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建筑评价与中国特色

十、也说建筑评价与中国特色

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招标以来，就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建筑和城市的众多颇具争议性话题的广泛讨论，随着奥运系列建筑的推出，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度，尽管大剧院已经建成使用，奥运工程也早已纷纷完成，可是争论依然没有丝毫减弱。从这幅热闹纷繁的景象折射出建筑背后问题的复杂以及评判价值标准的不一，甚至混乱。站在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参照不同的标准，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可以找到足够多的理由，难以让彼此信服。其实争论并非坏事，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与逐渐成熟的必然现象，但颇为遗憾的是，自1998年以来，这场近十年的纷争，至今依然看不到一些统一、明朗的观点与结论。前几日，在网上看到这场争议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彭培根先生的一篇文章¹，令人感触颇多，于是从他饱满激情的一些言语和观念出发，提炼出一些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一番思考。

1.问题1：建筑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激烈变动，传统二元明确的“好”与“坏”、“是”与“非”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像美国的电视剧《越狱》中所展示的情景，无论正反的每个角色都具有多重的性格，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其足够的理由和背景，看起来似乎都是迫不得已，没有选择，可是就在这场对于每个角色而言极其正当的行为之中，却让自己一次次陷入了精神的危机与价值标准的困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些影视角色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多义与复杂。建筑同样如此，同一项设计，你可以找到许多条理由加以支持，他人亦可以用更多的理由加以反对，也许，这就是以技术理性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模式下社会发展的必然与悖论。但是，传统标准的模糊并不意味着讨论的无效，相反更显示出争论与反思、交流与沟通的必要，以期建构新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从而平衡、指引未来的方向。

中国大剧院外观

中国大剧院室内大厅

“适用、经济、美观”以及一系列稍加改变的各种大同小异的阐释，自维特鲁威以来就是被人广为传颂的经典建筑评判标准之一，在当下的中国如何贯彻与诠释，《建筑学报》曾经在2004年用数期以笔谈会的形式加以探讨，针对这一观念本身的多义模糊以及当下的困境与解释，那些文章中已有许多较为深入的探讨，这里不再过多赘述，只是以有限的笔墨，论述以下观点：

①针对复杂多义、综合的现代建筑，难以存在诸如“适用、经济、美观”如此普适的标准。除了结构安全、消防疏散、能源消耗等这些可以完全量化与验算的纯技术问题，难以想象会有国际通用的评价法则或标准，因为概念本身的多义解析、现代建筑的复杂综合、地区背景的巨大差异等使得这些准则的具体操作变得相当困难。以“适用”为例，因功能的灵活以及使用者的弹性与差异，很难给出“适用”与“不适用”的明确判断；对于与经济而言，同样存在诸多困惑，业主的当前资金状况，近期造价与远期维护的平衡，结构、材质的选择与艺术效果的取舍，建筑的投入与建成后的使用频度等都会影响到建筑的“经济”判断，就像不同的人选购衣服，究竟是买质好价优、还是质量一般可是价格实惠的，每个人都会有其自己的判断与选择依据；“美观”更不用说，传统的美学标准多着眼于视觉愉悦的比例、尺度等，可是现代建筑学纳入了城市的向度，生态的考虑，空间与材质的体验以及感官、心理的多重感知等，已经无法用“美”这个单一的字眼来衡量。

②形式、空间、材料、结构等是建筑本体的基本内容，笼统而言，谁先谁后，孰轻孰重，谁又跟从谁，实在难以、或许根本就无法辨清，因为建筑最后的呈现与感知终究是以这些部分构成的整体效果。现代建筑的教义之一“形式顺从功能”及其相关诸多言说，均传达出功能与形式的统一这一基本的含义。可是建筑是一道多解的方程，同一项功能可以采用不同的形态，同一个形态下又可以包容多种功能，除了少数建筑可以从外观造型读出它的功能，绝大部分很难判断，就连一些现代教堂，如果不是那十字架的标志，仅从外观根本无法辨认。

③建筑是综合的艺术与技术。因其本身的复杂性，所以很难或者根本无法用几个单项指标加以衡量。以上海金茂大厦为例，单从形式而言，的确令人赏心悦目，那类似中国古代密檐塔的造型，国人更是觉得亲切之极，可是如果以单方造价、维护成本乃至“若霸性”（Robustness）等来评价，也许会有不同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建筑无法评价，只是需要一套相对科学的方法与程序，若以层级法来衡量，那么在评价之前应该建立一个综合的不同层级的指标并给予相应的权重，对于金茂具体案例而言，如果我们从城市总体以及陆家嘴地段等多个层面分析之后，认为形式这一指标具有最重要的程度，那么在进行其他一些指标的判断、加权、平衡之后，我们大概可以说金茂大厦的设计是优秀的。不过，加入了艺术、文化、心理、社会等这些因子之后，建筑的绝对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④特例的特殊性。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大楼等这些建筑都可谓是百年一遇，有极其特殊的背景，它们往往包含了更多的政治、文化与精神等内涵，所以也不适合以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诚然，这些万众瞩目的建筑的确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更应从其特殊性出发进行必要的阐释与分析，遗憾的是，好像看不到该方面的探讨。举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例子，还处于贫困时期的中国人过年时，无论平日多么艰苦，可是过大年的那一天总要大方甚至“浪费”一番，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行为就应该大加批判，因那一天所具有的精神与文化意义具有压倒性，从而使之显得极其特殊，所以根本不能用平日的勤俭、节约这些准则来衡量。

⑤关于结构的合理性。这一概念本身的衡量也具有多重因素而显示出相当的复杂性。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例，最合理的应该是跨距适中的简支梁结构，可是我们也常常会采用悬挑或者大跨度这些不是特别合理的结构，以获得更丰富的造型和更合理的功能，其结果是建造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建筑向高空发展，结构的基本作用就是抵抗垂直与水平荷载等内外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说拱券是砖石结构最合理的表达，那么大尺度悬挑、扭曲、变形等自由形体的建构则是现代钢结构的专长，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常规的合理性、最大程度地展示材料性能的潜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带给人们惊奇与想象也是结构的责任与义务，其实也正是在这份对于常规的颠覆之中，人们的视觉不断刷新，建筑的历史得以持续改写，从这一层面出发，一些特定的建筑多花些金钱也是必然的代价之一。

2.问题2：再说“中国特色”，一个真实的谎言？

在过去的大约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建筑与城市总是被几个问题困扰着，特别是“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关系的问题，由此也衍生出众多概念和理论，例如“建筑传统”与“传统建筑”、“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形似”与“神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然而，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问题模棱两可，无法回答，特别是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何为“民族形式”，以及它们在当下如何体现。

综观世界发展的格局，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愿意或者不愿意，现代化的发展范式正席卷全球，成为绝对的主导。于是，在日益发展的制造、生产以及便捷交通体系下，我们每日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出口国之一，在享用和生产这些商品的过程之中，我们也许会想到特色，但一般决不会联系上中国特色，即便中国的汽车实现了国产化，但是无论外形还是内饰或是核心技术，也没见谁打造出了多少“中国特色”。相反，我们千方百计的想纳入国际统一的标准与模式之中，可是对于现代语境下的建筑，我们却始终无法释怀，坚信一定有一个“新而中”、“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将之定为我们当下的目标与方向。可遗憾的是，几十年的实践表明，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面对如此尴尬境地，究竟是建筑师们江郎才尽，还是目标本身的虚无与误导，而使之成为一项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诚然，建筑不同于普通商品，因为它往往与文化和精神融在一起，从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在文化与精神的层面，基于我们经济落后的事实，必然导致强烈的危机感和不自信的心理，于是将“古”与“今”、“中”与“西”长期二元对立。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了一种最自然的选择，可是中国文化与精神发展的现状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怀疑：这一策略真的可行吗？当代新儒学大师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明确提出：“我主张彻底抛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简单、二分的思维方式。因为如果单纯中学为体，中学就变成无用之体；单纯的西学为用，西学就变成无体之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自由、平等带进来，如何把中学的体、用和西学的体、用进行平等的对话，是我们的大课题”²。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也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变迁”的问题，因此，他主张超越“古”与“今”、“中”与“西”的二元对立，而以“现代化”的一元观来取代中西二元性的紧张³。又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结构性的差异，由于对现代化的误解，使得中国建筑文化的问题始终难以向现代化转换，从而导致诸多不必要的争论和矛盾，并认为应以现代化的景观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现代建筑文化的根本指向⁴。从数十年的建筑实践的总结、反思以及诸多远见卓识学者的思考，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既传统又现代或既现代又中国这一评价当代建筑的双重标准。

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类型。以文化的四层次说来判断，应该归为物质器皿的层面，以此反观中国当下建筑与城市的困惑与纷争，基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时间上的文化传承问题；其二是空间上的文化协调问题。文化传承关乎城市与生活发展轨迹的延续，文化协调则是如何平衡不同风格之间的对比与冲突，欧洲对此早有成熟的经验：前者将不同时期的建筑与街区成片保留与维护；后者则通过城市公共空间与景观设计来实现。实践证明，这是卓有成效的方法，至少他们从来就没有我们如此惶恐不安的丧失城市特色的危机感。当然，这也与他们长期相对均衡、稳定的发展模式有关。不过，再看我们的城市，一方面大规模成片地拆除老的街区，另一方面又在新建筑上不断地穿鞋戴帽、粘贴符号、演绎传统，以期创造或挽回城市特色，如此舍本逐末的方法终究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既不传统又不现代、既不新潮又不中国，陷入不伦不类的尴尬现状。

1998年的夏天，笔者也曾经参与中国大剧院的第一轮投标，那一本厚厚任务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早已忘记，但是其中的两句话却记忆犹新，是对于方案的要求：“一看就像个大剧院；一看就像个中国的大剧院”。至今还在琢磨：天下真有这样的现代建筑吗？

3.问题3：建筑问题的之内之外

建筑的评价往往着眼于建成后的建筑本身，可是如同世间万物，建筑的出现并非顷刻间从天而降，而是均有其特定的背景和过程，在它们最终展现在我们眼前之前，大都至少经过了立项、选址、规划、设计、评选、建造等环节。如果我们将设计与建造归为建筑内部问题，其他划为外部问题的话，这两者之间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建筑最终的质量与效果，然而外部问题决策者的集体与匿名性，往往使其责任难以明确追究乃至被忽略，从而将所有的罪过都落在建筑师的头上。

再以大剧院为例，暂且把建筑单体本身的优劣放置一边，单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从笔者的实际观察与体验，正如彭先生所感，带给了紫禁城及其周边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不过，我也体会到了椭圆形造型的一个优点，就是当真正站在大剧院面前的长安街上时，竟会发现到其传达出的尺度效果远远小于其真实的体量，再加上光亮材质对于天空的反射，于是也并不觉得它显得多么庞然、压抑。不过，如果换个角度，选择如此敏感的区位、建设如此庞大规模的建筑，或许这一决策本身就注定了目前这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效果，无论它采用何种形式（建于地下除外）。

Topography Terror展览馆的新方案

建筑造价的控制与方案评选的公平是另外两个决定建筑最终质量的关键问题，前者与制度的规范与监管体系的效率有关；后者则取决于过程的民主与透明与否。受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制约，建筑造价的准确控制往往非常困难，所以建设过程中的投资追加相当普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追加本身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否有一套决策机制以及理性判断。德国柏林的一栋建筑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1992年，为了收藏、展示希特勒时期一些骇人的恐怖行径，柏林市政府与联邦政府决定共同出资3600万马克修建相关展馆（Topography Terror），并于同年进行了方案征集，结果瑞士建筑师卒姆托（Peter Zumthor）中标，获得了设计权。1995年5月8日，该项目正式开工，之后断断续续的建设，到了2000年却停了下来，因为从前期的施工，业主就已经发现造价大大超过了预算，于是建筑师被要求重新修改方案，新方案提交后经专家评委审核之后，认为达到了业主的要求，切实可行，于是重新开工，为了不使工程半途而废，投资方将造价的上限重新确定为7800万马克这一终极指标，可是在继续施工过程中，业主依然发现不能将造价完全控制在这一目标之中，尽管超的不太多，但是毅然决定将卒姆托的方案完全放弃，于是于2004年彻底停工，重新选用建筑师进行方案设计。2007年8月，在工程最初开工12年之后，我在工地的现场依然只看到一堆杂草，新的方案已经确定，并在工地边的临时建筑里展出，是一个德国本土建筑师的作品，一个低矮的规整方盒子，中心掏了个天井，看起来极其平实、质朴，估计其造价应该会远远小于7800万马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读出德国人的严谨甚至死板，可是我们更能看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或者说办什么事最多值多少钱的务实与理性。所以建筑的最终造价大都是业主及决策者的意愿使然，怪不得建筑师。关于建筑投标方案评选的问题，曹晓昕先生已经进行过深入探讨，这里不再多言⁵。

4.问题4：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项目上的职业操守

近些年来，一些新奇甚至怪异的方案在中国纷纷落成，有其多重原因：业主及决策者的审美偏好、价值观念、心理需求以及评选标准和程序的不良等都可以纳入背后的理由，但是以此现象来普遍怀疑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项目上的职业操守则颇有些不当，以我在欧洲的经验，绝大多数老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并无过多的尊重与好感，但从表面上也看不到任何的歧视与侮辱，在极其重视个人以及事务所声誉的西方传统下，外国建筑师针对中国的项目，很少会特别的轻视，倒是那一次次无结果的投标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国际飞行让他们精疲力竭，甚至灰心丧气。

至于判断一个方案是否“一稿两投”，我觉得更需谨慎，绝不可从一张外观效果图就轻易下结论，同一个大模样下，建筑的性质、规模、功能、结构、构造、节点、材料等均可能大不相同，从而导致几乎所有的图纸都要重新绘制，工作量一点都不会降低。在技术的层面，现代建筑着重于建筑的性能，所以外观日趋精致简洁，可是节点的构造却越来越精致复杂，所以对于现代建筑的设计而言，重点和难点更多是在节点的详细设计上，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事务所的水准与成败。可是也有不少国际知名的大型商业性的事务所在全球各地开办着分部，像机器制造产品一般生产着建筑设计，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惯用和模式化的空间与形态的语汇再加上通用的节点来完成，如果从这个层面上说，建筑设计的价值和建筑师的职业操守真是值得反思，但是无论如何，我以为这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层分化”、“破坏社会和谐”无关，至于一些人酒后的语言，更多是宣泄与狂话，绝不能当真。

说到职业操守，我觉得当下许多中国建筑师同样值得拷问，图纸的套用、效果图、模型的虚假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笔者2006年年底曾参与国内某中型城市体育中心的投标，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多的场馆，还有老建筑的改造，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分析、构思、绘图的时间极为紧张，可是提交结果后看到一些大型设计院的方案可谓深入之极，许多场馆都几乎达到了扩初的深度，可是他们自己却说：这种方案好做，只要总图确定，其他几天都搞定了。至于如何搞定，不言而喻。不过针对当下中国的投标情形，建筑师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与诸多建筑师的接触与交流，其显示出基于现状的麻木与消极或是沉默与无奈，与现代建筑的中国特色问题相比或许更值得令人忧虑。

5.结语

建筑的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结构安全、能源消耗、消防疏散等这些以技术为基础的问题均可以通过量化来进行计算或验算，从而比较准确地衡量是否满足要求。但是，一旦纳入心理、文化、审美等这些基于感觉与价值观的因子，建筑的绝对优与劣就成为一个难以言说的问题，更不可能有一套国际通用的法则与标准，必须依托于具体的基地环境、价值观念、经济条件、使用成员等相关因素，甚至纳入到建筑的全生命周期、使用后评价等才有可能进行相对综合与全面的评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我国当前一些重大建筑的评价其实还远未完成，任何综合性的盖棺定论式的结论都还为时过早。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单一因子的指标不可能决定建筑的整体好坏，即便是所有的单项因子的得分加权综合之后得分高的建筑也并不一定就更加优秀，因为建筑毕竟是一项综合的技术与艺术。另外，建筑的设计终究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混杂在一起的过程，建筑某一方面特色的创造往往意味着另一方面的损失甚至牺牲，所以在设计、决策、评价等过程之中，我们的心态与价值观念则显得至关重要，其实这也是争论的真正指向与意义所在。

以民主、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发展范式下，个人的创造力以及技术的力量得以最大程度的解放，推进着社会的迅猛发展与变革。西方社会所倡导的高度个人中心主义培植出了契约社会、透明政治以及公共道德等一系列保证社会秩序的制度体系与价值观念。以德国为例，整个社会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安心地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生活也变成一种程式，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活动、穿什么服装都一清二楚。无论以哪个方面来衡量，他们都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可是生活在其中，依然觉得具有浓厚的传统特色，或者说德国特色。西方的实践表明，现代化与地域特色并非对立，但是这份特色，更多是表现于城市总体风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而并不是现代建筑本身。

中国特色的问题将是一项长期存在的哲学命题，之于建筑，需要建筑的内部与外部问题不断改良与完善。当有一天，建筑师们不再整天到处东奔西跑于诸多城市进行效率低下的投标、汇报以及效果图、模型、文本制作公司，而绝大部分时间可以安心坐在办公室里分析基地现状、空间与功能、推敲节点构造、挖掘材质的使用可能，当有了这份泰然、从容的心情时，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或许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原文已发表于《建筑学报》2008/8）

注释：

［1］彭培根.用国家政策、法规和数据来批判三栋妖魔鬼怪建筑物.http://www.abbs.com.cn/bbs/post/view?bid= 1＆id=335880769＆sty=1＆tpg=1＆age=0.

［2］彼得·圣吉与杜维明在浙大的对话：从文明对话到对话文明，2005年11月12日，浙大永谦活动中心.

［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台北：商务出版社，1992.

［4］徐千里.从中国文化到建筑现代性——思想的角度和轨迹[J].新建筑，2004（1）：40.

［5］ABBS建筑论坛——投标体系的议论.htm，曹晓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