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补中国管理研究的方法论缺陷——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论析
贾旭东 谭新辉[1]
如何构建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学理论，发展管理学的中国学派，为管理学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做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国管理学者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2008年3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的“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管理学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以科学的精神、运用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方法论来提出和研究管理问题，展开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是创建中国管理学最重要的前提。
扎根理论是一种越来越为国际主流学界认同和关注，有助于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的优秀方法论，但由于历史沿革及其自身传播的原因，国内学界对扎根理论的认识不够全面且误解颇多，尤其对其原始版本——经典扎根理论了解不多，严重影响了这种优秀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普及。因而本文拟较系统地介绍该方法论及其思想，以期引起我国管理学界的充分重视，推动该方法论在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中的运用。
一、目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重大挑战及方法论缺陷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管理学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目前，国内管理学的学科框架已基本形成，培养出了大批专业管理人才，但中国管理学理论的构建尚面临着方法论方面的巨大挑战。
(一)建构基于中国情境管理学理论的共识与挑战
只有基于具体情境所构建的管理理论才能称为科学的管理理论，这既符合管理学的本质特征、为管理学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也被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对西方管理理论“水土不服”的现象所证实。因此，发展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管理学者的共识。对当代中国管理学者而言，“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2]，“真正要弘扬‘本土研究’，应该是用严格的国际规范，来发展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现象的理论，以构成中国管理学对普世的管理学理论的贡献”。[3]郭重庆在总结中国管理学发展前20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4]
但由于管理学在我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存在严重的“经济学泛化、管理学弱化”问题，“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缺乏深厚的学术积淀，在学术研究的经验和学术成果的数量积累、研究的原创性、研究手段与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研究方法的不规范，导致相当部分研究成果不能得到国际认可”。[5]因此，“方法论的缺失从根本上制约着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6]
(二)中国目前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特点与缺陷
从研究方法论上来看，中国目前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重视定量研究、忽视定性研究，而定性研究中又非常缺乏对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规范方法论的运用。据著名管理学者谭劲松分析，这与中国管理学院的历史渊源及学术传统有关。“中国的管理学院从历史渊源和学术传统考查，基本上可以分为3类，源于原计划经济时期的财经院校传统的，源于工科院校传统的，以及源于经济学传统的”。[7]其中，受其学术传统的影响，源于工科院校及经济学传统的管理学者们对定量研究有着“天然”的偏好。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管理学研究必须运用数学模型或严密的数学推理和演绎，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科学的。他们运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去研究本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管理学，使得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俨然成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主流。但在这样的方法论偏好影响下，管理学者们越来越缺少对管理中情境因素的关注、对管理活动中人的要素的关切，管理学研究越来越有了沦为一种数学游戏的危险。特别是近年来，包括大堆复杂的数学公式及模型，而研究结论却没有任何理论贡献的管理学研究论文屡见不鲜，著名学者李海舰称之为“吃糖模式”:“采用高深、优美的数学模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证明了生活中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糖是甜的’”。[8]
笔者认为，目前学界这种过于偏重定量研究的倾向也与缺乏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论有关。一方面，“目前的一些研究仍然单纯采用所谓‘思辨’的方法”[9]，由此形成的结论往往经不起推敲，研究过程更无法追溯和检验，让人感觉得出结论的过程基本属于“拍脑袋”。另一方面，学界对定性研究也存在某些误解，认为它是可以随意进行的，主观性较强，并非科学的方法。相比之下，由于“定量研究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它的标准化和精确化程度较高，逻辑推理严谨，能够对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精确分析，结论也更为客观和科学”[10]，得到学者们的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亟需开展规范的定性研究
目前社会科学中常用的量化实证研究方法来源于波普尔(Popper)、拉卡托斯(Lakatos)等学者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想。但国际学界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量化研究的局限性:其理论假说的提出是基于已有的理论，如果对一全新的或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社会现象强行提出假说，则很难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也难以避免因研究者先入为主的主观认识使研究方案设计、数据分析乃至导出结论的过程出现偏差，或在数据收集中因主观因素忽略现实中的重要信息，错过真正的问题。另外，由于定量研究是通过对事物可量化要素及其相关关系的测量、计算与分析来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用其来直接研究复杂且动态的管理问题与现象就比较困难。
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尤其是北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出现了由以往重视定量研究转向重视“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也称“质化研究”或“质的研究”，虽与常用的“定性研究”概念是否同义尚有争论，但目前学界多将二者等同，因而本文也采用了“定性研究”一词)的趋势。
实际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各有其优点和缺陷，各自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问题和情境，两者并不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定量研究科学、严谨的优点不容否认，“定量研究通过构建并检验理论假设，在预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或因果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但由于中国的管理环境与西方有很大差异，如果根据基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而建立的管理学理论来提出假设，则这些假设就可能脱离中国的具体情境，使研究者忽视现有理论框架之外的本土现象和特殊问题。因此，要开展高水平的中国管理研究，定量研究方法又有其天然的局限性。
定性研究“是一种归纳式的理论研究，有利于基于具体情景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构建”。[12]“定性研究是以后实证主义为主要哲学基础，在自然情境下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系统互动，并且综合运用多角化技术对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进行广泛深入探索的一种研究活动”，“相对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优势在于构建对社会现象深入透彻的理解和解释”。[13]
因此，在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学理论建构工作中，尤其是在中国管理研究的初期阶段，在发展概念和构建理论的时候要采用归纳法，定性研究是必要且适宜的研究工具。[14]许德音和周长辉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理论和文献匮乏的领域里进行理论构筑工作的有效手段，这些方法尤其适合在中国背景下创建新的理论。[15]
那么在诸多定性研究方法论之中，究竟哪种更有可能为此做出更大的贡献呢?笔者以为，经典扎根理论应当是最佳的选择。
二、经典扎根理论的产生、发展与争论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产生于社会学领域，最早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格拉斯(Glaser)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斯特劳斯(Strauss)在1967年提出。在目前的文献中，扎根理论还有很多不同的译法，如:基本理论、草根理论、实基理论、植基理论、立基理论等。在长期的发展与历史沿革中，扎根理论出现了三大派别，在扎根理论学者之间也引发了长期的争论。
(一)扎根理论的产生与意义
1967年，格拉斯与斯特劳斯的经典著作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扎根理论的发现》)出版，宣告了扎根理论的诞生。从该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扎根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回答在社会研究中，如何能系统性地获得与分析资料以发现理论，保证其符合实际情境并能提供相关的预测、说明、解释与应用。简单来说，扎根理论就是由资料中发现理论(的方法论)。[16]因此，扎根理论从产生之日开始就明确了其使命，即“经由质化方法来建立理论”。[17]
此后，两位作者及其合作者不断对扎根理论进行发展和完善，发表了一系列著作[18]，使扎根理论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扎根理论更试图融合归纳与演绎两种研究路径，兼顾对定量和定性数据的处理，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论。如斯特劳斯在其于1987年及1990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指出，扎根理论研究是一面搜集资料、一面检验的连续循环过程，在此程序中已经蕴含着检验手续。[19]
通过扎根理论规范、严谨的研究程序所构建的理论牢牢扎根于经验数据，而且其研究能够被追溯检查，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实现重复检验，使理论构建成为一个科学的过程，提高了信度和解释力，克服了一般定性研究缺乏规范的方法论支持，研究过程难以追溯和检验，从而得出的结论说服力不强的问题。因此，扎根理论被认为是定性研究中最科学的方法论，其方法也被认为是社会学五大传统研究方法中最适于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其他四种方法是:传记研究、现象研究、民族志、案例研究)，被誉为“定性革命”的先声。[20]
扎根理论方法论的创立和发展被认为是定性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自此往后，只要是定性研究，几乎都会运用到扎根理论的基本原则或具体操作程序”。[21]扎根理论首先被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之后逐渐扩散到护理学、教育学、宗教学、管理学等领域。
(二)扎根理论的主要流派与争论
1990年，著名的学术著作出版商Sage出版了斯特劳斯和科宾(Corbin)合著的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定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程序与技术》)一书，该书迅速走红，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对推动扎根理论的普及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人们将该书中提出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奉为圭臬，在各学科的研究中大量使用。
然而，斯特劳斯和科宾在该书中介绍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已经不是1967年所创建的扎根理论的原始版本了，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如维度化(dimensionaliz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条件矩阵(the conditionalmatrix)等。而格拉斯认为，这些概念和方法已经背离了扎根理论方法论最可贵的精神——不先入为主地构想问题、范畴和假设来强制选择资料和形成理论，而是完全让数据中蕴含的社会规律自然涌现。扎根理论发展史上最大的争论就此产生。格拉斯开始撰文，逐章批判此书中提出的观点和方法，最终写成了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扎根理论分析基础》)一书并于1992年出版。自此以后，格拉斯与斯特劳斯的学术立场彻底决裂。
此后，曾在斯特劳斯指导下于1973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卡麦兹(Charmaz，又译“查美斯”)也对扎根理论进行了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扎根理论方法体系，被称之为建构型扎根理论(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22]卡麦兹认为，扎根理论必须从其实证主义源头那里继续发展，把过去20年来由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很多方法和问题融入进来，使其成为一种更加细致和更具反思性的研究方法。但格拉斯对卡麦兹的观点也不认同，并撰文予以反驳。[23]
自此，扎根理论形成了三个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版本:格拉斯与斯特劳斯最初提出的扎根理论原始版本，即本文介绍的经典扎根理论(ClassicalGrounded Theory);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及卡麦兹的建构型扎根理论。也正是由于以上三大流派间的争论，扎根理论方法论被称为社会科学中使用最为广泛却误解最深的研究方法论之一。[24]
经典扎根理论学者以目前仍健在的格拉斯为代表(斯特劳斯已于1996年去世)。1992年以来，格拉斯以每1—3年就出版一本新专著的速度不断推出新的著作，继续对经典扎根理论进行完善和提升，而他对目前流传最广的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批评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如伊文思(Eaves)认为:“在现有的众多关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文献中，绝大部分是被认为违背和脱离原始版本的”[25];米利亚(Melia)指出，斯特劳斯和科宾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已经变得“相当程序化和过于公式化”。[26]
三、经典扎根理论简介与讨论
迄今为止，斯特劳斯和科宾于1990年在《定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程序与技术》一书中提出的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是扎根理论三大流派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支，尤其是在中国。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出版商——国际著名的学术出版集团SAGE优秀的发行传播能力及台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徐宗国对该书出色的翻译工作(经典扎根理论诸多著作至今尚无任何中文译本)。
最近几年，包括扎根理论在内的质化研究方法得到了国际主流管理学界的逐步重视，而国内有关扎根理论的文献还不多，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的文献则更少。现有文献在教育学领域最多，管理学领域的文献数量虽有所增加但仍屈指可数。由于传播广泛、学界了解较多，因而在国内现有的讨论扎根理论的几乎所有文献中介绍的都是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版本，而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则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这一版本，可见该方法的影响力之大。但也同时表明，我国学术界对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鉴于其他两个版本的扎根理论方法已有大量介绍或译著出版，因而本文仅介绍经典扎根理论，以使学界对该方法论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一)经典扎根理论方法论的核心理念与适用范围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经典扎根理论最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强调研究问题的提出及理论的形成都是一个自然涌现(Emergence)的过程。“即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这也就是说，研究者在没有获得确实的证据之前，绝不能先入为主，绝不能从主观想象、推测、臆断出发，而必须深入到被研究的人群中间去看他们怎样做，听他们怎样说，对他们的说法和做法加以描述和分析，再据此提出假设或理论”。[27]
“研究问题应当从研究参与者中产生”[28]，“强调通过对不断涌现的数据保持充分的注意力，以便使研究者保持开放的头脑来对待研究对象所关注的问题”[29]，“如果研究问题的定义是从研究者本身的专业兴趣着手的话，那就违背了扎根理论的目的——‘形成一个与研究对象本身所相关的、棘手的，可以解释行为模式的理论’”。[30]
因此，经典扎根理论最核心和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是避免研究者任何主观的、先入为主的假定，让研究问题和最终的理论成果从社会过程及对其进行的研究过程中自然涌现。而格拉斯之所以猛烈抨击斯特劳斯和科宾，就是认为他们的扎根理论方法过于程序化而背离了这一扎根理论的根本原则。
同时，经典扎根理论强调，其研究目的和适用范围是对社会过程的分析(Social process analysis)。格拉斯指出，经典扎根理论所关注的重点是对抽象问题及其(社会)过程的研究，并非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等描述性研究那样针对个人、团体、组织等社会单元。经典扎根理论“对社会过程分析的关注是对现实存在但不易于注意到的行为模式进行概念化”。这里所说的“基本社会过程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社会心理过程和基本社会结构过程，后者有助于在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基本社会心理过程的运作”。[31]
(二)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特色
1.不断比较(ConstantComparison)
不断比较贯穿于经典扎根理论研究的全程，也是所有派别扎根理论共同遵循的核心方法，因而扎根理论也被称为“不断比较的方法”。[32]经典扎根理论认为，理论的形成源于数据分析过程中数据(data)对数据、概念(concept)对概念或范畴(category)对范畴的比较，概念和范畴在比较中出现，通过更多的比较显示出其特征。
不断比较是指，资料搜集和资料分析是交互进行的，即获得数据后立即进行数据分析和编码，从中产生新的概念和范畴并与已经形成的概念、范畴或关系进行比较，据此进行新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数据分析者不断比较的过程分为4项步骤，依次是:事件与事件、概念与更多事件、概念与概念、外部比较(譬如轶事、故事和文献)”。这种比较的方法与量化实证研究存在明显的区别，后者在研究中往往把资料搜集和资料分析截然分开。
资料搜集与分析伴随着整个经典扎根理论的研究过程，直至达到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即新的数据中再没有新的概念、范畴或关系出现，在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或范畴已经足以涵盖研究者所获得的数据乃至新的数据。
2.数据的丰富化和多元化
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认为“一切皆为数据(A ll is data)”[33]，“在实质研究领域，任何涉及研究者的一切，都可以当作数据来不断进行比较，从而形成概念并最终发掘其中所涉及的模式”。[34]这意味着，经典扎根理论已经将定性研究数据分析对象和理论建构素材的范围扩大到了极限。这里的数据既包括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一切客观资料，如研究对象的观点、有关研究对象的图片和音像、其历史信息或个人经历、访谈记录、调查数据、现有文献等，也包括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和思考。
3.文献回顾延迟进行
经典扎根理论“并不排斥文献研究，但为避免已有文献对研究者先入为主的主观影响，当概念化的数据分析完成之后，相关领域里的文献才会被回顾和比较”。[35]而且，在经典扎根理论的视野里，文献也是数据，因而“研究者可以建立和阐述他们从现有文献中所得到的假设，让它们变成数据的一部分，然后与现实中出现的社会现象不断进行比较”。[36]这样的文献回顾方式是经典扎根理论核心理念的又一体现，即研究者在进入研究情境时一定要放下定见，带着一颗“无知”的心灵，真正从社会现实和实践中提升出理论。
(三)经典扎根理论的研究程序
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是一个动态的研究过程，有非常规范的研究步骤和方法，又要根据研究的进展进行动态的调整。根据格拉斯的相关论著，笔者将经典扎根理论的研究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产生研究问题、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理论构建，如图1所示。
图1 经典扎根理论研究程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1.产生研究问题
经典扎根理论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与其他研究方法论最大的差异之一体现在其研究问题的产生阶段。其他的研究方法论大都通过对现有文献的阅读和回顾来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而提出研究问题，而经典扎根理论却强调研究问题的自然涌现，即研究者在研究之初要带着对某方面问题的笼统、模糊的兴趣进入研究情境，在对情境的观察和情境中不同主体的互动中自然地发现和提出研究问题。
2.数据收集
研究问题产生后就要选择研究样本。经典扎根理论在样本选择上也与量化的假设检验研究大不相同。后者往往根据理论演绎提出研究假设，再据此进行随机抽样，更多地从研究效度角度考虑如何确保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因而在研究设计时，研究者要确定抽样的总体、样本和详细的抽样方案等一系列问题。而经典扎根理论的抽样方式为理论性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即由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概念、范畴或理论指导研究者进行下一步研究的抽样和资料的采集，“这个数据收集过程由正在形成的实质或形式理论所控制”[37]，因而在研究设计时很难将抽样对象和数据来源具体化。因此，在数据收集的最初阶段，研究者往往采取的是目的性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即选择具有足够典型性的样本进行初步的研究，再根据研究的进展来决定下一步的抽样对象。
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中，访谈是非常重要的数据收集方法，这有助于从研究参与者中产生研究问题和理论。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应保持一种参与者的姿态，关注访谈对象所关心的问题，避免任何先入为主的引导和提示，多使用开放性问题，鼓励访谈对象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以谈心的方式完成访谈。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要将重要信息记录下来，整个过程更像绘画而不是拍照。
经典扎根理论非常强调研究者在访谈结束后及时整理资料，做研究备忘录(memo)。每天写作备忘录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数据并激发理论思考，而且备忘录本身也是重要的数据来源，往往能够提高概念化水平及引导理论的发展。
3.数据处理——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
在完成初步的数据收集后，研究者要及时通过实质性编码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这是构建理论的关键和基础环节，又包括开放性编码(Open Coding)和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两大步骤。“编码，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中，是指通过对事件之间和事件与概念的不断比较，从而促成更多的范畴、特征的形成及对数据的概念化”。[38]经典扎根理论强调在不断比较中进行数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抽象化工作，而非出于解释性(Explanation)目的的关键词提取。
开放性编码是指，通过对数据进行逐行编码(Line by line coding)将其逐层概念化和抽象化，通过不断比较把数据及抽象出的概念打破、揉碎并重新综合。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并没有任何事先设想的编码——他必须完全保持开放的态度。
选择性编码是在出现了核心范畴(Core category)之后，由研究者确定的，只对那些可以和核心范畴产生足够重要关联的数据进行的编码。在这一阶段，“核心范畴变成了进一步数据收集和理论性抽样的指导”。[39]核心范畴是在开放性编码中自然涌现的，其主要特征有:第一，核心性，即这样的变量应尽可能多地与其他数据及其属性相关联;第二，解释力，即能够解释大部分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第三，频繁重现性，即这样的变量是经常出现的;第四，易于与其他变量产生联系并具有意义。
如果核心范畴没有达到理论饱和，则研究者就要继续进行理论性抽样直到饱和为止，因而“这种编码比逐行编码更具概念特征”。[40]在核心范畴达到理论饱和后，研究就转入了理论构建阶段。
4.理论构建——理论性编码(TheoreticalCoding)
经典扎根理论研究的理论构建工作主要通过理论性编码来完成，即将在实质性编码中形成的概念或范畴组织起来以构建理论。格拉斯指出，理论性编码是指概念化实质性编码所形成的概念或范畴间隐含的相互关系，如并列、因果、递进等。“它们是自然涌现的，穿插于被破碎的事件之中，形成概念，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它们提供理论形成的模式，在编码、写备忘录，特别是在手工整理备忘录的时候自然涌现”。[41]
手工整理备忘录是完成理论性编码的核心工作。此时，研究过程中写下的备忘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将数据和核心范畴进行概念化连接的理论性笔记类的备忘录，而手工整理备忘录就是要把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概念和范畴聚集起来，进行概念化综合以形成完整的理论。
最后，研究者要进行文献回顾，即将初步构建的理论与已有的文献进行不断比较以发现和补充已有概念、范畴及理论的不足。当通过与文献的不断比较也不能产生新的概念与范畴时，理论就达到了饱和，此时，经典扎根理论研究的理论构建工作宣告完成。
在研究程序上，经典扎根理论与斯特劳斯和科宾版本的最大差异在于编码过程。经典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分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和理论性编码(Theoretical Coding)两个步骤，而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版本分为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名称的差异并不重要，关键是斯特劳斯和科宾的三级编码过于程序化，虽便于操作但人为地使研究者将理论构建的方向和形式导向为寻找概念和范畴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以开放的心灵，去发现更为丰富的理论形态，这是格拉斯与斯特劳斯等最大的分歧所在。
笔者更加认同格拉斯的观点，原因有二。首先，扎根理论整体属于后实证主义范式方法论，而经典扎根理论则更加接近实证主义，增加了研究的科学性;其次，我们更加认同格拉斯的观点，即对一个全新的现象或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时，研究问题应当从研究情境中产生，而且，不应预设任何理论前提及预想任何理论形态，以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影响，影响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的自然产生，否则就将失去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论的扎根现实的学术精神。
(四)对初学者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的讨论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在定性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已经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但在其方法的应用方面却仍有一些不同观点和认识，最常见的观点就是认为扎根理论操作难度较高，因而将其归为“高级研究方法”，认为不适宜初学者学习和运用。如牛美丽认为:“在所有的经验研究方法中，扎根理论可能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种方法……扎根理论对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修养二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因此，严格来讲，扎根理论并不适合初学者”。[42]
经典扎根理论非常重视研究者的理论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又译理论敏感度、理论触觉)，格拉斯专门出版了一本专著Theoretical Sensitivity(1978)来论述这一由他提出的概念。所谓理论敏感性是指研究者“从数据中提炼出概念，然后找出这些概念间的关系并形成规范的理论模型的能力”。[43]实质上就是研究者透过事物的表象来发现其本质、挖掘其深层次内涵并将其上升为理论的能力。理论敏感性的高低是研究者学术素质的体现，决定了他是否有可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知识贡献。这种学术素质不仅对扎根理论研究至关重要，在其他定性研究乃至定量研究中也同样重要，只有具备高度理论敏感性的学者才有可能从人们熟视无睹、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发现问题的本质并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人们认为扎根理论不适于初学者的主要理由是，初学者缺乏理论敏感性，难以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获得有价值的成果。
但笔者以为，理论敏感性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研究工作中逐渐培养起来的，运用经典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恰恰是培养和提高初学者理论敏感性的最佳方法和手段。
首先，其扎根实际的学术精神要求初学者深入情境进行研究从而避免了社会科学研究中闭门造车的研究倾向，有助于使初学者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理论营养，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而提高理论敏感性;
其次，其规范的研究程序使初学者的理论概括能力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不断提升。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中，丰富的原始数据及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资料都能被完整保存，其编码过程也能够被追溯并进行重新比较和检验，因而使初学者可以对原始数据进行反复编码和比较，其理论敏感性就会在这样从现实到理论的不断比较和抽象化、概念化的理论思考中得到提升。
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入门者不但不应将经典扎根理论视为所谓的“高级研究方法”而对其敬而远之，反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学术训练手段，从扎根实践的研究中提高自身的理论敏感性，在研究中学习研究，其研究能力才能获得逐步提高。
四、在中国管理学研究中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意义和前景
如上文所述，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精髓是一种扎根现实、理论源于实践的学术精神，笔者称之为“扎根精神”。能够最深刻、最生动地诠释这种“扎根精神”的是管理发展史上最著名的研究之一——霍桑实验。
霍桑实验是从1924年开始，在美国芝加哥西部电器公司所属的霍桑工厂进行的针对工人工作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一系列研究，历时8年，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历时近3年的照明实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效率理论是劳动医学的观点，认为影响工人生产效率的是疲劳和单调感等因素，于是研究者根据该理论提出了实验假设:提高照明度有助于减少疲劳，提高生产效率。但两年多的实验发现，照明度的改变对生产效率并无显著影响，研究者对此茫然无措。
从1927年起，以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梅奥为首的研究团队接手该研究，开始了霍桑实验的第二阶段——历时两年多的福利实验。实验目的是按照当时已有的理论来验证福利待遇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但实验发现，福利待遇的高低和产量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此时，研究小组根据已有理论提出的假设全部被现实数据所否定，这说明，原有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眼前的现实，实验再次陷入困境。
按照计划，实验的第三阶段是对工人的访谈，原计划是要工人回答有关管理当局的规划和政策、工头的态度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问题，但访谈在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工人对研究小组预设的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与调查者预想的完全不同。
幸亏梅奥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整，即废止原有访谈计划，进行完全开放的访谈:不规定访谈内容，每次访谈的平均时间从30分钟延长到1—1.5个小时，研究者多听少说，详细记录工人的意见和思想。正是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和研究方式的调整挽救了霍桑实验，更使之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梅奥从中发现了“人际关系”这一影响工人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由此使第四阶段的群体实验也获得了圆满成功——梅奥又发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从而圆满完成了历时8年的霍桑实验，突破了原有理论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人”假设，后来在此次实验的基础上开创了管理的人际关系学派和行为科学理论，被称为管理发展史上继泰勒科学管理思想之后的又一里程碑。
纵观霍桑实验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研究第三阶段放弃先入为主的前提假设，以开放式访谈倾听当事者的心声是其获得成功的关键，正是通过这种研究方式，新的研究问题得以自然出现并激发了研究者的理论思考，才做出了重大理论发现。虽然当时扎根理论还远未诞生，但梅奥在霍桑实验中研究方法的调整却暗合了“扎根精神”——让研究问题和理论自然涌现。因此，霍桑实验的成功充分证明，经典扎根理论有助于在新的情境下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并做出新的理论贡献，正是弥补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中方法论缺陷的一剂良药。
总之，经典扎根理论在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的运用有助于帮助我们发现中国管理情境中新的问题或新的现象，得出真正扎根中国实际的理论成果;其强调概念化和抽象化的方法有利于挖掘出管理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建构规范的理论;其规范的研究步骤和方法正是缺乏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论指导的我国管理研究所迫切需要的，必将为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带来新的突破;而且，经典扎根理论能够有效提高研究者的理论敏感性，有助于提高我国管理学界的研究水平。因此，在管理学研究中大力推广和运用经典扎根理论对中国管理学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管理学者如能充分掌握和运用该方法进行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学研究必将为人类的管理知识积累做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
【注释】
[1]贾旭东，管理学博士，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师;谭新辉，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郭重庆:《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管理学报》2008年第3期。
[3]谭劲松:《关于中国管理学科定位的讨论》，《管理世界》2006年第2期。
[4]郭重庆:《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管理学报》2008年第3期。
[5]谭劲松:《关于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讨论》，《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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