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报纸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分析
一、党报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分析
（一）党报在抗震救灾期间报道的内容分析
1.我国的党报体制及“三级党报”的概念
我国的党报体制是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产物，是以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论述为理论基础的。所以从党报体制建立之初，党报就是战斗的机关报，是始终贯彻党性、群众性和组织性的报纸。党报是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党的喉舌。在树立全党办报思想的同时，还要树立群众办报的观念，使党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国党报是以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组织机构的组成和分布来布局的。以党中央的名义办的属于中央级党报，除了机关报《人民日报》外，还有《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以省级党组织的名义办的报纸称为省级党报，一般由各个省委机关报和其他党办报纸组成，如《南方日报》《四川日报》《河南日报》等；以市（县）一级党组织的名义办的报纸属于市（县）级党报，一般由市委机关报和其他党办报纸组成，如《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成都日报》《绵阳日报》等。
在本研究中，为了便于操作，我们把按照这三个级别划分的党报统称为“三级党报”，分别对应本研究所选取的《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
2.内容分析法及其任务设定
“内容分析法”是20世纪才兴起的一种新的文献研究方法，它通过考察人们创造的文字、图像、视频、歌曲等，来了解人们的行为、态度和特征。“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所显示出来的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2]这是拉扎斯菲尔德和贝尔森对内容分析法的定义。很显然，内容分析是量化研究的一种，实质是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再根据所得数据对研究对象做出定量分析，并进一步做出关于事实的判断和推论。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大量数据统计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假定:在所研究的传播材料中发现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态度，反映出并影响着创作和接受这些材料的人们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3]所以，除了信息本身的内容外，内容分析还被用来研究信息发出者的动机，以及信息传播的效果和影响。
由上可知，利用内容分析的科学方法，可以根据对《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在特定时期内对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的全面统计和量化分析，得出这三份报纸不同的报道倾向和角度，以及这种倾向对目标受众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大量样本的对比分析，用数字标识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与理论值之间的偏差，以及与传播目的间的偏差，并根据传播学相关理论给出合理化建议。内容分析法是类似研究较为可靠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严谨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从每一篇独立的报道中看到目前我国“三级党报”的现状及特点。
内容分析的主要任务即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进行独立考察和对比考察。通过对同一份报纸的报道内容进行长期和大容量的考察，分析这三份报纸各自在内容选择、体裁选择、角度选择、报道倾向等方面的特点，从而得出这三份报纸各自的传播特点及其意义，并对一些显著的特征进行重点分析，由此提出意见和建议。
同时，在同一语境下考察三份不同级别的党报在材料选取、角度选择、重心倾向、传播策略的选择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为更好地发挥各级党报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的宣传作用、实现立体多层次传播提供参考，从而更好地实现党报舆论引导的功能。
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基本把握所选的三份党报的报道特点、立场和视野，由此推断它们各自对新闻价值的个性化认识，这些个性化认识与通常新闻价值判断的差异可能就是党的宣传机构与大众的价值判断的差异，这些都将是我国党报改革需要了解的内容。
3.样本采集与类目建构
（1）三级党报的选定。
本研究选定的中央级党报为《人民日报》，省级党报为《四川日报》，地市级党报为《绵阳日报》。《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党委机关报，是我党最主要的宣传阵地，也是我党政策的风向标，在中国媒体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强大的舆论引导能力。在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对信息的公开传播、舆论的正确引导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地震的主要发生地在四川，省级党报便选择了四川省党委机关报《四川日报》；关于市级党报的选择，最初选定的是《成都日报》，但考虑到成都并不是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虽然它的覆盖范围和受众人群要更加广一些，但为了保证研究目标的精确性和样本的代表性还是选择了处于重灾区的《绵阳日报》，而且《绵阳日报》是重灾区影响最大的一份市级党报。
（2）样本抽取时间范围的确定。
此次研究的报纸时间抽取范围划定在2008年5月13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第二天到2009年12月29日地震灾区重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止。为了便于资料统计，本研究将2008年7月1日前设定为救灾和安置阶段，这个日期之后为灾后重建阶段。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活动，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救援阶段、中期安置阶段和后期恢复阶段。每个阶段的长短，视具体灾情而定，并且不同阶段间的措施有互相交叉和过渡。初期救援阶段的时间主要集中在灾情发生后的0至10天左右，中期安置阶段的时间为灾情发生后的10至90天左右，后期恢复阶段的时间为灾情发生后的3个月至5年甚至更长。[4]因此本研究所设定的救灾安置和重建阶段划分在合理的范围内。由于不同阶段间的具体措施有所交叉，新闻报道也很难完全按时间来准确地划分和归类，所以这里的划分方式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3）分析单位的界定。
分析单位是以“汶川大地震”为报道对象的一篇新闻报道，由标题、作者（或新闻来源）组成的，包括图片在内的任一新闻文体类文章。新闻内容只要涉及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即可:救灾相关、重建相关、灾区情况、汶川地震的相关政策、政府部门关于汶川地震的相关会议、领导灾区视察、灾区人民的生活、汶川地震的相关典型人物报道、各项赈灾款项的使用情况等。其中，组图报道和综合报道等均按照一个分析单位来计算。
另外，此次统计范围限制在新闻类体裁，而不包括文学类体裁，因此诗歌等与地震相关的内容将被排除在外。
（4）地震报道样本的抽取方法。
采用系统抽样法进行抽样，从2008年5月13日起开始抽样，每隔4天抽取一份报纸，直至2009年12月29日共120份报纸（因2008年5月12日当天纸媒大多没有相关报道，所以抽样从2008年5月13日开始）。
具体抽样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或者遇到更复杂的样本的处理方法，会在该项研究的附表中给予详细解释。
（5）编码说明。
此次内容分析法的样本记录和分析，使用SPSS 17.0和EXCEL 2003两种工具完成。所以涉及给样本进行编码，以数字来代替操作者、样本、变量等元素。以下是对编码的一个详细说明:
①如果抽到某一期报纸没有相关报道，则不编入，直接进入下一个样本。
②遇到国家领导人或者政府官员外事活动（包括兄弟省市的互访）等出现关于地震的内容，根据篇幅决定取舍，如果涉及地震内容占到整个报道篇幅的1/3及以上，则统计在内，否则不统计。
③政府机构发布的公文、官员讲话中涉及地震的内容，处理方式同上。
④当抽取样本时，如出现遇节假日或重大事件停刊时，缺失值用99表示。
⑤当抽取样本时，内容不适用于编码表中列出的变量及其属性则用98表示。
⑥当抽取样本时，不清楚样本内容该属于具体哪个变量及其属性时用97表示。
⑦新闻图片的界定:除广告以外，报纸上具有新闻性质的图片，表现主题必须与汶川大地震相关，包括文字说明和图片内容都需与汶川大地震相关。对于主题是文字新闻、简单配图的新闻报道，不按图片新闻记录数据。
（6）变量的设定及其意义。
本研究按照一篇新闻报道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来设计内容分析的变量，研究内容分析的变量设计参考了柯惠新《两岸报纸灾难事件报道研究——以“9·21”台湾地震报道为例》一文的相关内容。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发行日期:该变量用来标识样本的日期。
②报纸类型:按行政级别分（国家级、省级、市级）。
③版面:该变量用来标识样本在目标媒体的第几版。
④版面位置:该变量用来标识样本的位置，表明其重要性。A.头版头条；B.头版非头条:C.非头版头条；D.非头版非头条。
⑤篇幅:A.小于等于1/4版面；B.大于1/4版面小于等于1/2版面；C.大于1/2版面小于1个版面；D.1个整版；E.不止一版。
⑥新闻主体:A.国家领导人；B.其他各级党政官员以及政府机构；C.非政府组织；D.受灾群众；E.灾区客观事物；F.一般个人；G.其他。
⑦报道内容:A.灾情；B.受灾感受；C.救灾；D.重建；E.评论；F.其他。
⑧重建报道内容:A.城镇和乡村的布局；B.住房建设；C.基础设施建设；D.公共服务设施建设；E.农业生产设施建设；F.工业生产设施建设；G.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H.土地整理和复垦；I.灾后心理援助与伤残康复；J.典型人物与事件；K.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L.其他。
⑨信息性质:A.正面；B.中性；C.负面。
⑩报道体裁:A.消息；B.通讯；C.评论；D.特写；E.图片；F.其他。
稿件来源:A.自采稿件；B.转载稿件:C.未注明来源。
报道立场:A.褒义；B.贬义；C.中立。
报道阶段:A.救灾安置阶段；B.重建阶段。
4.内容分析法对三级党报地震报道的数据分析过程
（1）样本的总体描述。
在2008年5月13日到2009年12月29日范围内，本研究所抽取的《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的样本量整体情况如表1-1所示。总体样本量达到了3945条，翻阅报纸360份。
表1-1 样本量整体情况表
此次样本容量相对较大，这样可以提高研究的精确度，减小误差，但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样本统计的难度，所以下文将出现大量的图表信息，以求直观呈现研究的过程。
由表1-1可知，在相同数量的研究对象中，所得到的有效样本量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报道重视其宏观指导性，目标受众范围较广，文章篇幅一般较大，所以在报道数量上相对较少。《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篇幅相对较多，其中，作为汶川地震受灾比较严重地区的一份党报——《绵阳日报》在所定范围内的样本量略少于高一级的《四川日报》。四川的两份党报日均报道量均为约15条左右，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这个数量是比较大的，反映了汶川大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在四川本地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由图1-1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三级党报”对汶川大地震报道数量随时间的走势情况，三份报纸在时效上都达到了报纸的最快速度，即在地震后的第二天就做出了迅速反应，并且在随后的几天内跟进大量报道，对事件进行跟踪和解读。这是在《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党报接受的第一次考验，从时效和信息公开情况来说是令人满意的。虽然相对于新媒体（手机、网络等）来说，传统媒体的传播时效性的弱点暴露无遗，手机、网络等媒体在地震后几分钟就已经开始传播地震信息，但是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对于稳定舆论、遏制流言散布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党报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其权威性和严肃性能否在第一时间发挥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图1-1 报道数量走势情况
另外，从地震后一年半内相关报道数量的走势来看，《四川日报》在地震最初的两个月里报道量远远高于另外两份报纸，这种长时间、高密度的关注度，的确是以往灾难性事件报道中不曾出现的，对于党报来说更是如此。作为地震主要灾区的省级党报，《四川日报》不仅在第一时间公开地震相关信息，且组织了评论、专题、专版等多种报道形式进行全面报道，这一方面得益于《信息公开条例》的促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省级党报既不像中央党报那么具有指导性，也不像市级党报关注范围较小，它是提供权威信息、整体协调灾区舆论的主要力量。
三份报纸对地震的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呈现出报道数量整体下降的趋势，“救灾阶段”（2008年5月至2008年7月）的报道最为集中，“安置和重建阶段”（2008年7月以后）的报道量逐渐平稳并趋近于“零”。这样的发展趋势，印证了新闻价值随时间递减的规律。另外，“救灾阶段”灾情复杂、舆论复杂，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协调并建立平衡机制，也是一个原因。但由图1-1可以发现，在2009年5月，三份报纸同时出现了一个高点，也就是说这个月的报道量高于前后几个月，主要原因是时逢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三级党报”同时加大报道量，纪念活动、事件和人物回访、救灾重建总结等内容的新闻价值再一次被发现和发掘，“旧闻中也有新闻”，同时也再次说明新闻价值最终的衡量标准是受众的需求。
在整体下降的报道量走势中，《四川日报》《绵阳日报》的趋势相对平稳，《人民日报》趋势最不稳定，落差很大。这是因为中央党报的信息选择从整体出发，注重平衡，受众定位为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相关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灾区以外受众来说价值递减，而对于灾区人民来说，依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所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虽然报道量也在递减，却没有《人民日报》那么剧烈。
小结:对“三级党报”汶川地震的报道日期、报道量以及报道量的走势进行分析后，发现党报的时效性缺陷在灾难性报道中会使报纸陷入被动，并与其信息权威性形成矛盾，从而不利于遏制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另外，“三级党报”对地震的报道量走势，基本上体现了新闻价值规律。同时，中央党报和省市党报的指导性和实用性的分工也在其中有所体现。
（2）版面位置。
根据报纸的通常划分方式，我们将“版面位置”划分为“头版头条”“头版非头条”“非头版的头条”“非头版非头条”四大类。意在通过编辑对地震相关报道刊出的版面位置选择来标识“三级”党报对地震报道在版面安排上的不同，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相关报道的版面位置情况如图1-2、1-3、1-4所示。
图1-2 《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版面位置”情况分布
图1-3 《四川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版面位置”分布情况
图1-4 《绵阳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版面位置”分布情况
①中央、省级党报地震报道集中分布在“非头版头条”，与市级党报有显著差异。
由图1-2、1-3可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对汶川大地震相关报道的版面位置分布比例基本一致，“非头版非头条”的报道均占60%以上的比例，“头版头条”报道的比例都只有3%。《人民日报》的头版（头版头条和头版非头条）报道比例约为12%，《四川日报》的头版报道比例约占18%。根据头版在报纸中的重要性、排版规律以及头版资源分布习惯来看，12%和18%的头版报道比例并不算小。因为按照现代报纸的发展趋势，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报纸的头版的导读和大图片将会占去大多数的头版资源，把地震的报道放在头版，就意味着其他重要信息将做出让步。《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一年半内分别有50条和320条的头版报道。
《绵阳日报》的情况比较特殊，该报一年半内的汶川地震相关报道的四类版面位置分布相对均衡，而“头版非头条”的比例最大，达到31%，加上“头版头条”的权重，头版的比例竟然接近了60%。这一数据意味着，这一年半内，出现在《绵阳日报》头版的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比其他版面总和还要多。按照一般的编辑习惯，报纸的头版刊登的是每日该报纸发行地区最重大的信息，或对该报纸发行地区受众最有用的信息，换句话说，汶川地震相关报道在震后的一年半内一直是绵阳市最重要的新闻事件或新闻点，这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灾难性报道所不曾出现的，也是中国其他灾难性事件所不曾出现的，包括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5]。
另外据统计结果显示，《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在地震后的头一个星期内，地震报道的版面分布也是较为均衡的，因为在这一个星期内，地震报道对于全国各大媒体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新闻价值。但从此次地震报道的新闻价值对于时间的抗拒性来说，《绵阳日报》明显要强于另外两份报纸，这种持续性的高度关注是市级党报面对灾难性事件的一个特点。
②结论:事件发生地的市级党报更易被大事件“左右”，内容欠灵活。
《绵阳日报》与《四川日报》《人民日报》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是由报纸的目标受众定位决定的，中央和省级党报在发行范围内会有更多的信息选择，而市级党报几乎无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绵阳日报》在特殊情况下几乎变成了地震的“专刊”，这是党报的又一特色。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灾难事件对于重灾区的一个市来说，生活主题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受到影响，而在“一市一党报”的现实下，党报就成了舆论的出口、权威信息的主要来源，作为宣传部门为人民服务的主要途径，必须承担起协调救灾和重建中各种问题的任务。
在重大灾难的特殊时期，中央和省级党报在传播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重大决定等指导性信息上有绝对优势，而市级党报更加贴近和全面。但从审美和实用上来说，市级党报由于其垄断性，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很容易千篇一律地报道同一主题事件，再加上党报在内容和形式上缺乏灵活和丰富性，就会十分枯燥，反而影响其传播效果。从传播学理论来看，同一主题信息在一期报纸中重复出现，将会大大降低信息的传播效果，更何况同一期同一版大部分为同一内容，而且数十天如一日。
（3）篇幅。
报纸版面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一份报纸内容选择和经营思路的落脚点，而报纸文章篇幅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事件对于报纸和该报纸的受众的重要性。图1-5、1-6、1-7所示是《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震后一年半内对于汶川大地震报道的篇幅情况。
图1-5 《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篇幅”分布情况
图1-6 《四川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篇幅”分布情况
图1-7 《绵阳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篇幅”分布情况
①《绵阳日报》地震报道篇幅大而多，信息清晰度最高。
由图1-5～1-7的数据可知，《人民日报》与《四川日报》在汶川大地震报道的“篇幅”分布情况上依然比较一致，80%以上的相关新闻篇幅都在1/4个版面以下，而大于1/2个版面的报道尚不足4%的比例。反观《绵阳日报》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状况:“大于等于1/4版面小于等于1/2个版面”的新闻报道占了29%的比例，“小于等于1/4版面”的报道占了28%的比例，“大于1/2版面小于等于一个版面”的报道占了25%的比例，“一个整版”和“不止一版”总共占了18%的比例。可见，在报道篇幅的分布上，作为市级党报的《绵阳日报》要更加均衡，也就是说这些新闻报道的篇幅构成是平衡的。《绵阳日报》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1/2个版面以上（包括“一个整版”和“不止一版”）的报道居然占了43%的比例。
一般情况下，新闻“篇幅”越长，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大，而“新闻文本的信息大小决定着新闻信息的清晰度，决定着新闻文本意义的明确度”[6]。也就是说，一篇好的新闻报道总是力求传达出更多的有关事实的信息，以充分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虽然篇幅长不能代表信息量就一定大，尤其是对于我国党报的一些政策解读性报道来说，大量的篇幅可能说的都是一个问题，但这种围绕某个议题深度挖掘的报道提供的是一种纵向延伸的深度信息，也可以视为信息量的扩展。
②结论:市级党报从信息的清晰度来看更易满足受众的知情权。
首先，事件发生地的市级党报的相关报道内容不会像中央和省级党报那样宏观。其次，对于本地受众来说，市级党报内容更加贴近和实用，在灾难性事件中有着更加直接和积极的作用。第三，市级党报的报道内容由于篇幅和数量的允许，信息量更大，文本意义的清晰度更高，对于中央和省级党报是个有益的补充。
从长期来看，《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对地震的报道数量在逐步下降（从“样本总体描述”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报道篇幅又比较小，更少的选择和更低的清晰度，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信息遮蔽。这样的报道就完全倾向于指导性的特征，与《绵阳日报》形成较大的反差，这就是新闻媒体的接近性导致的分工不同，市级党报在地震报道中负责信息透明，而省级党报相对综合，中央级党报则更加倾向于舆论的引导。
（4）新闻主体。
“新闻主体”即一篇新闻报道最主要的报道对象，是一篇新闻报道的主角。新闻主体及其情况指向报道者对于事件的基本立场和倾向。对新闻主体的报道频率，反映的是媒体对“主体”的关注程度，因此新闻主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具体情况如图1-8～1-10所示。
图1-8 《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新闻主体”分布情况
图1-9 《四川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新闻主体”分布情况
图1-10 《绵阳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新闻主体”分布情况
①三份党报的一致性:新闻主体集中在其他各级党政官员及政府机构。
由图1-8～1-10可知，在新闻主体的选择上，三份报纸表现出了罕见的一致性，新闻主体相对集中在“其他各级党政官员及政府机构”这一项，《人民日报》的报道主体占所有报道主体数量的比例达到了近43%，《四川日报》也有30%的比例，《绵阳日报》更是达到了56%。也就是说，三级媒体同时把主要报道对象锁定在了党政机关上，即把更多的版面和内容资源留给了权力部门和相关领导。
另外，“受灾群众”和“一般个人”在三级党报中都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关注。虽然党报的宣传特性决定了三级党报的角度会向党和政府倾斜，但根据数据来看，这么大的倾斜，可算是明显的失衡。
不可否认，汶川大地震作为一个公共事件，使得中国的民间组织得以真正介入，这是一个突破，对于政府的救援也是有益的补充，在这个问题上《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值得肯定。
②结论:新闻主体集中反映出的宣传痕迹，反而影响宣传效果。
从样本对三级党报汶川地震报道的“新闻主体”的描述来看，我国党报普遍存在报道对象失衡的现象，即报道主体过多地集中在党政领导和政府机关上，而失去了对普通民众和个人的关注。
在传播学理论中，倾向于认为大多数媒介的建立并不是要服务公共利益，而是要执行自己选择的目标。对于党报来说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政党的机关报，宣传的职能十分重要，但要得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还是必须遵循一定的传播规律。
“绝大多数的新闻收集活动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特别是人物永远比事件更具可得性，而且人物总是会说话的……”[7]人物是新闻报道的核心，在构成新闻的五个要素中，“WHO”居于首要地位，所以通过对“报道主体”的考察，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对新闻主体的选择也属于议程设置的一部分。根据新闻界关于“报道即遮蔽”的说法，对于党政领导和政府机构之外对象的选择性遮蔽本身就是一种信息的不平衡，对于大多数一般个人来说，党报关于地震报道的一些信息是无效传播。而这些是对党报作为大众媒体“告知”功能的一种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报纸的公信力。
对于生命个体的关注，对灾难性事件报道往往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最能引起读者共鸣，得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对党报来说，这既是党报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也是赢得受众尊重和信任的重要方法。另外，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使得灾难中处于困境的受众有个发泄的渠道，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党报引导舆论、协调利益的功能。
我们且来看2008年7月8日《绵阳日报》第3版的一篇关于普通个人的报道——《为了安置受灾群众 他把刚维修好的厂房又拆了》。
5月14日，欧振良的儿子欧建路过太平镇新华村7社，发现一块空地上聚集了数千名来自北川的受灾群众。回家后，欧建把这一情形告诉了父亲。欧振良带上儿子、儿媳，径直来到北川受灾群众聚集的新华村7社查看，看到受灾群众没吃没喝的情形，他立即下了决心，无论花多少钱，都要给北川受灾群众一个安身的地方！他安排欧建立即着手购买彩条布、木料等，为他们搭建了两排1200平方米的临时帐篷，同时，修建了临时的男女厕所。
搭好地震棚后，欧振良又安排人员解决北川群众吃饭的问题。每天，欧振良安排家里人把饭煮好，送到北川群众居住地。看到欧振良这么帮助自己，北川受灾群众都说他们遇到了“活菩萨”。
这样的报道除了流露出对个人高尚品质的颂扬，更看到了小人物的人性光辉对大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给人以信息和希望。
（5）报道内容。
这里的“报道内容”无意于从文本本身来分析党报报道的微观状况，而是要从“灾情”“救灾”“重建”等几个宏观要素来分析三级党报灾难性事件报道的整体形象性和个体差异性。《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汶川地震报道“报道内容”具体情况如图1-11～1-13所示。
图1-11 《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报道内容”分布情况
图1-12 《四川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报道内容”分布情况
图1-13 《绵阳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报道内容”分布情况
①救灾和重建成为三级党报最重要的内容选择。
对比图1-11～1-13可知，《人民日报》关于“救灾”的报道多达196条，占样本总量的49.2%，关于“重建”的78条，占总样本量的19.6%。《四川日报》的样本中救灾和重建内容数量和所占比例分别为:322，17.6%；1138，62.2%。《绵阳日报》的样本中救灾和重建内容所占数量和比例分别为:231，13.5%；1242，72.4%。
三份党报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从内容上看，都把“救灾”和“重建”两个大项作为重头戏来报道:《人民日报》对两项的报道占总数的比例接近70%；《四川日报》这一比例则更高，接近80%；《绵阳日报》的这一比例则在85%左右。
但从“救灾”和“重建”的对比来看，各报又有所不同。《人民日报》的“救灾”报道占了总报道量的一半左右，是最主要的内容主题。而《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则是以“重建”报道为主，比例都在50%以上。当然，“救灾”和“重建”由于在时间维度上看是先后发生的，所以这样的对比只能反映大体状况。理论上来看，由于重建的延续时间要比救灾的阶段要长，正常情况下“重建”的内容应该多于“救灾”的内容。
从报道内容上看，还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即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对社论等评论形式的重视程度比较高，共35条，占到总报道量的近9%，省、市级党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中的评论则相对弱势，仅占1%和2%左右。
②结论:内容选择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反映出三级党报的新闻价值判断异同。
《人民日报》对于“救灾”的报道量要远远大于“重建”是与其他两份报纸不同的，这一点还是因为《人民日报》的受众群是全国读者，而《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属于地震灾区所在省市的媒体。“救灾”的话题更有全国性的关注点，也更加急切和更有新闻价值，“重建”是长期持续的浩大工程，很容易让旁观者在心理上失去关注的兴趣。
除了宣传的因素，三份党报在地震报道内容选择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也可以反映出三级党报在新闻价值判断上的异同。《人民日报》对于“救灾”的过分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地震的最初几天为救灾阶段，也是全国关注的焦点，以救灾信息为主，这符合群众的信息需求，而重建阶段对于中央级党报来说，只用适当关注即可；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级党报更加注重救灾阶段舆论引导的力量，短期内密集的新闻传播，有助于救灾的尽快完成。而对于《四川日报》这样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党报来说，对报道的重点会根据受众关注点的转移而有所调整。
数据呈现出的对于“灾情”和“受灾感受”的选择性忽略是值得各级党报警惕的。灾情、受灾感受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却是灾区群众和全国人民最希望得到的信息，从“使用与满足”的角度来看，是新闻价值很强的新闻。
（6）信息性质。
“信息性质”很容易理解，即一篇新闻体裁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和倾向，本研究将信息性质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类，《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的具体情况如图1-14～1-16所示。
图1-14 《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信息性质”分布情况
图1-15 《四川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信息性质”分布情况
图1-16 《绵阳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信息性质”分布情况
①“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方针在党报中演变为“正面报道占绝大多数”。
我们可以看到，三份党报从上至下负面报道分别为33、52和11条，从报道比例来看，分别为8.4%、2.9%和0.64%。
从整体来看，三份党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在“信息性质”这一变量的分布情况基本一致，都是正面报道占绝大多数，比例最低的《绵阳日报》也达到了68%。具体来看，在“负面”报道上，《人民日报》反而是报道量最大的，有33条，占总报道量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则依次递减，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初步看来，三级党报所反映出来的基本情况，依然符合我国一直以来倡导的“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策略。我们看到的负面报道比例最高的《人民日报》也只有10%的比例，而负面报道的比例呈现出从中央、省级到市级党报的递减趋势，《绵阳日报》不到1%的负面报道比例，已经让正面报道占据了绝大多数，几乎相当于彻底放弃了负面报道。
②结论:负面报道过于淡化。
从新闻学的角度看，“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一直没有严格的通用定义。一般认为“正面报道”的报道焦点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积极部分或光明一面；基调是提倡和鼓励的；它倡导某种现象或观念，从而保持一定的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强调平衡和睦。“负面报道”则正好相反，它聚焦于那些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8]。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很容易从内容上做出区分。
我们的新闻报道主要以正面报道为主，对于负面报道的容忍度一直比较低。虽然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深入，这样的提法和方针正在被慢慢淡化，但实际操作中却依然很普遍，就像这次三级党报所反映出来的状况一样。
然而，在新闻视野内，负面报道具有较高程度的普适性，即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的新闻传媒都认可的新闻价值。美国报业认为，对读者来说，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新闻题材比正面效应的题材具有更大的吸引力[9]。所以，从新闻价值的判断来看，负面新闻报道是必需的。而负面新闻中存在的冲突优势，更是新闻报道吸引力的主要来源。
对于党报来说，追求正面、阳光、和谐的报道基调，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一些党报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严重失衡的状况，其读者群的大量流失不得不说有这方面的原因。
而此次调查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地震报道中负面报道的比例由《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到《绵阳日报》呈现出逐级递减的现象。这一点与调查前的预想完全相反，毕竟《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级党报在言论上会比较谨慎，而且对于地震的负面信息来源没有省市级党报那么直接易得。这一现象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意识到负面报道的必要性，开始在党报中率先做出改变；另一方面，在负面报道比例上党报表现出“自上而下”的递减现象，说明了以往党报在舆论上低一级要根据上一级党报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调整的状况，依然比较严重，出于谨慎，省、市级党报的自我控制或限制已经日趋严重。
（7）报道体裁。
报道体裁，是指新闻稿在反映思想内容、安排结构、表达方法、使用语言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外部形态，包括消息、通讯、深度报道、评论等体裁[10]。新闻体裁虽然多样，但并非可以随意选择，由于各自都有其特点，不同目的和不同事件要选用不同的报道方式，比如，动态新闻、事件性新闻选择消息更能发挥其快而简洁的优势，而重大新闻、非事件性新闻则适合用通讯、深度报道来全面而深入地表现。三份党报汶川地震相关“报道体裁”情况如图1-17～1-20所示。
图1-17 《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报道体裁”分布情况
图1-18 《四川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报道体裁”分布情况
图1-19 《绵阳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报道体裁”分布情况
①消息是党报的主要报道体裁，通讯、评论、特写和图片等报道形式较少。
根据图1-17～1-19所显示的情况，消息毫无意外地占据了三级党报的主要报道。在消息的出现频率上，三级党报自上而下表现出递增的态势，《绵阳日报》的消息比例已达到70%以上。三级党报在消息、评论、图片新闻等体裁的分布上也有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点都是考察三级党报在报道方式上的特点及不足的重要方面。
相比之下，《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的消息数量都只占总数的一半或一半以下，通讯、评论、图片、特写的报道都相对多一些，而《绵阳日报》则在体裁的多样性上显得比较保守。
②小结
A.消息的使用。
由于消息是新闻报道的最原始和最普遍的存在形式，其简明、迅速的特点使其在突发性事件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可以即时动态地对灾情和救灾情况进行报道，所以三份党报都把消息作为主要的报道方式也是正常现象。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绵阳日报》的消息数量占据了72%的比例，使得评论、特写等体裁在数十份报纸中才会出现一篇，这种严重失衡的体裁选择，是市级党报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单一的新闻报道方式会大大降低报纸在形式上的丰富性以及内容上的深度。无论从受众还是从媒体的角度来看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仅从对消息的使用上来看，《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已经走在了《绵阳日报》前面。党报要想摆脱给受众留下的刻板僵化的印象，除了在内容和语言上下工夫外，形式上也必须有所突破，而突破的起点就是体裁的多样化。
在对消息的选择上出现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如下: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级党报在人才和资源上的优势，诸如评论、通讯、调查性报道等深度体裁需要有比较强的人才队伍，同时，深度就意味着要掌握充分全面的信息量，新闻素材和话语权也成为市级党报发展的掣肘。另一方面，作为市级党报，又是在地震的重灾区，面对着每天的海量信息，编辑在排版上追求信息量，消息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从传播效果上来看，这种填鸭式的信息推出方式，降低了信息的冲击力、新鲜感。
B.通讯体裁的使用。
通讯一般篇幅较大，结构完整，谋篇布局灵活多样，注重叙事、描写和议论等表达手法的综合运用，语言富于变化，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以追求语言形象、语句优美和表意深刻等效果。通讯是一种将时代性、深刻性、典型性和丰富性完美结合的新闻文体，在重大历史性事件中最容易发挥作用，并且最容易留下不朽的篇章，它不像消息那样易碎。比如新华社1995年4月6日播发了何平、朱幼棣、陈雁、王世亮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忠诚无私，而又有普通人的情义的共产党人形象通过文章就矗立在世人面前。通讯体裁的这种优势是其他任何新闻体裁都不具备的。像汶川大地震这样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灾害性事件，正是通讯最佳的用武之地。
数据给我们的事实是，《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的通讯体裁占总报道量的比例都接近30%，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绵阳日报》的通讯报道只有9%的比例。在统计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民日报》的通讯在内容上最为丰富，有人物通讯、事件通讯、记者手记、新闻故事等多种形式；《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都是以人物通讯为主，也有记者手记等形式，但内容上相对单一。《绵阳日报》为人物通讯报道开辟了专版，但从对象上来看多为政府相关领导和少数的典型人物。所以从数量到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性来说，《绵阳日报》的通讯报道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的通讯报道在数量上相对较多，对于普通民众中的感人事迹也有较多的关注，形式上也较为丰富。所以，从通讯体裁的使用这一点看，中央和省级党报，的确比市级党报有较大的优势。当然，这其中的原因还在于人才和资源两个方面。
C.评论的使用。
新闻评论是对某个新闻事件或现象进行的评论，缘事而论，属于说理性质的新闻文体，合格的新闻评论应逻辑严密，思维全面缜密，结构完整。新闻评论历来被报纸所重视，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一份报纸的立场，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份报纸的水平和对社会的担当。“西方著名报人普利策把评论比作‘报纸的心脏’，我们党报工作者更要旗帜鲜明地发挥它的作用。”[11]对我国的报纸而言，评论不仅仅有“社论”“评论员文章”“编者按”等传统形式，还包括了“专栏性评论”等新形式。我国党报素有重视言论的传统，并且一直把新闻评论作为引导舆论和宣传我党的最重要工具。从此次《人民日报》36条新闻评论，占总数的9%来看，还是比较正常的；然而《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的数据就比较“寒酸”，新闻评论的数量仅占总报道量的3%和2%，也就是说整份报纸不见一篇评论的情况竟占了一多半。
仅从党报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和舆论引导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言论在其中的重要性来看，无疑《人民日报》的表现是值得称道的，发挥了党报旗帜应有的作用。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事件中，人心惶惶，灾区有很多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重建工作中很容易产生纠纷，党报的言论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感。比如《人民日报》在2008年5月20发表社论《悲痛中凝聚着不屈的力量》，文章中这样写道:
7天7夜，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气壮山河的生死营救，感天动地的举国驰援，爱心涌动的无私奉献，激发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再现了我们民族在艰难困苦面前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历史会证明，地震能摧毁一些东西，但它必将以另一种形式重塑。世界将看到，“一个能够出动十多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上百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救援还在继续，挑战仍在眼前。愿全民哀悼凝聚起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顽强信念，用我们的不屈斗志和实际行动激励国人，告慰逝者——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这种饱含情感，又不乏理性的言论，在全国哀悼日发表，很容易引起全国人民的共鸣，振奋灾区人民的抗灾救灾精神。这样的社论对于凝集民心和稳定民众心绪都是很有帮助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四川日报》《绵阳日报》这样的省、市级党报在新闻评论上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失去了言论，就失去了党报的灵魂。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事件中，《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更接近新闻现场，更了解当地民情风俗，应该会有更深的体会，甚至可以站在受灾群众的角度去看问题，这是无法替代的优势，如果发挥好，完全可以有很好的评论作品出来。如果仅仅提供基本的信息，给其他报纸提供评论的素材，那么可以说这是比较低层次的办报方式。
在翻阅相关报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三级”党报在新闻评论上存在着自说自话、宣传口号式的单向传输话语系统，没有能够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去看问题，甚至在《绵阳日报》上出现了很多把政府相关决策直接拿过来稍加修改就成为一篇社论的现象，这是很大的问题。
D.特写的使用。
新闻特写是简单明快的局部特征叙事，一般篇幅不大；按事物的形象特点和事件故事化安排叙事程式，结构灵活多变，善于动态和细节描写[12]。特写文体是一种比较新的新闻文体，最早被西方的《华尔街日报》等报纸推崇，继而流行全世界，由于其主题思想和情感倾向鲜明，行文灵活多变，善于描写等特点，特别适合情感表达和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及吸引力。
在特写的运用上，《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均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三份报纸特写报道出现的频率分别为6.3%、4%和2%，比例较低。然而，都市报中却经常出现新闻特写，可见党报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保守的。
实际上，新闻特写“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是对党报宏观视角、宏大叙事的一个有益补充，在灾难性事件中更容易让读者在千篇一律的报道模式中眼前一亮，从而激起对信息的兴趣。特写可以是党报写作形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E.图片报道的使用。
新闻图片作为一种视觉新闻报道形式，越来越被报纸所重视，“图文并茂，双翼齐飞”已经成为报纸编辑的一个重要方针。新闻图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主要来自它的实证性、现场感和视觉冲击力，没有新闻图片的报纸是不可想象的。简单地说，新闻图片在信息传播中具有三大功能:叙述事实的功能、表达意见性信息的功能和作为编辑手段的版面功能。
可见，新闻图片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事件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忠实地记录现场，是鲜活而有生命力的信息传播方式，是党报提高审美价值和趣味性的重要方式。比如新华社记者陈燮拍摄的北川中学学生，在武警官兵帮助下，救助被压在瓦砾堆中的同学，让人们对“90后”有了新的认识。网上流行的“地震中最美丽的女警察”也是通过新闻图片被人们记住的。
从《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情况来看，除去其他文章的配图，专门的图片报道比例并不高，分别为10.8%、11%和4%，《绵阳日报》1700多个样本中只有68个图片报道，图片报道明显是该报的弱项。虽然《绵阳日报》每隔几期会有一个地震报道的图片“专版”，但总量还是非常小，图片报道的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可见“图文并茂，双翼齐飞”的编辑方针在地市级党报中并没有很好地体现。
（8）稿件来源。
新闻来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提供新闻报道的渠道，主要包括记者采访、通讯社发稿、读者（或听众、观众）来稿、通讯员及群众投稿、广告、社会宣传品及内部简报、总结、文件等；另一种是新闻出处，即新闻事实的提供者。本研究这里的变量主要指新闻稿件本身的来源，分成三类——“转载稿件”“自采稿件”和“未注明来源”，意在考察新闻报道的原创性情况。三份报纸的具体情况如图1-20～1-22所示。
图1-20 《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稿件来源”情况分布
图1-21 《四川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稿件来源”情况分布
图1-22 《绵阳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稿件来源”情况分布
①党报对原创的注重是这次地震报道的亮点。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外各路媒体纷纷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想获得第一手的现场信息，足见当今媒体对第一手独家报道的重视。
这次三家报纸的表现都相当出色，《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自采新闻数目分别为253、1651和1563，分别占总报道数的比例为64%、91%和91%。其中，《人民日报》由于其中央党报的性质，在重建时期的报道有很多是转载或改编地震灾区媒体的报道，所以出现了大量的非自采稿件，这也符合三级党报的职能分工，此时的《人民日报》起到的是把有效信息扩大传播的作用。
另外，在数据中我们也发现，三份党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未注明来源”的报道，如果是引用其他媒体而未注明来源，就涉及新闻媒体的职业素养和新闻伦理的问题。
②党报在同题报道中的原创，应更加注重独家报道。
以往这种大事件，只有一些国家级媒体和个别强势地方媒体才会赶赴现场报道，而此次汶川大地震则出现了很多地方媒体，甚至网络媒体都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独家信息。汶川地震后，各大网站迅速建立了以新闻中心为主，科技、财经、博客、播客、论坛等多个频道和部门参与的报道团队，快速形成了一体式的报道机制，每天24小时不停地刊发汶川地震方方面面的新闻，甚至派出了自己的现场报道队伍。由此可见，原创性的独家报道已经成为中国媒体的集体诉求。
由上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独家报道也已经成为党报的基本要求，独家新闻对于一家报纸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报道方式、报道角度、题材选择上的独特性，是一份报纸形成自己的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报道理念的一个重要体现。
而独家报道对于党报来说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党报因其权威性和公信力，一度对于突发性事件采用跟进报道的策略，更多地承担一个出面澄清舆论的角色，很难有独家的新闻出现。这样党报就会因为过于谨慎而慢慢失去对于时效性和独家报道的追求，也就失去了报纸的某些特征。
在新时期的党报改革中，原创新闻这一议题被重视起来，尤其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同题报道便成了党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角度和题材选择上的创新成为党报的一大挑战。从此次调查得到的数据来看，党报的表现有很大的进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的自采稿件占了九成以上，《人民日报》虽然在自采稿件上略显弱势，但从转载的内容来看，多为灾区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以及最新灾情，而且《人民日报》在转载这些内容的同时，很注重对深度的挖掘，这是另一种创新。
但是，原创不等于独家，三份党报在“汶川地震”这一同题报道中，虽然原创文章的数量比较可观，但是这些原创文章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过多的重复，并没有能在角度和形式上有足够的创新，即真正的独家报道不多。
从“稿件来源”这个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了我国三级党报都在利用自己优势的基础上做出变革的努力。
（二）党报地震报道异同点及原因分析
1.《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地震报道的相同特征
（1）报道量大，体裁单一。
三份党报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数量、深度、频率是前所未有的，较唐山大地震后党报的表现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方面归功于党的新闻政策不断改进，使新闻事业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也进行了大胆和有成效的改革，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分析，这种三级党报长时间大容量的报道，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长期集中在汶川大地震之上，使之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件”，对于消减时间因素导致新闻事件的新闻价值衰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人们长时间关注灾区，帮助震后重建救援工作。另外，在西方大众传播理论对媒介的功能归纳中，有一种动员功能，即为实现某种社会目的而进行的社会动员，比如政治、战争、经济发展、灾难、建设，有时候这种动员也出现在宗教领域。这种动员作用很好地体现在了本研究中三份党报的报道上。
但是，党报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也有不足之处。报道体裁过于依赖消息，评论、特写、图片新闻等报道方式的比例过低，影响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影响传播的总体效果。
（2）对党、政府和领导的正面宣传。
由前文的数据分析可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三份党报在“新闻主体”上对党政领导和各级政府机构的报道分别占到了总体报道的43%、30%和56%，这就意味着三级党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的重心在对党和政府的报道上。再加上三份报纸在“信息性质”这一变量上也出现正面报道占绝对优势的情况，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三级党报关于汶川大地震的相关报道主要是对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领导的正面宣传报道。
“社会环境对媒介功能的定位和功能的实际发挥都起到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党报作为喉舌媒体，它首要的功能就是宣传。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无论是在中国社会过去发展的各个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它的这一功能定位始终没有改变。”[13]虽然党报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是一直以来的方针，但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一些党报仅以党政领导和政府机构为报道重心，并不符合新闻报道的贴近性和服务民众等原则。
（3）信息更开放，人文精神需加强。
从报道内容上来看，党报已经形成了中央党报重言论、重宏观，省级党报重策划和专题，市级党报重实用和贴近性的基本格局，而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三级党报也都利用已有的优势分工协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利器。更重要的是，三份报纸的多角度、多形式、高密度的新闻报道，使得地震灾区的信息充分公开，较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
但从“新闻主体”“报道内容”“版面位置”等变量综合考虑来看，三级党报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从灾区民众的角度出发进行的新闻报道较少；即使出现了对于普通个人的报道，也大多出现在第3、4版以后，篇幅也相对比较小。
2.《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地震报道个性化特征
（1）《绵阳日报》更贴近，《人民日报》更宏观，《四川日报》综合而全面。
《绵阳日报》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是三份报纸在绝对数量上最多的，通过消息、通讯、图片报道等形式为群众提供信息服务，满足了灾区群众的信息需求。新闻报道的关注点也与另外两份报纸有所不同:在救灾过程中，《绵阳日报》把灾情信息放在首位，为受灾群众提供最新的地震信息，并且给救灾人员提供灾区的情况，是灾区群众安全的信息协调者。在重建阶段，《绵阳日报》把重点放在为群众解决实际的问题上，这个时期灾区的恢复情况是报道的重点。总之，《绵阳日报》的地震报道突出的是量大、篇小、贴近实际。
《人民日报》刊登的救灾内容要比重建的多，这是该报的角色定位决定的。它在救灾中起到动员的作用，在更加持久和复杂的重建中则需要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所以相关报道更加突出指导性和典型性。
《四川日报》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表现可以用“出色”来形容，在报道形式和内容上实现了统一，专题、专版、专栏等各种形式的报道都有所突破。第一时间对灾区情况进行关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全面深入的报道，《四川日报》的内容生产能力通过了实战的考验。《四川日报》在报道内容和体裁方面在三份报纸中都是最均衡的，尤其是地震发生后连续的专题报道，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以报道角度多样化、报道内容群众化、新闻事件深入化等特点赢得了读者认可，起到了省级党报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四川日报》的成绩不是一日之功。四川报业集团是我国西部由省级党报组建的首家报业集团，经过将近十年的发展，该集团的综合实力大大加强。在2000年，《四川日报》增加新闻版，减少专副刊，其要闻版、国际国内新闻版面均增加了一倍，扩大了新闻的容量，满足读者对各种信息的需求。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四川日报》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时更加游刃有余，在内容生产方面也走在了省级党报的前列。
（2）《绵阳日报》地震报道版面分布杂乱，《四川日报》和《人民日报》地震报道版面分布有序。
《绵阳日报》大量小篇幅的消息和通讯报道使得报纸版面被分割，相同性质的信息，却分布在不同的版面上，版面之间的区分度很小，这一点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时期的《绵阳日报》是名副其实的“地震专刊”，这可看作是灾难发生地的市级党报在特殊时期的特色化处理。但我们知道，报纸之所以分版，一方面是为了方面阅读，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使信息类别化。《绵阳日报》在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一味地追求信息量，而报道的方式又过于单一，导致除了几个专版之外，其他的版面内容基本类似。救灾阶段《绵阳日报》仅有“要闻”“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特别报道”“专刊”等几个版面分类。
反观《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就比较重视栏目化和内容整合。虽然《四川日报》在地震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也是把报纸版面划分为4个“要闻”和7～8个“特别报道”，集中报道汶川大地震，但《四川日报》在不同的版面上依然体现了不同的内容和主题思路，新闻策划的痕迹比较明显。随着汶川大地震进入重建阶段，《四川日报》在版面和内容上有了更多的创新。
（3）《绵阳日报》原创突出，体现市级党报在类似事件中的独特作用。
一般来说，高级别的党报一般比低级别的党报更加注重原创；另外，由于中国党报体制的特殊性，一些新闻事件只能在高一级党报报道后，低一级党报才能跟进报道，这样省市级别的党报就依次在原创性上处于劣势。然而，根据统计的数据来看，《绵阳日报》和《四川日报》的自采稿件比例都要远远高于《人民日报》。
由于灾难事件的特殊性，即灾难事件一经发生就自然地把人们分成了事件的经历者和事件的关注者两个部分，而对于报纸来说，它所要面对的受众也就分成了有着不同需求的两类。灾区群众和非灾区读者对于信息的需求肯定有着倾向性上的不同。所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提供的信息所要满足的受众人群是不同的:《人民日报》主要针对非灾区读者，《四川日报》的报道针对的读者群较为复杂，《绵阳日报》则主要面向绵阳灾区的群众，所以呈现出来的报道也是各有特点的。
对于《绵阳日报》来说，报道本地区的抗震救灾情况和重建情况有着独占的优势，即接近和熟知，所以除了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和会议之外的新闻，绝大多数是原创，而《人民日报》则需要从灾区的报纸上引用大量新闻，来满足全国读者的需求。
3.《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对地震重建报道具体内容的异同分析
三份党报对于汶川大地震重建进行报道的内容分布情况如表1-2所示。
表1-2 重建报道的内容分布
在统计设定的范围内，《人民日报》涉及灾后重建报道78篇，占样本总量的19.6%；《四川日报》涉及重建报道1138篇，占样本总量的62%；《绵阳日报》涉及重建报道1242篇，占样本总量的72%。单从这一数据来看，省市级党报对于灾后重建的报道权重更大一些，但不能就此判断省市级党报对于灾后重建的重视程度要大一些，只能说，对于灾后重建的报道，省市级党报的报道更具新闻价值，更符合读者需求。
一般来讲，新闻媒体对新闻内容的选择，基于两个原则:一个是受众的需求，另一个是宣传和引导舆论的需要。而党报对于重建报道的内容选择，更多的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都试图将与它们自己相关的时间放在显著位置”[14]，虽然我们选的三份党报不是“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却是在新闻选择上有分歧的各方，所以在关注的重点上有所区别。
（1）《人民日报》对于灾后重建的报道，比较突出的是“灾后民众的生产生活”，这一项占了25条。
在重建报道本就不多的情况下，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民生上，这是最高级别党报引导舆论向最紧要的民生问题倾斜。而占报道量第二多的“住房建设”也应该算民生新闻，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35条的数量，已经占到了重建报道样本总量的近一半。
（2）《四川日报》重建报道的重头戏一样是民生，“灾后民众的生产生活”和“住房建设”这两项的总报道量共计319条，占了重建报道样本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与《人民日报》不同的是，《四川日报》对“基础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典型人物”的报道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三项都达到了80条以上。
《四川日报》在报道的密度和广度上都是《人民日报》所无法比拟的，《人民日报》只能把最重要的内容，通过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人物表现出来，在素材的选择上更加谨慎，选择的余地不大。
另外，《四川日报》的“其他”这一项有多达307条的样本，这说明了我们在变量的设计上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既要考虑代表性，又要对三级党报都有所照顾。
（3）《绵阳日报》最突出的是样本数达到388条的“住房建设”，虽然也是对民生的报道，却具体到了“住房”上来，足以说明“住房”对于灾区群众的重要性。
这种对于住房压倒性的明显倾向，我们不认为是引导舆论的结果，这个数据反应的是群众的需求和灾区重建最重要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绵阳日报》关注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政府机构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
这里我们看到了《绵阳日报》与另外两份党报的不同之处，它更贴近群众，对灾区情况的反应更加直接和敏感。同时，也更加能反映出基层政府利用党报来宣传自身的基本需求。
（4）由三份党报的对比数据我们还可以发现，“灾后心理援助与伤残康复”“城镇和乡村的布局”是被三份党报同时忽略的内容。
这二者中，后者显然不是在抗震救灾和重建中首先考虑的问题，无论对民众还是政府来说都是如此。而“灾后心理援助与伤残康复”尤其是灾后的心理援助，关系到灾区群众的心理健康，进而影响到他们日后的生活，这一点是党报在以后类似报道中需要关注的。
传播学者迪林和罗杰斯曾经给议程设置做出过逆向的归纳:“其一，对于某些时间各家媒体倾向于默契的噤声。其二，媒介议程与真实世界的指示并不紧密匹配。并不是所有媒介都认为有意义的事件都会被相关势力和人们解释和宣扬。”[15]这样的结果是，在“媒介议程”上极其有意义的事件有可能在“公共议程”上消失。《绵阳日报》与《人民日报》在重建报道内容选择上的异同，基本上反映了这种议程设置所阐释的内容。一方面，《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都在默契地把民生问题作为最重要的议题来设置。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内容上却各有偏重，《人民日报》与《绵阳日报》的差异，体现的就是“公共议题”的消失。
（三）党报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
1.三级党报形成独特“舆论场”
把三级党报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使得处于同一垂直体系内（中央、省、市，有隶属关系）的三级党报在同一事件的报道中形成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整体，从而使得立体化的传播达到最佳效果，这样对于党报更好地发挥宣传和引导舆论的作用可谓事半功倍。
三级党报作为中共宣传机构的不同级别报纸，在实质上有着一定的制约关系，虽然不易出现观点上的互相矛盾，却容易出现千篇一律、“上行下效”的情况，使得低级别党报缺乏灵活性和自主性，这些对应对突发性事件是很不利的。
统计发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周内，《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绵阳日报》的头版关于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内容为党政领导、会议、政策的占了总报道量的80%以上，而且在事件选择上，重复性的问题比较严重，重复率达到65%左右。也就是说，在这样重大的事件中，各级党报在内容题材的选择上十分一致。这一方面是各级党报在宣传口径上的主观一致，另一方面却反映出党报体系在这样的事件中并没有形成良好的舆论合力。
党报作为一个宣传体系存在，本可以利用受众和风格的差异性，通过内容、形式上的互补，加上与受众的互动，形成自己独特的舆论场，这样的传播体系可以使得信息在经过多角度解读后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对“舆论场”做了如下定义:“所谓舆论场，正是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16]由三级党报和各自受众的信息场所构建的舆论场，在内部有着复杂的信息流动和互相作用的过程，要想使得党报发出的信息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达到引导舆论的最终目的，党报之间在信息的生产上相互配合是必需的。
党报在灾难性事件中舆论场的营造，“要以方便受众接受实用而有效的观点信息为出发点，为受众接受、理解并参与传播创造最方便的条件，让传、受双方实现沟通，取得有效传播效果”[17]。首先，三级党报应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分别从纯信息、综合报道和专题报道、言论引导等方面从不同角度针对同一事件（如地震）发出信息流。显然，前文提到的三份党报之间较高的信息重复率是不可取的，将会消减传播效果。
其次，党报以其权威的姿态，发出的信息流应当是实用并且真实可靠的、及时准确的信息，这样既会在第一时间遏制谣言的散布，也会从正面增加舆论引导的效果。这一点，在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初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党报在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地被受众接受后，应当搜集受众的反馈，从而针对性地做出二次传播，消除信息误区。这一过程在党报之间是分别进行的，信息的编码和解码也是独立的。这样由党报主导的舆论场就形成了正面有效的传播，效果自然是可以保证的。从本次调查来看，我们所选取的三份党报在“互动”这一环节上做得并不好，除了《绵阳日报》在重建阶段专门开辟了一个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动问答栏目外，《四川日报》和《人民日报》几乎没有互动的形式出现。
党报垂直的体系结构、天然的资源优势、绝对的权威性都构成了其形成一个舆论场的条件，只要在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上进行优化，必将在灾难事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应把握好新闻价值判断
党报在取舍新闻的时候，不仅看重“新闻价值”本身，“而且更重视新闻的传播价值，把新闻的认识价值、宣传价值和审美价值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来考虑”[18]。党报的性质和立场，决定了它的价值判断的独特性。
正是由于党报宣传思维作用下的新闻价值判断，导致大量版面都是宣传报道面，缺乏灾区群众关心的救助、福利、生活保障以及长远规划等方面的信息。这与传播学中“使用-满足”理论是相违背的，因为该理论认为“受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目的性的，而不是盲目的，他们出于某种社会的或心理的需要而使用大众传播媒介”[19]。如果这种有目的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这个媒体对该解码者来说是无意义的，就不会有传播效果。如果宣传具有目的性，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让读者有所收获，才谈得上舆论引导，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
党报在地震报道中并未将宣传的功能发挥到最佳。宣传不是一味赞扬，而要真实、客观、贴近群众，尤其在灾难事件中，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建立在对受众知情权和媒介诉求的满足之上，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党报首先是报纸，其次才是宣传工具，它是一份在市场中发行的报纸，要在宣传和新闻中寻找平衡。一方面，党报必须使信息更加透明，以满足受众的知情权，真正地为群众服务，尤其是在突发性事件、灾难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另一方面，在这些事件中，又要通过“把关”的形式来宣传党的政策、引导舆论。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党报在新时期改革发展的主题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党报如何在宣传和满足受众中平衡价值判断的问题。
从新闻文本学角度来讲，新闻文本在生成意义的过程中，新闻传播理念有可能与事实是相矛盾的，但传者的本体意识必须与客观存在的事实相统一，“传者的主观作用只在于对客观存在的事实的认知和把握，努力发现和发掘传播理念和客观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基点形成要传播的新闻事实”[20]，学者谢晖的此番描述，为解决事实和宣传的矛盾提出了现实可能性，也提供了一种在新闻文本上可操作的途径。
这种矛盾的解决还有赖于党报在舆论的大方向上坚持稳定、和谐的引导方式，在具体的事件性新闻报道中坚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贴近群众，更加重视对人的关注，不断在人文精神上取得进步。用正确的新闻观和专业主义的精神赢得受众的信任，同时加强新闻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去除脸谱化的风格。重新发现新闻规律，审视自身的发展，用正确合理的价值判断，生产对受众有用的客观报道内容。
3.革新形式和内容，注重传播效果
从报道形式上来看，党报应在报道体裁上更加灵活多变，对不同性质和不同目的的新闻报道采用合适的新闻体裁。尤其是在对突发性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更应该注意体裁、版面分配上的协调，做到既美观又丰富。图片报道和深度报道依然是“三级党报”共同表现出来的不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前文的论述，图片报道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少、质量不高。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但市级党报尤为严重，据调查，《绵阳日报》1700多个关于地震的样本中，仅有68篇图片报道。
图片报道是对瞬间景象的捕捉，是一种独特的表达，在突发性事件中往往可以发挥其他报道体裁无法替代的作用，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所以党报在灾难性事件中对图片新闻的合理利用意义重大。
而对深度报道的运用更是一些党报的一大软肋。深度报道是通过对新闻事件的背景、形成原因以及结果教训的深度挖掘，来揭示事实的本质和真相，以启迪社会。这样的报道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是不应缺席的。然而，从此次调查来看，《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的深度调查报道还是停留在对其他媒体报道信息的整合上，或者停留在宣传层面，而没有落脚到社会意义之上。在这一点上，都市报和周报反而做得更好，比如《南方周末》2008年第20期的专题报道《汶川九歌——大地震现场报告》，该专题由25篇地震现场报道组成，其中有近十篇的深度调查类报道。此报道一刊出便在全国引起轰动，其他媒体竞相转载，网络上更是流传甚广。
从报道内容上来看，党报除了注重宣传功能外，在内容上还应该注重贴近性和人性化。
4.从业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需加强
新闻专业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利策的某些新闻思想，表现为“新闻工作的职业精神、职业原则和专业要求的总和。作为被世界新闻界公认的新闻行业的一般宗旨，新闻专业主义包括职业理想、使命追求和正当的业务手段，以履行媒体的社会责任等”。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媒体要提供客观公正的报道，树立为公共服务的理念，对公众提供真实的报道，敢于揭露社会的丑恶和不平，承当应有的社会责任。新闻专业主义尤其强调媒体社会公器的职能。
部分党报的新闻宣传工作，往往只停留在政治教育的层面，不太注重甚至忽略市场效果。因此，“党报提倡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强调专业知识工作化、工作职能专业化，强调新闻技能与新闻操守的兼备，而且还要从市场经济的产业环境出发，强调媒介工作的商业因素和专业能力对这种要求的满足。应该说，这是党报内容结构调整的理念前提”[21]。对比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部分党报至少在公众意识和社会公器意识上缺乏足够的责任感。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三份党报在题材的选择、报道主体的倾向性方面，都缺乏对公众的服务意识，没有很好地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
二、地震灾区区域市场报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分析——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绵阳晚报》为例
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市场报，特别是地震灾区区域的市场报，发挥了媒体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承担着传递信息、舆论引导和监督、环境监测、组织救援、提供服务、感召和激励、塑造国家形象等功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节以灾区市场报的表现作为入口，考察这些市场报如何对汶川地震进行报道，它们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又是如何，力图记录报纸媒体在灾难报道上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进步，并对报道中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以后的灾难报道提供一个新的起点，继续进步。
本节以灾区区域市场报作为研究主体，选取《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绵阳晚报》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对这三份报纸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作用以及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一）地震灾区区域市场报在抗震救灾期间报道的内容分析
1.研究方案
（1）样本选取。
从新闻要素方面考虑，一篇新闻报道的要素包括真实性、时效性、可读性和接近性。
接近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新闻要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地理上的接近性和心理上的接近性。《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绵阳晚报》这三份报纸都是地震灾区区域类的报纸，《绵阳晚报》所覆盖的范围更是处于重灾区和极重灾区，并且，这三份报纸的受众多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和间接受害者，它们都兼具了地理上和心理上的接近性。在“5·12”特大地震发生后，灾区通讯中断，报纸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所以对这三份报纸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和作用进行研究，更具有代表性。
（2）三份报纸的概况。
《成都商报》正式创刊于1994年1月1日，是一张综合性城市市民生活日报，由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日发行量稳定在62万份，传阅率近5人/份。《成都商报》以成都地区为中心，辐射四川全省。主要发行地区为成都市内五区和成都周边区县。《成都商报》坚持“创新、务实、理性、开朗”的办报风格，强调将议程设置能力作为提升报纸影响力的主要手段，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04—2007年，《成都商报》连续四年入选世界品牌实验室“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19.34亿元人民币。并获得三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中国都市类报纸最具竞争力20强”的称号。2006年，首届中国品牌媒体高峰论坛暨品牌媒体联盟成立大会组委会授予《成都商报》“中国品牌媒体100强”及“晚报、都市报类30强”称号。
《华西都市报》1995年1月诞生在成都，是中国的第一张都市报，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它目前已构建了一个以成都为核心、辐射川渝20个大中城市的区域组合报纸。发行量最高的时候达到115万份，其阅读率达到了26.6%。《华西都市报》版面丰富、信息量大、可读性强。报社按照市场规律办报，依据读者需要采编稿件，首次提出“市民生活报”的定位，全方位报道市民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它是中国西部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强、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日报之一，坚持“新锐、责任、主流——办主流大报、树百年品牌”的核心理念。它不仅是全国都市报竞争力五强，还四次入选“中国500最具有价值品牌”，三次摘取网络搜索引擎“百度状元媒”称号。[22]
《绵阳晚报》的情况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介绍。
（2）时间段的划分及理由。
由于报纸媒体出版时限的制约，关于地震的消息只能在5月13日进行报道，所以本研究也从5月13日开始。根据灾难的周期规律，截至2008年6月12日，地震已经到了尾声，媒体的报道也告一段落。因此把2008年5月13日—2008年6月12日的报道作为完整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这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涵盖了此次地震的爆发、发展、灾后救援、重建等重大议题的生成、发展、高潮、消解的过程。第三章的内容分析法的样本采取等距抽样的方法，每隔4天抽取一份样本，在这一个月内抽取5月13日、5月18日、5月23日、5月28日、6月2日、6月7日、6月12日这7天的报纸作为研究样本。而其他篇章的研究的样本是5月13日到6月13日期间所有的报纸。
（3）分析单位。
选取版面及版面位置、报道篇幅、新闻主体、报道内容、信息性质、报道体裁、稿件来源、报道立场作为分析单位。
由于版面众多，本研究关注的地震报道基本上集中于各报的硬性新闻版面（要闻版），也就是“第一叠报”，限于时间和人力，以及研究意义，本研究并未纳入软性版面，如文娱、体育、专版、特刊等。
2.研究分析
《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绵阳晚报》这三份报纸，在2008年5月13日到6月12日这一个月抗震救灾的时间里，对地震的报道相当多。特别是在5月下旬，即地震发生后的前两个星期，有关地震的报道是这三份报纸最主要的关注焦点。仅以抽取的7天的样本为例，关于地震的报道，《成都商报》总共486篇，《华西都市报》总共590篇，《绵阳晚报》总共371篇。
对各个变量的分析如下:
（1）版面及版面位置。
三份报纸的版面及版面位置分别如表1-3所示。其中1为头版头条，2为头版非头条，3为非头版头条，4为非头版非头条。
表1-3 三份报纸的版面及版面位置
从版面和版面位置这个变量可以看出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重要程度、与人民群众的相关度以及社会对其的关注程度。以抽取的7天时间的样本为例，关于地震的报道，《成都商报》总共486篇，《华西都市报》总共590篇，《绵阳晚报》总共371篇。
在地震刚刚发生的一周到两周时间内，关于地震的报道占据了这三份报纸的各个版面，比例相当大。在两周以后，《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逐渐减少了关于地震的报道。《绵阳晚报》由于印刷设备和厂房受到地震的严重损坏，从2008年5月13日到5月16日减到8版，从5月17日开始恢复到12版。从样本中我们可以看到，7天的样本，这三份报纸就分别有7条头版头条的内容是与地震相关的。也就是说，样本中这三份报纸每天的头版头条都是地震报道。不仅如此，地震报道还经常在非头版的版面占据着头条的位置，而非头版头条的数量就更多了。这充分说明了地震灾区区域的市场报遵循了新闻报道的规律:首先，对汶川大地震这个紧急的、重要的、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事件给予了应有的最大限度上的关注，注重了新闻的重要性的要素。其次，报道遵循了接近性的原则，在抗震救灾时期，地震灾区区域内的受众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与地震密不可分，受众迫切地想知道灾情和救援情况，区域市场报有责任将地震报道做好。特别是《绵阳晚报》，因为地处重灾区和极重灾区的区域，在抗震救灾时期，重心全部放在了地震的报道上面。虽然只有8个版或者12个版，却坚持了信息报道的全面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在抗震救灾的高峰期过后，到了中后期，另外两份报纸关于救灾的报道明显减少，但是《绵阳晚报》还是依然把灾情、救灾和重建的相关信息作为重中之重来报道。
（2）报道篇幅。
三份报纸的报道篇幅如表1-4所示。其中1为小于等于1/4版面，2为大于1/4版面小于等于1/2版面，3为大于1/2版面小于1个版面，4为1个整版，5为不止一版。
表1-4 报道篇幅表
报道篇幅，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报道的深度、广度和频率。从报道篇幅来看，这三份报纸占据比例最大的是小于等于四分之一版面，虽然篇幅不大，但是频率很高，说明市场报对地震的报道是众多的。而大于二分之一个版到一个整版的比例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在统计数据中显示没有超过整版的报道，但这是因为，在统计的时候，我们是以单篇报道作为分析单位的。也就是说，虽然单篇报道的篇幅没有达到整版，但是这个版的其他内容也有可能全部是关于地震的报道。而我们看到，处于地震重灾区的《绵阳晚报》，重心全部放在了地震的报道上，单篇的报道占据一个整版和超过一个整版的情况也占到了6%左右，关于地震的报道在每个版面都能见到。特别是在唐家山堰塞湖灾情和后续泄洪相关信息的报道方面，《绵阳晚报》用了很大的篇幅。这种连续性的报道同时占据如此大的篇幅在其他新闻事件的报道中是不常见的。这也说明灾区区域市场报对地震的报道是比较详细、深入和广泛的。
（3）新闻主体。
三份报纸报道的新闻主体如表1-5所示。其中1为国家领导人，2为其他各级党政官员以及政府机构，3为非政府组织，4为受灾群众，5为灾区客观事物，6为一般个人，7为其他。
表1-5 新闻主体表
新闻主体反映了报道所关注的对象和焦点。分析表中的数据，我们暂时忽略“其他”这个不确定的选项，初看起来，这三份报纸在新闻主体方面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衡，数据分布相对平均。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报道实际上是有失衡倾向的。从遵循新闻规律的角度出发，“灾区客观事物”（也就是灾情）以及“受灾群众”这两项应该是媒体最主要的报道内容，但是在三份报纸的内容中这两项主体被报道的比例平均仅占30%～40%（相比较起来，《绵阳晚报》的做法更符合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它对“灾区客观事物”和“受灾群众”这两项的报道占到了将近50%）。对“国家领导人”和“其他各级党政官员以及政府机构”这两项的报道平均就占了24%左右。不过，相比起以前的灾难报道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长足的进步，尤其在对“非政府组织”和“一般个人”的报道上，特别是《成都商报》，对这两项内容的报道占到了38%。也就是说，市场报的报道面扩大了，涉及方方面面，把对灾情和受灾群众的报道放在了首位，也把普通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作为次重点来报道。市场报与党报相比起来，更加关注国家领导人和政府组织之外的新闻报道。
（4）报道内容
报道内容如表1-6所示。其中1为灾情，2为受灾感受，3为救灾，4为重建，5为评论，6为其他。
表1-6 报道内容
从表中的数据来看，三份报纸都将重点放在“救灾”的内容上面，平均占比在43%以上；其次是“灾情”和“重建”。从数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虽然市场报的报道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对最应该着重报道的“灾情”的关注还是不够。《绵阳晚报》因为地处重灾区，相比其他两份报纸更加注重受灾者的感受。值得关注的是，在地震发生两个星期后，也就是在抗震救灾的后期，市场报已经开始着墨讨论重建相关问题，特别是《成都商报》，关于重建的内容占比达到了22%。不过评论性文章却很少，说明市场报对地震的深度报道还远远不够。报纸因为以文字报道为主，在做深度报道方面是具有优势的，但在这方面却没有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5）信息性质。
信息性质如表1-7所示。其中1为正面，2为中性，3为负面。
表1-7 信息性质表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正面的信息和中性的信息占据报道的绝对主导地位，负面信息的报道则要弱化得多。
信息性质是指信息内容本身的性质，而不是报道者所持有的主观色彩。信息的性质可清晰地体现出媒体所建构的符号性质。在对地震专题报道样本的符号建构中，《成都商报》和《绵阳晚报》表现趋于一致，都是以正面信息为主体景象，其次是中性的报道内容，负面性质的报道最少，占总体报道量15%左右。而《华西都市报》则是以中性客观的报道为主导。
（6）报道体裁
报道体裁如表1-8所示。其中1为消息，2为通讯，3为评论，4为特写，5为图片，6为其他。
表1-8 报道体裁表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三份市场报，消息类的报道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通讯类，评论和其他类型的报道所占比重较小。究其原因，这和对灾难报道的要求是分不开的。首先，媒体要掌握主动权，就必须要求时效性，发消息是让受众知晓灾情救援等相关情况最迅速、简洁的途径。其次，受众在每天面对大量的信息时，最需要了解的是核心的内容，而市场报的消息通常采用“倒金字塔”的写作方式，让受众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眼就能先把握住关键信息。再者，“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市场报一直追求的目标，消息言简意赅，在保证传递有效信息的同时可有效节约读者的阅读成本。虽然评论类的报道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体现出媒体的媒介监督和环境监视功能，但是这三份报纸的评论类文章都少得可怜，主要依靠传递正面性质的信息和注重对政府积极救援的相关内容报道来进行舆论指导。相比起其他两份报纸，《绵阳晚报》更注重用图片说话，几乎每一版，都有不止一张图片来展现灾情、救灾、救援等情况，很全面地展现了灾区的真实场景。仅是2008年5月15日这一天，总共才8个版面的《绵阳晚报》就刊登了62副新闻图片。
（7）稿件来源。
稿件来源表如表1-9所示。其中1为自采稿件，2为转载稿件，3为未注明来源。
表1-9 稿件来源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和《绵阳晚报》都以自采稿件为主。自采稿件的多少是衡量媒体业务实力的重要指标，在汶川地震这一全国媒体都争相报道的媒介事件中，自采稿件量更是媒体实力的体现。自采稿件能更好地显示出媒体的办报风格，从稿件的标题、形式、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都能将媒体的角色定位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能更好地表达媒体自身的观点和立场。另外，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汶川地震刚刚发生的几天之内，由于抗震报道政策的一些影响，以及对事件发生过程的不确定性，三份报纸都大量转载新华社的稿件，占到了20%左右，这说明这三份报纸的立场是和新华社也就是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也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到抗震救灾的发展阶段，也就是持续的救援及开始灾后重建阶段，三份报纸都大量使用自采稿件。在此次地震的报道中，它们将市场报的性质体现得淋漓尽致，发挥了市场报的风范，深入灾区，发回大量真实生动、时效性强的报道。
（8）报道立场。
报道立场如表1-10所示。其中1为褒义，2为贬义，3为中立。
表1-10 报道立场表
报道立场是指报道者对所报道的事物和事件的基本态度。报道立场和报道性质一样，体现了报纸的舆论导向，也就是体现了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的功能。传统上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源于李普曼的《舆论学》一书中提出的“刻板成见”。议程设置的表现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对一些问题予以重视，以独有的立场来集中报道，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公众舆论。这样，大众媒体虽然不能左右人们怎么想，但至少能左右人们想什么。人们倾向于关注和思考那些大众传播媒介注意的问题，并按照大众传播媒介确定的各个问题重要性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因此大众传媒设置议程可以达到影响舆论，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观点的目的[23]。议程设置在我国媒体的表现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直接的。“正确的舆论引导”不仅是媒介报道方针之一，也是政府对媒介的首要要求。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媒介的市场报从根本上要遵循这项基本政策。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份市场报舆论导向作用的发挥并不采用教条说教的形式，而是更加注重报道内容的故事性，叙事策略也讲究以情动人，善于挖掘新闻事件与新闻人物的深层内容，具有较强的厚度与深入性。这使得市场报的舆论引导作用更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人们在阅读报纸的同时也接受了信息里面的舆论引导。
从表1-10中可以看出，《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绵阳晚报》的贬义报道分别只有2篇、1篇、2篇。虽然性质不同于党报，但是在舆论导向这个方面，市场报和党报保持高度的一致。值得一提的是，中立报道占了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灾区的市场报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去报道新闻，而不是以主观为导向选择新闻。
三、地震灾区区域市场报在抗震救灾期间的作用
（一）地震灾区区域市场报在抗震救灾期间的基本功能
1.传播灾情与救灾信息
传递信息是媒体的基本功能。这些信息应该是全面的信息、迅速的信息、真实的信息。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遭遇到的最大一次灾难，媒体应该在第一时间就传递关于地震的信息。因为这样的灾难事件破坏性特别大，发生得又突然，处在惊恐和迷茫状态下的人们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充分的信息，以便采取应对办法。
因为灾难信息本身多是负面新闻，在我国旧的新闻体制和新闻观念的影响下，此类信息一直是我国灾难报道中很少涉及的领域。但在汶川地震报道中，这样的报道模式被打破。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国内媒体的受众意识逐渐增强，公众开始要求知情权得到保障，媒体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不断追求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了国家的政策作为强有力的保证。
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前，2008年5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规定:“要重点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以及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这是从政策上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也就是说，这次汶川地震灾情的披露和报道的透明，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支持的结果。在灾难新闻中，知情权体现在社会公众作为舆论的主体所具有的对灾难有关情况的了解的权利。如果说一般社会公众仅仅是以一个较远的心理距离和比较宏观的层面看待灾难事件，那么遇难者家属、受伤者以及其他灾难当事人则是以切身感受和非常现实、细致的利益得失面对“知情权”这个词语[24]。作为地震灾区的市场报，《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绵阳晚报》不仅满足了地理上的接近性，还满足了心理上的接近性这两大接近原则，把更迅速、更贴近的信息传递给民众。
新闻传播信息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真实、迅速、全面。对于真实性和迅速性，我们在上述章节有过讨论。在这里我们详细谈谈全面性。全面性是指不仅要传递灾情和救援的信息，还要传递政府的政策法规；不仅要传递安全信息，还不隐瞒潜在的危险信息。从本章对三份报纸的“新闻主体”和“报道内容”的分析来看，虽然对国家和政府以及救灾的报道过多，但是基本上，报道还是比较全面的。除了灾情、灾民现状、救援等情况的报道以外，还有对环境的通报、对政策的解读、对危险信息的提醒等。
2008年5月18日，《成都商报》在“决战重灾区”专版的《震出18悬湖地震后滑坡阻塞河道成湖 专家全天监控保下游安全》报道中，详细阐述了悬湖产生的原因、地点和发展情况，告诉民众“专家会全天候监控”，让人们放心。另一篇题为《回家好好睡一觉 这些房子安全了》的报道中说，500多名专家展开地毯式搜索，汇总发布都江堰房屋建筑应急评估，将可以入住了的房子公布出来，让人们安心回家。
《成都商报》2008年5月23日发表报道《亲人失了 善后事宜咋处理》，5月28日发表《地震中房屋损毁损失谁承担》和《地震伤员救治相关政策将出台》的报道。《华西都市报》也在5月28日发表报道《幸存者重启账户先要证明“我是谁”》。这些报道都是在给人们传递政府关于救援和重建的相关政策，告诉人们政策的详情，以及按照这些政策办事情的程序。
《唐家山堰塞湖仍然很危险》的报道出现在6月4日《绵阳晚报》的头版上。报道中称唐家山堰塞湖三分之一溃坝群众撤离方案已经启动几天了，排险工程也已完成，但现在还未泄流。报道引用了国家水利部总工程师、抢险指挥部专家组组长刘宁向媒体公布的情况。这说明我们的政府和媒体没有故意隐报瞒报危险信息，而是将这些危险信息和不确定的信息都告诉大家，既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也保证了信息的透明传递。
2.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
对舆论的引导是我国媒体很重要的一项功能。正确的舆论引导不仅是媒介的报道方针之一，也是政府对媒介的首要要求。也就是说，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有义务将人们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和评价引领到有利于事件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个原则对于市场报也不例外。
汶川大地震的发生，对人们生活和心理的冲击都是非常大的，如果媒体不进行正确的引导，可能造成短期内的人心动荡和社会失调。因此，当全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灾难时，媒体理所应当要肩负起作为社会灯塔的责任，不仅要向人们如实反应灾难的实况和应对灾难的策略，还要稳定人心，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也就是说，理性应对灾难是人们共同的责任，而作为大众传播的中介，媒体在危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更是举足轻重。越是紧急的情况，越是重要的关头，越需要媒体来引导舆论，进行舆论监督，在正确引导中维护社会稳定，在严格的监督下促使政府逐步改进工作，以使在灾难过后，一切事情能尽快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地震灾区的市场报坚持舆论的引导，使灾区人民在抗灾救灾的时候，坚定着重建家园的信心。从本章第二小节关于“报道立场”和“信息性质”这两项的分析可以看出，灾区的市场报在报道新闻事件的时候，大多选择正面的信息和中性的信息，媒体的正面信息传播可以为政府工作的开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同时，在处理灾难的过程中，需要媒体对这些过程进行监督，这就是舆论监督。汶川大地震有着数量众多的受灾群众，在无助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希望借助媒介的力量，促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2008年5月23日，《成都商报》就刊登了《救灾款物被挪用请你举报》这样一篇报道，告诉人们市纪委、市监察局已开通面向公众的电话举报和网上举报系统，请人们有情况就向上级汇报，以保证灾民的利益得到保证，同时也监督了政府的工作。
总的来说，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绵阳晚报》这三份报纸是非常注重舆论引导的，但是在舆论监督方面，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
3.环境监测
媒体常被称为“环境监测器”。普利策曾把记者比喻成“国家航船上的瞭望者”，即是说，记者必须敏锐地留意任何对航船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并及时发布警告。本研究将环境监测范围设定为对环境的预测、判断、总结和通报，包括安全和威胁两方面。
地震发生以后，心有余悸的人们肯定迫切地想知道，会不会有余震，接下来的天气如何，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危险发生。而这些信息是他们靠自身无法预测和知道的，因此就需要媒体来帮助大家寻找答案并确切地传递给大家，人们再根据这些情况来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也就是说，媒体充当了一个类似“天气预报”这样的角色。地震灾区的市场报在这方面也发挥着自己应有的功能。
《成都商报》在2008年5月23日有着这样一篇报道——《灾区所有检测地区水质良好》，报道告诉人们灾区的水质是合格的，完全可以饮用。有了这样权威的报道，灾区的灾民才会放心地用水，也遏制了谣言的滋生。5月28日的一篇报道——《泄流槽开挖 唐家山悬湖近日不会泄洪》，传递了关于堰塞湖的预报、进展、现状、通讯等方面的信息，使人们有个心理准备，正常生活，不会再为悬湖是否会泄洪而提心吊胆。
《绵阳晚报》在地震发生以后，刊有不定期的《绵阳市城区水质公告》，将绵阳市疾控中心对绵阳水厂水质的检测结果刊登出来，并将每项指标的卫生标准也注明，为市民安心饮用自来水提供了权威的说明。其发布的《绵阳市抗震救灾情况通报》，包括最新受灾情况统计: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医疗防疫情况、受众安置情况、房屋安全检查、交通恢复情况、运输保障情况、粮食物资保障、水电气油通讯恢复情况、最新灾情和救援情况、接受社会捐赠情况等。在其2008年5月27日《做好疏散准备 确保群众安全》的报道中，用了2、3、4三个版面来详细介绍关于唐家山堰塞湖的情况。《唐家山堰塞湖应急疏散预案》刊登了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对唐家山堰塞湖疏散预案的全部情况，包括示意图、预案里八个部分的内容，还有三种情况的方案——三分之一溃坝、二分之一溃坝、全溃。既保障了受众的知情权，同时起到了积极的动员作用。
可以说，在环境监测这项作用上，《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绵阳晚报》这三份报纸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二）地震灾区区域市场报在抗震救灾期间的特殊功能
1.积极的社会动员
（1）感召与激励。
媒体在报道灾难事件的时候，一定要注重感召和激励。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不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而且还给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痛苦。废墟上的家园要重建起来，只要有着团结一致的精神，其实是并不难的，而在心灵的废墟上重建一座坚强的精神家园，才是最难的事情。灾区民众的心灵极度脆弱，可能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导致他们精神世界的坍塌。所以积极帮助人们恢复和重建精神世界，激发他们振作起来重建被灾难破坏的家园，就变得十分重要。这就需要媒体的感召和激励，营造出一个温暖的、团结的、坚定的现实世界，来驱赶受害者心灵深处的黑暗的、冰冷的、无助的感觉。
《成都商报》在2008年5月31日的《用我们勤劳的双手在废墟上重建社会主义美好新家园》一文中，报道四川省省委书记刘奇葆为“以生命的名义——四川省抗震救灾大型特别节目”致辞，大力讴歌灾区人民奋起自救的坚强意志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增强了我们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勇气。
这三份市场报还积极报道了志愿者在灾区付出的巨大努力，当灾区的民众看到和了解到很多非亲非故的人冒着危险尽最大的努力在帮助他们，也会更加感动，这股力量会支撑着他们勇往直前。
《绵阳晚报》从抗震救灾中期开始更加关注灾区民众的心理援助。2008年5月25日刊登《灾区孩子急需心理医生》和《关注灾区心理重建》的报道，26日刊登《唐山心理援助队在灾区展开心理干预》和《心理专家提醒受灾孩子父母——理解孩子，也请理解自己》的报道。27日、28日的《地震后心理创伤的修复》，以轻松的漫画形式帮助人们平复心理的伤痛。
在汶川大地震期间，《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绵阳晚报》都不遗余力地积极号召社会各界的人们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激励灾区人民振作起来，坚强地面对困难。这样的感召和激励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得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地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去，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组织救援和募捐。
如果说在精神上感召和激励是“精神救灾”，那么，灾区人民在极度缺乏物资的时候，要生存下去，首要的需求就是“物质救灾”。社会各界对灾区人民的援助，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号召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号召和组织大家在物质上和生活上帮助受灾的群众。
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2008年5月13日，《华西都市报》要闻版就刊登了题为《地震无情人有情 本报倡议向灾区伸出援手》的报道，呼吁大家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向灾区人民献出一片爱心。5月18日在其抗震救灾特别报道中，头条是《〈华西〉〈天府〉今起街头大义卖》，因为当天正好是第十八个全国助残日，这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助残日。四川日报集团联合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大型的公益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宣传募捐，并将50万份报纸的义卖款，率先注入“‘5·12’地震致残人士后援基金会”。《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均开辟了“寻亲”专栏，给人们刊登寻亲留言以及联系方式，帮助人们寻找在地震中失踪的亲人。《绵阳晚报》向全国发起寻亲援助大行动，并与《成都晚报》《威海晚报》联手启动“关注地震孤儿”活动，掀起了爱心接力潮，并联合威海人民的爱心力量，在绵阳捐建希望小学，让灾区的孩子早日重回课堂。
全社会的各种力量由于媒体的组织而凝聚到一起，这些举动给灾区人民带来了大量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抚慰，使得灾区人民在重建家园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坚定了渡过难关的决心。
（3）辟除谣言和流言。
地震的发生是突然的，破坏力是极大的，被地震深深伤害了的民众由于急切关心自身的安危和权益，希望最大限度地获得有关的信息。在这时，如果无法通过正当权威的渠道获取信息，人们就会转而寻求别的信息渠道，也就给了谣言和流言生存和壮大的空间。而这些谣言和流言，对社会是很不利的，它们很可能进一步加深民众的恐惧、不确定和不安全心理，造成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的舆论混乱。
从2008年5月14早上开始，一条谣言从都江堰蒲阳镇开始传出，谣言称，蒲阳镇的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水污染，导致成都的自来水已无法饮用。谣言迅速蔓延，郫县、都江堰的居民开始转移，成都的纯净水、矿泉水一售而空。次日，《成都商报》迅速刊登了《化工厂安然无恙 水污染纯属谣言》的报道。报道称，经过商报记者的亲自调查发现，只是一间橡胶厂发生了火灾，而化工厂安然无恙。蒲阳镇党委书记出面向全市市民辟谣，说明水污染纯属谣言，请全市市民不必为此恐慌。而同一天，《华西都市报》也发表报道，题为《成都“水污染”系谣言 抓获三名造谣者》。至此，关于成都水污染的谣言告一段落。
从2008年5月15日开始，成都市开始谣传将会发生7级地震，一时间人心惶惶，市民都不敢回家睡觉。5月16日，《成都商报》紧急辟谣，刊登《余震是这样变成“7”级谣言的》报道。原来此事最开始只是一个在防震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自己的亲戚说要发生轻微的地震，经过传播以后变成了将会发生较强地震，最后变成了将发生7级地震。市场报对这些谣言都予以了积极的澄清。只有灾区的人心稳定了，救援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正是有了这样权威的报道，才制止了谣言的进一步传播。
2.对外传播正面形象
在这次汶川地震中，中国政府和媒体通力合作，种种出色的表现使得西方媒体和舆论也不得不改变它们对中国及中国媒体一贯的看法。
（1）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负面的“刻板成见”一直存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的表现使得全世界刮目相看。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评价趋于一致，那就是褒扬。在这中间，媒体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灾区市场报作为媒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路透社2008年5月13日报道:“面对中国32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温家宝总理艰难地行走在废墟中，安慰受灾居民。电视台几乎是在不间断地报道形势发展。”
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5月14日报道:“中国政府对汶川大地震做出的迅速反应值得称赞。他们丝毫不掩盖地震的严重程度。相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总理温家宝几小时内就赶赴灾。”
俄罗斯《独立报》2008年5月1 4日报道:“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对任何国家的办事效率都是考验。共产党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首先是，它面对灾害能井然有序，能尽快对受害者提供帮助。可怕的唐山大地震使死亡人数达到24万。在灾难过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不仅快速前进，而且为克服自然灾害的影响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2008年5月14日的报道里甚至表示:“中国政府在此次地震中表现出的媒体应对能力比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南部时美国政府的表现更出色。”[25]
（2）提高了中国媒体的公信力。
在此次汶川地震中，《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绵阳晚报》均采用不同的呈现方式，报道了实时灾情、灾民生活现状、政府救援行为、社会各界援助行动、灾后重建等各方面的信息。这些报道尽量均衡多方信源，能客观准确地呈现真实的情况。作为地震灾区最主流的市场报，这三份报纸对灾难信息公开透明的报道态度，反映出我国媒体在这次地震中不隐瞒不回避的报道原则和理念。这种公开透明的报道态度，不仅有利于国内各项救援工作的开展，而且也向国际各大媒体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来源。“在这次地震灾难报道中，以往善于借机炒作的一些西方媒体显出难得的平静，其原因在于，国内媒体对灾难信息公开透明，真相完全公布于世，使得某些西方媒体失去了寻觅‘缝隙’的机会和进行炒作的由头。”[26]由此，国际舆论认为我国媒体在此次地震报道中表现出来的信息透明是空前的。
3.自我完善的过程
以往的危机报道，中国的媒体存在着反应慢，或者规避关键信息的做法。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国媒体开始遵循灾难报道的规律。在地震刚刚发生时，媒体的迅速反应就显示出了对灾难的敏感度大大高于从前。在地震的报道过程中，媒体深入灾区，发回大量真实全面的报道。特别是灾区的市场报，在抗震救灾期间，长期派驻记者在极重灾区，随时发回最新消息，挖掘更深入的新闻。这些都是危机报道能力提高的表现。
对于这一点，《华盛顿邮报》曾做出公正的评价:“这一次，新闻报道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开始遵循灾难报道的规律进行。”这是值得中国新闻界认真总结的。[27]
纵观整个汶川地震报道的始终，虽然市场报的表现从总体上来说能使人满意，但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在此次地震报道中，哪些方面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改进和继续进步的，这些都是市场报应该进行的反思。
四、地震灾区区域市场报在抗震救灾中不足的思考
（一）新闻业务方面的不足
1.报道的失衡
（1）报道内容的失衡。
这里所说的报道内容的失衡，并不是指绝对的失衡，而是指相对的失衡。就是说，在应该着重关注的地方报道过少，而在另一些方面却着墨过多。在之前对“报道内容”和“新闻主体”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绵阳晚报》在报道内容方面是比较全面的，涉及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灾情、抗灾救灾等多方面的报道，但是对灾难本身的报道却没有占到应有的比例，特别是对灾难背后的深度报道比较缺失，评论性的文章过少。
关于深度报道，《新闻学大词典》给出的定义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一篇深度报道包含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事件、新闻背景、新闻前景、新闻过程、新闻分析、新闻预测、图片说明、对策建议等。对波及整个国家的大灾难的报道，在灾情披露以后，应该对灾难的原因以及救灾过程中的问题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报道，通过深度报道还原事情的全貌。在这方面，市场报的报道有些失衡。
（2）报道地区的失衡。
汶川地震波及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在这个区域中还有极重灾区和重灾区之分。按照常理和新闻报道的规律，应该对这些地区都进行平衡的报道。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不完全是这样。在媒体易于进入的地方，灾情和灾民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对于一些受到极大破坏的不易进入的地区，媒体报道就比较少。受灾群众在媒体面前应该得到平等对待，市场报应该报道更多被别的媒体关注较少的地方，发生了什么，现状怎么样，让民众得知，进而去帮助他们。
2.新闻真实性的偏差
一个信息要得到传播，就得经过“编码”和“译码”两个不可缺少的过程。由于编者和受者的角度不同，以及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噪音等因素，会出现不完整地传递信息甚至歪曲信息的情况。“一千个读者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在“译码”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经验来解读信息。所以霍尔将受众对媒介信息的解读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同向式解读，即受众按照媒介的意愿来解读信息；二是协商式解读，即受众一方面根据媒介的意愿来解读信息，一方面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经验来解读信息；其三是对抗性解读，即受众对信息的意义持与媒介完全反向的态度。
所以，本研究在分析“真实性”的时候，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新闻信息的本身的真实性，二是受众对新闻信息的解读。
（1）对典型人物的塑造。
典型人物是某一抽象的道德观念或价值规范的具体化、形象化和人格化，媒体通过对生动可感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向受众提供模仿学习的具体对象，达到传播某种道德规范或价值观念的目的。“如果说一般的新闻的功能是使人知道，那么，典型报道的功能就是使人认识。媒体通过对他们的报道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来做。”[28]
《成都商报》在地震后，推出特刊“抗震英雄谱”；《华西都市报》也推出“抗震英雄礼赞”，积极报道抗震中的先进人物，给人们树立人物典型和模范。比如地震发生时，张开双臂护住4个学生而牺牲的德阳东汽中学老师谭千秋，从废墟中被救出来还不忘向救命恩人敬礼的“敬礼娃娃”，来回救同学只因为自己是班长的小学生林浩，以及在救灾中表现突出的武警官兵、当地干部等等。
我们在灾区调查受灾群众对“敬礼娃娃”的看法时，就出现两种情况:少数人认为“敬礼娃娃”的动作本来是一个条件反射的动作，或许是挡刺激的太阳光，也有可能是因为其父亲是警察而从小养成的无意识的敬礼的动作，是被新闻媒体渲染过度了；而大部分受众还是基本接受媒体对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认为这个孩子懂事，懂得感恩，是值得学习的榜样。由此显示，在本次地震中，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换句话说，除了少数人以外，大部分人都趋向选择协商性解读和同向性解读的方式来解读媒体对典型人物的塑造。
（2）对房屋倒塌的解释。
对大部分房屋的倒塌特别是学校建筑的倒塌，市场报和党报保持一致的解释，那就是建筑年代已久，这次地震震级太大而造成的自然破坏。《绵阳晚报》在2008年5月19日的报道《汶川地震原因已有初步结论》中称:经过中国地质调查局初步检测和评定，汶川地震是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导致的，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这次浅源地震属于逆冲、右旋、挤压型断层地震。
而调查问卷显示，大部分受众表示并不认同媒体关于房屋倒塌原因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些建筑修建的质量不好，是“豆腐渣”工程。只有少部分受众表示认同媒体的说法，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地震破坏力太大了，加上这些建筑刚好处于地震的断裂带，所以造成了大规模的倒塌。由此看来，在这个方面，虽然有部分受众选择了协商式解读，但受众对媒体的对抗性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
（3）对地震中伤亡人员的报道。
这次汶川大地震造成很多生命的消逝。媒体给出的官方的地震伤亡人数是遇难69142人，失踪17551人，受伤37万人。而在我们对灾区民众的问卷调查结果中显示，一部分受众表示相信媒体给出的数据，一部分人采取沉默的态度，表示并不知道确切的数字是多少，更有一部分人表示不相信这个数字，实际数字应该是比媒体报道的数字要大。在媒体对地震伤亡人员的报道方面，人们采取了同向式解读、协商性解读和对抗性解读三种解读方式。
（二）新闻观念方面的不足
1.宣传色彩浓厚
中国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宣传本身就是其重要职能。党报在这一点上体现得相当鲜明，相比起来，市场报的宣传力度要小一些，但是也还是有着浓厚的宣传意味。
在灾难报道中，应该有激励的报道存在，帮助民众在心理上渡过难关。可是，如果这个度把握不好，过度的渲染，反而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2.责任问责的缺失
关于媒体责任框架的重要性，《中国青年报》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撰文指出:“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是反思，‘没有反思便没有进步。任何灾难都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损失，会对人类社会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然而损失可大可小，威胁可重可轻，关键在于人们是否从一次次灾难中学到了东西，从而有效地弥补制度漏洞、法律阕失和预防措施’。”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其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很多问题需要媒体进一步追究和问责，诸如:北川地质处于断裂带，为何之前没有采取措施？学校建筑的质量问题究竟该谁负责？还有一些慈善组织存在欺骗、贪污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这些疑问却极少在媒体上得到追问和解答。
（三）“人文关怀”方面的不足
所谓“人文关怀”，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为本，关心和尊重人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诉求。
汶川地震带给人们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巨大打击，当事者及其亲属迫切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关爱，一般受众的情绪也急需得到缓解，媒体要特别注意在报道中坚持“人文关怀”的原则。如在“全国哀悼日”，所有的网络只运用黑白灰三种颜色，所有的报纸的头版都只用黑白两种颜色，还通过版面设计和内容来突出悼念主题。
总体来说，在这次地震报道中，灾区区域市场报都比较好地遵循了人文关怀的原则，不足主要表现在报道中以及采访的过程中。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是应该置身事内，把见义勇为、扶危救难放在第一位？还是置身事外、把新闻采访和报道放在第一位？这是人文关怀要注意的问题。从新闻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讲，都是应该将人的生命和安全放在首位的。再者，媒体对一些采访对象的过度关注、频繁采访，不断地让他们回忆地震时的惨状和当时的心情，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二次伤害。作为记者，应该尽量从别的途径获取新闻线索，不要过度采访受害者，要将“人文关怀”的原则时刻谨记于心，尊重生命的价值。
研究结论显示出，地震灾区区域市场报在抗震救灾中，与以往相比，有了突破性的进步。特别是在抗震救灾初期，灾区很多地方通讯和网络中断，报纸成为重要的消息来源，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还需要反思和改进不足的地方，走向更加完善和成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