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场地

五、建筑与场地

场地具有怎样的内涵与属性？一块建造活动发生之前的场地特征与最后落成的建筑形式之间有联系吗？如果有，该是怎样的联系？如果场地也被纳入建构的基本内容之一，那么场地与建筑之间又该遵循怎样的建造逻辑？这种逻辑又该如何彰显与表达？

1.概念与内涵

任何一个建筑物或构筑物都是由一块空地或场所承载着。我们将这块地称为基地或场地。可要定义这两个概念，又是一个颇为麻烦的事情。基地通常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场地似乎包含更多丰富的具体内容，例如地形、地貌、植被、坡度等。在绝大多数场合，这两个概念又几乎有着相同的含义。所以，这里也便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视之。不过，细分开来，场地的含义又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场地是相对于建筑物而言的室外空间与场所，例如广场、停车场、室外活动场等，注册建筑师考试的科目之一“场地”就是关注这方面的内容，然而这其中的场地已经完全沦为一个技术的话题，显然不是本章节想要探讨的内容。在这里，场地更多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是承载建筑的基地（或用地），有着地形、地貌、水文、气候、周边建筑与环境等特征，同时也包含着其上原本生长的植物、曾经居住于其间的居民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文故事。

场地与建筑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综观当下的许多现代建筑，似乎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彼此间看不到多少联系，如果说有，几乎也只是承载与被承载的关系。刘东洋先生在“基地呀，基地，你想变成什么？”¹一文中对建筑师们（包括建筑系的学生们）踏看基地的方式进行了颇具戏剧般的描述，并将之归纳为“建筑师看基地，多半是去看一块即将成为一尊现代化雕塑的展示场地。这场地没有俗人的气息，亦无风雨与历史。”同时指出，建筑师们在看场地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有两股势力是沉默的，其一是原住民，其二是土地本身。这种概括或许有点绝对，但总的说来，应该还是中肯的。因为只要我们放眼看看身边那么多的房子，绝大多数都是遇山劈山、遇水填水，将场地平整的干干净净之后，再叠砖砌石，植树造景，看起来美丽如画，只是再也很少看到场地上的原本内在的生态关联与人文足迹，那些居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场地的确只是一个建筑基地或建筑用地，除此之外，看不到更多的内容和含义。正是针对如是的建筑与景观设计，俞孔坚教授大声呼吁设计应重新回到场地之上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这类朴素而根本的要素，“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及人文的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息地、土地是需要科学的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土地是人人所以之为归属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²。

当我们回望那些地区建筑的时候，会发现建筑与场地在各个层面的关联均密不可分。恰如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也孕育了一方建筑，而“水”与“土”恰好是组成场地的最基本的要素。其实，任何地区的建筑，都离不开诸如气候、资源、地理、生物等自然因素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等人文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场地所传递的信息和作用的方式千差万别，人们对它的主观应对也各不相同，因而造就了多种多样的住居模式，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每一个地方的住居模式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代代相传，忠实地反映着这一地区的特质。也正是这种场地与建筑的内在关联，居民的场所感与归属感才得以形成，达到一种“定居”的状态。正如舒尔茨（C.Worberg-Schulz）所说：“居住即意味着定居，而定居（dwelling）就存在的意义而言，是建筑的目的（purpose）。当人能在环境中定向并认同环境时，他才算定居，亦即当他认为环境有意义时他才算定居”³。

四川石柱县西沱镇民居

四川西部羌族民居

不同地区的住居模式不同地区的住居模式差距甚大，但是同一地区的住居，从单体到聚落、从细部到整体均显示出一种高度的一致性，如同生命的繁育与生长一样，也有一套法则控制着它们的发展与演变，其精致与和谐的程度令人惊讶。（图片来源：季富政.乡土建筑钢笔画.四川美术出版社，2002：29，70.）

在建筑风貌的层面，不同地区的民居，其个性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场地特征的积极应对，因而建筑风貌的形成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民居中的空间布局、风格样式或许不再适合当下的生活方式与审美习惯，但是，它们对于场地的态度与应对方法对我们依然具有借鉴与启发价值。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当下城市与乡村风貌的趋同，一方面是源于方盒子般“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流行；另一方面则是对待场地采用了“一视同仁”的态度。无论何种类型的场地，出于消防、日照、行车、建造的经济性等这些强制性或习惯性认同的规范与要求，其处置方法如出一辙，于是经人为改造后原本千差万别的场地也变得大同小异，相互趋同。原本极其自然、个性的场地景观就这样消失殆尽。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建造的材料、风格与样式要想重回地域、拾回往日那样鲜明的地域特征或许已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必要性也同样值得怀疑），但是，对于场地特征的保留与强化，或许是创造自身特色的有效途径。

相比地区建筑与场地的内在呼应与关联，当代城市中建筑与场地的割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从“定居”向“移居”这一模式转换的结果。房前屋后的那些河流、树木等不再具有生产、生活上的意义与联系，而仅仅是景观与审美的对象与资源。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转换，那些有意模仿传统与地区建筑的建造方式（例如材料、做法、空间模式等）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奢侈”，而那些基于工业化生产的建造方式却成为最经济、最实用的模式，如此尴尬的转换之中不禁让我们反思：场地与建筑在当下究竟还能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

2.场地的对应措施：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⁴

通常在大多数的设计过程中，建筑师对于场地或顺应、或改造，其处置方法看起来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与过程（例如通常所说的“三通一平”就是典型代表）。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和尺度，我们会发现怎样处理场地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往往与人们对待场地的认知观念以及时代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认知观念，就有怎样的场地应对举措；有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往往便有怎样的场地处置方略。在“防洪观念的变迁”章节中，笔者从时代精神与价值观念出发，对于各种各样的防洪观念进行了梳理，将这些观念用于场地之上，竟然发现惊奇的相似，也可以概括为躲避（例如巢居）、防与堵、利与导、主动改造、整体系统的场地观等多种多样的观念与方法。在科技与经济均落后的农耕时代，建筑通常是以一种较小的代价以及被动的方式去适应场地，而进入工业时代以后，人类便开始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和手段去改造场地，结果导致场地上的景观格局迅猛改变。前者显示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后者则显示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决心与力量。

因为人类活动的介入，场地上的各要素（例如植被、水系、地貌等）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在一个较小的尺度范围和较短的时间内，场地的变化可能会不太明显，但是，当我们将视线放到一个相对较大的区域以及较长的时间段时，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一片场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场地上的景观格局与风貌特征，它们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展示着场地的变迁，见证着各个时代的精神。杭州城西原本是一种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其空间环境演化的历程，也是场地格局与特征不断改变的过程，而且显示出多种多样的模式。所以对城西空间拓展历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场地景观格局演化的特征与趋向，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观念与态度。

（1）模式一：次生的江南水乡环境

历史上江南的水乡环境硕果仅存的江南湿地（杭州西溪一景）（图片来源：转引自：包伟民.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大学，2003.）

历史上，江南许多地区地势低洼，湖泊众多。“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嘉祐（公元1056-1063年）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蒢刍藳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蒢中，候干，则以水车畎去两墙之间旧水，墙间六丈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⁵。滨水的土地比较肥沃，对人们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加之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农田的需求急剧增加，于是江南地区的围湖造田活动逐渐增加。“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益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⁶。从湖田生出的圩田又叫“围田”、“柜田”、“垸田”，随着围垦量的增加，相应聚落也逐渐发育成熟，并形成河渠密如蛛网的水乡格局与特色。千百年来，人们以一种敬畏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经营这些土地与水域，获得了人与自然长期的和谐共生。40多年以前，杭州城西几乎全是这样一种湿地风光，然而现在幸存下来保存相对比较完好的，只有西溪湿地风景区中的少数几个地块。

（2）模式二：过渡状态的当下乡村环境

水网密布的残存格局

两溪湿地公园建设之前的蒋村景观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那种原生的水乡环境也被逐渐改变。无论是景观格局、用地模式、道路结构还是建筑形式，处于城乡边缘的乡村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由农业、渔业等转向工业与服务业），那些土地与水域不再是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资源，而沦为“公地的悲哀”，在居民心中丧失了被敬畏的地位，成为可以被随意买卖、污染、荒废的对象。以杭州城西蒋村为例，在西溪湿地公园建设之前，该村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城乡之间的中间过程状态。那些原本自成系统的水网格局已经被破坏，但依然能看出密集型的水网聚落及湿地特征。村落内鱼塘遍布，河道密集。村民原来靠养殖和种植为生，由于它和城市的交通便利，所以乡镇企业（建材、小型加工、服装等）逐渐发达起来，加之房租低廉，于是这里也成为外来打工者的聚居区。在企业工作以及房租等的收益使村民渐渐荒废了农业和渔业。在一种淡漠与无奈的场地观念之下，大量水塘与河道被随意改动、占用、污染，于是，乡村场地景观格局尽管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却显示出相当程度的无序与混乱。

（3）模式三：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城市蔓延

现在，杭州城西原蒋村以东的沟渠纵横、水网密布的乡村场地景观格局已经几乎完全被现代化国际式的城市景观取代，看不出任何特色，原有的湿地景观全部消失。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迅猛蔓延式发展的结果，它在环境上表现为与自然的疏离，在空间上表现为高密度的城市景观，在建筑上表现为单调的方盒子，在城乡关系上表现为一种对立、各自相对封闭的状态。这样一种景观格局是人们对于场地绝对支配与主导的结果，在这里，一块场地一旦被纳入了城市建设的版图，便不再具有自己任何的意志与权力以及表达自我要求的机会，而沦为了仅仅承载城市建设的基地，可以被任意改造，也可以承载任何功能、类型与形式的建筑。

蔓延式的城西景观

注重生态与环境的景观格局：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区）（图片来源：建筑学报，2003（6）：8）

（4）模式四：注重生态与环境的景观格局——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区）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区工程（以下简称东区工程）位于杭州城西的塘北地块，距离杭州城市中心武林广场约9km，占地总面积213hm²，规划总建筑面积107×10⁴m²，2000年11月开始规划设计，2002年10月首期工程基本完成并投入使用。新落成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区工程，其工程之大、速度之快、标准之高，在全国大学的新校区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兴建之初，就一直受到众人的关注，关于它的文章，也不断见于建筑学界的专业期刊。总的说来，东区工程是一项基于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实践活动，强调功能分区，突出以宏伟、理性、简约、大尺度和标志性等为特点的审美追求。“高质量施工，硬件设施齐全、先进、实用，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网络化、园林化、生态化’的建设目标”⁷。诚然，建成后的校园设施是完善的，景观也是美轮美奂的，但是以对待场地的态度与观念来看，它依然是一种很“传统”的现代功能主义的模式，即强调满足人的功用和现代人（或其中某一部分人）的审美与价值追求。从本质上说，东区工程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之下的产物，因为其“组团”、“簇群”、“大分大合”式的空间布局依然以功能和人的审美倾向为前提。在这里，自然从属于人类，在人类意志的作用下，它可以被大幅度的改变，原有的景观格局发生了剧烈地改变。另外，校园“生态”的实现依靠高标准的人均绿地指标与大面积的水体。

（5）模式五：场地要素与特征作为一种主导性的设计策略——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某投标方案

如果将场地的格局与特征给予相当程度的保留与显现，以此作为主导设计的基本思路与原则，那么最终建筑与场地是双赢还是两败俱伤？当大量新建筑必须在场地之中建造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场地决定论”或者“场地主导论”显示出的是一种场地生态（自然与人文）优先的价值观念与态度。说起来容易，可是受制于各种现实条件，实践起来却是极其困难的，于是源于这种观念的设计方案则多少有些理想主义，在现实中难以真正实现。2003年，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工程）工程的第一轮投标中就出现了一个体现这种思想的方案。该方案中尽可能减少建筑占地和过多的人工环境，保持原有的景观要素、景观格局以及密集的水网、湿地基质，保留场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良好的自然生态功能，增强其可识别性和标志性；强化新校区作为“生态单位”的功能营造，而不仅仅只是城市的一个构成部分；根据学科群的要求，将相关学科群以及实验室等相对集中布置，并配置相应的居住生活服务设施，以在较小尺度的范围内，营造高效、宜人、优美的场所环境；学科群之间，则依靠完善的网络和快速干道系统相连，避免无效交通。如此建成的校园，如果与东区具有同样的建筑与人口规模，是否更加生态、经济或许难以判断，但是因其延续、强化了场地原本的格局与要求，所以新的校园毫无疑问会获得更多的场地脉络与个性特色。

西区工程投标入选方案之一，柏林工业大学设计，2003

（6）城西场地景观演化过程与特点反思

杭州城西土地上的景观格局与特征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模式。面对这样一种迅猛而强烈的变化，或许我们该反思一下：那类高强度、高密度的建设模式，它们在显示了资本、权力以及技术的强大力量之外，究竟对场地意味着什么？那些房子与房子之间空旷的绿地、水面等对于被迁移到集中式安置小区的原住民意味着什么？那些新造的美丽如画的景观对于生活在其间的普通学生们又意味着什么？场地的变化通过景观格局与空间形态最直观的表现出来，但是引发场地呈现不同景观模式的深层原因必定是位于相关决策者、规划者、使用者的价值取向以及决策过程。正如同济大学卢永毅教授所言：“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开发中，只就公共空间资源的分配与组织来看，代表公共利益的声音在决策中缺席，呈现规划决策的智识力量也十分薄弱。城市的发展必然依赖资本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但公共利益如何体现将是我们最终评价城市不可或缺的标尺。那么，谁来思考这些问题？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又有什么可能的力量、何种途径来改变我们的这些状况？”⁸场地，作为公共资源的一类典型代表，往往既是生态的，也是文化的；既是个体、团体的，也是整个社会的；既是局部的，也是整体的，所以当我们分析、对待场地时，更是需要不断追问这样一些问题。只有在对价值观念与决策过程的不断梳理、反思、修正之中，场地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均衡而适宜的景观格局。

3.分析场地的几个视角

场地问题是建筑学的基本命题之一，但是关于场地的研究却显得有些特别，其状况正如陆激所言：“基地研究的有关论述，尤其是相对务实的论述，大多见于景观建筑师，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建筑师对于形态和空间的迷恋也许应该适可而止。我很遗憾地发现，出于建筑师的有关基地的论述，往往不经意间就划向图底关系、场所精神、历史印痕等老路上去了”⁹。

诚然，对于建筑师而言，场地分析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模式化，其处理方式也变得高度程式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场地分析与最终的建筑空间与形式之间能有多少必然的关系呢？以分析都市意向而闻名的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其著作《总体设计》中，对场地问题进行了详尽地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堪称场地设计的教科书。或许他过于注重实用性的立场，该书因此而缺少了对于场地的价值判断以及场地与空间、形式间的关联方法，而这些恰恰对建筑师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往往决定了建筑师的设计立场与态度。城市设计中对场地的物质空间环境以及人的行为等方面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大量探讨，笔者在此方面不再多费笔墨，而是选择自然生态、气候以及历史与人文视角，对场地的内涵进行简要分析，以此找出如何从场地切入设计的观念与方法。

（1）自然生态的视角

在影响住居发展的所有环境要素中，自然生态要素是相对最稳定、最具地域表征，也是最原始、最本质的要素。因为自然环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基础，住居的诞生就是人类对不利自然环境的应对。当然，时至今日，住居的建设早已从被动地适应自然发展为主动地改造、利用自然了。所以，我们所研究自然生态环境既包括未经破坏的天然环境，也包括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由于生产和生活活动所发生了变化的半自然、半人工环境。具体地说，包括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水文、植被、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状况等等。一方面，这些环境因素对住居的影响力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是不尽相同的；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人类在择地建宅时也讲究适应地方自然条件地限制、顺应地形地貌，选择易于创造良好小气候的场所，就地取材构筑住所，以抵御不利自然环境的威胁，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区民居建筑所遵循的普遍原则。

不过，在学术界系统阐述如何以一种生态的观念与方法来进行设计的还是那些景观建筑师，特别是以麦克·哈格（Ian Mac Harg）、西蒙兹（John O.Simonds）、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为代表的几个人，他们探讨了设计如何尊重自然、追随自然，以自然的方法获取设计的灵感与意义。例如西蒙兹就强调将场地中的一切要素作为构成设计的内容与手段，“最好再次用自然的方法寻找并发展与自然系统相一致的法则，令生活可以获取自然生命力，令文化按一定方向发展，使我们的形体建筑、形体组织和形体秩序被赋予意义，也令我们可重新理解人在自然中充实而激越的和谐生活”¹0。在具体的规划实践中，特别是在基地条件的调查与分析中，斯坦纳更是直接采用了生态学专业的部分技术与方法，因而更像一位“真正”的生态主义景观建筑师。当下这些观念与方法或许已经不那么新鲜，但是我们依然要由衷地感谢这些景观建筑师们，通过他们或感性或理性的论述，让我们系统地认识了场地的生态属性，以及它们所传递出的价值观念、文化内涵。

从自然生态的视角，笔者认为元阳哈尼梯田与圣托里尼（Santorini）岛上的人居堪称人与场地和谐共生的两个经典案例。位于云南省元阳县的哀牢山南部元阳梯田，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留下的杰作，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系统，顺着海拔自下而上分别是由江河、梯田、村寨、森林等构成的。每一个村寨的上方，必然矗立着繁茂的森林，它们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它们为这里的居民提供着水、用材、薪炭之源；村寨下方则是千百级的层层梯田，那里种植着水稻；中间的村寨由座座趣味盎然的蘑菇房组合而成，形成人们安度人生的居所。这一结构在生态上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同时在美学上呈现出强烈的诗情画意，堪称人与场地和谐共生的典范。

千百年来，数十万哈尼族人在梯田之上耕作与生活，其场地景观尽管与最初无人居住时的状态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其内在的生态格局依然维持着良好的平衡，而且体现出场地内在规律富有诗意的形态，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制度来保证的。例如为了保证每块梯田都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水量供给，哈尼人发明了“水木刻”，这是根据各家权益设置的划有不同刻度的横木，安放在各家田块的入水口，随着沟水流动来相对精确地调节各家各户的用水。

哈尼族的聚落与梯田（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对于稻作之民来说，水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肥料。哈尼族人巧妙利用村寨在上、梯田在下的地理优势，发明了“冲肥法”。每个村寨都挖有公用积肥塘，牛马牲畜的粪便污水等储蓄于内，经年累月，沤得乌黑发臭，成为高效农家肥，春耕时节挖开塘口，从大沟中放水将其冲入田中。这一方法不仅省去了大量运肥劳力，而且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将山寨平时积累的废弃物进行了资源化处置，保护了环境。由此可见，哈尼族是一个善于和大自然亲密相处的民族。他们对于生活的场地，并不是简单地征服与控制，而是顺应其内在生态规律，巧妙利用与引导。自始至终，哈尼族人保持着对自然和土地的敬畏。在他们朴素的宗教之中，一向注重对树木的保护，他们往往把树木同祖先相联系，每年三月，他们会举行盛大的祭树神的活动。另外，他们相信在周遭的山水间存在着众多主管自然的神灵。哈尼族人寓居于此，只是接受着神的眷顾。或许正是如此虔诚的尊重自然、善待土地，才保证了千百年来人与场地的和谐。

圣托里尼的聚落景观

圣托里尼（Santorini）是希腊基科拉迪斯群岛（Cyclades）中最著名的一岛，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岛上的居民创造了独特的家园环境。这里大部分房屋都建在悬崖上，一半开挖于火山灰形成的土石之中，另一半则由砖石砌筑，可以说，基地的物理属性（火山灰形成的疏松岩石）和形态属性（坡度、朝向等）主导了这片住宅的诞生与成长。单看一个个房子，形体大多方整，线条也大多平直，看不到多少特别的花样，可是一旦组合起来，似乎显出无穷无尽的变化，其复杂程度令人唏嘘感叹，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份复杂并未蜕变成杂乱，而是升华成内在的有机与和谐，于是那些房子获得了生命，彼此生长融合在一起。此时，建筑与场地完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陡峭的坡地通常都是建设的不利之地，但是，过人的勇气加上智慧的营造，在时间的沉淀之下，圣托里尼建筑获得了平地上无法企及的动人品质。圣托里尼再一次告诉我们，“限制”中往往意味着创造，“不利”中往往意味着契机。其关键在于筑造者对于场地的态度，是积极的应对还是消极的躲避；是探究其内在的潜力还是简单粗暴的处置。

圣托里尼聚落平面示意（局部）

圣托里尼聚落剖面示意（局部）

哈尼梯田与圣托里尼是两个巧用场地的自然与生态条件的绝佳案例。前者在生态、生产与居住生活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平衡；后者在建筑与场地之间获得了高度的融合与共生，建筑也是场地，场地即是建筑，场地与建筑之间呈现着清晰的逻辑与完美的表达，堪称场地在建构表达上的经典案例。中国的窑洞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充分利用了黄土的保温隔热性能以及或缓或陡的坡地，基于拱券之间相互支撑的力学原理，一孔孔窑洞顺着等高线呈线性排列，尽管其形式相对简单，但它却是该地区最自然、最经济合理的建造方式，质朴地体现着建造的本质与目的。其实，当窑、房、院、墙相互结合以后（例如姜氏庄园），同样现出非常丰富、具有高度表现力的场所景观。或许，这也正是建筑学研究场地的必要性以及意义所在。建筑师研究场地，不是单纯为了功能、经济、节能，或是基于技术上的架空、筑台，而是旨在深入挖掘场地的特性，将它的“潜力”、“制约”、“限制”等通过建筑营造的过程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进行显现与表达，其方式必须是合理的，其形式必须是愉悦的。

陕北窑洞民居（图片来源：http://www.wowbox.com）

姜氏庄园：位于陕西省米脂县，是陕北大财主姜耀祖于清光绪年间投巨资，历时16年亲自监修的私宅。（图片来源：http://tupian.hudong.com）

（2）气候的视角

如果说场地的自然生态以及地理属性等是显性的，容易认知与识别，那么场地上的气候特征则是相对隐藏的，因而如何通过一种建筑的方式来应对显得更加复杂，也更需要智慧（在自然生态视角部分里已经涉及了对于气候的应对，例如窑洞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为了便于分析，这里再次将气候单列出来）。不过，也许正因如此，建筑一旦能成功地表达与体现场地的气候特征，便往往在深层次与场地获得了内在的关联，因而这样的建筑总是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地区与传统建筑中就有许多该方面的经典案例。

关于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的本土化设计，当代建筑师中有很多人，已经或正在这方面做着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他们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经济状况、技术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设计出大量适合居住或由居民自己参与建造的建筑。这些建筑，在形式上或许是极其现代的，但是在空间构成上却往往积极而主动地回应了地方的气候特征，因而让建筑获得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印度建筑师柯里亚（Charles Correa）可谓是这方面的专家，柯里亚认为：“……在深层的结构层次上，气候条件决定了文化及其表达形式以及习俗礼仪。从它自身来说，气候是神话之源”¹¹。从本土的地域气候和经济发展角度出发，从地域特征显著的传统建筑技术中提取精髓，充分利用地方材料和传统构造的长处，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柯里亚独创了一系列的建筑空间和形态语汇，例如“露天空间”、“管式住宅”、“夏季剖面”、“冬季剖面”、“缓冲空间”等，他巧妙利用太阳能以及气流原理，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创造了大量低能耗的适合人类生活的空间和场所。以“管式住宅”为例，这种独特的形式，是一种节省能源的有效手段。第一座“管式住宅”是1962年提出来的，在一个狭窄的住宅空间内部，其剖面构成奇妙的通风口，房子围绕着一个几乎露天的院子。显然，这种内向形态的主要想法在于将住宅封闭，形成内部屏蔽的空间，以挡住夏日炎热的阳光，同时又把住宅设计成横向的通风口，空气穿过“管式住宅”后，沿着两个错置在一起的坡屋面之间的空隙散发出去。

干热、湿热地区建筑模式的比较不同自然、气候条件下，建筑的模式差距甚大，也显示建筑与自然、气候条件之间的紧密关联（图片来源：韦湘民，罗小未.耶风海韵——热带滨海城市设计.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104）

柯里亚有在西方接受良好教育的经历，但是当他回到印度之后，并没有照搬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建筑的外观式样，而是扎根于本土，从当地特有的资源、气候和文化条件出发，不拘泥于表面的形式，创造出了属于印度自身的建筑，它们在外观上是极其现代的，但是在其本质上，却与印度的气候条件高度一致，因此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正如柯里亚自己所说：“把建筑这个复杂问题简化到只考虑在外观和材质上玩些花样，这是流于表层肤浅的思考，这些短浅正是近十几年以来影响现代建筑师的症结所在”¹2。总之，柯里亚的成功在于从深层次把握了特定场地的各种要素，特别是气候特征，同时找到了适宜的建筑应对语言，因而创造出了既现代又极富地域特色的建筑类型。

帕雷克住宅外观

帕雷克住宅剖面含有两个剖面形式：冬季剖面（上）与夏季剖面（下）。夏季剖面是金字塔形的室内空间，基部宽敞、顶部狭窄，这样就能把住宅由上而下封闭起来，可以抵御夏季午后灼热的阳光。冬季剖面是一个颠倒的金字塔，空间向顶部开长，适用于冬季和午夜。

柯里亚设计的帕雷克住宅（图片来源：汪芳.查尔斯.柯里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84，90）

（3）历史与文化视角

一块原生的自然生态场地，经过一定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建设活动之后，会留下众多的物质遗存，在这些已经人工化的场地之上从事新的建设活动，究竟该遵循怎样的态度、原则与方法？那些代表人们曾经在其间的活动痕迹，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现在，我们都已经普遍接受并认可了那些历史文化建筑所具有的价值，并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保护观念与技术，但是对于当代那些看似没有多少价值的场地、特别是那些生产型的构筑物、设施、堆场等，又该以一种怎样的场地观念与态度来对待？这一方面，德国景观建筑大师彼得·拉茨（Peter Latz）的实践或许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详见后文“那些糟糕的场地与景观”）。

4.当代建筑表达场地特征与意志的策略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知道所有的场地都有其基本的自然属性、生态属性，如果被人类曾经使用过，则具有社会属性，它们不是白纸一张，而是一本厚厚的书籍，不仅记录了水流的方向、风的轨迹、动植物的生长，同时包括人类活动的痕迹。这些信息，有些是显性的，一目了然，有些却深藏于场地的背后。调查者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才有可能将其挖掘和掌握，显然，此时的场地不再只是一块承载建筑的基地，而具有了更多自身的内涵与意义。同时，场地设计也不再仅仅只是一些工程技术上的手段与措施，而有了更多审美与价值判断的内容。对于一个建筑师而言，具体要做的则是如何从场地自身的解读入手，寻找到设计的切入点，从而让建筑与场地共生，获得更加复杂多义的内涵以及自身的独特魅力，这是建筑师之于场地的工作方法，也是场地赋予建筑师的责任与义务。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建筑追随场地。事实上，很多成功的建筑师正是这样努力实践的。拉茨说：“在我的项目中，我通常首先考虑的是场地所蕴含的天赋，而不是我事务所建筑师的禀赋”¹3。在西班牙建筑师莫勒欧（R.Moneo）的设计思想中，基地被进一步阐释为设计的策略，他在《基地的低语》中写道:“在我对基地角色的理解中，关键的一点是我坚信，建筑属于基地，建筑应该与基地相适应，应该通过某些方式承认基地的那些属性。建筑师在思考一个建筑时，第一步就是要解读基地的这些属性，听听这些属性是怎样讲述它们自己的。要描述这一过程并不简单。我认为，学着试图去倾听一个基地的私语是建筑教育中一种最必要的体验。辨别该保留什么，基地上原来存在的什么东西能够渗透到新的存在之中去，并在此后建造出来的不可移动的物质实体身上浮现出来，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任何一位建筑师来说都至关重要。而理解基地的现有条件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忽略、被减除、被抹掉、被添加、被改变等等，是建筑实践中根本性的东西”¹4。安藤忠雄也曾说：“基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我认为它也是空间的营造，或者更为主要的，是作为空间基础的场所的营造。我的目标是首先与场地争斗，然后创造一种具有独特场所形象的建筑（场景）……建筑应被视作是对场地的一种紧密而灵活的控制，同时又与环境保持清晰的关联”¹5。

强化场地的分析与价值判断，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设计，其最终作品表达出了场地的内涵与特征，显示了场地的权力与意志，并赋予了场地新的内涵与意义，我们把这样一种对于场地的表达称为建构的表达¹6。拉茨在杜伊斯堡北部风景公园的做法可谓是一种极端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场地决定论的思想；FOA在横滨港口建筑是弗兰普顿作为场地建构的案例建筑，但是更多的似乎只是在形式上将建筑与场地融为一体，其背后更强烈的或许是建筑师的主观意愿与审美价值判断，代表了场地建构的另一种极端：建筑师主导的态度与方法。无论如何，建筑回避不了空间与形式，那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它们与场地还有哪些表达的方法与途径呢？

如果说场地具有自己的权力和意志的话，那么它在不同的尺度上分别具有各自的诉求，在相对宏观的尺度上，它隐含着城市以及区域的信息（气候、景观、意义等）；在相对微观的尺度上，则表达着基地周边环境以及基地本身地形、植被等要素上的制约与潜力。分析场地的特点与内在逻辑，以此寻找设计思路与契机，如果我们把遵循这种原则的称为理性的建构，那么从当下一些建筑师的作品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表达场地特征与意志的策略：

（1）隐喻与象征

其实，通常这种方式与建筑用地范围内的场地没有多少关系，因为它往往表达的是整个城市或地区的景观特征以及文化内涵，有着更多的概念性意味，所以往往显见于那些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在于表达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形象与身份。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最早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建于公元前259年，据说当初建亚历山大图书馆唯一的目的就是收集全世界的书籍，实现世界知识总汇的梦想，所以历代国王为此都采取过一切手段，比如下令搜查每一艘进入亚历山大港口的船只，只要发现图书，不论国籍，马上归入亚历山大图书馆。于是，通过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亚历山大图书馆迅速成为人类早期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然而遗憾的是，这座本应照亮全世界的“知识灯塔”却因几场大火过早的神秘消失了。为了复活世界“知识的中心”，埃及政府于1989年举办了一次全球建筑设计比赛，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提交的650多个设计方案，结果挪威的斯诺赫塔（Sn覬hetta）建筑事务所获得了最终的设计权。2002年，新的图书馆终于建成开放，远远看起来，它就像地中海边冉冉升起的一轮朝阳，又像一张满拉的弓，将文明之箭射向全世界。这种强烈的形态隐喻作为建筑的基本概念，它强有力地表达出了这个城市对于这座建筑的诉求。或许对于这个建筑来说，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功用意义。当然，从城市设计、空间组织、材料运用、光与视线等多个角度来衡量，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都是一项杰出的作品。

亚历山大图书馆方案模型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外观

（2）协调与呼应

如何在既有建筑边的场地上进行新的建设，使场地、新建筑、既有建筑之间获得内在的逻辑与关联？城市设计在此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探讨，不过更多的论述是着眼于建筑之间的公共空间以及比例尺度、轮廓线等，当引入建筑的具体功能时，这三者之间又该如何协调与呼应呢？斯德哥尔摩郊区“山居”集合住宅——Mountain Dwelling或许能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山居”是丹麦建筑师比亚克·英格尔斯（Bjarke Ingels）在VM住宅（2006年建成）之后的又一个大型住宅项目。这两个项目有着相同的业主、相同的规模、相同的地段，不过，此时的英格尔斯相比两年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不仅由于与前合伙人分道扬镳，将事务所名称由“PLOT”改成了“BIG”，而且该项目中设计的策略与VM大相径庭，单从名字，就可以看出VM住宅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形体变化，可是“山居”却是以建筑功能构成以及场地条件的特性出发形成的，生成的过程充满了逻辑。

“山居”与VM住宅，BIG事务所，2008（图片来源：http://forgemind.net）

总建筑面积为33000m²的“山居”其实由两部分构成，其中三分之一为单元住宅，共有80户，另三分之二则是停车场，共有480个停车位。设计之初，建筑师面临多重选择：是做两座独立的建筑，还是将两者叠加在一起，如果选择后者，那么叠加的模式是简单的分层，还是另有别的更为有趣的方式。为了寻找设计的依据与灵感，建筑师还是从场地的分析入手：这是位于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集合住宅，其场地既有便捷的交通联系着市中心，同时又能欣赏到郊外如画般的安宁景观，如何将这两者融入建筑之中成了英格尔斯思考的重点。经过一番分析与比较，建筑师理出了一个清晰的思路：首先是决定将停车与居住两部分的功能叠加在一起，停车在下部，居住在上方；然后，形体朝向东南倾斜，使得住宅具有良好的阳光和风景；接下来是邻近“W”住宅的一侧进行一些凹凸变化，从而使这两个建筑的界面之间获得一些呼应；随后将大斜面变成台阶状，这样将住宅的功能与形体对应起来，同时，使得屋顶可以成为彼此的花园；最后，将平台再做一些进退的变化，于是形成了基本的“L”形的住宅单元，同时创造出了迷人的韵律与节奏。此刻，建筑的构思就已经基本完成，其他的则是技术的问题了。于是，建筑的最后形象就像是一群高密度住宅从一个11层高的人工山体上跌落而下，具有了独特的形象。通常情况下，一栋住宅与另一栋大规模的停车场很难和谐地共存在一起，但是在“山居”之中，这两者却充分利用了场地的条件，彼此完美地结合：停车场需要比邻道路；住宅需要阳光、新鲜的空气以及良好的景观；每一个住宅单元都有与之同层并且紧密相连的停车场。于是，城市的紧凑生活模式与郊区的场地景观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山居”集合住宅形体生成逻辑（图片来源：http://forgemind.net）

“山居”剖面（图片来源：http://forgemind.net）

（3）消解与融合

消解与融合是建筑呼应场地要求后在形体上的最直观的反应，消解的是建筑的体量与形式，融合的是场地的特征与要素，在这样一种此消彼长之中，建筑与场地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并赋予建成后的空间与场所独特的魅力，2008年落成的挪威国家歌剧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

挪威国家歌剧院，斯诺赫塔建筑师事务所，2008（图片来源：时代建筑，2009（3）：95）

该歌剧院选址在奥斯陆巴亚维卡地区的一个峡湾的滨海地块，其地理位置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海洋与陆地、艺术与生活在此相交相会。如何将建筑融入场地？如何使建筑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取得更加紧密的联系？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建筑的开放性，使之融入城市？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建筑师利用场地的现实条件与象征意义，将建筑通常的方正形体化解为一组面向大海的坡地，经过适当地倾斜、折叠、割裂等，这片坡地成为一组向所有人开放的多层次广场——一个欣赏明月、清风以及如画的峡湾风景的地方。“人们可从主入口广场进入，面向群山，沿坡道缓缓而上，在中间的高台上经短暂停留，再转身向后，向西面继续前进，最终到达屋顶最高处。在这里，建筑消失了，只有天与海相遇，整个体验达到最高潮，达到建筑师所期望的‘所属意识’”¹7。2007年9月的一个黄昏，笔者曾攀登、驻足于这段还未最后完工的“坡地”之上，那段身心的体验无疑是激动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如今再看建成后的景象，特别是“坡地”之上密集的人群，足以证明这个地方已经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场所。

英格尔的设计方案——鸟瞰（图片来源：http://forgemind.net）

英格尔的设计方案——夜景（图片来源：http://forgemind.net）

前文曾提到的英格尔斯是一个对于“山”有着偏爱的建筑师，他提出的许多大型项目的方案都有着金字塔般的体量与外形。或许像“山”一般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有着一种似乎天然的亲和力，既能较好地融入场地，同时又创造着新的场地景观，于是建筑、场地、景观这三者之间的身份与界限不断模糊、随时转化，从而获得了多义复杂的内涵。英格尔斯为斯德哥尔摩新老城之间的改造计划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类型的方案。与斯德哥尔摩老城隔海相望的高地是南马尔姆区（S觟dermalm），这里是19世纪以来由于城市的迅猛扩张而逐渐发展而成的。在老城和南马尔姆区的结合部位，来往的火车、地铁、汽车、船只以及众多的行人在此交织在一起，再加上两侧地形的高低变化，于是显示出相当的复杂与混乱。现代化的交通让远距离的联系变得方便快捷，可是同时也肢解着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斯德哥尔摩也无法幸免于这一问题的困扰。针对这个地段，英格尔斯2007年已经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改造计划，通过“造山”的方式在不同层面上组织交通与人的活动，在保证这里的交通枢纽的地位之下，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公共休闲生活的开放空间，还滨水区域应有的亲和与活力，但是工程过于浩大，加上需要拆除部分老建筑，于是引起诸多争议，短期内难以实施。不过，针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地，将道路、桥梁、建筑、设施、广场等彼此消解，融合在一起，应该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4）叠加与并置

马德里Caixa Forum，赫尔佐格＆德·穆隆，2007

汉堡易北音乐厅，赫尔佐格＆德·穆隆，2011

新建筑与场地之上的既有建筑在空间与形式上除了呼应与协调之外，有时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叠加或并置在一起，也是一种表达场地特征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往往充满了戏剧般的效果。在马德里的市中心发电厂的改造之中，赫尔佐格与德·穆隆就将一个艺术博物馆直接叠加在老房子之上，而新建筑的表皮是锈蚀的多孔钢板，其质感粗糙，颜色厚重，与底部老建筑的红砖表皮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为了更好地衬托这两者的戏剧关系，与其紧邻的另一幢建筑的山墙面被改造成了一片巨大的垂直绿地，使之成为这一建筑表演的背景。于是，站在建筑前方的小广场之上，就会看到一幅效果强烈的“当代艺术作品”，颜色、质感完全不同的新老建筑不加任何掩饰的叠置在一起，不过整体上却以一种方正的形体融入了城市之中，场地上那些曾经的故事也就以这样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恰如时间轴上的城市断面，耐人寻味。在汉堡易北音乐厅的设计中，赫尔佐格与德·穆隆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将一座晶莹剔透的“冰山”放在了红砖砌筑的老仓库之上，但此时的老仓库也只是保留了一层薄薄的外壳，里面的部分已经完全拆除并重新建设，作为顶部音乐厅、办公、公寓等的停车、交通、设备等空间。不过，这种做法也引起了诸多争议，卒姆托在一次演讲中就曾说：“我的瑞士同事……建筑的表皮可以独立存在，而与其中的内容没有多少关系。”诚然，赫尔佐格与德·穆隆的做法带有强烈的观念艺术的影子，并有浓重的形式表现主义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能将这些观念落实到坚实的建造基础之上，并用一种非常规的表皮塑造策略，展示了如何在既有建筑的场地之上大规模地续写新的篇章的方法与技巧，同时也带给我们对于场地文脉的新的理解与思索。

（5）隐匿与显现

其实，隐匿与显现是所有的场地都会遇到的问题。经过人类建造活动之后，场地上的一些元素或信息总是会被隐藏起来，而另外一些内在的潜力、资源或问题却会彰显出来。面对一块场地，究竟该隐匿什么？显现什么？如何隐匿？如何显现？以下的两个建筑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一块坡地之上，建筑于地形上的处理除了在接地时或架空或筑台等方法之外，建筑的生成与场地之间能否有着更为紧密的内在逻辑？西扎（Alvaro Leite Siza）¹8在葡萄牙北部为其堂兄设计建成的周末住宅（House Lugar Das Carvalhinhas）给我们展示了一种颇具教科书意义的策略与方法，让我们看到当对地形的理解与操作作为设计构思的原点时，建筑有着一种怎样的生成逻辑与表现形式。建造该建筑的场地是一块30°左右的陡峭坡地，粗看起来根本就不适合建造房屋。即便是按照通常的方式将这块场地平整成几个大的台地，不仅土方工程量较大，而且建筑如何跟上下两个标高的道路顺畅衔接也成为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挑战，西扎采用了一种少见的策略，那就是让建筑完全顺应场地，以此作为设计的基本出发点与原则。首先，他构想了一个可以流动的体块，像一片瀑布一样从高处的道路开始急流而下，直至低处标高的道路，形体凝固之后，匍匐在场地之上的体块稍加整理，其顶部便形成了连接上下两个道路的半公共的阶梯通道，其内部则顺着地形划分成一个个功能单元，彼此通过内部的台阶串连成一个整体。从高往低，其功能构成分别是办公室、起居室、餐厅、厨房等，最底端的是游泳池与设备用房，它们的标高与入口相比已经降低了30m。为了使这一串在不同标高上的空间更有趣味，建筑师将三个卧室单元相对主轴线旋转了45°，于是这一段内外基于阶梯上的旅程显得更加的生动活泼。如此生成的建筑，与其说是建筑师的设计，不如说是场地意志充分表达的结果。这样的建筑，自然不会有夸张炫目的形式和精致的外观，就连其位于高处道路的地堡式入口都几乎不太明显，但是人一旦进入建筑内部，顺着阶梯上上下下，在运动与停留之中，一种山地所特有的仪式化氛围以及戏剧般效果便呈现出来，特别是随着空间的高低、宽窄变化，窗外的阳光与风景交替展现在人的眼前，形成丰富的韵律与节奏。而这一切，正是陡峭的地形所赋予建筑的独特魅力。

Lugar住宅

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个社区需要在其中心的场地之上修建一座小教堂，兄弟建筑师（Tuomo＆Suomalainen）事务所接受了这一任务，可令人沮丧的是场地中间有一块巨大的岩石，是花大力气将岩石搬走还是将教堂建在岩石之上，这似乎都不是很好的主意。一番思考之后，兄弟建筑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干脆将教堂与岩石合二为一！因为那些平淡质朴的岩石本身就是表达宗教氛围的最好元素，于是在一堆天然岩石的中间，同样质地的大块石头筑起一个堡垒似的穹顶，不加修饰的几片混凝土墙限定出一个低矮的入口，走过幽暗的门洞，一个完全被岩石包围的大厅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阳光穿过周边一圈放射状密集排列的一道道扁梁，在地面以及桌椅上画出一个优美的光亮月牙；一排排蜡烛在岩石边的支架上静静地燃烧；一滴滴水珠从岩石的缝隙间悄然地渗出；一圈圈红铜在顶部盘旋在一起，呈现出令人目眩的肌理，仿佛是浩瀚宇宙中的无数星球旋转后留下的痕迹，伴着舒缓柔和的音乐，一种强烈的宗教氛围扑面而来。没有雕刻、没有绘画、没有装饰，有的只是源自场地自身的空间与环境、材质与肌理、声音与光线，岩石教堂（Temppeliaukion Kirkko）成为了公认的最能打动人的教堂之一。在岩石教堂之中，我们看到当建筑以一种谦虚的姿态贴近场地、几乎完全隐匿的时候，场地特征却高度地显现出来。在这个隐匿与显示的过程之中，建筑的趣味与意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获得了源自场地的独特魅力。

岩石教堂外观

岩石教堂内部

在当下众多的明星建筑师之中，很少有人如卒姆托那样常常化身建筑喃喃低语，倾听材料，追问场地。在瓦尔斯温泉浴场的项目中，他就明确表示意在“建立一种和山地和景观的合理关系，关于山、石头、水，在石头中建筑，用石头建筑，在山中建筑，从山中建筑”¹9，使之成为场地中生长而出的建筑，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个建筑原本就存在那里，其历史比周边的建筑还要悠久”²0。为了给人这样一种感受，建筑的绝大部分体量被隐藏在了地下，当然这也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对于既有宾馆的影响，保留宾馆原本具有的开阔视野与良好景观。在具体的设计操作过程中，卒姆托回归到场地以及建筑最基本的功能，彰显与场地紧密相关的石头和水这两个基本的元素，去除其他任何多余的变化与装饰，结果建筑获得了少有的恒久性（体量、形式）与仪式性（淋浴的功能）。更为有意思的是，为了显示温泉中富含铁质这样一个场地特征，卒姆托在入口走廊的清水混凝土墙之上设置了壁龛似的凹槽，其间的铜管导引出一股清泉顺着墙壁徐徐流淌，经年累月，在墙壁上沉淀出深深浅浅的锈渍。一个原本隐藏的场地资源特征就以这样清晰而极富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建筑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独特性。

温泉浴场屋顶以及南侧的室外浴池

卒姆托绘制的温泉浴场草图

（6）继承与创新

场地的更新与再生，站在历史与文脉的角度上，都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继承意味着延续，创新意味着改造或新建。可是对于一个具体的场地，哪些要素应该保留，哪些可以大胆改造往往是个问题。在杜伊斯堡北部风景公园之中，拉茨几乎以一种无为的方式对场地上的元素与信息实行了全盘继承，然后通过人的活动、生态的蔓延、功能的转换等让场地获得新的生命与意义。相对这样一个极端的案例，绝大多数场地在更新与再生的过程中，往往必须承受大量的建造内容，此时，又该如何继承与创新？

改造前的阿姆斯特丹Berneo和Sporenburg港口地段景观

位于阿姆斯特丹Berneo和Sporenburg地段的港口开发，建筑师对待场地的态度与方法堪称同类地块的代表，其基地是几片规整狭长的人工化岛屿，原来一直用作码头、仓库、堆场等，20世纪末期，阿姆斯特丹政府计划将其改造为一个可以容纳2500个家庭居住的小区。有意思的是，在对该地区的城市设计竞赛中，来自荷兰的景观建筑师事务所West 8赢得了最终的竞赛，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场地特征的把握与延续。承袭了景观建筑师对于场地的敏感与领悟，他们认为工业场地中原有的那些岸线与水域形状，尽管看起来生硬、单调，但是却代表了这个地区的历史与文脉，没有理由去加以修饰或掩藏。另外，在阿姆斯特丹居民的心目中，他们所理解的场地与自然原本就是通过填埋、打桩、筑台等人工的方式从海洋、沼泽之中获得的，所以从内心深处也接受这类高度人工化、几何化的场地。确定了场地的形态之后，接下来便是房屋的排列方式，West 8最后选择了几条平行的直线作为排布的基本模式，一方面是对基地的回应；另一方面这也是提高容积率的最佳方式。为了激发场地的活力，他们在这组低矮的建筑群中加入了两个内院式的大体块，其中一个是集合住宅；另一个则是办公建筑。它们不仅丰富了场地上功能与居住人群的多样性，同时建立了场地新的标志，再辅以一个旋转了近30°的中心绿地以及两座独具匠心的雕塑般的步行桥梁，它们彼此构成了场地之上新的空间结构与坐标，在保持原有工业场地的基本特征之上演绎出了新的秩序与意义。

改造后的阿姆斯特丹Berneo和Sporenburg港口地段景观

当众多的建筑师着手单体建筑的设计之时，West 8制定了关于建筑高度、进深、面宽、轮廓等一系列的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所以最终落成的建筑不仅在场地总体布局以及公共空间的层面实现了最初的规划，以五种主要类型构成的连排式住宅在规整统一的布局与轮廓之中，建筑也承袭了窄面宽、大进深的传统，而且极尽材质、空间、色彩、比例之能事，展示出了在严格限制之下建筑所能获得的丰富性与可识别性，并以精致的细部和别致的构造重新诠释了荷兰传统的居住方式。

改造后的港口住宅局部景观

改造后的港口住宅局部景观

5.结语：场地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景观系统

在中国当前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无论是建筑还是景观，一类独立于场地条件、基于自身形式的拼贴与构图，即时展现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的设计倾向由来已久，而且至今经久不衰。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建筑与景观的趋同，而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往往无益于生态的改良以及空间与场所的活力创造，同时，也影响了建成环境的意义。面对场地，我们究竟该持有怎样的一种态度与价值观念？

这里，我们再一次将场地置于景观学的视野之中，因为场地本身，无疑就是一个多义复杂的景观系统。以一种整体论的观点来看，景观是一个系统，包含着许多子系统，同时，要素作为理解系统及其运行的线索，这一观点最早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提出，之后便被迅速接受并传播，它是针对牛顿还原式科学的抵抗与超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观念逐渐被阐述得更为清晰明确。以此观点，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以被孤立地加以理解，而必须纳入到系统的整体关联之中。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必须遵循系统内在的动力以及物体生命周期循环的内在法则。人的行为与环境的设计必须综合考虑系统内外的关系，同时评价体系也必须以整体系统的健康为基本标准。一个好的设计应该维持或提升原有系统的承载能力、健康状况以及产出效率。面对长期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作为系统的景观”这一观点被看做促进可持续发展、创造功能与形式相统一、实体与文化景观相协调的健康与长远景观的重要原则。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景观设计则应是针对系统内外关系的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回应，而并非设计者个人意愿的表达。

场地系统包括自然、人文两大要素，前者又包括土壤、植被、水体等，后者则包括人类创造的各种精神与器物文化以及人自身的行为模式与习惯等，另外，只有纳入了时间这一要素，才能理解景观系统不断动态调整与演替的过程。在场地系统中，对于自然要素的如何利用，决定了一个场地的生态质量；对于人文要素的选择与组织，则决定了一个场地的文化意义；对于时间向量的理解程度与具体操作，则决定了一个场地的生命力。具体含义阐释如下：

①场地与自然：基于生态学的基础，通过景观设计及其相应的工程途径，将土地、水体、植被、审美以及人的活动等整合在一起，让建筑、景观与自然以及人文要素间建立紧密的关联，形成内在要素高度整合、协同、正反馈、自维持与再生为特点的复合系统，是在景观作为系统这一观念之下的生态原则与目标，这种观念打破了人们惯常的还原论式的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景观工程化的实践模式。

②场地与人：基于文学、哲学、审美的标准，景观被认为是被眺望的对象物的群体，并由此使人产生各种心理情感以及行为反映。以系统的观点来看，景观不仅仅包括地形、植被、构筑物等自然和人工的元素，也应包括空间当中人类多种多样的活动内容，它们彼此融合在一起，才真正构成了整体综合、具有意义的景观。

欧洲很多城市的广场，大多除了在中心处设置一个雕塑之外，几乎空空荡荡，可是广场空间却很少会显得单调乏味，因为那极其成熟、健全的市民生活给它填充了丰富的内容。以德国慕尼黑边的福莱辛（Freising）小镇的中心玛丽亚广场为例，除了中心的雕塑，其他地方几乎不加任何设计，可正是在这份空白之中，下午的露天广场咖啡、周末的蔬菜市场、定期的长跑比赛、音乐演奏、孩子们的狂欢等众多活动得以轻松开展，也正是在这些自然、轻松、随意的活动之中，广场显示出了多元丰富、多义模糊的动态景观，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周末蔬菜市场

节日时的音乐演奏

下午的露天广场咖啡

③场地与物：场地之上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归根到底是对既有的可利用的对象的选择、加工以及与新元素的加入与重组，这一过程对于场地而言，则是如何基于信息的选择、重组、固化与延续，只有认识并实现了这一过程，场地才能作为一个理解自然、场所以及文化的线索与媒介。同时又在新的空间结构之中获得新的解释与意义。

④场地与时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部分自然与文化景观，其实都是在漫长时间作用下的结果。场地上树木的生长、植被的演替、土壤的侵蚀、钢铁的锈蚀、岩石的风化、随意的涂鸦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同时显现出极其动人的魅力，所以时间是理解场地景观的一个重要向量，同时也是创造新景观、赋予景观多种意义的关键要素。比如对于一个采石场的生态恢复与改造，基于植物的生长以及参观者的干扰（比如对于石头的探询、挖掘、移动等），在5年、10年、20年、50年之后的形态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设计者在设计的最初，就应对这些过程加以预测，并留下相应的自由空间，以便让时间的轨迹去尽情填充。

场地，绝不仅仅是一个承载建筑与景观的基地。场地，是一个多义复杂的系统，是与自然、社会和人紧密相关的系统，场地上的景观从来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时间轴上不断进行着动态调整与自我组织。所以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建筑师应该抛弃基于拼贴与构图的设计，放弃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介入环境与场所，而是以系统的观念，强化要素的复杂多样与彼此关联，在“隐”与“显”之间，强化建筑的个性特征与场所意义。充分纳入生态、时间以及人的活动所发挥出的能量，从而真正让建筑与场地景观整合到自然与人类的生活系统之中。只有这样，新的建筑以及场地才能获得生态的改良与文化的延续，升华成人们心目中的场所。

注释：

［1］新建筑，2009/04：4.

［2］俞孔坚.田——人民景观叙事南北案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5.

［3］C.Worberg-Schulz.Genius Loci：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New York，1980.

［4］本节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参见：贺勇.适宜性人居环境研究——“基本人居生态单元”的理论与方法[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101-108.

［5］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

［6］杨万里.城斋集.卷三二.

［7］朱宇恒.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区规划概述[J].建筑学报，2004（1），其中的“四化”为当初校方规划任务书的要求

［8］卢永毅.上海城市与建筑论坛[J].时代建筑，2009（6）：104.

［9］陆激.基地与设计理性[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43.

［10］约翰.O.西蒙兹，俞孔坚译.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15.

［11］汪芳，查尔斯·柯里亚[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80.

［12］汪芳，查尔斯·柯里亚[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序言.

［13］Peter Latz，事务所网站：www.latzundpartner.de.

［14］Moneo R.The murmur of site.In:EI Croquis.Rafael Moneo 1967/2004.Madrid:Fernando Marquez Cecilia y Richard Levene，2005.634，本文转引自刘东洋.基地呀，基地，你想变成什么[J].新建筑，2009/04：4.

［15］Francesco Dalco，Tadao Ando Complete Works[M].London:Phaidon Press.1997，转引自：曾群，陈康诠.安藤印记——记上海国际设计中心[J].时代建筑，2009/06：61.

［16］关于场地作为建构表达的内容，弗兰普顿曾在2004年南京会议上粗略的讲述，但未见其他更加深入的论述.

［17］张海翱，董艺.漂浮的大理石冰山[J].时代建筑，2009/3：95.

［18］葡萄牙建筑大师西扎（Alvaro Siza）之子.

［19］http://v.youku.com/v-show/id_XNzc00Du00T1=.html.

［20］http://v.youku.com/v-show/id_XNzc00Du00T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