血苦难路途上披荆棘，拓荒野，带领黎民苍生走过茫茫荒原，并给后人留下一笔永恒的精神遗产。他们又或如飞逝流星，划过人类精神求索的漫漫夜空，闪现一丝光明便溘然永逝，但后人却可以从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中获得亘古而常新的精神启示和智慧力量。他们的思想和智慧，在以后的不同时代和环境条件下，可以被后人重新理解重新发掘，并被新的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从而成为与时代并进的不断更新不断重建的精神思想财富。就此来说，人文科学是最古老而又常为新的科学，它既具有浓浓的古典主义精神，又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气质，这正是人文科学的发展进步史之独特之处。

从人文科学的特定角度上看，人类价值体系的进步与发展表现出的并不是一种知识数量上的增长和旧理论取代新理论的过程，而是一个人类对于一些与人类本身伴随始终的终极性的价值问题作出与每一个新的时代相吻合的新的解释的过程。这里所谓的与新的时代相吻合，也就是与每一个时代的人类的理想精神追求与意义寻问相吻合，与人类心灵之完善与提升的目标相吻合，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样的意思。因为价值的合理性与意义，总是在与特定的主体相联系时才成为可能的。知识体系作为一个真伪判断的事实性存在，它具有自身独立存在基础，它并不因为对这一事实进行判断的主体之不同而不同，而价值体系的意义，对它的解释和理解，却不能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而我们知道，作为人文科学价值体系之主体的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实践性的存在，他总在历史和实践中展开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历史实践中改造着自己，使自身获得新的本质与特征。主体的这一历史实践进程，使他对于价值体系的理解和要求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使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性和时间性的发展变化的体系。价值主体的这一历史性和实践性，使得关于价值主体基本存在本质与意义的那些人文科学基本命题本身，虽然具有永恒的意义，但却没有永恒的定论或结论，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对这些基本命题的解答与追问，人会根据自己的主体需要来做出，而这正是人类追求自己本质的过程本身。人文科学基本主题的这种超越时空的意义，要求每一个时代的人根据自己的主体需要作出新的追问与解释。因此，一部人文科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同时代的人根据自己的主体需要和理想，对那些基本的永恒性的主题作出的新的解释与理解的历史。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不同时代的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人类精神探寻追问的一种努力，它的价值与意义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是一个真伪对错的判断问题，也不存在前人的思想过时陈旧的问题。作为人类精神价值领域的一种追问与思索，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学家、美学家，在人类精神价值领域做出的努力，留下的精神财富，都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的。惟其如此，在人文科学领域，才会形成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跨越时代的“经典”，才会出现对这些跨越时代的“经典”进行反复阐释解读的人文科学发展模式。

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知识的新陈代谢极快，科学家们对于物质自然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一天天地深入，一天天地扩展。随着知识的积累，一个又一个的科学真理被发现出来，被人类所掌握。知识积累与更新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识被淘汰被超越的过程。科学真理的发展进程中旧学说被新学说取代，使自然科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从低级向高级进化，不断创新不断否定的发展模式。自然科学的这种知识与理论“折旧率”是很高的。今天，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常感叹知识更新已是如此之快，现代科学技术真可谓一日千里，科学家稍一懈怠就要落伍。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要特别重视知识更新与知识创新，要特别强调年轻科学家的发展问题。有人比较自然科学知识量的增长速度，认为现在三年的增长量，是本世纪初三十年、牛顿时代三百年、石器时代三千年的增长量。相比较而言，人文科学却可能呈现另一种图景。在人文科学的世界里，知识与思想的有效性会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与持久性，更容易形成一些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经典性”的成果。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论述、著作，在今天依然是具有重大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科学世界里会留下一些对后世具有永恒价值的古老文献典籍。我们很难轻易地说，两千年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孔子、屈原、释迦牟尼的思想和他们的论著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他们涉及关注的不是一些具体的知识与问题，而是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本质问题。这些问题，在两千年前就由这些圣哲先贤们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哲理的方式、普遍性的方式提出来了。它们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人类思想与智慧的凝聚与结晶，所以才可能成为经典性的思想与著作。

人文科学的这种经典性演进特点，甚至还成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汇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自然科学精神转化为人文精神的一个基本方式。我们看到，那些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曾经是极重要的文献和著作，在当时曾导致了自然科学的重要变革与革命，但在以后的自然科学领域内，它已被新的知识和理论所取代了，自然科学家们已经把目光移向那些反映最新科学进展的论著和文献。而那些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学论著，比如牛顿、开普勒、达尔文等科学家的著作，在以后时代却可能进入了人文科学家的视线里，被纳入了人文科学的知识与思想领域，由反映自然科学进步史的典籍转化成人文科学世界里反映人类思维与精神演进史的典籍，成为人文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或美学家阐释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重要著作。比如，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们，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他们当年的科学论著、科学活动与科学发现，今天实际上更多的不是出现在大学理科的讲台上，而是更多的出现在大学哲学、历史学、美学、伦理学的讲台上，更多的是为人文科学家而不是自然科学所研究关注的。人文科学家会从他们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发现中揭示出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揭示出对现代人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精神和思想财富。

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总是会到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去重新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财富。从这一形式上看，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好似没什么进步，甚至是今人不如古人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是在退化在衰落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人文科学也是在进步发展的，只不过它有着与自然科学不同的进步模式，不能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模式来判断人文科学的进步问题。不过，人们确实常常会感慨人类文明在精神世界领域的迷失，感慨现代人在精神世界上陷入的困境，应该说这些感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会不断的进步，知识会越来越多，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先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不是有相应的进步和发展呢，人性是不是会伴随着自然科学与经济的发展而进步发展呢？生活在20世纪这样一个经济科技高度发达时代的现代人，是不是在精神与道德方面也相应的比古人要先进美好得多了呢？古人与今人在伦理道德与精神世界方面有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历史可比性呢？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史的进步过程来看，似乎一直存在着经济科技进步与道德价值失落的二律背反现象，恩格斯不也说过：“数千年的文明制度的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7页）。尽管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原始的平等与道德的失落，但正是由于人类在精神世界确实面临着这些要比自然科学和经济生活复杂得多的演进过程，人文科学本身的进步史也就要比自然科学在表现形式上复杂得多，会出现更复杂的甚至矛盾的现象。其实，人文科学的危机，也正是人类自身、人类精神世界危机的表现而已。这些，都是人文科学的进步史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一致的地方，也是现代人类在经济科技迅速进步的同时尤其需要重视人文科学的建设，加强人文精神世界的建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