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方法研究的模式基础和设计要素

混合方法研究的模式基础和设计要素

张　培^[1]

一、引　言

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以下简称MMR)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虽已被广泛采用，但作为一种研究模式或研究策略，仍很不成熟。通常人们把MMR理解为一种在单一科研项目中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成分混合加以使用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的出现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到了80年代随着定性与定量两大研究模式之间对立状态的缓解，混合方法研究被普遍使用和接受。90年代起，性与量之间的结合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研究方法层面上，它开始涉及包括哲学观点在内的多方位的混合。即便如此，MMR仍不能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模式或研究策略，原因在于这个领域里的学者对很多基本问题存在争议。正由于此，Teddlie＆Tashakkori(2003:3)^[2]称MMR“仍处于青春期”。争议最大的问题包括其哲学基础及设计要素。本文通过回顾和分析领域里最新、最重要的观点和主张来探讨MMR模式基础和MMR设计中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二、定义概念

文献中对于MMR的定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学者对于方法(methods)一词的使用就大不相同。Bryman(2001)^[3]用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一词指搜集数据或资料的手段，并强调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方案(research design)之间有重大区别，后者乃“指导研究方法之实施及其产生数据/资料之分析的一个框架”(Bryman，2001:28)。由此，研究设计方案应是掌控数据/资料采集和数据/资料分析的构架。例如，一个研究设计方案可以是一个案例研究(case study)。一旦案例选好了，就需要研究方法来搜集数据/资料，而这研究方法可以是下述手段中的任何一个或任何几个:参与者观察、采访、文件、答卷人自行完成之问卷等。然而，有的学者如Cohen et al.(2000)^[4]把研究设计方案用作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而把一个案例研究或是一个调研(survey)称作一种研究类型(style of research)。对于这些学者而言所谓研究方法，是采集并分析数据/资料的工具。还有一些学者使用“研究方式”(approaches to research)一词，所指相当于上述Bryman的研究设计，或是Cohen et al.的研究类型。于是，在文献中一个案例研究或是一个调研可以是一个研究设计方案，一个研究类型，或是一个研究方式。

不仅如此，有些作者，如Sandelowski(2000)^[5]，Teddlie＆Tashakkori(2003)等，把案例研究或调研称作研究方法(method)，这样一来使得这些概念看上去更加容易混淆。MMR领域中的重要学者Teddlie＆Tashakkori把mixed methods(复数)research细分为包括mixed method(单数)research和mixed model research。在前者中:混合发生在方法部分——或混合使用定性的与定量的数据/资料采集手段(如一个结构半开放式的采访和一个答卷人自行完成的问卷)，或混合研究方法(如一个案例研究和一个调研)。在这种研究中，尽管定性和定量的数据/资料采集和分析手段都被使用，但混合程度不大，因为这类研究通常在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和最终的推论类型上都属于要么是定性的，要么是定量的。在与之相对的后者，即mixedmodel research(混合模型研究)中，混合可以发生在研究过程的多个或全部阶段，包括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数据/资料采集和分析，及推论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研究的思想基础之一便是“在单一研究项目中把两种模式，或是两种世界观混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Teddlie＆Tashakkori，2003:11)。这个论点体现出这两位学者在MMR模式基础问题上的观点，后文将对此作进一步阐述和分析。

本文下面讨论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method)一词所指乃上述Teddlie＆Tashakkori所使用的含义。而本文所用MMR是指在单一研究项目中混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的数据/资料搜集和分析手段。确切地:

MMR乃指单一研究项目中既有定量的又有定性的数据/资料的搜集和/或分析。在这种研究中，定量的和定性的数据/资料同时或分阶段地进行采集;定量的和定性的数据/资料之间区别主次或平等;定量的和定性的数据/资料的结合发生在研究过程的一个或多个阶段。

(Creswell et al.，2003:212)^[6]

本文采用这个定义是因为，相对于其他种定义而言，它更加以设计为导向，故而便于后文针对设计要素所作的讨论。这个定义指出:1)研究过程中混合可以发生的阶段——数据/资料采集阶段、分析阶段或解释阶段;2)数据/资料采集的实施顺序——同时采集或分先后采集;以及3)研究报告中不同种类数据/资料的居位——位置平等或有主有次。

三、模式基础

文献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兼容性的讨论。混合方法的广泛使用和成功实践已使所谓“不相容论”(incompatible thesis)偃旗息鼓(不相容论即指主张由于构成研究方法之基础的哲学体系的不相容性而使混合方法研究不能成为可能的观点)。尽管如此，在诸如混合方法研究中研究者对其哲学观点是否应加以表明和承认等问题上，争议仍然存在。正如Creswell et al.(2003:231)所尖锐指出的:“混合方法研究者是否应持有某种哲学观?而这种哲学观是否因研究设计的类型不同而改变?”

有些学者主张实用主义作为MMR的模式基础。实用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基于常识并致力于解决人们之间分歧的哲学”(Sleeper，1986，转引自Maxcy，2003^[7])。这些学者以实用主义为出路所要解决的正是传统意义上定量与定性两大模式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可以简单理解为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或解释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MMR就成为在定量和定性两大研究模式之间哲学和方法学上的中间路线。在实用主义混合方法研究的倡导者(例如，Johnson＆Onwuegbuzie，2004^[8];Maxcy，2003;Tashakkori＆Teddlie，1998^[9])所提出的主要论点中，下述两点尤为突出:

●研究问题主宰一切:与使用的研究方法或构成该方法基础的模式相比，研究问题本身更加重要;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确保提供解决研究问题的最佳途径。

●结果至上:科学研究应当结果至上，研究者既不必分辨自己的哲学观，又无需受限于研究规则。

Maxcy(2003:86)生动地诠释了实用主义混合方法研究，认为它的好处在于能够“释放(研究者的)研究冲动”。Tashakkori＆Teddlie(1998:30)对这种研究原则作了如下阐述:“研究你感兴趣的和对你有价值的东西;用你认为合适的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它;以你所认为能够带来积极效果的方式去使用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对于实用主义者而言，决定研究方案的核心标准是以实用为准、以背景为准、以结果为准。实用主义研究者的立场是方法和模式完全可以分开考虑，而对于支撑每种模式的哲学思想无需顾及。正因如此，他们认为实用主义混合方法研究体现了方法自由主义。

然而这是方法自由还是方法折中值得商榷。实用主义混合方法研究者常以扬长避短(即扬性、量两大模式之长，避各自之短)为目标，认为将研究方法混合起来会起到弥补各自之短的功效。笔者认为这正是研究方法的折中主义并对此持谨慎态度。笔者承认研究方案的决断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实际因素的考虑，诸如研究的目的、可利用的资源、面临的障碍，等等。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科研实践常常是建立在一些假想之上的，而这些假想有些时候是存在问题的。以实用为取向常使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它常引导我们把研究方法当成是技术性事物。例如，这种“有问题的假想”可以是这样一种常见的观念，即调研和案例研究这两种方法混合在一起可以使前者提供可推论性(generalisability)，同时使后者提供细节和准确性。但其实有很多理由使这种结合并不必要:首先，研究者完全可以对一个案例感兴趣，因为这个独立的案例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其次，科研并不一定非要涉及由实验得出的概论(empirical generalisation)，它可以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断(theoretical inference);再则，即使我们非要关注概论，案例研究并非不可达到这一目的——文献中很多案例研究的结果都指出它们具备了类似案例的可代表性。可见，以实用为原则有些时候会使我们简单化地把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忽视了研究方法本身所带有的方法假想，而这些方法假想有些时候是靠不住的。

实用主义的批判者当中Mertens(2003:159)^[10]对实用主义研究者的价值观提出质疑，尖锐地指出这种实用究竟是“为了谁?要达到什么目的?”在她看来，混合方法可以在任何模式中使用，但构建模式基础的哲学思想决定了哪种模式在被运用。

在MMR模式基础的争论中Mertens所代表的是另外一派观点。上述Johnson＆Onwuegbuzie(2004)和Teddlie＆Tashakkori(2003)等学者主张实用主义混合方法研究是介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模式之间的第三大模式，而Mertens却认为当今的科研世界中存在着实证—后实证、解释—建构、转变—解放这三大模式。这种所谓转变—解放模式(transformative-emancipatory paradigm)的思想基础是:知识反映社会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知识的构建旨在改善社会。因而，这一模式下的研究趋于关注社会中受到压迫和歧视的人们的生活和经历。然而，Mertens对于这一模式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立场的解释在本文作者看来，与其说这是第三大模式，不如说这更像是一个以改进社会为目标、以混合方法作研究的准解释—理解模式。从下面摘录的原文不难看出这一点:

(这个模式所持有的)本体论的观点是:所谓现实(reality)是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背景下的现实。知识论的观点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往至关重要，相互之间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信任和理解以准确而公平地反映所有被研究者的见解。方法论的观点是:混合方法为研究不同群体的事宜提供恰当途径。

(Mertens，2003:159)

由此，笔者认为把这种转变—解放取向认定为一个科研目的而不是科研模式或许更为恰当，因为研究者除了关注社会进步、公正、民主之外，确实还有许多其他科研目的。

但Mertens所阐述的研究者持有的哲学思想决定其所应用的研究模式这一观点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意味着哲学因素在研究决策中起重要作用。MMR领域里的很多其他学者在哲学因素重要性这个问题上持相似观点。领域里的重要学者Greene＆Caracelli(2003)^[11]在主张辩证观点的同时就指出哲学因素确实关系重大，并强调在研究实践中哲学观点的混合必须合理而站得住脚，这是因为所有科研人员都会“带着他们对世界、知识以及科研目的的一系列假定投入研究工作”，这便使哲学成为“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Greene＆Caracelli，2003:95)。这两位学者所提出的辩证观点代表了MMR模式基础争论中的另一派别，这种观点并不认为任何一种模式优于其他模式，而是把MMR看作是有意地将各种模式及其思想运用到一起以便更好地了解事物。而达到这种更好的了解的过程是辩证的——不同的研究模式提供不同的、可贵但不全面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或矛盾的认识和见地。这里所强调的不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式对立，而是那些清晰显示不同研究传统间差异并值得我们去注意和尊重的重要特征。显然，在对研究传统的态度上持辩证观点的学者与实用主义者之间有很大不同。前者对传统的尊重为领域里不少学者所共享，例如Brannen(1992:33)^[12]在提倡MMR的同时，表示“仍然对保持性、量二分化的某些原则持赞成态度”。持辩证观点的学者强调提倡哲学因素的重要性并不等于抛弃背景的重要性——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正是在哲学因素和实际因素之间取得平衡。Rocco et al.(2003)^[13]旗帜鲜明地主张要搞高质量的科研，使用混合方法的研究者必须在哲学层面上给予更多思考，并公开阐述自己的哲学观。

然而，这种对于哲学因素重要性的倡导尽管很有道理，却不免显得过于理论化，因为我们知道在实践中很多研究者确实是只混合方法而根本不去为自己的本体论和知识论的观点而操心。Niglas(1999，转引自Greene＆Caracelli，2003)研究了发表在《英国教育研究杂志》上的46篇科研论文，以考察这些科研是否采用定量或定性研究模式中的一种，还是把两种模式或其部分成分结合在一起。Niglas的研究表明，科研实践把不同模式传统之特征相混合的概率与只使用其中之一几乎一样。不仅如此，决定研究方法的并不是研究者的哲学观而是研究问题本身;研究者在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均可从各种方法中作出选择，这其中包括研究目的、整体方案设计、取样、数据/资料采集与分析，等等——这样一来，便呈现出不同种类的混合。Niglas的研究发现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研究决策几乎很少有意识地源于哲学思想，这表明模式特征与具体方法之间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

基于此，人们或许可以认为在科研实践中多数混合方法研究者都是确信因“的”(即科研目的)制宜和问题决定方法的实用主义者，但本文作者对实用主义作MMR模式基础之说持保留态度。除了前面谈到的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容易忽略研究方法所带有的研究假想之外，笔者还认为研究模式传统(即性、量两大研究模式)中确有值得我们遵循(至少是尊重)的部分。与此同时，对于部分实用主义学者(例如Johnson＆Onwuegbuzie，2004)所提出的性、量混合要优于单纯定性或定量研究的说法，笔者不能认同——这与2个大于1个或整体胜于部分完全不同!但笔者确实对研究问题决定研究方式和方法，以及实际因素对研究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完全赞同。与实用主义作为MMR哲学基础之说相比，笔者倾向于: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有与其各自传统匹配的本体论、知识论立场联系在一起的“趋势”，但这种关联并不是必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说，虽然一种研究模式的不同成分之间确实存在和谐与共鸣，使得同一模式中的哲学观点与研究方法更容易、更顺畅地组织在一起，但是，哲学观点与研究方法之间是可以相互独立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立性。

四、设计要素

分析并综合MMR领域的重要学者Morgan(1998)^[14]，Morse(1991)^[15]，Tashakkori＆Teddlie(1998)的设计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新近的Creswell et al(2003)，Johnson＆Onwuegbuzie(2004)，Morse(2003)^[16]所提出的设计观点，本文提出，研究者在设计MMR时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为:定性与定量成分之间孰优孰劣(此处“优”、“劣”指“优势”与“劣势”或主导与次要);性、量资料/数据采集次序;性、量结合阶段。

(一)性、量比重

在MMR设计决策中最难作出决断的大概就是定性与定量成分在研究中所占“分量”或地位的对比了。这个过程涉及研究项目如何介绍、文献的作用、研究问题的陈述、数据/资料搜集、数据/资料分析以及对结果的解释等。这里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混合方法研究者是否可以使定性研究部分与定量研究部分分量均等，还是必须使其中之一占据主导地位。影响这一决策的可以是多方面的原因，如实际因素的局限、读者的偏好、研究者对于哪一种研究相对更得心应手等。不仅如此，研究者和读者对于比重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地位平等或分量均等(equal priority)可以被理解为篇幅大致相同。那么，如果一份研究报告给予定量研究的页数多于定性部分，就可以被认为是定量研究作主导。但是，如果所谓比重所指是整体研究设计的方向的话，那么分量均等就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观点了。Morse(2003)使用“理论驱动力”(theoretical drive)一词来表达被更加普遍使用的priority或dominance的含义。她认为所有研究的最终目标都是要么去发现(discovery)，要么去验证(testing)。所谓“理论驱动力”，就是指“研究者以怎样的根本方式对研究课题进行整体考虑”(Morse，2003:196)，而这根本方式要么是归纳式的(inductive;旨在发现)，要么是推理式的(deductive;旨在验证)。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研究项目要么是纯归纳式的，要么是纯推理式的:一个以归纳法为主导的项目中可以有(且经常有)证实、确认的部分，但这些部分不应改变研究的整体思路。而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正是这个整体方向。当一项研究的理论驱动力是归纳的，则其主要部分应由定性研究完成。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时而验证假设，但就整体研究而言，其首要任务是去发现。那么根据这个论点，性、量平等便成为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在一个研究项目中即使定性和定量的工作量相同或篇幅一样，整体研究仍然是要么以归纳要么以推理为主导，故而性、量之间不可能势力均等。也就是说，按照这个理论，MMR的设计要么是定性研究作主导，要么是定量研究占优势。一份研究报告可以把多数篇幅给定量研究部分，但如果所有这些定量研究都依赖于一个定性研究(即这个定性研究是整体研究中的核心方法)，那么就整体研究而言，其理论驱动力仍然是归纳法，其主导研究是定性研究。

Morse主张研究方法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是研究者必须首先识别其研究的理论驱动力，这是因为“保持研究方法的相称性(即方法与作为其基础的哲学观点必须匹配)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遵循其所使用的核心方法的哲学基础”(Morse，2003: 191)。Morse的主张所反映的立场是:研究方法是牢固在其模式或哲学思想之中的;当研究者混合方法的时候，不应冒犯其各自的模式基础或哲学观。这种观点与本文作者所持的方法独立于模式的观点迥然不同。Morse的“方法相称”(methodological congruence)的论点是建立在定性与定量两大研究模式一成不变的假设之上的，而这种假设是有谬误的。尽管这两大模式各自的成分之间确有匹配的趋势，但每种模式的成分却不是千篇一律的。正像Hammersley(1996)^[17]和Maxwell＆Loomis(2003)^[18]指出的，每一种模式内部甚至都存在分歧。正因如此，Morse关于保持模式完整性的主张有想当然之嫌。不仅如此，她的MMR中必须有一个核心方法的论点在科研实践中并不适用(Bryman，2001)，很多科研实例都有效地否定了这个观点。MMR中性、量平等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本文的这一观点在一些新近的混合设计中得到印证，例如，Creswell et al(2003)和Johnson＆Onwuegbuzie(2004)在他们的设计理论中都把性、量平等作为一种设计类型。

(二)性、量数据/资料搜集次序

MMR学者在性、量资料/数据搜集的实施这个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认为性、量资料/数据的采集可分同时进行和先后进行两种类型。在分先后的研究设计(sequential designs)中，既可以使定性方法在先，也可以把定量方法置前。值得注意的是，先后次序与研究者的研究用意相关:如果定量数据采集先于定性资料采集进行，其意图是先在一个大的样本中测试可变因素，然后细致、深入地挖掘几个案例进行探讨。相反，如果定性资料采集发生在定量数据采集之前，其用意是先仔细探究问题，再把结果放到一个大的样本中以得出概论。有些学者(例如Creswell et al，2003;Morse，2003等)认为在这种设计类型中，通常定量和定性方法里哪一个在整体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哪一个率先进行。但Johnson＆Onwuegbuzie(2004)对此似乎并不介意，在他们的设计模型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既可以用来率先搜集数据/资料，又可以最后搜集数据/资料。在数据/资料同时搜集的研究设计(concurrent designs)中，研究者同时采集性、量两种类型的资料/数据以对照其结果——例如，定性资料中显露出的主题与定量数据分析的统计结果对比，以得出结论。

数据/资料搜集次序的选择会影响到最终研究报告的形式:如果数据/资料是分阶段采集的，那么通常数据/资料采集的过程也分阶段地进行汇报。报告中对于每个阶段的数据/资料要有单独的分析，在报告最后要有一个讨论或结论部分把不同研究阶段的分析结果加以综合。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性、量资料/数据采集过程中可以循环往复。例如，研究者可用一个采访式的定性研究开头，接下来是一个问卷设计和测试的定量研究阶段，接着又是一个定性研究阶段，以更多的采访深入挖掘前面定量调研中呈现出来的问题。

(三)性、量结合阶段

Niglas(1999，转引自Greene＆Caracelli，2003)研究了发表于《英国教育研究杂志》上的46篇科研论文，发现在单一研究项目的实践中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呈现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MMR学者中最早提出思考性、量结合阶段的重要性的包括Tashakkori＆Teddlie(1998)。在研究、分析这一领域里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性、量结合可以在研究过程的如下阶段进行:研究问题阶段(如定性和定量的研究问题同时提出)、数据/资料搜集阶段(如调研问卷上出现开放式问题)、数据/资料分析阶段(如量化定性数据)、数据/资料解释阶段(如把定性资料分析结果和定量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对比研究)。

研究者在单一研究项目中完全可以同时提出性、量问题——如既测试可变因素之间的关系又深入探索某些问题，这样一来性、量结合就出现在研究过程中较早的阶段;这种情况常见于前面提到的concurrent designs。对于前文讨论过的Morse(2003)的观点，即一个研究项目要么是去发现(归纳式的)，要么是去验证(推理式的)，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论——具有发现性质和验证性质的研究问题完全可以一并出现在单一研究项目中。最典型、最常见的性、量结合发生在性、量资料/数据搜集完成后的分析和解释阶段。性、量结合也不仅仅局限在研究过程的某一个阶段，它可以发生在多个阶段。

本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明确性、量结合阶段并不是一件易事——它可能会因研究目的的不同或研究者对研究阶段的理解的不同而改变。但是，比这些问题更令人难于回答的是:究竟定性资料是由什么构成的，而定量数据又是由什么构成(即那些数据/资料可以被认为是定性的，而那些是定量的);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可以确切地说是一个定性研究问题，什么又是定量问题。在研究方法学领域性、量差异恐怕永远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五、结　论

本文讨论了MMR的模式基础问题，领域里对这一问题争议很大。实用主义是广泛流行的观点，它强调研究的实用性、背景性和结果性，倡导方法自由而不去考虑构成每一种模式基础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但实用主义作指导下的研究难免忽略研究方法自身携带的研究假想，易导致研究者在有误的假想下工作。而转变—解放模式是领域里最新的观点之一，主张知识的构建应以社会进步为目的。这种观点在本文作者看来作为研究目的而不是研究模式更为贴切。辩证观点在对待研究模式传统方面表现出与实用主义观点的差异:与后者对于传统的不屑相反，前者尊重所有传统模式并把MMR看作是把不同模式及其思想有意结合以更好地研究事物。辩证观点强调哲学思想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主张研究者在哲学因素和实际因素之间取得平衡。然而，现有研究实践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显示，研究决策很少有意识地根植于研究者的哲学观点，这表明模式与方法之间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研究者的研究实践使得“哲学重要”更像是一个口号。本文表达的观点是:模式传统中确有值得我们注意和尊重的方面;研究方法与其传统“配套”的哲学观点之间确有连在一起的趋势，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完美的、必要的和固定的。对研究方式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研究者的哲学观点，而是研究问题本身。同时影响到研究决策的还有研究者对于实际因素的考虑。方法和模式之间是可以相互独立的——正是研究方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得MMR成为可能。

本文同时讨论了研究者在MMR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包括定性成分和定量成分所占比重，性、量资料/数据搜集次序，以及性、量发生结合的阶段。文中反驳了研究者必须确保MMR中有一个核心研究方法且必须遵循该核心方法的哲学基础这个论点，指出性、量同等比重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并已在实践中得到成功应用。就性、量资料/数据搜集次序而言，MMR设计可分为同时采集设计和先后采集设计两种。在前者中，通常是两种类型的研究问题一并提出，两种形式的资料/数据分析结果频繁对照;在后者中，研究者的研究意图直接关系到次序先后，且在整体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通常先行。MMR中的性、量结合可以发生在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例如研究问题阶段、资料/数据采集阶段、分析阶段和解释阶段。性、量结合还可出现在研究过程的多个阶段。性、量结合阶段的抉择并非易事，因为它涉及性、量分界或性、量差异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议话题。尽管如此，就目前研究方法学而言，笼统意义上两大传统模式，即定量研究模式和定性研究模式之间的差别仍被大部分研究者所能接受，而MMR所涉及的也就是笼统意义上的性和量的混合。

【注释】

[1]张培，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

[2]Teddlie，C.＆Tashakkori，A.(2003)“Major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use ofmixed metho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in Tashakkori，A. and Teddlie，C.(ed.)Handbook of M ixed Methods in Social＆Behavioural Research.Thousand Oaks:Sage:3-50.

[3]Bryman，J.(2001)Social Research Metho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Cohen，L.，Manion，L.and Morrison，K.(2000)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London:RoutledgeFalmer.

[4]Cohen，L.，Manion，L.＆Morrison，K.(2000)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London:RoutledgeFalmer.

[5]Sandelowski，M.(2000)“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ampling，data collection，and analysis techniques in mixed-method studies”，Research in Nursing＆Health，23:246-255.

[6]Creswell，J.W.，Clark，V.L.P.，Gutmann，M.L.＆Hanson，W.E.(2003)“Advanced mixed methods research designs”，in Tashakkori，A.and Teddlie，C.(ed.)Handbook of M ixed Methods in Social＆Behavioural Research.Thousand Oaks:Sage:209-240.

[7]Maxcy，S.J.(2003)“Pragmatic thread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the search for multiple modes of inquiry and the end of the philosophy of formalism”，in Tashakkori，A.and Teddlie，C.(ed.)Handbook of M ixed Methods in Social＆BehaviouralResearch.Thousand Oaks:Sage:51-89.

[8]Johnson，R.B.＆Onwuegbuzie，A.J.(2004)“M 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Educational Researcher，33(7):14-26.

[9]Tashakkori，A.＆Teddlie，C.(1998)M ixed Methodology: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eries(Vol.46).Thousand Oaks:Sage.

[10]Mertens，D.M.(2003)“M ixed methods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research:the transformative-emancipatory perspective”，in Tashakkori，A.and Teddlie，C.(ed.)Handbook of M ixed Methods in Social＆Behavioural Research.Thousand Oaks:Sage:135-164.

[11]Greene，J.C.＆Caracelli，V.J.(2003)“Making paradigmatic sense of mixed methods practice”，in Tashakkori，A.and Teddlie，C.(ed.)Handbook of M ixed Methods in Social＆BehaviouralResearch.Thousand Oaks:Sage:91-109.

[12]Brannen，J.(1992)“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an overview”，in Brannen，J.(ed.)M ixing Method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A ldershot:Avebury:3-37.

[13]Rocco，T.S.，Bliss，L.A.，Gallagher，S.，Perez-Prado，A.，A lacaci，C.，Dwyer，E.S.，Fine，J.C.＆Pappamihiel，N.E.(2003)“The pragmatic and dialectical lenses:two views of mixed methods use in education”，in Tashakkori，A.and Teddlie，C.(ed.)Handbook of M ixed Methods in Social＆BehaviouralResearch.Thousand Oaks:Sage:595-615.

[14]Morgan，D.L.(1998)“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methods:applications to health research”，QualitativeHealth Research，3:362-376.

[15]Morse，J.M.(1991)“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quantitative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Nursing Research，40:120-123.

[16]Morse，J.M.(2003)“Princip les of mixed methods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 design”，in Tashakkori，A.and Teddlie，C.(ed.)Handbook of M ixed Methods in Social＆BehaviouralResearch.Thousand Oaks:Sage:189-208.

[17]Hammersley，M.(1996)“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paradigm loyalty versus methodological eclecticism”，in Richardson，J.T.E.(ed.)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Leics.British PsychologicalSociety:159-174.

[18]Maxwell，J.A.＆Loomis，D.M.(2003)“M ixed methods design:an alternative approach”，in Tashakkori，A.and Teddlie，C.(ed.)Handbook of M ixed Methods in Social＆BehaviouralResearch.Thousand Oaks:Sage:241-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