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转型刍议

追寻意义和价值:网络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转型刍议

张克非^[1]

对于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计算机网络早已深深嵌入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之中。大约没有人能够否认，在学术界扩大再生产如火如荼的今日，学者已很难在完全没有网络支持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哪怕只是撰写一篇言简意赅的小型论文。如今学术情报的搜集离不开各种强大的网络数据库，对于一些原需坐拥书城方能开展研究的学科而言，篇帙浩瀚且价格不菲的原始文献在网络中变得唾手可得。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注明电子信箱地址，而近来引起重大社会关切的一系列学术批评，也率先在网络发动。网络的全面介入已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十几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计算机网络对于学者与学术的影响绝不仅指在工作方式上实现了“从爬格子到敲键盘”的转变，更有许多根本性的重要变化。对此，笔者希望在本文中略作探讨。需要指出的是，在哲学社会科学所涵盖的诸多学科中，各种网络现象本身就构成一些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在另一些比较传统的学科中网络仅仅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手段而存在，因此笔者不大可能就具体学科的情形进行全面讨论，仅能就若干普遍性的问题略陈管见。由于笔者从事的专业是历史学，未免较多地从历史学角度进行例证，此点祈请读者见谅。

一、网络时代学术形态的变化

无论学术能否如韦伯所说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志业”，其在如今首先作为一种“职业”而获取其存在的正当性。曾几何时，出入典藏钜万的大学图书馆、名列高深艰涩的学术杂志，是一般民众心目中学者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应有的身份标志，构成了学术界与非学术界之间有效的区隔。归根到底，现代大学体制以及复杂的学术评判机制，通过资源的聚集与话语的垄断，保证了学术界作为一个独立职业集团的地位。然而在网络发达的今日，上述朴素的标准是否依然成立则大可怀疑，因为网络的普及使得学术形态及学者本身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其表征可概括为下述四端。

其一，学者的身份标志日益模糊。传统学术评价机制中，只有在国家承认的学校与科研院所中占有正式编制的人员，才有“资格”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并为评价机制接纳，获得成为学者的可能。因此，能否成为学者不仅仅取决于是否从事研究以及其研究所能达致的高度，而且在于能否获得一种经过知识精英认可的“资格”。这意味着有相当多的“文化爱好者”因无法获得此种“资格”而被剥夺了进行学术讨论的权利，因为在学术期刊体系之外，并没有提供一个供广大公民讨论学术问题的平台。进入网络时代，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网络提供了一种选择性聚集的功能，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相同的网友，并以一种十分便捷的方式予以切磋交流。在此情形下，学术期刊体系已经无法垄断学术交流，传统学术体制之外的各类学术、准学术交流有声有色。而今，一批文化学术类论坛与博客茁壮成长，一大批人气很高的版主与博主纷纷以“学者”的身份出现于公众视野。他们中有很多人并非哲学社会科学界认可的专业研究者，但在研究的领域、内容乃至方法等方面与主流学术界有颇多共同点，许多观点也言之成理。如何定义网络时代的“学者”，是一个值得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所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冲破了某些学科的技术性壁垒。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专业，客观上在于有些学科研究需要通过研究者长期努力，积累、掌握大量文献资料作为支撑，身处学术体制之外的各类人士难以获得如此庞大的资源。在网络时代，大量文献图书的电子化使得一般人同样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取相关资源，“读书破万卷”之梦的经济和条件制约被进一步破解。图书文献的电子化及其网络传播，可以视为自公众图书馆建立后在社会知识分享方面最具革命性的事件，进一步打破了知识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格局。在理论上，一个并非身处学术中心的文化爱好者完全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此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以往一些学科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完成的一些技术性工作，而今可以通过文献电子检索、建模运算等方式予以迅速解决。譬如，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教授在历史学研究中提出了“e-考据”的概念，即充分利用各种电子数据库与检索技巧，考证许多以往学者皓首穷经尚不能解决的问题。^[2]如此种种，使得横亘于专业研究者与一般爱好者之间的某些技术性壁垒遭到了削弱，技术性要素愈来愈难以成为专业学术之所以“专业”的有利证明。

其三，网络的普及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开放的问题意识。网络既作为现代人基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不能自放其外;在事实上，它早已超出了职业的范围而嵌入到了每个学者的生活中。学者与普通人一样通过网络来了解社会的动态，自然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意见与看法;学者作为普通网民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自然会成为其从事学术研究的思想背景与资源。学者不再是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唯一观察者，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见解精辟的非专业人士也会成为他们的准同行，彼此之间自然难免会相互借鉴乃至争论。学者在很多时候也不满足仅仅与自己的同行对话，而网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向公众直接展示研究成果的机会。就这个意义而言，网络使学术成果的评判更加社会化;一些研究者为了扩大声望，也开始主动回应公众的关切。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空前扩大，网络介入后的学术演进与时代脉搏的跳动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很多领域我们已无法截然分辨孰为学术问题、孰为一般意义的社会文化问题了。

其四，在网络时代，学者乃至知识界何以安身立命，其任务、使命和存在的价值究竟何在?以往，学者和知识界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知识的掌控和自身积累、保存、传承知识的功能，并且肩负着向公众传播知识、进行教化的使命。但在当下的网络时代，知识、信息的产生、储存、传播、使用及其方式、数量、速度和效果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学者和知识界的功能。网络及其与之相连的各种数据库、电子图书馆，正在构建一个便于社会公众广泛使用的知识海洋。与之相比，任何一位博学的专家学者，都会望尘莫及。公众不管查询任何知识性信息，只要轻点鼠标，通过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都可以得到众多的，甚至是最权威的结果可资参考。而网络、电视等各种现代传媒的普及，已经在许多方面起着“教化”、引导、影响公众认识、观念、意见、舆论的强大作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类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表达、沟通、思维方式，甚至生活和工作方式。面对如此强大的挑战，学者和知识界怎样形成自己新的社会定位、功能和使命?

学术形态及学者自身存在的诸多重要变化，不仅使观察者感到越发难以把握，更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存在焦虑。网络时代对学术和学者的根本挑战，庶几在此。

二、网络时代学者的存在焦虑

与自然科学拥有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与明确的研究方法不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都处于一种需要反复探讨其内涵与意义的状态。这在根本上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一些人文学科本身就担负着厘定价值的重要任务，同时研究工作也是研究者反思与追寻个体生命意义的过程，是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置身网络时代，学术研究的形态既已发生重大变化，当代研究者的生命历程必然不同于昔日。笔者认为，网络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注定要就自身存在的意义面临更多的困惑。

相对于复杂纷纭的现实世界，一个较为封闭的学术体系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学者提供庇护所。此种庇护所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使学者更好地就意义问题进行思考，但在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述情况:在不反思学术之于个体生命意义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拥有一种身份意识而获得廉价的优越感、崇高感以及自我满足感。坦率地说，此种身份意识的建立有赖于“他者”——即广大非学术人群的存在。对于某些学者而言，此种“他者”存在的合理性似乎是先验的，因此自身所从事的工作便天然拥有不同于芸芸众生的某种特殊意义;但在事实上，他们并未就自身生命体验进行过真正的反思。刚刚进入大学的青年学子，大多会就他们所要投身的学科提出疑问:“从事××研究有什么意义?”当他们成为博士研究生或进入科研教学岗位时，大多数人已不再提出类似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在经历充分思索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答案，或者说他们已完全视其为谋生手段而对其毫无知觉。最普遍的情形在于，这些年轻的研究者一方面已经培养起了某种基于特定专业的敏感与兴趣，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通过强调某种区隔，例如某种研究的特权，使自身从属于一个名为“学者”的特殊群体，进而获取某种文化资本以及虚拟的精英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并未真正获得学术研究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却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意义感，这便是很多人以“为学术而学术”来回答意义问题的实质。对于非学术人士对其人生意义的质问，他们虽然并没有能力真正予以回答，却又似乎无须回答，因为这些质疑者根本没有获取这个领域的准入许可证。

然而身处网络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否还可以维持上述状态则变得可疑。虽然学术界的现实壁垒仍然存在，大部分学术期刊依旧拒绝发表以家庭地址发出的投稿，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得不接触甚至直面来自公众的发问。这次他们遇到的不仅是无知的“普通人”，其中不乏具有相同知识背景甚至专业训练的挑战者，他们与专业研究者的区别，仅仅是尚未拥有一种专业身份而已。当学术研究不再只是专业学者的禁脔、“业余选手”也完全有可能在其熟悉的领域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取得更为社会所认可的成就时，一张正统学术界的准入证必然会大大贬值。且不用说《明朝的那些事儿》如何塑造了民众对于明朝的认识，很多年轻人对于古代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认识，都来自网络上流行的“穿越小说”与各种历史题材的游戏。当今的网络写手与游戏开发者并非全为不学无术之徒，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曾认真阅读过历史文献甚至研究著作;虽然不合学术规范，这些业余人士所创造的很多格言式独白令许多史学工作者相形见绌。在此情形下，“从事××研究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对于广大学者再次变得真实而迫切;其所蕴涵的真正焦虑在于，作为一名“专业”研究者，自身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应当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焦虑由来已久。哲学社会科学所考察的对象原本就与每个个体的生命体验直接相关，较之自然科学更容易引发普通人进行思考与讨论的热情。至于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拥有知识的多寡与结论的精彩与否并没有天然分别，尽管精彩的未必是正确的。此外，哲学社会科学中有很多学科缺乏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即便是那些有复杂术语的学科，其基本原理也可以用一般语言予以说明。以上种种，都天然地降低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门槛”，这也构成了很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断强调加强学科自律的外部原因。事实上，依靠营造身份区隔以获取虚假的意义感终究难以持久，要解决自身存在的焦虑，只能由研究者自己进行痛苦的反思，只有通过反思才能获得心灵的救赎，任何人不能越俎代庖。荷兰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曾感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数量比从希罗多德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有史学研究者的总和还多，历史写作正“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开来”。^[3]仅仅是体制内队伍的膨胀已经可以使意义感大打折扣，由此构成了安克斯密特探讨历史学意义问题的动力之一;在网络时代学术形态不断变化、什么是“学术”已经愈来愈难以回答的今天，不加反思地“为学术而学术”恐怕更是难以为继了。意义感，哪怕是虚假的意义感，在今天已无法自发生成。

因此，在网络时代，我们不仅需要追寻人文、社科学者自身的专业存在及其意义，也要追寻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工作的意义;更要追寻这两者在当今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它们是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及其事业的社会地位和未来归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并不否认“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仍是当今浮躁的学术界需要首先提倡的。笔者只是想说明，没有发现个体意义的学术是很难有生命力的。即使所选择的是苦行僧式的学术道路，在“自度度人，自觉觉他”与“走投无路，遁入空门”之间，终究是有高下之分的。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只有发现和彰显个体的意义，才能在网络时代的知识海洋里成为独特的“这一个”而为之增添新的内容，并受到广大受众的重视。否则，如果仅仅满足于充当“那一类”中的一分子，则其有无将会变得无声无息、无足轻重。

三、网络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要求

计算机网络之所以深刻影响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其原因自然是多样的。然而归根结底不外乎以下三点。其一，互联网打破了知识精英对知识的垄断，使知识成为公众越来越容易获取、共享的社会公共产品，是否拥有知识已经很难成为衡量当今和未来知识分子的关键性标志;其二，互联网让公众有了就学术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知识精英对评价体系的垄断在众声喧哗中受到了挑战;其三，互联网时代的学者和知识界必须重新定位自身的工作任务和社会使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因此感受到了巨大的存在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一种意义的危机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对此前文既已申明，网络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哪些根本性要求，至少在“大关节”方面已然清晰。

网络在传播知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术界自然有义务运用这种优势更好地来为自身、为社会服务。首当其冲需要扩大知识的共享，降低学术研究成本，在这一点上我国与国外还有相当的差距，很多学术机构对于资料的垄断仍然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其次是网络学术资源、学术成果的标准化，以及其评价机制的合理化，这方面我们正处在努力改善和建设中。以上两点不必详论，笔者所强调的仅在于，知识与其标准化成果不应为学术界独享，也应有条件、有步骤地向大众开放。除以上两点外，充分利用网络开放迅捷的优势，有目的地提高知识积累与获取的效率应成为学术界的自觉追求。譬如，“二十四史”关于时间、方位等问题的记录存在诸多明显讹误，为此《中国史研究》等刊物经常发表小札记予以辩证，零星分散，读书时难以注意。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通过权威认证的网站，专门接受网民的勘误成果并以注释形式实时更新至“二十四史”电子文档。此种集思广益的做法既有助于学术成果的传播，又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减少了低水平错误重复发生的几率，只有可能在网络中予以实现，政府对此应给予大力支持。再譬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从2001年正式启动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等联合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国际合作项目，以研制编绘一套尽可能系统完整，能够显示疆域、政区和主要地名变迁全过程的中国历史地图，编成相应的数据库。并以其提供的时间与空间数据为坐标，综合相关信息建成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其成果都将陆续通过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网站发表，供全世界非商业性目的用户自由下载，免费使用。当这一系统建成后，所有与中国以往的时间和空间有关的信息，不论属于哪一学科，都可以在系统中找到相应的坐标，编成数据库，得到便捷的检索，所以其运用范围相当广泛，并不限于历史地理学或相关学科。^[4]同时，该系统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点，即它的开放性及可不断完善性，能够及时吸收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位学者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最新考证和研究成果，以补阙纠谬，使之日臻完善。这是任何印刷型的同类地图集所无法做到的。

网络的发达既能帮助学者以较少的时间、较小的代价获取知识，这也意味着某些以保存、整理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学术需要深化或转型。几乎所有的文史专业研究生都可以感觉到，某些在过去需要泛览载籍、历时久远才能完成的资料排比工作，现在基本上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其中并不需要复杂的技术。如果说传统研究方式下，繁重的资料工作遏制了很多学者从事思考的努力，那么网络时代的学者完全应该也必须在保存、整理知识之外，有更大的抱负与更高的追求，那就是直面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更多地将精力和重心转移到深入地研究、思考和知识的综合创新上来。网络时代，给知识的海洋是否再增加几滴普通的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为之增添最新的重要成分。这既是解决如今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存在焦虑的必由之路，也是网络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使命。

言及“时代使命”这个词汇，很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会不以为然，因为很多学科自身的属性决定其“务虚”的性质。但即便是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务虚”工作的学者，也会在时代的变局面前萌发“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法国年鉴学派开山人物之一的马克·布洛赫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的苦难年代，因亲友发出“历史有什么用”的疑问而唏嘘不禁，遂满怀孤愤撰写《为历史学辩护》一书。^[5]可见，一位学者无法完全置身于时代之外，无法完全拒绝时代发出的召唤。网络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究竟需要为社会做些什么呢?几年前“于丹现象”在被广泛讨论之际，几位博士身穿“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的文化衫现身说法、以示抗议。博士们这种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行为仅仅再次展示了自身的焦虑，而似乎也更加凸显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在向公众阐释“意义”方面不曾比于丹做得更为有效。在一个已经初步实现丰衣足食但尚未完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国度里，在一个充满各种诱惑与不确定感的年代中，对“意义”的思考与阐释显得尤为重要，这正是我们时代的使命。笔者更愿意把上述博士的行为看作一种布洛赫式的无奈，说明他们在回应时代使命时显然有某种无力回天的悲壮感。

网络时代的大众既已获取了自己进行判断的权利，那么他们对于意义的渴求就空前强烈，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有独自追寻意义的能力。如果学者不作为，自然会有人去适应这种需要。然而当学者如过去那样以一种精英姿态与独白口吻直接给出意义时，网民就会赠以“砖家”的雅号。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从来就不是一种线形的进程。至于关乎意义的问题，只有面对当下，从鲜活的生命体验中进行诠释才能有效，任何原则性的语言都了无生气。学者在言说意义时之所以惯于摆出精英姿态、采用独白口吻，这恰恰说明他所传达的“意义”并非来自自身生命的鲜活体认，而是一种从体制内传承下来的既定观念和自我感觉。因此，他们就很难在网络时代依靠垄断知识和自我感觉来保持其神圣性。网络时代的学者需要获得公众的尊重，但此种尊重更需要靠学者自身的努力及其贡献去赢得。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公众对真正有价值的意义阐释会熟视无睹。如前文所言，网络提供了一种选择性聚集的机会，这在部分意义上弥补了曲高和寡的缺憾，学者要有自信去赢得公众，至少是那部分能读得懂自己的人群。

网络时代的学者在深究意义的同时，迫切需要更新以往的思维、表达方式和话语系统，不仅可以“与自我对话”、“与同行对话”，而且要具有“与公众对话”的能力和效果。这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更，而且是心态、研究理路、关注对象、成果形式等的转型。一方面追求意义、思想、认识的深刻和独创性;一方面要使之能够更好地为公众所认识、为社会所接受，真正成为影响公众态度、社会舆论、文化走向的营养和圭臬。唯此，方可真正树立学者和知识界作为网络时代“思想者”、“创新者”的价值和地位。

综上所述，网络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但要求研究者们运用好网络这个利器，更好地完成知识的保存与整理;更要求他们在对意义与价值的探寻、在知识的创新和传播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学者在脑力劳动中的沉重负担，也破除了很多人聊以自慰的身份意识，这使得人类从古以来对于意义的追寻变得更加迫切。这种追寻注定将采取一种非精英化的姿态进行，因为在浩瀚的网络世界中，仅作为其中一个个节点的个体都是渺小的。

【注释】

[1]张克非，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2]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附录2.7《“e-考据”时代的出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5页。

[3]参见［荷］安克斯密特:《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陈新、黄红霞译，《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

[4]葛剑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研究方法》，载教育部门户网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224＆infoid=20918)

[5]参见［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中的《译者的话》与《献给吕西安·费弗尔》，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