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大湖滨教学楼的倒掉

十一、论浙大湖滨教学楼的倒掉

1.一段旧闻

2007年1月6日上午7时17分，随着几声闷响，西湖边第一高楼——浙大湖滨校区教学主楼向着预定的南面方向轰然倒去，只用了5～6s的时间，这一高67m的，22层的大楼就永远在杭州市的版图上消失了。原因是这个地块已经在2005年10月被拍卖给香港嘉里建设（杭州）公司，当时的成交价格是24.6亿元，按照约定，浙江大学要在2007年1月底前把所有的建筑物拆除。这幢坐落在延安路和湖滨之间的大楼，建成至今13年（1993年建成並投入使用），离西湖只有500m左右，被称为西湖边最高的楼，在建造时就曾经有专家和市民认为它对西湖的整体景观造成了破坏，长期以来便招致了种种议论。如今，则因它的轰然离去，又备受关注。

2.争议

一座建成至今才13年的高楼，一座至今仍可使用的高校教学大楼，而今却倒下了！在参与爆破过程的专家眼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大楼，异常牢固，这次爆破的炸药用量比其他类似的大楼要多出一倍。如果这楼不爆的话，可以使用上百年，非常牢固。”按照设计使用寿命至少100年的大楼，为何用了才13年就面临夭折呢？

爆破时的情景

使用状态中的教学楼

爆破后的场景

争议一：按照正常的规划设计及相关法规的要求，该楼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至少应在80年至100年之间，可其仅仅使用了13年便“命归一爆”，投资成本与使用寿命相比，显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短命建筑”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是不争的事实。

争议二：城市规划不合理难道竟然就是这座西湖第一高楼短命夭折的一个主要原因吗？按这种的思路，我们真的要以爆破拆除重建城市建筑格局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理想的城市规划吗？轰然的惊天一爆虽然已经结束，但相关部门真的应该给“西湖第一爆”一个合理的解释！

争议三：大楼在建设与爆破的决策全过程之中，广大公众、特别是众多大楼的直接使用者均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之中，他们的要求与情感究竟该怎样弥补？

诚然，这些争议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对于政府而言，将医学院从城市黄金地段置换出去，不仅可以获取土地的最大价值，同时亦可大大完善城市中心商务区的功能，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引下，无可厚非。对于浙大，在湖滨校区无法扩展的情况下，将之整合到紫金港新校区之中，既彻底改善了医学院的教学、科研环境，又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巨额资金，何乐不为？如此看来，这是一场双赢的结局？可是“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另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以塞亚·柏林的观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究竟谁受到了伤害？何者招致了损失？

3.反思

浙大湖滨教学楼，其实绝非个案。自2007年新年伊始，高楼爆破声就此起彼伏。先是广州“中国环保第一爆”，接着是杭州“西湖第一爆”，跟着是青岛“楼层最高第一爆”，这三个“第一爆”在吸引国人目光的同时，也引来了人们的质疑：为什么要把这些只有十多年历史的现代高层建筑炸掉？

诚然，城市建设应该有“破”有“立”，但怎样“破”，如何“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浙江大学滨湖区教学楼的投资成本与使用寿命相比，显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短命建筑”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与当下建设节约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国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折射出我们针对该类事件缺乏足够的思想意识、操作程序以及制度规范。

当今，对于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老房子加以保护和改造利用，已经得到学术界以及政府的普遍认可，甚至许多废弃的老厂房，被许多艺术家改造成LDFT式的创意与生活空间，成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但是对于众多普普通通的建筑，因为土地易手或功能转换等原因而沦为“年轻的老建筑”，他们的命运究竟该如何处置？

反观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其建设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大规模新建、新建与维修改造并举和重点转向老建筑的维修改造。例如，早在1975年，英国新建工程数量和费用就开始减少，建筑维修改造的项目逐年增加，1980年建筑物维修改造工程就占到英国建筑工程总量的三分之二；瑞典建筑业80年代首要的任务是对已有建筑物进行更新改造；在美国，新建筑业开始萧条，而维修改造业兴旺发展。美国劳工部在2000年就曾预报：旧房维修改造业将是最受欢迎的九类行业之一。

再仔细看看诸如浙大湖滨教学楼这样的“老建筑”，有太多的理由加以改造：

第一，结构与空间上的可行性。在参与爆破过程的专家眼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大楼，异常牢固，这次爆破的炸药用量比其他类似的大楼要多出一倍。如果这楼不爆的话，可以使用上百年，非常牢固。”另外，框架与剪力墙相结合的结构体系，可以使其空间重新任意分割，从而满足多种新功能的需求。

第二，经济上的节省。20世纪80年代后，英美的统计数字表明：总体上再利用的建筑成本比新建同样规模、标准的建筑可节省20%～50%的费用。上海莫干山大饭店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对其不是推倒重建，而是改造再利用，所耗的费用比新建同等水准的酒店节省一半。

第三，能源上的节约。建筑业是能源消耗的大户，我国生产建材的耗能占全部耗能的25%，建筑在建造过程中总是耗费大量的资源，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而利用旧建筑改造的消耗相对来说则小得多。

第四，生态上的贡献。那些面临拆除命运的建筑一旦更新再利用后，将为良好生态环境的维护做出贡献。建筑在建设与拆毁过程中均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其中绝大部分不能回收利用，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建筑垃圾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这个比例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英国16%）。

第五，文化价值的延续。建筑是有生命的，对既有建筑的改造利用，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既可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转移，又体现其文化价值的延续；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负责。

第六，社会价值的导向。大力提倡旧建筑的改造利用，是普及资源高效利用、关爱地球、关爱全人类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具体落实。这一方面，政府的导向尤其重要，在类似湖滨的事件中，如果政府有意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加以引导，也许结果会大不一样。同时，政府的决策也往往导引着科研的方向，它将促进在建筑更新过程中的立法、设计、施工和改造等多个方面深入的研究，同时有益于在全社会培植资源节约、适度消费的价值观念。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湖滨事件有大财团为这一切买单，政府不但没有损失，反而获了利。非也！因为财富尽管属于个人或集团，但资源却是人类共有!站在全人类以及未来子孙的立场上，谁也没有浪费的权利。或许，还有人说，我们建筑的整体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西方的第三阶段，所以还未到大规模旧建筑改造利用的时期。的确，我们还正处于高速建设阶段，但是基于与我们迥异西方的资源与人口比例，我们更是不具备高消费的资格。另外，浙江人均GDP在2006年就已经接近4000美元，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更应在此方面做出实践，因为它将对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先导与示范意义。

4.我们需要怎样的记忆

换一个角度，我们也许会发现，“双赢”的结论其实是基于可度量经济的盘算（例如投入、产出），还有可以具体感知的功利的考量（例如设施与环境的改善），可是，如果我们将之置于社会与人文的标尺之下，或许会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据报道，当听说这里要被爆破拆除后，很多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纷纷回到现场，拍照、录影，留下最后的怀念；很多杭州市民路过这里也都情不自禁放慢了脚步，看上最后一眼；医学院的数位老教授甚至早早就租借了马路对面宾馆的房间，以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迎接大楼的最后时刻。

前身由1912年6月1日创办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和1945年8月创设的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合并（1952年2月）而成的浙江医学院，几易校名、校址，多次沉浮，历经沧桑，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荏苒中，数万学子从这里走出去，开启自己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亦有无数老师在此默默耕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校园的一草一木，都早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记忆！更别说校园的一幢幢大楼！

医学院尽管在异地不断发展，但往日那些承载着无数故事的场景从此消失，那些老一辈的追忆、年轻人的憧憬也瞬间变得无所依托。除此之外，那原本依托于学院周边的商家也大多被迫转行，或搬迁它处。其中许多经营者或是人到中年，或是事业刚刚稳定，突然间又要重新开始。那住在附近的老人们习惯了饭后到校园里散步，一下子因校园的消失竟茫然无措……是啊，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校园已经深深融入了城市，成为无数人的集体记忆！这份记忆，是那样的朴素、自然，以至于在大多时候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可是在不经意间，它对人的触动远远超过苏堤、断桥！

我们可以想象，三五年之后，曾经的校园会矗立起一片环境宜人、设施一流、气度非凡的商务中心，可是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也许除了一声惊叹，难以牵动他们更多的情感。再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也许将会从这个城市居民的记忆里永远抹去！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许会修复更多的名人故居，会重建更多的历史场景，会整理出更多的记忆文本，但是对于生长、生活、工作于斯的人们，他们自身的记忆未必会因此而变得饱满充盈！城市需要记忆，更需要顺随、真诚的记忆！这样的记忆，才鲜活动人；这样的城市，才温暖人心！

5.“幸运”的天星码头

我们承认，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拆旧建新，在特定条件下，局部甚至整体搬迁，都是必需的，也是合理的。我们也不再纠缠于校园该不该搬迁、楼是否应被炸、是穷所迫还是富使其然、决策过程是否合理等这样一系列难以理清的问题。在这一切已经无法逆转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能以一种务实平和的态度来探讨究竟可以以何种方式来弥补、珍藏、保留甚至传承这一份记忆。对此，天星码头的事件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观照。因城市填海计划，有48年历史的香港中环天星码头，于2006年11月11日深夜12时关闭，搬至它处。港人曾经习以为常的沙哑的码头钟声，从此成为绝响。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时刻，有关部门为天星小轮举行了盛大而富有意义的“慈善告别航”（其所得收入将捐赠给慈善组织）。

那日午夜，香港中环天星码头，五艘天星小轮响起汽笛一片，发出摩斯密码——长短短短——长短长长——短，即英文的BYE，中文的“再见”。随后，五艘天星小轮逐一起航，驶向对岸的尖沙咀。1800位市民与百多位嘉宾，借一段10分钟“告别航”，集体表达对中环天星码头的惜别之情。子夜12时，码头爱丁堡广场上的大钟，悠悠响起16下香港市民耳熟能详的音乐钟声，接着是12响报时钟鸣。随后，大钟灯光渐渐熄灭，市民自发组织了告别乐队，奏出爵士蓝调，一些市民，听着听着，哭了……这一刻，整个城市为之动容！这一瞬间，一种温暖弥漫于维多利亚港湾的每个角落！面对此情此景，有谁还能说香港是一个冷漠的都市！其实，那天的天星码头，一整天都是挤满了为它送别的人，15万市民与游客自发来此搭船，为见证香江半个世纪发展的天星码头划上圆满句号。另一方面，之前市民自发的告别活动已经持续进行了数日，人们在码头爱丁堡广场上牵起绳圈，挂上一句句告别词，既有“你永远留在香港人的心中，愿新码头能与你薪火相传”，也有人对政府拆除中环天星码头表示不满，指称“无视历史，消灭记忆”。这就是香港，一个有着高度参与公共事务意识的城市，一个文化杂陈的城市，一个包容万象的城市，一个极具魅力的城市！

据报道，码头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座面临拆卸的钟楼，许多市民希望能将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标保存下来。对于这口大钟是否与天星码头同时“沉没”，香港立法会规划地政署及工程事务委员会，在2006年9月21日的一份《搬迁中环天星码头》的文件中表示：就原有铜钟搬迁至新钟楼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后，认为此举并不可行，因为缺乏搬迁所需及日后维修所需的新零件及构件。因此，新钟楼会安装全新的铜钟。钟声与原有的相似，而原有的铜钟将会拆下，陈列于新钟楼之内。

6.一份梦想

天星小轮的故事令人潸然泪下，但是亦让人感慨她的幸运与幸福！其实，天星并未从城市中消失，她只是搬迁至10分钟步行距离之外的异地，可她却被给予了一场15万人出席的温馨而浪漫的告别盛典！

反观我们的湖滨校区，如果不是“西湖边第一高楼”的帽子，我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关注这一事件，更不用说那6.67公顷土地上早已被拆除的数十万平方米的建筑以及其他众多人文景观。伴着那一声声闷响的，最多也只有几百人守在她的旁边默默地注视。而这个校园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经济与人文影响，绝不在天星码头之于香港的影响之下！

于是，我梦想着官方曾组织过同天星般一样别致的仪式，给予这个大楼以及整个校园一个充满温情、尊严而体面的谢幕！并让这一天成为浙大以及整个城市发展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我梦想，曾在这里学习、工作的学生、老师以及无数对她抱有怀念的市民，那一刻都能走出自己的三尺房舍，围绕在她的身边，以自己的心灵共同承受那几声爆炸声的重重敲打！

我梦想，决策者在整个过程中都能广纳民意，并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让这片场地上的故事得以传承、记忆！

我梦想，那仅存下来的孤孤单单站立于风中的大门，稍加处理后能够永远的守在这里，作为那一场故事最后的讲述者！

我梦想，在未来新建的建筑中，能够划出一块场地或空间，通过雕塑、图片、模型等方式对这片土地上的故事给予纪念和展示。

可是，这一切，都仅仅只是梦想……

大楼倒下一个月之后，我曾经再次去了湖滨校园，昔日温馨的场所，早已经化为一堆堆砖石瓦砾，静静地躺在那里，远处几个工人和推土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理，整个场地，空空荡荡，唯有那些高大的梧桐，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

（原文已发表于《新建筑》2008/3，有修改）

爆破后残留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