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困境与解困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困境与解困

胡永保^[1]

政治学研究方法基本上分为两种研究理路，即以事实描述为旨趣的经验研究理路和以价值判断为旨趣的规范研究理路。这两种研究理路为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确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并进一步推动着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然而，由于二者在事实与价值上的困境，又限制了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律背反，使当代政治学陷入了‘是否可能’的困难境地”。^[2]

进入21世纪，西方政治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方法论革新运动——“改革运动”^[3]，改革者们反对政治学研究被那些强调科学性的学者主导和控制，呼吁政治学研究要兼顾事实与价值两方面的研究。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加倾向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是政治学实现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者亟需在研究方法上认清楚事实与价值两种研究理路分歧的本质，探讨适合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研究方法。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两种理路

政治学方法论发展历史脉络以主流研究方法的运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古典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价值判断为旨趣的规范研究方法。二是现代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事实描述为旨趣的经验研究。这种划分是以历史上某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依据的，并不是说某个时期就只有一种研究方法而无其他，只不过其他研究方法不占主流而已。

(一)以价值判断为旨趣的规范研究理路

以价值判断为旨趣的规范研究从政治学创立就开始沿用至今。早期的政治学研究一般都呈现出一种价值判断的研究。如古希腊时期，政治学的先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性、规范性的角度关心什么是城邦永恒的善和正义，关注的是什么才是应该或是必需发生的问题。在柏拉图代表作《理想国》中，着重讨论优良城邦的形态，他认为公民过上“善”的生活，必须生活在一个优良的城邦里，而这优良的城邦体现着真善美的要旨，城邦的政治结构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哲学王统领城邦的守护者和劳动者，这些都是柏拉图运用先验的价值判断所作的理想预设。亚里士多德也鲜明地指出，“既然政治科学利用了其他科学，而且它规定我们应当做什么、应当放弃什么，这门科学的目的就必须包括其他科学的目的，这样，这种目的就必然是为了人(或更加美好而神圣的)，为了一个民族或城邦的善，政治科学是行为所能达到的所有善之中的至善”。^[4]这种以价值判断为旨趣的规范研究传统成为一种分析理路从此传承下来。中世纪政治学沦为神学的婢女。以经院学者托马斯·阿奎那为首，掀起了对古典时期诸多思想的神学解释和研究，虽然在神学阴影笼罩下披上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但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却并没有改变，仍然沿用那种先验的价值判断在内的研究理路。西方现当代涌现出的一大批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罗尔斯、诺齐克、麦金泰尔等，他们都基于政治国家的国家制度沿用了传统“法律—制度主义的”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马基雅维利对君主治国之道的经典阐释;霍布斯对源于国家起源发生学规则的那种“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战争”的自然状态先验判断;洛克在自然法、自然秩序意义上规约的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理论;特别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提出的制度正义即标志着政治哲学的再度复兴，更是亚里士多德奠定的以价值判断为旨趣的规范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对规范研究方法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反省。

以价值判断为旨趣的规范研究侧重价值理性上的判断，认为现实政治“应该是怎样”而不是仅仅限于现实政治的描述，这种价值判断反映一种基本的伦理道德，分析何为“好与坏”“善与恶”。因此，诸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共和等涉及价值判断的理念成为后世政治学家们研究的主题。以价值判断为主的规范研究，包含着人类的基本的价值关怀，代表着人类对于良善生活的向往。价值判断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内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即使是作为社会现象、政治事件分析研究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样不能脱离价值的园囿。他们仍然受自身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公正，反而，完全脱离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现实生活中不真实也不存在。

(二)以事实描述为旨趣的经验研究方法理路

以事实描述为旨趣的经验研究方法，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对当时希腊世界的一百五十多个城邦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分析了每个城邦的整体特征(人口、面积、地理环境等)和政体形式，并且他还组织他的学生对158个城邦的宪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在这些研究活动中，他们都大量运用数据统计、比较分析的经验研究方法。19世纪，欧洲掀起实证主义风潮，将社会科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从现象论的观点出发，认为通过对现象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以此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进入20世纪，科学主义大潮几乎波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大批学者开始将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其中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革新则是以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诞生为代表，行为主义政治学以“价值中立”为其核心原则，强调政治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事实的描述，引入定量分析、科学调查等方法。价值中立又称价值无涉，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他认为社会科学应遵循价值中立的目标，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只把经验的、对社会现实所作的观察、分析、说明视为自己的任务，而不能有价值判断夹杂其中，否则的话，“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5]

以事实描述为旨趣的经验研究更加趋向科学化，已经确立起一套完善的方法理论和分析模式，特别是价值中立原则在经验研究中的确立，将这种研究理论推向顶峰。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倡导价值中立，要求研究那些实际上能够观察到、能够在经验上加以验证的政治现象，排除价值观对研究的干预，不去评价现实政治的好恶，始终把现实政治“是怎样”呈现出来。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使得政治学研究从宏观的国家领域深入到微观的个体政治活动中，这样就促使政治学研究呈现出纯科学化的景象，政治学的科学性得以进一步加强。然而，研究者从事研究中个人的主观臆想、价值取向会对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可能造成结果的失真。

二、异中存同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理路

任何矛盾自身都是对立统一的。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两种理路就是一对矛盾体。政治学者之间长期进行的论战，本质分歧在于:认为事实与价值两种研究理路之间不可能弥合，永远是对立的，不可化约的。其实任何矛盾都有两面性，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差异中存在相通之处。政治学的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理路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他们之间的统一更为重要，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正确态度应该是将科学化发展观与现实政治问题研究并重。

(一)基于不同哲学观的认识

以事实描述为旨趣的经验研究理路，主要运用哲学实证性的研究趋向，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在经验研究的大本营美国，实际上受到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广泛影响。而以价值判断为旨趣的规范研究，其哲学基础是思辨哲学、先验哲学，这主要受到欧洲传统的人文哲学的影响。长久以来，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哲学与英美国家的实用主义哲学之间在研究传统上沿用各自不同的路向。实证研究方法主要依靠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和说明，建构符合事实经验状态的理论结构，对于实证研究成果的检验也交由是否符合事实的各种经验性手段来进行，而规范研究往往对于事实世界的描述、说明并不关心，它着重价值问题的探讨，关涉的通常是不同价值理念与偏好。

(二)面向原问题的分歧

原问题是就是本原问题，是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定义所谓“本原”就是万物从它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回到它那里去，万物生灭变化，唯独它不变的东西。^[6]政治学上的原问题是指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关旨的最基本的命题，是一切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也包括政治学都试图解决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政治学所面对的原问题通常更加敏感而深刻，而政治学研究又不能回避和绕开，必须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做出价值意义上的“表态”。政治学的不同研究理路做出的研究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准确地说事实描述性的经验研究不对此做出价值性的表态，而价值判断性的规范研究则必须做出表态。一般而言，规范研究对此表态，就是要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而实证性的经验研究则可以不对这些问题进行价值上的取舍和关涉，仅仅对于社会现象进行个别或分类的描述，并以此来完成数据分析和模型建构，这样就可以达到实证研究的证伪目的。规范研究则不然，他必须认真分析和研究这些原问题的属性、形态和价值意义，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以此来指导政治学的经验研究。

(三)处理价值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在处理价值问题的态度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规范研究直接切入价值问题并对价值问题进行论证之后来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实证研究则对价值主张进行剥离、中立化的处理。对于原问题，规范研究往往走的更远，研究的更深入，并且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原问题一般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关乎人类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对于原问题研究规范研究都倾向于价值意义上的认真审视和考察，寻求切入圆心的路径，找出真理的有效途径。实证主义下的经验研究则不同于此，它通常只是对一个新问题证实或证伪，取得数据模型形成问题答案之后，就没有必要进行重复研究。

世界的多元化、一体化趋势，促使学科之间相互借鉴、联系和沟通，学科方法使用上呈现了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渐显研究方法上异中存同的可能。

第一，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价值判断性的规范研究与事实描述性经验研究共享着一些基本理念，不论对规范研究者还是经验研究者来讲，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是他们所共享的社会研究前提。一方面，经验研究之所以能够将政治现象作为精确的经验事实来分析、说明，是因为现代社会建立发展起来的这些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已经视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对待的“存在”;反之，我们若是面对一个动荡、急剧变化的社会形态，一切试图精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描述性研究都是徒劳的，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含混不清的，也就不能实现实证经验研究的那种准确、客观的特性了。要有可能只有在实验室里可以完成了。另一方面规范研究之所以能够展开，是由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提供了一个民主、理想的研究环境，使得规范研究者足以在理想的范式构建与现实的事实世界之间寻找到某种合理的路径，推动现实政治社会的发展。

第二，人文学科的一般方法论来看，经验研究从来都是在先行的规范研究所提供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开始寻找、说明并解释问题的。温和的经验研究者自己也承认，他们绝对不可能免除掉预设价值的影响，而规范研究方法的使用者也不得不依靠更为准确的方法、手段，以便使自己的思想更为清晰明白而不至于陷入浑浊不清的状态。实际上，各种研究方法在操作上都很容易显现出自身的弊端来，随着各学派之间在研究方法上的互相渗透，政治学的不同研究理路正在朝着相互借鉴以及综合、趋同方向发展，纯粹运用某一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少。相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的不同学科的研究开始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课题进行联合攻关、并肩作战。

第三，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是互利的。对于任何一个事物的揭示，既是“怎样”的问题也是“应该怎样”的问题，包含着实然与应然的关系。规范研究揭示事物的应该怎样即应然状态，而经验研究则揭示的是事物的实然状态，二者在这个意义上是彼此联系、互利互补的。对于任何事物的定义或解释，我们认为，“单以描述为准，一个名称可能有误，但出于规定的目的却需要它，规定的重要性也不亚于描述。”^[7]例如对“民主是什么和民主应该是什么”是分不开的，这种描述性定义与规定性定义是双重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其一，便不存在其二，同时也不可能互相取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任何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研究时，不会用理想的梦境遮掩现实的梦魇，造成“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错觉，亦不会去将现实一切都认为是理想的状态，而失去探索进取求真的精神。“如果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是什么上，会造成一种处置和使用不当的现实主义，如果我们单纯强调应是什么，就会跌进至善论的陷阱。”^[8]我们亦看到正是这样的实然与应然、规范与描述、理想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应然推动力与实然抗拒力的相互碰撞、较量，结结实实地推动着政治学研究的进步。

三、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取向

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取得重大进步。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9]时至今天，政治学研究重点不再是单纯的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理论，其方式、重心亦不是简单的梳理、归纳和总结，而是在有效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带有明显的“中国问题”转向。研究学者更加注重了解国外理论前沿，掌握国外学术热点，在国际学术平台上提炼中国本土的问题与课题，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充分利用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相结合的方法论前提，积极探讨更具“中国意义”的政治学研究方法。

(一)转型期: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价值转型

世界格局的变迁以及多边关系的此消彼长，带来世界政治的多样化。转型期的中国，突显出许多问题，社会从深层上的现代转型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变革，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原命题也发生转换，变革中的社会直接给知识界的精英们造成认识论上的巨大碰撞。社会基本价值形态的不同，导致人们认识问题的差异，原先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早已给定的学科研究范式和方法理路下，对这些新兴的问题解释无力而集体失语。“转型—开放”是中国政治学界面对的研究主题。研究主题的确立直接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重构和创新，过去单纯简单地复制、摹写西方现成的研究方法、范式已经行不通，而且西方长期以来重实证性的经验研究也带来诸多问题和引起不满。相对中国政治学界而言，一直沿用定性为主的规范研究传统，在实证研究领域里的诸多问题，都没有对西方成熟的理论框架、分析范式以及操作应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诊释，数据计量、数模建构等方法更是鲜见。

一直沿用两种方法理路下的政治学研究，应更注重二者的统一与互补的优势，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描述与规范、事实与价值的方法并举。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我们必须选择更为有效地、准确、科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必须以“问题”为本，为问题而方法，绝不可以为方法而方法。“双百”方针主导多元化的价值理念，作为政治科学研究者不仅秉承基本价值的共性，更为重要的是坚持其个性，这就要求研究者不必追求一种单一的模式、方法，否则就使得研究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中。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就曾劝告“政治学家应该对差异感到高兴，政治学发展的目标不是用一种狭隘的观念取代另一种狭隘的挂念，而是拥抱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10]转型背景下，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多是定性研究为主的规范研究主导，这种单纯进行学理上的价值分析，缺乏对实际问题的可行性政策实施，特别是运用最新的计量统计对理论命题的系统检验，使用理性选择模式或博弈论等其他数学工具来进行理论模型的建构，仍存在很多空白。因此，亟需我们的研究方法模式从一元定性的规范研究模式转向多元化的规范与经验双轨制的研究模式，我们应在积极吸收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进行甄别和建构，开创中国化的方法论体系。

(二)和合: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取向

纵观世界已经形成多极格局并存和多边关系互织的状态，不断出现政治、经济、军事的摩擦和冲突，凸显出世界各国为生存利益进行的激烈角逐，从根本上看，实则反映出各国在认识问题、理解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迥异。

美国长期沉浸在自己创造的“美国梦”里，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的民族国家，拥有完善的民主制度，是自由的灯塔和现代文明的代表。为此，它实行的一系列对外政策都反映其企图一统世界，建立一个美国制度文化统摄下的一元化世界。然而，“9·11”和伊战之后，统一世界的梦想破碎。美国政治学者长期面临一个“一”与“多”的哲学命题，意图通过建立世界的一元化领导，确立基督教义基础上的普世化的民主价值。无论是在国内的处理种族问题上，还是在国外解决不同文明冲突上，美国一直力图在基督的世界里统一各民族的文化追求和价值认同，而这一愿望注定会破灭。正如本杰明·巴伯所看到的“美利坚民族既是一个想要追求确定性的民族，同时也是愿意生活在不确定中的民族，美国人拥有很深的矛盾性，既具有多元性的宽容意识，又拥有追求统一的积极精神”。^[11]

欧洲大陆则陷入一场“身份认同”危机——欧盟是否是欧洲人的欧盟?由于欧盟共同体不断地外扩，在面对东欧甚至土耳其的“入欧”请求时陷入“囚徒困境”之中，作为一种基于“同质”的共同体其边界不断地扩张，直接引发对“异质”力量入侵和干扰的担忧，这来自他们内部对其自身共同文化与民族、种族人口规模式微的担忧，也来自外部伊斯兰世界移民的增加，对其自身凝聚力消解的担忧。欧洲学者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同”与“异”的哲学命题，如何破解“同与异”的哲学难题，直面欧盟外扩的“尴尬”是欧洲学者的心愿。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在“一面旗帜、一条道路”的指引下正在蓬勃复兴。一时间，“中国模式”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在研究“中国特殊性”的过程中夹杂着“中国威胁论”的宣泄，外界对中国的评价，在钦慕中带着不安。转型期，中国学者面临一个“常与变”的哲学命题。常就是常道，是不变，是安逸，是衰退。变则是非常道，是创造，是发展，是上升。近代中国历史为我们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变则生，则兴，则不息;不变则死，则衰，则覆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动，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消除当前严重的贫富分化，实现民主现代转型，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政治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肩负的重要使命。

政治学研究方法作为政治科学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历史来看，其趋势是一个“分与合”的走向。古代政治学研究，并不存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二元对和理路分野。古代的政治学家，依据对于人本质的理解得出有关政治的理解，从人出发，以人为本、为价值尺度展开研究，在他们那里，事实与价值是合一的，真与善是统一的。科学主义的兴起，政治学研究方法开始转向事实本身、现象本身，从人转向物自体，导致了事实描述的经验研究与价值判断的规范研究从此“分道扬镳”。当今世界的价值冲突和文化摩擦，根本上就源于对世界事实的哲学认识不同，美国的“一与多”命题，欧盟的“同与异”命题和中国的“常与变”命题，都源于对此的不同理解。基于此，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为政治学研究得以可能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取向。中国传统儒家的“和合”文化理念倡导: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撞，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体现着一种尊重，一种包容。中国政治学研究或许立足于这种传统的“和合”文化底蕴，正确认识原命题，理解各种方法的优劣，方才体现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

【注释】

[1]胡永保，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2]吕嘉:《事实、价值与政治科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3]参见程同顺、王越乙编译:《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4]转引自［美］罗伯特·古丁等:《政治科学新手册》(下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23页。

[5]［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6]参见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7]［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8]［美］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10]参见程同顺、王越乙:《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美］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