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世纪末—世纪年代)

一、社会学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敌入侵，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渴望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师夷长技”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西方社会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

社会学最早是由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等人自主引入中国的。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第一次把社会学列入教学课程，标志着社会学在中国的出现。1896年，谭嗣同在他著的《仁学》中，最先采用了日文的“社会学”一词。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了西方社会学学说。1902年9月，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3年，严复根据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编译的《群学肄言》正式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开始。这是西方社会学原著引入中国的第一部，严复因此也被称为是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的第一人。至1912年，中国共出版了7种社会学译著，其中绝大部分由日文转译。这些学者为西方社会学最初向中国的引入与移植起到了宣传、启蒙的作用，也为这门学说向中国译介的名称习惯、学科移植的民族形式方面奠定了初步的基础^[21]。

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也成为社会学引入中国的重要场所。1908年，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课程之一。1913年，另一所教会学校上海浸会学院(后改成沪江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其他教会学校也相继设立了社会学课程。到20世纪初期，美国在中国创办了上海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广东岭南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等十余所教会大学，这些大学不仅开设了多门社会学课程，而且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虽然他们的办学目的不纯，且具有很浓厚的基督教社会改良色彩，但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引入，社会学毕竟以一门全新的学科进入了中国。

推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第三股力量，是在欧美和日本学习社会学的留学生。他们归国后，有不少人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由于他们的努力，西方社会学大大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康心孚于1916年开始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成为我国讲授社会学课程的第一人。

社会学思想的引入，继而带动了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国内许多大学利用这一条件，纷纷成立社会学系，扩充社会学课程，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1922年燕京大学设社会学系，由美国学者伯吉斯任系主任，1926年中国社会学家许仕廉接任。1924年厦门大学设立历史社会学系，由徐声金主持，是国人办系之始。1921年复旦大学开设社会学课，1925年设系。1917年清华学校开设社会学课，1926年成立社会学系，由陈达任系主任。据社会学家统计，1927年，国内的60所大学都开设了社会学课程。20年代末，社会学课程和社会学系的工作主要由中国学者主持，中国教师肩负起培养新一代人才的责任。

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学术团体是1922年余天休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会刊为《社会学杂志》。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许仕廉主持创办了《社会学界》。1928年，为联络东南的社会学者，由孙本文、吴泽霖、吴景超等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并出版了《社会学刊》。

20年代，社会学者在中国开始小规模的社会调查，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及对沈家行的实况调查，清华学校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对生活费的调查和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等。随着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形成，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

这一时期，社会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逐步形成，成立了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社会学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同时，社会学者还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学开始向实证研究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