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在灾后重建与恢复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第三节　报纸在灾后重建与恢复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一、党报在灾后重建与恢复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本节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为例。在众多党报中选取《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为研究范本，是因为《四川日报》作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在四川省内发行量大、覆盖面广。《成都日报》作为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是成都地区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党报。两报都地处此次地震受灾面积最广、灾害程度最严重的四川省，媒体的地域性特点使得两报在抗震救灾阶段结束后，能持续不断地关注灾区重建的点滴变化，并进行一系列的跟踪报道。与此同时，两报在新闻信息资源的获取上也比其他地方的媒体更占优势，因此，在灾后重建报道中呈现出了更加全面的报道图景，更能代表地方党报的声音。

（一）党报灾后重建报道的内容分析

1.样本采集和类别分析

（1）样本采集。

如前所述，为了方便研究，本文选取了从2008年7月1日至2010年5月13日的《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作为研究样本，并采用系统抽样法进行抽样，将2008年7月2日作为抽样起点，每隔4天随机抽取一份报纸，直至2010年5月13日，即每5天抽取一份样本，两年共136份报纸。

本次研究以两报在选定时间内与地震灾区相关的报道为抽样框，包括新闻、言论、照片、图表等。对于所抽取的样本，每一条新闻、言论、照片、图表均视为一个分析单位。

（2）类别分析。

内容分析部分所制定的分析变量包括:报道日期、报道数量、版面位置及篇幅、新闻主体、报道内容、重建报道内容、信息性质、报道体裁、稿件来源、报道立场。

版面位置:①头版头条；②头版非头条；③非头版头条；④非头版非头条。

篇幅:①小于等于1/4版；②大于1/4版小于等于1/2版；③大于1/2版小于等于1整版；④1个整版；⑤不止一版。

新闻主体:①国家领导人；②其他各级党政官员以及政府机构；③非政府组织；④受灾群众；⑤灾区客观事物；⑥一般个人；⑦其他。

报道内容:①灾情；②受灾感受；③救灾；④重建；⑤评论；⑥其他。

重建报道内容。考虑到重建阶段历时较长、重建报道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本研究根据《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29条中关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重点罗列，将重建报道内容进一步细分为:①城镇和乡村的布局；②住房建设；③基础设施建设；④公共服务设施建设；⑤农业生产设施建设；⑥工业生产设施建设；⑦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⑧土地整理和复垦；⑨灾后心理援助与伤残康复；⑩典型人物与事件；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其他。

信息性质:①正面；②中立；③负面。

报道体裁:①消息；②通讯；③评论；④调查研究；⑤访谈；⑥图片；⑦其他。

稿件来源:①自采稿件；②转载稿件；③未注明来源。

报道立场:①褒义；②贬义；③中立。

（3）有关类别分析的几点说明。

关于变量“报道内容”:本研究参考了柯惠新在《两岸报纸灾难事件报道研究——以“9·21”台湾地震报道为例》一文中的相关论述，并结合具体情况做了一些改动。需要说明的是:属性①“灾情”主要指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对灾情的客观信息描述；属性⑤的“评论”不是体裁的概念，主要是从报道内容上界定媒体发表的关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相关评论。

关于变量“信息性质”:此处的“信息性质”主要是指处在原始状态的新闻事实信息本身的性质，指的是消息“本身是何性质”（即好消息、坏消息、中性或者无法判断的消息），而不是“报道者表现出的褒贬”。

关于变量“报道体裁”:抽样中出现配图内容，如果图片大于文字面积归入属性⑥图片；反之归入其他相关文字属性。

2.《四川日报》《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内容分析

通过系统抽样，我们得到《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各计136个样本。在这些样本中，经过内容分析，采集到《四川日报》与地震灾区相关的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图片等体裁）共计1427个，即得到《四川日报》的分析单位1427个；采集到《成都日报》与地震灾区相关的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图片等体裁）共计344个，即得到《成都日报》的分析单位344个。

（1）版面、版面位置与篇幅。

两份报纸的版面、版面位置与篇幅统计分别如表1-11～1-16和图1-23～1-28所示。

表1-11　四川日报的版面分布

图1-23　《四川日报》版面频数分布情况

表1-12　成都日报的版面分布

图1-24　《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版面频数情况

表1-13　四川日报样本内容的版面位置情况

图1-25　《四川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版面位置分布图

表1-14　成都日报样本内容的版面位置情况

图1-26　《成都日报》灾后重建版面位置分布情况

表1-15　四川日报样本内容的篇幅大小

图1-27　《四川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篇幅大小分布图

表1-16　成都日报样本内容的篇幅大小

图1-28　《成都日报》灾后重建篇幅大小分布情况

编辑在安排各类稿件时，绝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稿件的具体内容、重要程度等，将其安排在不同版面的不同位置上。读者透过版面，可以感受到报纸对各类事件的态度和感情，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这种感情和态度所牵引。这是报纸影响读者引导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29]

报纸头版是一份报纸的“脸面”，一般刊登该报当日最具有新闻价值、最权威的报道，是整份报纸最重要的版面，最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与进一步阅读。从前面图表可以看出，地处地震受灾省份的《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都很重视对地震灾区的新闻报道。据统计，《四川日报》有关地震灾区的报道中，有277篇出现在了头版，占到了19.4%，与其他版面相比，头版的刊登率最高。同样，《成都日报》有关地震灾区的报道中，有85篇出现在了头版，占到了24.7%，也占据第一位。可见，两报都很重视对地震灾区的相关报道，并给予了这些报道最重要的版面。

例如，在汶川特大地震过去两个月之后，《四川日报》于2008年7月12日，用了整个头版的篇幅来报道地震灾区的相关情况。《灾难，挡不住奋进的脚步》回顾了灾难发生两个月来，灾区经历了救援、防疫、临时安置、着手重建的60个非同寻常的日日夜夜，鼓励历经劫难的灾区人民重新燃起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三年恢复重建:民生优先》报道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对《四川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初审稿）》的审议，以及重建规划涉及的内容。《举全省之力共建美丽新松潘》报道了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和省长王三运一行到都江堰市、松潘县调研安徽对口援建的进展情况。

而在地震过去一年多以后，有关地震灾区的报道仍然频繁地出现在《四川日报》的重要版面。例如，2010年1月3日头版刊登了名为《灾区小女孩感恩援建叔叔》的图片新闻，照片中绵竹市金土村的10岁小学生谢佳倩，将母亲绣制的一幅国宝大熊猫图送到苏州市援建叔叔的手中，祝福他们新年快乐。

同样，在《成都日报》的头版，与灾区相关的报道也是出现频率极高的“常客”。

除了版面，篇幅大小和版面位置也能说明报纸对相关报道的重视程度。从图表上可以看到，两报在灾后重建阶段的报道篇幅多为“小于等于1/4版”。看上去篇幅虽然不大，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篇幅小于1/4版的文章大多出现在头版或者要闻版等重要的新闻版面，且版面位置也十分突出，多为所在版面的头条，因此在整体的视觉效果上，依然具备了显著性和重要性的特点。具体说来，《四川日报》与灾区相关的报道在“头版头条”“头版非头条”“非头版头条”等重要版面显著位置上一共出现了477条，占33.4%；而《成都日报》与灾区相关的报道在“头版头条”“头版非头条”“非头版头条”等重要版面的显著位置上的比例则达到了43.9%，占比接近一半。

（2）新闻主体。

两份报纸新闻主体的统计情况如表1-17、1-18和图1-29、1-30所示。

表1-17　四川日报样本中涉及的新闻主体情况

图1-29　《四川日报》灾后重建报道主体分析

表1-18　成都日报样本中涉及的新闻主体情况

图1-30　《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主体发布情况

这里的“新闻主体”不同于新闻写作学中的“新闻作品的主体部分”，而是指“新闻对象主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杨保军教授在其《简论新闻活动主体的构成及其总体关系》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新闻活动主体的不同划分及具体构成，并提出了“新闻对象主体”的概念:是指新闻所报道的客体对象中与“事物”相区别的人类^[30]。本书引用杨保军教授的这个定义。

通过对两报样本内容的新闻主体分析发现，“其他各级党政官员以及政府机构”在两报有关地震灾区的报道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其中《四川日报》以“其他各级党政官员以及政府机构”为新闻报道主体的报道占到了24.5%。而《成都日报》以此为报道主体的报道数量则更多，占到了43.3%。

“5·12”汶川特大地震的紧急救援告一段落后，及时恢复灾区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是帮助灾区群众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的最有效方式。在重建阶段，党报更需要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的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因此，两报在有关地震灾区的报道中都较为关注各级党政官员以及政府机构对灾区和灾区群众的关心与帮助，并采写了很多以此为新闻对象主体的新闻报道。

例如，2008年7月16日，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到成都市都江堰等地调研灾区群众安置等情况，第二天《四川日报》就在头版以“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方法推进灾后重建”为题，用将近半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刘奇葆的此次调研活动，表现了四川省委领导对灾区群众在临时安置、灾后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关心。

（3）报道体裁与稿件来源。

报道体裁与稿件来源的统计情况如表1-19～1-22和图1-31～1-34所示。

表1-19　四川日报样本内容的报道体裁

图1-31　《四川日报》灾后重建报道体裁分布情况

表1-20　成都日报样本内容的报道体裁

表1-32　《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体裁分布情况

在对《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的报道体裁进行分析后发现，消息是两报运用最多的报道体裁，分别占到了分析单位总量的51.4%和70.3%，这其中包括了简讯、动态消息、综合新闻等多种消息形式。因为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不断完成的重建成果数量多、分布广，而消息体裁短小精悍、写作灵活便捷、发稿速度快的特点，能使这些重建成果及时、快速地见诸报端。例如《四川日报》的《成都灾后重建规划月底完成》《魏城镇“达州大道”竣工》《成都市灾区村民入住新家迎新年》《空军援建龙门山九年制学校竣工》《汶川首条村民自建路通车》，以及《成都日报》的《我市自建过渡性安置房昨全部完成》《彭州14镇受灾群众同搬永久性住房》等多篇消息将灾区最新的重建进展与成果及时地传递给了读者，振奋人心。

其次，通讯体裁的报道数量居于第二，分别占到了27.9%和18%。党报较强的舆论引导功能要求两报将关注的触角伸向灾区的可喜变化，通过对灾区崭新面貌的报道，为党和人民鼓与呼。在重建中的重大建设成果、典型的重建经验、先进人物和事件等都需要记者深入一线，扎实采访，并以生动翔实的通讯形式呈现出来。例如2009年4月23日，《四川日报》在其“新闻纵深”版发表长篇通讯《变了！我那深深牵挂的东河口啊！》。文中，该报特派记者踏上重访东河口之路，以几位亲历地震的东河口人的生活变迁为视角，从小处着眼，展现了地震灾区重获新生的美好图景。同一天，《成都日报》也在其第3版发表通讯《八方来援 感人的援建画卷》，生动地展现了福建、上海、重庆等地的援建者用爱心与毅力书写的感人援建画卷，以及地震灾区在对口援建省市的支持下逐渐呈现出的崭新景象。

除此之外，两报刊登的新闻图片数量也很多，在诸多报道中处于第三位，分别占到了11.4%和9%。摄影图片与简短的文字说明相结合所组成的新闻摄影报道，无论是从受众的记忆、评价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新闻内容传播效果评估的角度来看，都是最有效的组合传播形式^[31]。

灾区重建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适合以新闻照片的形式展现出来，一张张生动活泼的新闻照片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加直观的重建新貌，加深读者对灾区新貌的认识，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2009年5月13日，在汶川地震过去一周年后，《四川日报》第9版用近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图片报道《这一刻我们铭记》。摄影记者奔赴灾区，用一张张照片记录下了在地震过去一周年后，灾区人民铭记历史、乔迁新居、喜迎地震宝宝的崭新生活。

表1-21　四川日报样本内容的稿件来源

图1-33　《四川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稿件来源分布情况

表1-22　成都日报样本内容的稿件来源

图1-34　《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稿件来源分布情况

作为党和政府的代言人，党报较之专业报、都市报等其他报纸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占有了最大量度的新闻信息资源和新闻环境资源，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的新闻信息资源。每当政府有新的政策出台时，党报记者总能获得优先采访权，在第一时间获知信息，并就具体的政策条例向政府相关负责人提问，既发挥了上情下达的作用，又能帮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和掌握新政策。其次，党报拥有良好的新闻媒介资源，主要表现在党报拥有一支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精的采编队伍，在开发运用新闻信息资源时能做到更有深度和广度，确保了新闻作品的高质量。党报自身权威性强、公信力强的特点，又使其拥有良好的新闻受众资源。广大读者更相信并青睐党报，更愿意选择党报作为自己获取政策性信息的主要渠道。

灾后重建阶段，国家和地方政府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都出台了多项优惠扶持政策和相关的指导性意见，《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在这些新闻信息资源的获取上占有优势。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在重建阶段，两份地处地震灾区省份的报纸在新闻资源的占有与获取上还有着明显的地域优势，两报几乎都能在第一时间派出各自的记者，深入灾区现场采访，记录灾区的新风新貌，及时发回报道。因此，在两报与灾区有关的报道中，来自报社记者自采的稿件数量构成了报道总量的绝大部分，分别占到了94.1%和95.1%，这也使得呈现给读者的报道内容更具有贴切性和真实感。此外，自采稿件数量的多寡，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媒体在竞争中的实力。两报在灾后重建阶段的报道中，自采稿件的数量几乎占了全部，这也反映出两报在重建阶段媒体竞争中的不俗实力。

（4）信息性质与报道立场。

信息性质与报道立场统计情况如表1-23～1-26和图1-35～1-38所示。

表1-23　四川日报样本内容的信息性质

图1-35　《四川日报》灾后重建报道信息性质分布情况

表1-24　成都日报样本内容的信息性质

图1-36　《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信息性质分布情况

前文已经提到，所谓“信息性质”即“信息效价”，指的是消息“本身是何性质”（即好消息、坏消息、中性或者无法判断的消息），而不是“报道者表现出的褒贬”。经过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两报在信息的选择上，都明显倾向于选取正面的、积极的事实进行报道，而都很少报道消极的负面信息。其中，《四川日报》的正面信息数量有972篇，占到了分析单位总量的68.1%；而《成都日报》则高达246篇，占总量的71.5%。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两报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有着很大的关联。

严格地说，新闻与宣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闻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而且这个事实必须是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而宣传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点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性传播活动，它的目的是向公众灌输观点^[32]。但是新闻报道与宣传在特定条件下又是一致的，新闻报道也有导向性，具有引导舆论的作用。一直以来，党报都是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肩负着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使命。各级党报都必须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占领主流舆论阵地，这是党报的责任和使命^[33]。所以，党报在灾后重建阶段，势必会加强对正面的、积极的事实进行报道，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

例如，2008年的11月，地震灾区迎来了震后的第一个冬天。11月9日，《四川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通讯《震后第一个冬天的暖流——我省确保地震灾区群众安全过冬纪事》。文章以细腻、略带感情的笔触，回顾了在震后第一个冬天到来之前，在各地各级政府的有序安排下，灾区群众通过借住公房、投亲靠友、将活动板房进行防寒改造等多渠道解决住所，充分做好了温暖过冬的各项准备工作，令读者也心生暖意。

表1-25　四川日报样本内容的报道立场

图1-37　《四川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立场分布情况

图1-26　成都日报样本内容的报道立场

图1-38　《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立场分布情况

报道立场指通过新闻报道，读者可以感受到新闻媒体及作者在新闻事件中的态度，如褒奖、中立或者贬低等；在英文中，与“报道立场”相关的词是“舆论引导”（public opinion），可直译为“公众的意见”，向来被视为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舆论的主体（公众）在表达意见时，往往缺少完整性、系统性和深刻性，这一特性给舆论引导带来极大的空间。

通过对两报报道立场的分析发现，两报对地震灾区的相关报道都极少持有贬义的报道立场，只分别占到了1.8%和6.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报的党委机关报性质和舆论引导主体的地位所决定的。从维护社会稳定和鼓舞灾区人民群众建设家园的斗志上考虑，两报对负面报道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

经过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四川日报》在报道中更倾向于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报道立场，持客观中立报道立场的报道数量有833篇，占到了总数的58.4%；而《成都日报》则更多采取褒义的报道立场，褒义立场的报道共占82%。

（5）报道内容与重建内容。

报道内容与重建内容统计情况如表1-27～1-30和图1-39～1-42所示。

表1-27　四川日报样本的报道内容

图1-39　《四川日报》报道内容分布情况

表1-28　成都日报样本的报道内容

图1-40　《成都日报》报道内容分布情况

表1-29　四川日报样本中的重建内容

图1-41　《四川日报》灾后报道重建内容分布情况

表1-30　成都日报样本中的重建内容

图1-42　《成都日报》灾后报道重建内容分布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紧张的应急救援阶段的结束，灾后重建被提上日程。两报对灾情、救灾、受灾感受的报道减少，而出现了大量与灾后重建相关的报道。其中，《四川日报》与灾后重建相关的报道数量达到了1116篇，占到了分析单位总量的78.2%；而《成都日报》有231篇与重建相关的报道，占到了分析单位总量的67.2%。可见，在灾后重建阶段，两报依旧十分关注灾区，并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与灾区重建密切相关的新闻事实上。

根据国务院2008年6月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恢复条例》第29条中关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重点罗列，我们对两报涉及重建内容的报道进行了划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与重建有关的报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有关党政官员的灾区重建成果视察等内容，由于视察的内容涉及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都较难简单地归入某一类，因此在这类信息的处理上，全部归入“其他”类中。此外，有相当一部分报道不涉及灾后重建的各项具体内容，不适宜用编码表中所列出的变量表示，因而统一用“98”表示；还有一部分重建内容依然不清楚划分，无法准确地归入某一类内容中，编码时用“97”表示。

经过分析发现，两报在众多重建内容的关注度上略有不同。其中，《四川日报》较为关注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与此内容相关的报道出现了225篇，占到了分析单位总量的15.8%。而《成都日报》则较为关注灾区群众的住房建设，与此相关的报道为57篇，占到了总量的16.6%。

当然，除了一些差异，两报也存在着比较相似的特点。比如，两报在重建阶段对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报道都较少，只分别占到了2.2%和3%。一方面，从客观上看，灾区在进入重建阶段后，由原先轰轰烈烈的救灾场面逐渐进入日常生活的平淡期，所涌现出来的特别感人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与特殊的抗震救灾阶段相比，相对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从主观上看，党报在重建内容的选择上，打破了以往习惯报道先进、树立模范英雄形象的报道取向，宣传高大全的典型不再成为舆论引导的主要手段，而将受众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住房建设、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上来，报道内容更贴近普通群众的生活，让受众感受到灾区实实在在、振奋人心的新变化，从而起到积极、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这种在宣传策略上的调整与创新令人耳目一新。

（二）党报的灾后重建报道的作用

1.党报灾后重建报道的议程设置作用——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为例

（1）党报的宣传性议程设置。

党报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引导舆论的重任，因而与其他市场化媒体相比，具有更显著的宣传功能^[34]。在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上，本书引入“宣传性议程设置”的概念:所谓报道中的“宣传性议程设置”，是指大众媒介出于宣传意图，以宣传性信息为传播内容的报道议题安排。当大众媒介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以传播事理为内容，以影响公众意识和行为为目标，来预设报道活动，就表现为宣传性议程设置^[35]。

当举国上下倾尽全力帮助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做好灾区防疫、临时安置等工作后，地震灾区逐步进入了灾后重建阶段。灾区群众在经历了痛失亲人、家园毁灭的巨大伤痛之后，在灾后重建阶段，更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力量，能够持久地、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安抚、传递信心。地震灾区以外的人们也想知道灾区人民的重建进展如何，遇到了哪些困难，收获了多少喜悦，眼下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因此，新闻媒体，尤其是承担了宣传功能的党报，在重建阶段给予灾区的关注与报道中，为了达到鼓舞人心、支持重建等舆论引导的目的，会设置某些宣传性议程。

通过前文对《四川日报》与《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的内容分析后发现，两报在报道中，鲜见对各地灾情、群众受灾感受的报道，而是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到灾后重建上来。

（2）《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宣传性报道的内容。

从内容分析的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党报在灾后重建报道中，出于鼓舞人心、支持灾区重建、维护社会稳定等各种目的和宣传要求，设置了宣传性的议题。这些带有宣传性报道主旨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①宣传党的灾后重建方针政策和党政机关对灾区群众的关怀。

我们在进一步分析头版及其他重要版面时发现，各级党政领导和政府机构常常成为两报选择的报道主体。而在对以此为报道主体的文章进行分析后发现，关于各级党政领导的灾区调研活动和关于政府灾后重建方针政策的内容占了绝大多数。

这些关于党在灾后重建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党政机关对灾区群众关怀的报道频频出现在报端，目的是宣传党在灾后重建中各项方针政策的内容与意义，不仅让受众了解了政策的及时性与正确性，更让受众感受到了国家对灾区的关心和对灾后重建的大力支持。　②宣传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建内容。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29条中关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重点罗列，灾后重建涉及很多方面。而经过内容分析，我们发现两报在内容众多的重建内容中尤为关注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与灾区群众切身利益联系更为直接、更为紧密的重建内容。一方面，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坚定了灾区群众建设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心与信心，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③宣传灾后重建的经验。

在灾后重建的进程中，必定会涌现出很多的建设经验，这些经验在实践中获得，大多对重建进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指导作用。在重建的新闻报道中，就有不少有关灾区重建经验和重建成果的报道。

这些宣传灾后重建经验的报道，既宣传了灾区的重建成就，又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通过媒体的报道，能为其他地震灾区甚至是非地震灾区提供很有借鉴价值的现实样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灾区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甚至为其他非地震灾区的经济建设带去一些崭新的思路。

④宣传灾后重建中涌现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与力量。

在重建阶段，无论是党政领导的深切关心，还是社会性组织的慷慨帮扶；无论是援建者的倾力援助，还是灾区群众的勤劳耕耘，总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总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感人至深。因此，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与力量也成为党报宣传性议程设置的重要内容。

（3）《四川日报》《成都日报》议程设置的不足。

在用议程设置理论分析《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后我们发现，两报出于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的目的，在报道中主要设置了宣传性的议程，但是在起到鼓舞人心、积极引导舆论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批判性视角的缺乏导致了舆论监督功能的缺失。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的使命和社会功能之一。一个有责任感的媒体能通过公正及时的报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从而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贯彻、政府的日常工作、领导干部的行为等多方面进行监督，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在灾后重建阶段，各级政府和党政官员对灾区重建的关心与帮助；在重建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事迹、感人故事等正面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固然不少，但并不是说整个重建过程中就没有援建款项不到位、少数政府行为不能让群众满意等负面事实。而在对《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的内容分析中可以发现，涉及负面信息的报道数量几乎为零，两报批评性视角的缺乏，使得党报舆论监督的作用大打折扣。

2.党报的评论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

灾后重建工作涉及地震灾区城镇建设、农村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重建、防灾减灾、精神家园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是一项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政府、企业、群众个人的积极协调与配合，举全国之力，使灾区人民在恢复重建中赢得新的发展机遇。党报作为主流媒体的中坚力量，承担着报道经济建设成就、引导舆论、服务人民、促进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任务。党报的评论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搭建权威信息平台，解读相关政策。

灾后重建阶段，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为地震灾区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哪些政策上的优惠条件？地处地震灾区的企业在税收上享有哪些减免待遇？灾区群众在就业问题上能得到哪些扶持？……这些专门针对灾区制定的、与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针政策需要传达到灾区的每一个角落，被更多的基层干部群众、企事业单位和外地投资者所知晓。而党报在政策传达的过程中很好地扮演了信息平台的角色。一方面，党报在政策的发布中最具有权威性，党报记者拥有了比都市报等其他媒体记者更广泛更权威的消息渠道，能在第一时间采访到最新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记者通过采访，可以获知政策本身蕴含的信息，并对此做出一系列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的政策解读，使各项方针政策获得更深入更实用更有效的传播效果，从而有利于灾后重建政策的贯彻落实。

以我国级别最高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例。在灾后重建阶段，该报在向全国基层及时发布、解读中央政策、建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09年1月2日《银监会要求对地震灾区灾前贷款再次给予宽限期》一文，报道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要求对汶川地震灾区灾前已经发放、灾后不能按期偿还的贷款给予宽限期的最新政策，并就具体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又如，该报2009年1月6日头版的消息《中央安排地震灾区后续生活救助资金25亿元》，向各地发布了自2008年8月底临时生活救助政策执行到期后，继续对四川、甘肃、陕西三个地震重灾省困难群众给予3个月后续生活救助的消息，补助对象为三省的“三孤”人员，生活困难的遇难（含失踪）者、重伤残者的家庭人员、异地安置人员以及因灾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且生活困难的受灾群众等，月人均补助标准为200元。

这些政策信息的发布与解释，传达了中央对灾后重建的重视与关心，指导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灾后重建工作，鼓舞了社会各界建设新家园的决心与信心，从而推动了灾后重建的顺利进行。

（2）为灾后重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灾后重建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报能通过设置议程，充分发挥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从而为整个灾后重建的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等党报在灾后重建阶段将报道重点集中在社会各界对地震灾区的关心与帮助、灾区在重建中取得的进展、灾区人民越过越好的新生活等议题上，凝聚了灾后重建的各方力量，鼓舞了重建的士气，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例如，2009年5月9日的《人民日报》在第2版刊登消息《近七成灾区学生已用上永久性校舍》，报道了在地震过去一周年之际，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灾区在重建各方面取得的进步，特别是已有近70%的灾区学生进入永久性校舍上课。《四川日报》更是通过专栏、专版等形式，集中式地报道重建进展和涌现出的感人事迹。例如2008年下半年的《四川日报》就在该报重要版面高频度地设置“特别报道”专版，通过消息、通讯、图片新闻等多种形式，集中式地报道灾区重建的成果。该报的“成德绵新闻”版也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成都、德阳、绵阳等地震灾区的发展变化上，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3）揭露问题，善意建言。

灾后重建牵扯方方面面的利益，也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党报可以通过新闻报道展现重建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可以通过评论就新闻事件发表看法，善意建言，及时引导。

例如，2009年3月6日的《四川日报》要闻版发表《让更多眼睛盯住违规违纪的手》，在灾后恢复重建，巨额资金将投入四川的背景下，记者采访了四川省财政厅厅长黄锦生和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将灾后重建资金使用的信息公开尺度、匿名举报的特设通道等信息转达给广大读者。这为四川灾后重建资金的严格监管和合理使用提供了舆论监督的有利条件。又如《人民日报》发表了《灾区安置，需要更大的视野》《灾后重建，科学规划先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灾后恢复重建要依法进行》等多篇评论，以时评、评论员文章、专栏评论等多种评论形式，提出灾后重建要“严格执行条例的各项规定，依法开展恢复重建工作”“要重视科学规划、要通过长远的规划和具体的建设，使灾区经济能健康正常运转，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整体都能受益”……这些观点的提出既能为政府的相关决策和具体实践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又能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引导社会各界科学地参与灾后重建。

（4）沟通社会民情。

党报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党报是最好的沟通桥梁。为此，党报派出各路记者，深入灾区一线进行采访，关注灾后重建的具体进程，了解灾区群众的震后生活。

2009年1月2日，震后的第一个冬季，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四川地震灾区，采访了解灾区群众过冬的准备情况，发表了《“保暖行动”在灾区》的消息。又如2009年1月4日的图片新闻《灾区市场供应足》展现了汶川县映秀镇的集贸市场品种丰富，供应充足。2008年11月23日的《四川日报》发表消息《四川灾后重建急需大量建材 安全生产更重要》，反映了在灾区重建中对水泥、机砖为主的建材需求十分巨大，四川部分建材企业满负荷运行、生产安全隐患多的问题，以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三）党报灾后重建报道个案研究

在重建阶段，与灾区相关的报道不断出现，但大多比较零散。而在周年报道中，这些报道更为系统、全面、高频度地出现。可以说，两报的地震周年报道在整个灾后重建报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整个灾后重建报道的图景。因此单独分析周年报道，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前文对重建报道进行了量化研究之后，本部分转入对两报周年系列报道的个案研究，试图呈现两报周年报道的特点。

1.《四川日报》地震周年报道的新闻策划

（1）《四川日报》地震周年报道概况。

2009年4月13日，距离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川日报》在其头版刊登评论《我们从不敢停步》，并指出:“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纪念‘5·12’抗震救灾周年特别报道。我们将为你展现各级党委、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与实践，干部群众坚强奋进的品质与风貌，还有灾区的新家园、新生活、新气象、新面貌。”当天，《四川日报》在第5版“新闻纵深”版正式推出题为“以人为本、坚强奋进、走向未来——纪念‘5·12’抗震救灾周年特别报道”，正式拉开了周年特别报道的序幕。

《四川日报》的一周年特别报道从2009年的4月13日一直持续到了6月5日，每天都有相关报道推出。这些特别报道多出现在头版、要闻版等重要版面，且多以整版的篇幅出现。在2009年5月12日当天，该报又推出16个版的特刊，将特别报道推向高潮。纵观这些报道发现，总体上，特别报道都紧紧围绕见证灾区新生的思路展开。报社派出各路记者深入灾区，回访地震中的幸存者，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灾区群众坚强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崭新美好的生活。此外，该报“天府周末·原上草”版还启动纪念“5·12”抗震救灾周年纪实散文征文活动，鼓励读者记录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中的感人故事，记录灾区新生活的细节体验，充分调动起了读者参与的积极性。“成德绵新闻”版也紧密配合，推出了一系列与地震灾区重建发展相关的新闻报道。比如2009年4月20日的《摆脱“震痛” 彭州工业爬坡上行》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遭受了大地震重创的彭州工业经济，报道了彭州在震后出台一系列的工业振兴计划，创新推出“厂房按揭”等做法，推动工业集中发展。类似这样的报道在每一期的“成德绵新闻”版上都能看到，让读者感受到“成德绵”三地充满活力的新发展。

2010年4月12日，距离汶川地震两周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川日报》又以“灾区新貌、民生巨变、感恩奋进、百姓信心”为主题，推出“‘5·12’汶川特大地震两周年特别报道”，报道每天推出，一直持续到了当年的5月25日。各路记者再次走进灾区，“见证生机无限，展望如画未来”。

在两周年报道中，《四川日报》通过开设不同的栏目，不仅加强了编辑上的集纳性，更丰富了报道内容。“重建日志”聚焦那些重建工地上的最新进展；“你我同行，再返新闻现场”，通过重访那些标志性的地点，记录时空变换后的新面貌；摄影专栏“新家看过来”和“为你喝彩”邀请广大摄影爱好者共同参与，深入灾区的每一个角落，一起记录灾区在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建中的喜人进展，记录在恢复重建进程中那些生动曲折、真实感人的新闻故事。

（2）《四川日报》地震周年报道策划的特点。

纵览《四川日报》连续两年的汶川地震周年报道，可以发现该报在新闻报道的策划上下足了功夫，呈现出以下特点:

①报道规模大，持续时间久。

《四川日报》在连续两年对汶川地震进行周年报道时，都尽可能地将视野扩展到最大，关注到灾区的方方面面，并将报道的时间进程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形成了较大的报道规模，增强了舆论引导的整体效应。

以该报2009年5月12日推出的特刊为例。这份以16个整版构成的特刊由四大主题组成:“铭记·历程”回顾一年前抗震救灾时期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与感人故事；“标志·精神”展现四川人民在灾难面前的坚强与不屈，以及全国各地援建者的大爱；“新生·家园”站在民生的视角，描绘灾后重建的崭新画卷；“奋起·高地”讲述了四川人民不仅在地震中坚强不屈，更要浴火重生，把四川建设成为辐射西部、面向全国、融入世界的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这期特刊由消息、通讯、评论、图片等不同体裁的新闻报道组成，报道视野几乎遍及灾难发生到震后一周年的绝大部分内容，在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回顾灾难发生的日子，关注灾后重建的新气象，展望未来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形成了积极向上的舆论引导。

②灵活运用多种新闻报道方式。

新闻报道方式是编辑将零散的新闻材料整合为报道整体的操作手法，这是一个微观的、具体的概念。它主要考察新闻稿件及其报道手法的整合。^[36]在对《四川日报》汶川地震周年报道策划的报道方式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该报灵活运用了集中式、组合式等新闻报道方式。

集中式报道方式是编辑组织大规模、多篇幅的稿件，集中于一定的版面或时段，形成较大声势的报道方法^[37]。例如《四川日报》的两周年特别报道中，在2010年4月12日到当年5月25日的时段里，集中报道了灾区两年来的重建进程、建设成就与百姓的美好生活，刊登了《见过老南坝的人知道变化是多么强烈而深刻》《小馨懿的大家庭》《都江堰，像生命一样在生长》《崛起危难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四川地震灾区巨变录》《灾区铺就清晰的产业发展路》等多篇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报道，使受众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地震灾区。

组合式报道方式是集中一组稿件反映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同类情况，或同一主题、不同门类的情况，形成较大的报道规模。这种报道方式在外表上具有集中的特点，多用于报道面较宽，报道对象较多的事件，旨在全面深刻地揭露问题，或通过众多报道对象的相互比较，说明问题和道理^[38]。组合式报道方式也是《四川日报》在周年报道中选择较多的一种形式。以该报2010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两周年特刊中的第21版为例。为了全方位地展现灾区重建过程中的新目标，《四川日报》将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雅安、阿坝等地的重建与发展新思路新规划集中成一个整版，并以“攻坚·决心”为主题进行组合式报道，不同地方的建设与发展共同展示了灾区重建新目标的主题。

③加强版面联动，形成报道强势。

除了常常选择一篇新闻性较强的消息刊登在头版之外，《四川日报》汶川地震一周年特别报道还在“新闻纵深”“天府周末”“成德绵新闻”等版面做出了有深度、有广度的专题报道或专题版。这种头版与其他版面联动的方式，加大了周年报道的力度，在满足不同读者不同信息需求的同时，形成了更加有效的报道强势。

例如“天府周末”版从2009年的4月17日起连续推出系列报道《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在灾区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独辟蹊径，将视点转向精神层面，关注灾后重建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关注四川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与它自身的改变。这样，紧密配合头版与其他要闻版的周年特别报道，丰富了报道内容，深化了报道主题。“成德绵新闻”版则一直关注着成德绵三市各地的重建进程，在周年报道时，“成德绵新闻”版更是集中力量，以三至四版的容量报道都江堰、崇州、什邡等地震极重灾区的经济建设与感人事迹，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成德绵”地区读者的欢迎。这种不同版面联动报道的形式，使得报社内部各采编部门形成合力，共同创造了报道强势，增强了特别报道的影响力。

④策划活动，增强受众互动参与。

在这个“海量”信息的时代，受众选择什么样的媒体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变得更加多元化。因而，越来越多的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将受众的地位摆在重要的位置。加强与受众的互动，提高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参与度成为《四川日报》地震周年报道的策划思路。

2009年4月13日，该报“天府周末·原上草”版启动纪念“5·12”抗震救灾周年纪实散文征文活动，鼓励广大读者拿起笔，记录与抗震救灾、与灾区重建等有关的温暖故事。当天，“最感人的瞬间”剑南春杯新闻摄影追踪报道大奖赛也同时启动，鼓励摄影爱好者通过新闻图片反映灾区群众和社会各界在抗震救灾、恢复重建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展示他们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大批感人肺腑的读者纪实散文佳作被刊登在“天府周末·原上草”版:4月17日的《回到起点的北川女孩》讲述了在地震中失去双腿的北川女孩顽强地与命运抗争、浴火重生的故事；《岳父的菜园》描写了地震发生后，绵竹普通的一家五口在板房集中安置点生活，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将板房后面一处长满杂草的空地规整出来，种植蔬菜自给自足；5月1日的《一个湖南人的理县》出自湖南援建理县指挥部的一位读者之手，他回忆了地震发生后自己来到理县，并与理县人民结下了深厚情缘的故事；《她们是“完美春天”》记录了震后第一批赶到绵阳九州体育馆的志愿者的感人事迹。

这些作品源于读者，又通过“天府周末·原上草”版呈现给了更多的读者，调动了更多读者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四川日报》地震周年报道的影响力。

（3）《四川日报》地震周年报道策划的缺憾。

当然，《四川日报》汶川地震周年报道策划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憾，具体表现在:

第一，《四川日报》的地震周年报道虽然持续的时间跨度很长，报道的面也很广，但是除了几期特刊，很多报道都缺乏报道策划应有的整体效应，感觉比较散。例如2009年4月29日第5版的报道，头条是写一位普通的保安肖兴洲用手中快板记录表达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四川人的感激和坚强的故事，旁边的文章则是一篇在山东日照生活的地震孤儿坚强成长的小通讯，最下面的图片故事是讲“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震后一年的生活。三篇文章虽然都反映了地震一周年不同人的生活情况，但各自独立，总的来说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主题，且在版面编辑上没有专门加以集纳与突出，给读者感觉比较零散。

第二，《四川日报》在地震周年报道的策划上还略显被动。虽然在一周年报道时确立了“以人为本、坚强奋进、走向未来”的报道主题，并据此在版面上确定了栏头和题花，但是在具体的报道操作上，凡是与地震灾区相关的内容就打上栏头和题花，未免显得被动和牵强。如2010年4月25日头版，《澳门援建阆中体育中心动工》的消息打上了“灾区新貌 民生巨变 感恩奋进 百姓信心”的题花；而两天后，包括陈光标等抗震救灾模范灾区行的特别报道也打上这样的题花。这种零散的报道在具体采写上可能灵活方便，但由于缺少了明确、具体的报道主题，仅仅以栏头和题花的外在形式加以突出，显得有些牵强，也比较受制于稿件的来源。

第三，版式设计风格不够精细精致。总体而言，《四川日报》对汶川地震周年的特别报道，除了2009年一周年的特刊版面进行了比较统一别致的设计外，其他版面风格基本和该报一直以来的版式设计面目一致，并不具备特刊应有的特殊外观识别效果，在版面的审美效果上也略显不足。

2.《成都日报》地震周年报道的新闻策划

（1）《成都日报》地震周年报道概况。

和《四川日报》一样，《成都日报》在汶川地震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就早早地展开了报道策划，连续两年都为读者奉上了特色鲜明的周年报道。

2009年4月20日，《成都日报》在其头版头条，用半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由该报首席记者张婷婷撰写的评论《一年之约，一年之变——写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到来之际》，同时宣布该报题为《纪念词典》的一周年纪念报道由此开始，并在头版中央的显著位置预报了《纪念词典》的相关内容。此后，《成都日报》连续每天都坚持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一个词条进行报道，一直持续到了5月11日。以“又好又快”“精益求精”“聚精会神”“八方来援”“突破瓶颈”“提档升级”“比肩城市”“群策群力”“生生不息”“厚积薄发”等词条形式构成的每一期报道几乎涵盖了这一年灾区方方面面的变化。5月13日当天，该报又推出《成都“5·12”抗震救灾周年影像档案》，主要以图片的方式记录灾区一年来的坚强与奋起、创造与变化。《影像档案》一共36个版，分为“这一年，我们坚韧从容”“这一年，我们重建生活”“这一年，我们决战危机”“这一年，我们坚定前行”等板块，涉及抢险救灾、过渡安置、灾后重建规划、产业重建、公共服务重建、精神重建、止滑提速、产权制度创新等领域。

在第二年的同一天，《成都日报》又推出《重铸·开创——听记者再读“5·12”大地震后的重建故事》系列报道，从2010年4月20日到5月9日，一共二十组报道，涉及灾后重建的各项内容。系列报道以记者回访的方式，通过讲述一个个细小的重建故事，展现成都灾后重建取得的巨大成就。5月12日和5月13日两天，《成都日报》还推出题为《永留天地的铭记》的特别报道，以消息、通讯、特别报道、评论、图片报道等丰富多样的报道形式进一步回顾了成都各地的灾后重建和光荣成绩。

（2）《成都日报》地震周年报道策划的特点。

除了在灵活运用集中式、组合式报道方式上和《四川日报》有相同的特色外，《成都日报》在周年报道的策划上还有一些独特的亮点:

①良好的组织策划。

可以说，一个成功的报道策划离不开一个优秀的策划组织小组的通力协作。策划组织小组良好的工作机制为《成都日报》地震周年报道的最终成功“保驾护航”。

以该报的地震一周年报道为例。一周年报道始于2009年4月20日，而早在3月中旬，报社的周年报道策划指挥中心就开始筹备，先由各部门的骨干记者制定出各自熟悉领域的报道方案或整个周年报道方案，报送编委会审议。总编辑亲自“挂帅”，报社中高层领导岗位上的新闻编辑们开会讨论，集思广益，最终确定详细的报道策划方案。该方案涵盖了报道主题、开篇语、报道方式、序言、具体的新闻体裁（消息、通讯和图片的搭配）等内容。报道方案一经确定，编委会就开始指挥和调度，将具体的报道任务落实到各部门，并细化到个人。明确的报道主题，具体的任务分工，使得整个报社上下对组织活动取得了认识上的一致，并通力合作，举全报社之力完成了一次出彩的地震周年报道。

②综合选用多种新闻报道方式。

与《四川日报》一样，集中式报道方式在《成都日报》的地震周年报道中也频繁出现。编辑组织大规模、多篇幅的稿件，集中于一定的版面或时段，形成了较大声势的报道。例如，2009年5月13日，该报推出“‘5·12’抗震救灾周年影响档案”特刊，以多达35个版面的篇幅，或回顾地震发生时的感人故事，或讲述重建过程中的汗水与喜悦，或介绍一个美丽乡村的华丽转身，或展现一个小人物的生活新变化……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档案馆，翻阅着这一年以来的灾区档案。

系列式报道方式着重于组织报道事物各个侧面的稿件，集不同角度的报道于一体，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具有启迪性。灾后重建是一项复杂、庞大的任务，很难用一两篇报道尽现灾后重建的全貌。为此，在地震一周年时，该报推出了“纪念词典”系列报道；在两周年之际，该报又推出《重铸·开创——听记者再读“5·12”大地震后的重建故事》系列报道。这些稿件的角度尽管不同，视野不同，但在总体上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共同展现了成都灾后重建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揭示了物质重建背后的精神内核和恢复重建背后的发展思路。因此，深化了报道主题，正如该报所说:“重建的是物质，重铸的是精神，开创的是未来，三者一脉相承，共同织就灾区的美好蓝图。”

③独具匠心的版面设计。

“读图时代”一词在新闻业界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报纸越来越重视在版面设计上下工夫。一个设计精美的版面是读者愉快阅读的开始。《成都日报》在周年报道中独具匠心的版面设计不仅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更提升了周年报道的整体效果，成为该报周年报道策划上的亮点。

首先，醒目、简洁、生动的版面导读令人眼前一亮。为了能使读者在拿起报纸的第一时间就产生阅读兴趣，《成都日报》在地震周年报道的全程都在头版设计了美观大方的导读。例如，该报在地震一周年特别报道《一年之约，一年之变》推出的第一天，就在头版中心的位置，以红底白字的形式设计了导读，根据设定的内容形式为“纪念词典”，还特意在导读上设计了放大镜翻阅词典的图画，形象生动，别有意趣。此后每天，该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留出“放大镜”系列的导读，醒目的位置、简洁的标题介绍、缩小后的版面预告，在增强了报纸易读性的同时，更带给读者愉快阅读的好心情。

其次，稳定、统一的版面风格使该报地震周年报道在让人一目了然的同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重铸·开创——听记者再读“5·12”大地震后的重建故事》系列报道，从推出的第一天起，就确立了统一的版面风格:黄色的背景，一幅大照片作为主体照片，引领由6幅小照片组成的“胶卷”；“重铸·开创”的统一标识。此后每天，新闻图片的大小、标题的字体、字号以及走向都延续下来，这种简洁大方的整体风格都不曾改变，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封面化的特刊赏心悦目，吸引读者阅读。在周年报道的特刊中，《成都日报》紧密结合报道内容，精心设计了封面式的版面，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例如该报2009年5月13日的特刊封面，配合《成都“5·12”抗震救灾周年影像档案》的报道内容，创造性地将整个版面设计成了档案袋的形式，形象美观，别具一格。

最后，适度的留白设计美化了版面，增强了易读性，也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成都日报》在地震周年报道的版面上合理地运用了留白的技巧，并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还是以该报的《重铸·开创——听记者再读“5·12”大地震后的重建故事》系列报道为例，版面编辑在页边留白，在形成简约、独特的版面风格之余，减少了原本大篇幅报道造成的视觉疲劳感，给读者营造了轻松、易读的阅读氛围；此外，这种适度的留白还能起到简单中见丰富，纯粹中见典雅的作用，使读者在阅读地震周年报道的同时，或产生共鸣，或引发思考，仿佛与报道者进行了虚拟的交流。

（3）《成都日报》地震周年报道策划的缺憾。

第一，《成都日报》对地震周年的特别报道，虽然版面清晰，风格显著，夺人眼球，但是从稿件数量和报道规模上来说，还显得不够宽广。一周年和两周年时，成都日报编辑部都连续二十多天每天策划了一篇系列报道，每篇文章就是关于重建内容的一个方面的主题，如地震两周年特刊的主题就分别是“重建规划”“科学发展”“土地利用”“产权改革”“群众意愿”等，每一主题之下的报道内容详尽、富有深度，能使读者一目了然，也具有连续性；但是总体而言，其涵盖的面还不够。重建内容纷繁复杂，仅通过二十多篇专题式的报道，并不足以全面展现灾后重建的方方面面。

第二，《成都日报》在对地震周年的特别报道内容上还显得细节不够。《成都日报》在报道策划时更多关注到了宏观和中观层面，系列报道中的每篇文章都会挑选一个主题词统领全篇，如一周年报道中的“又好又快”“精益求精”“聚精会神”“八方来援”等，两周年报道时的“村级自治”“群众智慧”“教育统筹”“医疗均衡”等，但更加细致细微，反映重建阶段各个层面的微观内容涉及并不多。

3.《四川日报》《成都日报》新闻报道策划的启示

经过对《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的汶川地震周年报道的个案分析研究后我们发现，两报在报道策划上各有千秋。

总体而言，《四川日报》作为省报，其本身所要关注的灾区范围更广，新闻资源更多，因而报道的面更广、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但是由于该报根据报道主题确立了栏头和题花后，凡是涉及相关内容的就打上栏头和题花，并没有形成风格一致的专版，使得报道显得有些散乱，缺乏一定的整体感。

而《成都日报》在新闻报道的策划上比《四川日报》更加积极主动，在具体的操作上也更胜一筹。该报在策划时，主动涉及各个主题，穷尽不同题材方面，然后派出记者去采访，再进行统一的编排出版，形成了稳定、统一的版式，达到了良好的审美效果，容易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综合两报的地震报道策划，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得到一些启发。

（1）营造一套有利于新闻报道策划的工作机制。

报道运行机制是指为实施报道而临时建立的组织机构、工作流程及其管理制度。报道力量配置是指参与报道的人力、资金和技术设备的配置。报道力量配置与报道运行机制要根据报道内容、报道规模和报道方式确定，报道越重要，报道规模越大，报道方式越多样化，报道需要投入的力量也就越大，运行机制也就越复杂。

“5·12”汶川地震周年特别报道是四川省这几年的重要报道内容，《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都对此非常重视，提前一个多月就建立了专门报道策划小组，确定报道主题，细分报道内容，安排报道人员和任务等。在这个过程中，每位参与报道的采编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都被调动了起来，但策划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策划意识不仅仅是总编辑、部门主任的事，直接承担一线写稿任务的记者们也要有策划意识和版面意识，才能使特别报道做得更加出色。

（2）制订详细周全的新闻报道策划方案。

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编辑日常工作中大量地、频繁地运行的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这类新闻报道是以发布成组的稿件，以持续较长时间的报道战役来实施的。报道策划的最终成果是报道设计方案，报道方案需要对策划的内容作全面表述，主要包括这些内容:

一是报道的范围与重点。报道范围是全部报道客体的组合，规定了报道对象是哪些人或事，报道面有多大，该从何处着手进行报道。报道重点是报道客体中最重要的部分，规定了报道的核心人物或核心事件、核心问题，需要报道者投入最多的力量进行采访，并在具体的新闻作品中予以突出表现。

二是报道的规模与进程。报道规模主要是报道的时间、空间与人力三方面因素组合的概念，即报道在媒体上持续进行多少时间、涉及多大的报道范围、占据多大版面空间和多少栏目配置、动用多少采编力量。报道进程是指报道全过程中时段的划分和安排，规定报道分几个阶段进行、何时开头、何时推进、何时扩展、何时结束，以及各阶段之间如何转接。

三是发稿计划。发稿计划是报道进程中各阶段刊发新闻稿件的统筹规划，包括确定每条稿件的题目、内容、体裁和篇幅，确定稿件刊发的先后次序与具体时间，确定稿件在版面上的具体位置。发稿计划是对报道规模与报道进程的具体落实。

四是报道方式。报道方式是指将零散的新闻报道整合为报道整体的操作模式，即新闻编辑根据报道目标和报道主题，运用一种或综合运用几种方式组织若干新闻稿件，使之形成具有一定报道规模、持续一定时间的报道整体。报道方式具体包括了集中式、系列式、连续式、组合式、受众参与式、媒介介入式、媒介联动式等。报道方式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组合起来灵活运用。而重大报道往往需要灵活运用几种不同的报道方式。

《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在对汶川地震进行周年报道时，都制订了详细周全的报道策划方案，并反复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每位参与报道的人员都人手一份。这样便有了计划性和进程感，不会出现漏报题目的状况，保证了特别报道最后的完美呈现。

（3）采取灵活多样的报道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将我国媒介比较常用的报道方式大致分为了以下几种:集中式、系列式、连续式、组合式、受众参与式、媒介介入式、媒介联动式等。报道方式的选择主要根据报道选题和内容的需要而定，以上几种主要报道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地组合使用。一般说来，越是选题重要、报道规模大的报道，越需要组合运用多种报道方式。^[39]

《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的汶川地震周年特别报道中都很好地体现了灵活运用报道方式的特点，分别有集中式、系列式和连续式等方式，营造出强大的报道声势。同时，两报也充分调动了受众的参与热情，通过网络等方式进行受众参与式报道，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使特别报道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扩展。

（4）注重报纸版面设计，形成统一的版面风格。

报道策划是一项繁重、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报社每个部门的团队作战。不仅需要编辑策划团队的“头脑风暴”，一线记者队伍按时保质完成任务，还需要后方编校人员的通力合作，尤其是版式设计人员需要早早根据策划方案的主题、内容进行版面创意设计，对版面上的文字字体、图形图像、线条、表格、色块等要素，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编排，使读者能直觉地感受到除具体的文字之外，这些版面语言所要传递的意思。

风格统一、标识显著、形式和内容和谐统一的版面，能共同为受众奉上一道精美的视读大餐，也让读者留下良好的阅读印象。

（四）党报的灾后重建报道策略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发生，给了媒体灾后重建阶段报道的契机，通过对灾区典型党报的内容分析、对党报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分析以及党报新闻策划的个案分析，可梳理总结出灾后重建报道的经验，探索灾后重建报道的长效应对机制，建立灾后重建报道的策略，不断提高灾后重建阶段报道的质量和水平。

1.把握好总体与细节的关系，增强报道的民生情怀

党报作为党委政府的机关报，“喉舌”功能一直是其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党报报道的新闻题材、内容权威，代表了当地政府对某一事件、政策方针的解读方向。但同时，它对基层人民、基层组织的渗透则显得不够，对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事件报道力度也显得较弱。从对《四川日报》《成都日报》的内容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国家领导人、地方党政领导人和组织为主体的新闻充斥着党报的重要版面，反映国家和当地有关灾后重建的大政方针比重也很多；而反映灾区普通老百姓切身诉求和生活情况的“细节”稿则显得很少，特别是反映灾区群众切身诉求与愿景的稿件尤为不足。而事实上，现实中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诉求并不少见，只是党报关注的触角还未广泛地深入其中。因此，笔者认为，党报对灾后重建的报道，要牢牢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要平衡好总体和细节的关系，增强报道的民生情怀。

进入灾后重建阶段，新闻报道所承担的职责已由之前的“报道灾情、拯救生命”转为“帮助重建、传递希望”；以平民视角为切入点，关注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生存状态、生活质量等的民生报道，显现了新闻媒体的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也是对“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生动实践。

第一，党报要反映群众真实的心声。山洪、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留给当地人民的伤害是难以穷尽的，除了生命财产上的损失，更有心灵上的伤痛。大灾之后，灾区群众遇到哪些困难和实际问题，需要哪些救援和帮助，他们在工作生活中有着怎样的愿望和诉求，等等，都需要记者去深入采访并及时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关心，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

当然对于百姓的意见与评价，媒体既不能沉默无语，也不能听风便是雨。很多时候，一些群众对某些事件的看法有些偏颇甚至偏激，此时如果记者不做全面的调查采访，片面听信这些意见，所写出的报道就会有失公正，不利于问题的及时解决，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大局。政治素养高的优秀记者应该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把准脉搏、切中要害，真正掌握和迅速反映灾区群众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与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真正做到“三贴近”，不能坐在屋里闭门造车，而要到生活中发现问题。

第二，党报要帮助缓解社会的压力。经历了地震等自然灾害，灾区群众逐渐从悲痛与绝望中恢复过来，但随之而来可能对现实境况和未来生活感到忧虑和悲观。同时，他们对许多涉及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也会影响着他们的情绪。可以说，震后灾区处于一个利益复杂、矛盾多发的时期，也是社会不稳定期，就像一根绷紧的弦，稍有不慎就可能断裂，引发不稳定因素。

此时，党报的舆论引导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新闻媒体需要通过议程设置、提前介入等方式，以大量积极、正面的新闻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传播乐观情绪，缓解社会压力。新闻报道需要传递出“地震是天灾，不是人祸；政府是救助，不是赔付；援建是帮助，不是包建”的信息，从而在社会上树立起感恩奋进、自强不息的灾后重建精神。当然，这类报道要生动可感、亲切可近，而非口号式的、标语式的，否则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第三，党报要从多个角度开展灾后重建民生报道。灾后重建的民生报道，要富有感染力、亲和力，就需做到视角要广、视野要宽，从多角度、多侧面反映民生民情。不少新闻记者一说到民生新闻就是“街头巷尾、大婶大妈的事”，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理解。跳出“家长里短”的视野，将“民生”二字看得更远，比如党政会议中有很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都是百姓关注的焦点。又比如，专门针对灾区重建出台的相关政策，或直接或间接，或长期或近期，都与百姓切身相关，从百姓的视角来详细解读这些新政策，突出服务意识，既能让百姓充分了解这些政策，更好地指导自己的生活，又能提升民生新闻的高度。简言之，灾后重建阶段的民生新闻要站在“大民生”的视角，从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认识民生问题。

灾后重建民生报道要重视精神重建。灾后重建，既是物质重建，更是精神重建。而人是所有实践活动的主体。因此，重树灾区干部群众的信心和希望更为重要，关系到灾区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针对灾区群众心理问题日益显现的实际情况，抚平他们的心理创伤，重建他们的精神家园，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既是党报的重要使命，也是媒体的“爱心工程”。

灾后重建民生报道还要充分挖掘报道深度。类似灾后重建这样的重大主题报道常常在一开始就留给人大而空的印象。因此，需要将报道的切入口缩小，通过对具体人物的具体事件的描写，使得重建报道生动传神。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党报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挖掘报道深度，与采访对象心连心，于细微之处见民生。

2.增强党报对灾后重建政策解读的导向与深度

灾后重建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汶川地震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下发了众多关于灾后重建的政策文件和指导意见，如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等，加上各部委和各省市颁布的专项规划，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如何让灾区群众在第一时间了解这些政策文件的基本原则和本质内容，满足群众知情权，指导实际工作，真正做到上情下达？这就需要媒体紧紧围绕中央的决策部署，组织大量的解释性报道，准确阐述中央精神，及时传递宏观信息，体现鲜明的指导性、导向性。

解释性报道需要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避免主观。对于政策解读，权威准确是第一要义，必须通过采访政府部门、采访专家学者等方式并客观分析，避免将主观意见附加于报道中。因此，记者既要自身对政策文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更要在采访时多请教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对此做出详尽正确的解读，切不可根据自己的臆想随意解释一通，使读者误解，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二是寻找“交集”。中央政策涵盖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需要找出文件关键点和百姓关注点之间的重叠区，满足广大群众的知情权。而从前文对《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的内容分析，笔者发现，两报都非常重视对相关政策的及时报道与解读，但解释的力度与深度却不够，往往是对某个政策条例出台的报道，或者站在编辑的角度从中提炼出几个重要的新闻点；对跟普通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信息的解释还显得不够细致和到位，使得文章的可读性并不强。以《四川日报》2008年12月9日的报道《灾区居民购房首付可下调到10%》为例，文章介绍了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发布《关于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的信贷指导意见》，明确四川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对受灾地区居民购置自住房的贷款利率下限可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6倍，最低首付比例可下调为10%。但是对于“符合哪些条件能够申报”“具体的申报程序怎样”等百姓关心的问题，没有详细解读，丢失了受众最关心、最希望看到的信息。

3.增强党报在灾后重建报道中的舆论监督作用

在灾后重建报道中，党报要充分展示敏感问题“探测器”的作用，要善于发现问题，尤其是涉及群众利益的敏感问题，并通过舆论监督报道、内参等多种形式揭露反映问题并促进问题的解决。譬如，来自中央和社会各界的援助资金与物资是否在第一时间发放到灾区群众手中，是否存在留挪用等行为；地震灾区在重建中是否存在着哄抬物价的现象，影响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在重建中遇到了哪些实际问题，需要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提供支持、帮助解决；各地对灾区的援助力度是否足够，有没有一些工作没有落实到位，需要改进；地方政府对各项重建资金的使用是否合理……这些都需要记者通过深入灾区实地采访，及时发现问题，尤其是要全面了解灾区群众的想法和态度，感受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灾区社会跳动的脉搏。

而从前文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到，无论《四川日报》还是《成都日报》，对灾后重建过程中的舆论监督报道都比较少见。两报见报的信息性质绝大多数都是正面性质，而《成都日报》报道的正面立场更是占到了82%。虽然这跟两报的宣传议程设置和地区形象诉求有关，但如果置灾区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点于不顾的报道，最终损害的仍然是整个灾区的重建形象，影响的仍然是灾区的重建进程。相反地，党报在灾后重建报道中，在大方向上把握了积极正面舆论引导的同时，适当地把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到揭示重建进程存在的问题上，能震慑一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不良行为，监督各项重建工作的有序进行，从而为整个灾后重建“保驾护航”。

4.综合运用多种新闻体裁，做足做透党报灾后重建报道

消息、通讯、评论、图片报道等新闻体裁，分别具有不同的传播效果。消息的特点是短平快，适合及时报道灾区重建过程中的成就等；通讯以生动详尽见长，可以对灾后重建中的某些重大事件进行深度剖析；而评论犀利，可以为灾后重建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理清思路，指明方向……但从《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的内容分析中可以看到，两报稿件中消息体裁最多，通讯次之，评论最少。

早在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时，这份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变法》《重民》等政论文章，以“立言”的方式强调变法自强，也使王韬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而现在，新闻评论更是以其依托事实、观点鲜明、思想深刻的特点成为读者喜欢的新闻体裁，做足做好新闻评论也成为媒体间竞争的重要一环。在灾后重建阶段，针对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等问题，党报都可以运用新闻评论来深化报道、提供观点、表明态度、引导舆论。可以说，新闻评论最能在灾后重建阶段担负起为党立言、为民呐喊的重任，推动重建进程。

所以，党报对灾后重建的报道应该加大评论等体裁的力度，记者的视角应投向基层，更多地关注作为个体的普通百姓，发现灾区重建过程中实时凸显的新风气新风貌；同时要重视评论的作用，清新明快地表达观点，力求做到观点鲜明、思想深刻，为灾后重建的顺利进行和成功完成“鼓与呼”。

5.建立党报的灾后重建报道长效机制

作为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灾害种类众多的国家，中国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自然灾害。党报等新闻媒体在努力做好灾害报道的同时，也应适当关注自然灾害尤其是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灾区重建，并不断总结灾后重建阶段报道的经验，探索并建立灾害报道与灾后重建阶段报道的长效应对机制，不断提高这类报道的质量与水平。

在灾后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身体与心灵的伤痛并未完全褪去，什么样的信息是他们希望获知的？怎样更好地将党和政府对灾区的一些新政策传递给百姓？非灾区的普通受众关注灾区哪些方面的内容？媒体在开始具体的报道操作前，如何及时制订报道方案？如何调派采编力量？如何做出全面客观的报道来正确地引导舆论？如何在正面宣传的同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不断地实践、思考与总结，建立起灾后重建报道的长效机制。

二、各级各类报纸在灾后重建与恢复发展中作用的对比分析

（一）各级各类报纸灾后重建报道的内容分析

在我国，党报是“党的喉舌”，它代表着党和政府的观点和导向，它的价值取向是“传者本位”，而市场报的价值取向一般被认为是“受者本位”，它更注重迎合受众的偏好，代表着为广大受众所接受的观点和导向。因此，本研究将从报纸性质的角度出发，将报纸分为党报和市场报进行考察，比较不同价值取向的报纸在汶川地震报道内容上呈现怎样的特点，它们又是如何在报道中体现各自的观点和导向的。因此，本节选择《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新京报》等8家报纸作为研究对象。

与此同时，由于地震发生具有区域性，因此对灾区内外的报纸而言，新闻资源有多寡之分，读者身份存在受灾群众和非受灾群众的迥然差异，这使得报纸对地震相关报道的关注议题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选择的对象涵盖了国家级报纸、省级报纸、市级报纸和外地报纸等不同层面的报纸，试图通过比较不同覆盖范围的报纸在汶川地震报道内容上的异同，来考察报纸的级别以及空间位置对地震报道的影响。

在比较不同性质、级别报纸的同时，本研究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考量。2008年6月30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颁布实施，这被认为是抗震救灾从应急救灾阶段进入全面重建阶段的分界。本研究由此将时间变量分为救灾阶段和重建阶段两个属性，通过比较报纸在这两个阶段中报道内容的特点及差异，从历时性角度考察报纸报道的变化。

对报道内容的测量，本研究参考了柯惠新在《两岸报纸灾难事件报道研究——以“9·21”台湾地震报道为例》一文中的相关论述，并结合具体情况做了一些改动，最终将报道内容细分为灾情、受灾感受、救灾、重建、评论及其他。

另外，考虑到重建阶段历时较长、重建报道相对较多的情况，本研究根据《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29条中关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重点罗列，将重建报道内容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和乡村的布局、住房及设施建设、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土地整理和复垦、灾后心理援助与伤残康复、典型人物与事件、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和其他。

综上所述，本节试图从报纸性质和报纸级别两个层面去考察报纸在地震报道内容上的特征及其差别，并通过加入时间变量的交互分析，进一步研究这些报道的变化趋势。

综合考虑样本的效度、操作性等方面的因素以后，本文采用系统抽样法，从2008年5月13日起（因2008年5月12日当天报纸没有相关报道，所以抽样从2008年5月13日开始），每隔4天抽取一份报纸，直至2010年3月31日，每家报纸各抽取146个样本，并以每个抽样样本中关于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为分析单位。

如图1-43所示，从2008年5月到2010年3月，从报道的绝对量来看，本地省级报纸的报道量最大，本地市级报纸和国家级报纸次之，外地报纸最少；党报的报道量比市场报大。从报道量的变化来看，在地震发生的第三个月即2008年7月，报道量普遍开始大幅下降，此后进入一个报道量相对稳定的时期；2009年3月，报道量又开始有小幅攀升，在2009年5月达到一个小高峰，此时距地震发生刚好一年，相关纪念活动报道是导致报道量上升的原因，之后又进入相对稳定期。总体上，各家报纸报道量的走势基本一致，呈递减趋势。

图1-43　各家报纸报道量走势图

1.不同级别报纸之比较

各级别报纸地震报道内容之比较如表1-31所示。

表1-31　各级别报纸地震报道内容之比较

注:为了节约篇幅、突出重点，在不影响SS分析的前提下，本表部分内容被省略，后面表格如有类似情况将不再说明。

（1）国家级报纸注重评论。

国家级报纸的评论比例始终明显高于其他各级报纸。在救灾阶段，其评论的数量占报道总量的10.2%；重建阶段，有所下降，减至6.5%。经卡方检验，显著度均小于0.001，这说明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国家级报纸最为重视评论。

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不同，新闻报道向受众传播新的信息，提供新闻事件的事实真相，力求“用事实说话”，而新闻评论以提供新闻事实为出发点，深入分析说理，揭示新闻事件的本质，直接阐明作者对事实或问题的评价与看法，反映其传播意图。如果说新闻报道的功能是决定受众“看什么”，那么以讲道理为根本目的的新闻评论则是教受众“怎么看”。新闻报道传播的信息在社会上形成舆论，新闻评论则直接引导舆论。

与国家级报纸重评论的现象形成对比的是本地报纸:本地省级报纸在两个阶段的评论比例都在2%以下；本地市级报纸在救灾阶段评论的比例只有1.3%，重建阶段增加到2.6%。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除了媒体定位、报道风格等因素外，可能与政府引导舆论的策略有一定关系，在抗震救灾这样的特殊新闻事件中，宣传部门对舆论（尤其是灾区舆论）的控制力度较大，往往由权威媒体集中发言，从而使本地报纸在言论部分的自主性上相对较弱。

（2）灾情报道外地报纸最多，国家级报纸最少。

在两个阶段的报道中，外地报纸关于灾情的报道比例分别为14.4%和6.9%，为所有报纸中最高。从表1-31可以看到，在救灾阶段，本地市级报纸和外地报纸关于灾情的报道都比例较大，二者分别为14.2%和14.4%，相差不大。重建阶段，所有报纸对灾情的关注度均有所下降，尤其是本地市级报纸，报道比例下降到2.1%，降幅最大，而此时外地报纸对灾情的报道比例为6.9%，明显高于其他报纸，如图1-44所示。

图1-44　各级别报纸灾情报道比例

灾情具体指向的报道内容有地震灾害中的震级报告、人员伤亡、房屋倒塌、道路损毁、地质破坏、灾害预警等，这些内容影响重大，且数据统计结果多，报道要求精确，往往由权威机构统一发布，各级媒体转载。

一般来说，国家级报纸拥有分布广泛的记者站，本地报纸也因地域优势抢占了报道先机，二者都可以深入新闻事件发生的中心获取丰富的新闻资源，新闻题材的选择余地较大，而外地报纸往往受制于地域范围，只能常规报道一些由权威机构统一发布的信息。此外，灾情报道多数为负面信息，所以在强调导向、注重维稳的国家级报纸中最少。

（3）住房及设施建设受重视，本地市级报纸尤甚。

住房及设施建设是各项重建报道内容中报道最多的，如表1-32所示，救灾阶段相关报道的比重占所有报道的37.7%，重建阶段有小幅上涨，为39.2%。各级别报纸中，本地市级报纸不论在救灾阶段还是在重建阶段，其关于住房及设施建设的报道比例均是最高的，分别为45.2%和54.0%，经卡方检验，显著度均小于0.001，说明本地市级报纸对此重视程度最高，其次是国家级报纸和本地省级报纸，外地报纸最低。

表1-32　各级别报纸地震重建报道内容之比较

住房及设施建设乃是其他重建工作的根本基础，是灾区生产生活恢复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此外，住房及设施等物质建设在所有重建内容中最为具体、直观；住房及设施建设的过程，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新闻事件组成，比如公路的修复，新学校、新家园的落成等，这些事件更容易为记者所观所感，进而成为新闻素材。

本地市级报纸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的接近性更容易获取灾区的信息，另一方面，灾区住房及设计建设的相关报道对本地报纸的受众更具贴近性和实用性，因此，本地报纸比其他级别报纸更关注这部分的内容。

（4）国家级报纸重视民生报道。

国家级报纸对灾区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视程度为各级别报纸中最高，救灾阶段和重建阶段分别为25.0%和33.9%，外地报纸次之，本地省级和市级报纸则相对较低，如图1-45所示。

图1-45　各级别报纸灾情报道比例

我们在内容分析的过程中发现，重建阶段，报纸关于灾区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报道议题就是灾区的过冬问题。抗震救灾进入重建阶段后，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灾区房屋建设赶不上天气变化，民众的生产生活遇到较大困难，为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9月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确保灾区群众安全过冬，包括号召全国为灾区捐赠过冬物资等。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直接在报纸的报道内容上得到了反映。

通过图1-45可以看到，重建阶段报纸对灾区民众生产生活的报道量随报纸级别的递减而减少（国家报纸33.9%、本地省级报纸19.8%、本地市级报纸13.4%），这反映出，“保民生”作为政府的宣传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各级报纸自上而下的贯彻，且政府议程与媒介议程的一致程度随媒体级别的降低而降低。但从总体上看，报纸在重建阶段对灾区民众生产生活的报道比例并没有提高，反而有所降低（从21.0%下降到19.7%）。

2.不同性质报纸之比较

（1）党报前后内容变化大，报道重点突出。

如表1-33所示，党报在救灾阶段关于“救灾”的报道比例为52.1%，重建阶段降为6.2%，降幅达45.9%；而市场报在救灾阶段的报道比例为38.7%，重建阶段为5.8%，降幅为32.9%。党报在救灾阶段关于“重建”报道的比例为21.1%，重建阶段则增为73.8%，增幅达52.7%；而市场报的这个增幅为33.1%，低于党报。

表1-33　党报及市场报地震报道内容之比较

如图1-46，柱形的分割从下至上依次是灾情、受灾感受、救灾、重建、评论和其他。总体上，救灾阶段，党报和市场报都以报道“救灾”内容为主，重建阶段，二者都以“重建”内容为主。但从两个阶段的比较来看，党报在“救灾”和“重建”两项报道内容上的变化幅度比市场报更大，这说明党报在各个阶段的报道重点比市场报更突出。

图1-46　党报和市场报各项报道内容比例分布

如崔诺曼和麦奎尔（Trenaman and McQuail）所指出的:“有证据强烈显示人们会思考被告知的事情。”^[40]媒介对“议题”赋予的重要性或显著性的次序会影响到公众对当下议题的认知。在本研究中，不论是党报还是市场报都分别在前后两个阶段中，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内容上（救灾和重建），尤其是党报，它的重点议题比市场报更加集中，影响公众议程的意图比市场报更为明显。在本例中，恰当的议题设置，使社会行为更加协调一致，为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2）救灾阶段市场报有更多的受灾感受报道。

在救灾阶段，市场报关于“受灾感受”的报道比例为7.4%，而党报的这个比例为2.4%。在重建阶段，市场报和党报在这一内容上的报道比例基本相当，分别为2.9%和2.6%。

这说明在救灾阶段，市场报比党报更加关注受灾群众的心理反应，更注重题材上的人情味。这与不同报纸的受众定位有关。市场报的受众是普通大众，他们更乐于接受贴近性强、人情味浓的报道题材；党报的读者多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他们在这方面的诉求则相对较低。

地震发生初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论是灾区群众还是非灾区群众都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冲击，此时，关于受灾感受的新闻报道不仅有着较大的新闻价值，而且对受众心灵抚慰作用也是巨大的。如2008年5月19日媒体关于汶川地震“七日祭”悼念活动的相关报道，在当时，不仅使受众的心理创伤得到了抚慰、压抑的悲情得到了发泄，更重要的是，拉近了广大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营造了众志成城、勇克时艰的舆论氛围。

进入重建阶段后，经过了一定时间的调整和适应，大众的心理状况趋于平稳，受灾感受的相关报道逐渐变少。

（3）市场报可能更重视典型报道。

如表1-34所示，党报在两个阶段关于典型人物与事件的报道比例分别为1.2%和2.7%，而市场报更高，分别为3.6%和9.7%。但是由于卡方检验显示救灾阶段的显著度大于0.05，仅仅小于0.1，说明至少这个阶段市场报在数据上的优势并不十分确定。

表1-34　党报及市场报汶川地震重建报道内容之比较

然而，从总体上说，这组数据显示，不论是党报还是市场报都更倾向于在重建阶段报道典型。应急救灾阶段是灾害发生的初期，信息熵值较大，突发新闻事件较多，报纸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时效性较强、信息量较大的硬新闻上。进入重建阶段，事态发展趋于稳定，信息熵值变小，媒体开始突破新闻事件的表面，深入挖掘新闻资源，此时典型人物和事件报道类的软新闻则相对较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报对典型人物和事件的关注程度低于市场报。以前，党报一向因其“高、大、全”等具有浓厚宣传色彩的典型报道广受诟病，但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党报在报道方针和宣传策略上发生了一些改变，树立典型似乎已经不再是其引导舆论的主要手段。而市场报为了迎合普通大众的阅读诉求，注重可读性和贴近性，因此在题材选择上更为偏好典型人物和事件这样的软新闻。

综上所述，汶川地震报道中，本地省级报纸的报道量最大，本地市级报纸和国家级报纸次之，外地报纸最少；党报的报道量比市场报大。各类报纸在2008年6月30日之前都主要以救灾为报道的主要内容，此后则以重建为主要内容。国家级报纸重视评论，对灾区民众生产生活报道的关注程度较高；本地市级报纸重视住房及设施建设；外地报纸则更多报道了灾情。党报每个阶段的报道重点突出，较少报道典型人物和事件；市场报则更加重视受灾感受和典型人物和事件等软新闻题材的报道。

本次研究在报道内容的编码条目上，分类仍显粗糙，导致最终的分析可能有一定局限。另外，由于仅针对报道内容进行了相应分析，在传播效果的研究上缺失了对受众的考察，研究发现还比较零散，若要形成完整体系，需结合进一步的研究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三、地震灾区区域市场报灾后重建报道个案研究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时间跨度长，与抗震救灾时期密集的新闻报道相比，灾后重建报道不可能也无必要事无巨细逐日报道，而应抓住有效的时间节点，有的放矢。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市场报在抗震救灾阶段侧重对受众告知功能的发挥，那么在灾后重建阶段则主要着眼于积极向上的舆论引导。

《华西都市报》是中国第一张都市报，发行范围覆盖四川全省。作为川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都市报之一，其对灾后重建报道力度较大，因此本研究选择《华西都市报》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主要体现在一些特殊时间“节点”，例如地震周年纪念期间，这类报道包括《“5·12”100天纪念特刊》《“5·12”一周年“一年”特刊》《全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现场会特别报道》《“5·12”两周年“重生”特刊》《“5·12”三周年“三年立川”特别报道》。同时对灾后重建中的重要事件、重大成果，《华西都市报》在日常报道中也有所涉及。本次研究对象以“节点”报道为主，日常报道为辅，以期梳理出《华西都市报》对灾后重建报道的特点。

（一）从《华西都市报》的职业化表现看其灾后重建报道特点

新闻工作者也是一种社会工种，因此他们从事新闻生产活动理应遵循一定的职业要求和职业标准。对于《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来说亦如此。笔者认为，灾后重建报道工作中的职业化体现在“意识职业化”和“技能职业化”两个层面。为此，我们具体从“职业理念”“叙事框架”“图片运用”和“新闻标题”四个方面来考察《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特点。

1.职业理念——微观透视彰显人文关怀

《华西都市报》对新闻当中的人着以大量笔墨，由此透视恢复重建期的四川灾区人民。例如2008年8月20日《抗震救灾100天纪念特刊》的报道《自己动手 幸福和快乐坚强生长》、2009年5月12日特刊“一年”第15版的报道《好好活着，就是对所有人最好的报答》和第18版《羌绣绣出五彩未来》、2010年5月5日的报道《北川瘫痪母亲病床绣出〈花开富贵〉》表现灾区群众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2009年5月12日特刊“一年”第6版的报道《残疾夫妻意志坚 动手建起温馨房》和第15版的报道《断腿“鼓舞”女老师爱穿超短裙逛街》表现灾区人民自强自立的精神；三周年“三年立川”特别报道《方碑村人:我还的不是钱，是情》是“方碑村试验”的一个侧面报道，述说灾区人民面对外界援助的诚信与感恩。

对灾后恢复重建中的人的重视在彰显新闻人的人文关怀的同时，对川内受众来说也具有很强的贴近性，提升了新闻价值和感染力。

2.叙事框架——“川人”概念增强群体观念

《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除了基于国家和民族层面的表述外，更加注重提炼“川人”这样的次级层面的群体概念，在报道中频繁出现这样的词汇。实际上，“川人”可看作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所指代的不仅是地理上的群体概念，更是一种文化共同体。对于灾区人民来说，这个符号建构，使他们产生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利于提升凝聚力。而对于灾区外的受众来说，这种地区形象符号的建构，使他们接收到的是灾区群众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不畏艰难同舟共济的精神力量，而这样的信息接收效果也是新闻生产者想要达成的。

《华西都市报》从2011年4月21日开始，推出了“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地标重生报告”大型纪实报道，讲述“川人”崛起于危难的干劲与豪迈。在这个系列报道中，《华西都市报》对于“川人”这个群体概念的提炼比较多见。例如，《什邡地震诗歌墙 川人精神在这里铭刻》通过“诗歌墙”这一精神地标的修建，传递的是川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感恩的心。“川人”这个概念的提炼也体现在《华西都市报》评论文章里。2011年5月2日起，《华西都市报》推出“三年立川·华西十评”系列评论员文章。《感恩川人举起敬礼的右手》表现“川人”的知恩图报，感恩奋进；《川人信念镌刻进民族奋进史》表现川人永不服输愈挫愈强的信念。

3.图片运用——视觉体验强化受众认知

图片报道直观生动，能够突破文字语言的局限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力。对于受众来说，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更容易使之获得“悦读”的体验。《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注重对新闻图片的运用，并从中突出人文性和对比性。

用图片展现灾区人民涅槃重生的动人场景。例如2010年5月10日《全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现场会特别报道》较大篇幅地使用新闻图片:第2版用图片“北川擂鼓镇吉娜羌寨”呈现北川擂鼓镇吉娜羌寨制作羌族工艺品的场景，展示灾区人民突破传统灾后致富的新路子；第5版《茂县南新镇牟托村群众欢庆新生活》表现灾区人民灾后乐观生活的精神面貌。2009年5月12日《“5·12”一周年“一年”特刊》第11版的报道《办农家乐绣年画绣出震后美丽画卷》配以“搬进新家后的钟莺在自己‘闺房’内绣年画”体现灾区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第15版的报道《断腿‘鼓舞’女老师爱穿超短裙逛街》配以“廖智表演《鼓舞》”的图片，表现灾区群众面对生命的达观；第16版的报道《昂起倔强头颅 新北川中学坚强屹立》配以“2009年4月17日北川中学校园内的笑脸”讲述新北川中学重新焕发生机；第17版的报道《宋馨懿 沐浴在爱中的天使》则大量使用特写，用这样的镜头语言表现灾区儿童经历灾难后重新拥有的幸福生活，对受众来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用新旧对比来体现灾后重建的生产生活新面貌。笔者认为，图片呈现出的对比性既有显性对比，也有隐性对比。显性对比指以时间为轴，通过呈现不同时期相同场景或相同人物的影像，直接显现新旧动态变化；而隐性对比则只呈现当下的人或物的场景，但在读者心中会自然地与地震发生时的场景相联系，在受众心理认知上形成对比，所以隐性对比需要更多的受众心理层面的互动参与。这点在《“5·12”三周年“三年立川”特别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青山作证 三川重生》的主题报道中，“记者手中的照片是2008年6月的映秀，一片废墟一片狼藉，如同扔进了造物主的搅拌机里，打碎了揉烂了一般。眼前的映秀已是2010年9月的模样，崭新的楼房，整齐的小区，虽然天色沉沉，却有着呼之欲出的生机与张力”^[41]。在《生命至上 手足情深》报道中，共选用系列图片6张，展现被温总理让路的小女孩宋馨懿从2008年5月14日被救到2011年5月在全社会的关爱下重新上学开始新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对比强烈，内涵丰富。以上都是显性对比。而隐性对比则贯穿在很多图片报道的镜头语言中。例如在《乐观坚韧 生命如歌》的主题报道中，帐篷幼儿园洋溢着童真童趣的笑脸会让人联想到地震发生时被挖出来的遇难小学生的书包的图片，或者敬礼娃娃等，受众自身即达成认同。

4.新闻标题——亲民风格拉近受众距离

《华西都市报》关于灾后重建的报道中，新闻标题语言运用除了具有一般新闻标题简洁凝练、言简意赅的特征外，还具有口语化、通俗朴实的特点，如此可拉近与受众间的心理距离。例如“一年”特刊报道中讲灾区姻缘故事的《骑着摩托山里汉把美女志愿者追到手》标题的语言运用如话家常，具有很强的亲切感；“三年立川”特刊报道里《方碑村人:我还的不是钱，是情》直接引述新闻当事人的话语作为标题，朴实生动；“一年”特刊报道中以“新生”为主题讲述吉娜羌寨重建后的新生活的报道《吉娜！吉娜！我们的新生活》仿佛是灾区人民发出的呼声，受众体验更直接。受众在这种“亲和力”的作用下，对重建报道的信息接收过程将是主动的并且是有效的，“交际功能”也由此得到实现。

（二）从传播形式看《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特点

1.主题策划报道

随着各种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受众面临着资讯过剩的现状以及无序的信息接收方式。关于灾后重建的报道，各大媒体都多有涉及。在这样的背景下，报纸作为传统媒体不仅需要在众多的媒体中突出自身特点“锁定”受众，也需要突破自身“同质化”的枷锁办出新意，这是纸媒在现代传媒竞争中“攻坚”的谋略和方向。主题策划报道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而对市场报来讲，进行一系列的主题策划不仅有助于其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对于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增强市场影响力，继而获得更多经济收益大有裨益。

《华西都市报》在灾后重建的不同的时间节点推出了不同主题的策划报道，每一次都可谓应时应景，时效性强。除此之外，这些主题策划报道在主题选择和传播方式上还具有哪些特点呢？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主题选择上注重履行媒体社会责任。《华西都市报》以人为本，时刻关注灾区个体的命运，并整合来自读者的力量共同传递对受灾群众的关怀。灾后重建初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地震康复伤员的生活重建。2008年10月20日开始，《华西都市报》策划了“我们仍然在一起——地震康复伤员生活重建”大型系列报道，给予地震伤员强有力的心理慰藉。《华西都市报》深入康复伤员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克服遇到的困难，并展现他们在康复中的乐观和坚忍的精神，并在与读者互动的过程中建立了爱心书屋、特殊教学班等。2008年11月入冬以后，《华西都市报》策划了“带着温暖上路·关注亲人过冬”大型系列报道。对主要的受灾区汶川、理县、茂县、北川、青川、什邡等地的居民过冬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根据报道阶段的不同，分别对自建房、灾区亲人衣物、食品等过冬物资以及灾区亲人的精神状况进行了细致探寻。

二是主题选择角度新颖。一般来说，新闻价值中包含趣味性的要求，显然一则有趣的新闻报道更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主题策划报道中报道角度的选取部分也基于这点考虑。从2009年12月7日起，《华西都市报》推出了“探访成都最美重建房”系列报道。如此策划突破了一般重建房报道中只能着眼于“建成速度快”“质量优良”“群众感恩”的局限，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体现了更高的新闻价值。

三是尝试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2011年5月6日—11日，包括成都、德阳、绵阳等在内的几个地震灾区利用腾讯官方微博，以“接力看四川”的话题与网友互动，更加立体地展现了灾后重建的阶段性成果，受到网友的热捧。《华西都市报》在“5·12”三周年来临之际，同时于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四大官方微博推出题为“微薄之力感恩行动”的主题活动，并落实成“微心语、微感悟、微祝福”3个子活动。借力新媒体，借力微博，使得活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些主题策划报道具有《华西都市报》的自身属性，避免了趋同，使得《华西都市报》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满足了其作为都市报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追求差异化的诉求。

2.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一直是纸媒弥补其信息发布速度滞后的不足，维持读者忠诚度的必行之路。“深度”意味着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不能只停留在事件的表面现象，还要由“表”及“里”，深刻探析其背景环境、前因后果以及发展趋势。如此一来，新闻事件如被抽丝剥茧般层层展开，逐渐呈现出其内质，使得受众更接近于事件的本真面貌和内在意义。

灾后重建报道需要这样的深度报道。一方面，灾后重建工作涉及大量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互相交织密不可分。从网络中的任意一个结点散发开去，每一个细微的变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继而呈现更多的社会动态现象。另外一方面，灾后重建报道在进行舆论引导鼓舞士气时，如果能对新闻当中的人做更多的挖掘，使受众眼前的灾区重建中的“典型形象”更加立体有血有肉，而非远离生活的简单化的模板人物，那么传播就不再“教条化”，而会更贴近真实生活因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有学者认为，深度报道不仅仅是对事实的简单重现，而且更重要的是紧紧围绕人的需要，探讨新闻与社会、历史、未来的更深层次关系，从中获取新闻事件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意义。因此，深度报道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人文特征的新闻报道。^[42]这里讲到的便是深度报道的人文价值。《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中多次以深度报道的形式来实现这种人文价值。例如《方碑村试验》《重返方碑村》《方碑村诚信》以灾区永久性住房重建中集资的一个特例，关注灾区重建中的困难，探讨可能的救助形式，将人文价值体现于实处。具体以《方碑村试验》为例，这篇报道共分为两个部分:A部分“教授们的村庄”和B部分“出借人故事:寻找雷坚”。实际上这两个部分的报道角度是相同的，都是以“方碑村试验”的直接发起者和参与者——教授们作为切入点串联起整个事件，其间涵盖对另一个主角即“方碑村试验”的受益者——当地村民对试验反映的客观呈现，“方碑村试验”便在这样的叙述中在受众面前渐次展开。放在历史和社会的大坐标中，“方碑村试验”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是灾后重建过程中一个有益的尝试，它的成功也将为以后的灾区援助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所有这些都和人的生存密切关联。这篇报道的深度就体现在能以小见大，见证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但归根到底体现的依旧是对人的关注，人文价值也就此得到彰显。

同时应该注意到，《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深度报道中也有典型报道。《志愿者遗书尘封近一年的生命符号》就是对抗震救灾过程中的志愿者队伍的典型报道，从个体的经历挖掘群体的共性，平民化的题材却见微知著，表现了国人互帮互助无私无畏的爱。笔者认为对这篇报道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一是对灾后重建过程中志愿者精神的颂扬，二是提醒人们对志愿者群体要投以更多的关注。这两点无疑也都是《华西都市报》关于灾后重建的深度报道中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

3.诗歌为新闻报道增色

《华西都市报》在灾后重建报道中对诗歌的运用体现在两个主题活动中:一是抗震救灾一周年时和《星星》诗刊等单位联合承办的《铭记“5·12”:这里是四川，这里是中国》大型配乐诗歌朗诵会。优秀作品被刊登在“一年”特刊36个版中。这些作品中有向救灾官兵表达敬意的，如《向天空敬礼》借诗歌这一表现形式向成都军区陆航团的英雄们致敬，《最可爱的身影》《生命的守护神》等也表达了灾区人民对救援战士们的感恩之情，情感真挚热烈；也有表现灾区人民坚强品格的作品如《记忆中的伤痛》《我为什么不哭》《天上的宝石》等。另一个活动是地震两周年之际，由《华西都市报》和《星星》诗刊联合发起的诗歌墙活动。

另外，在两周年特刊报道“重生”的最后一版中，也将诗歌作为两周年纪念报道的一部分。其中《倒下的生活被扶了起来》表现灾后重建的成果以及灾区群众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春回大地》《春之声》《第二个春天》等借助“春天”这一意象，表现灾区重新焕发出活力。可以看到，将诗歌运用到灾后重建的报道中，极大地增强了新闻文本的感染力，丰富了受众的信息接收方式。

可以看到，这些诗歌不外乎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立意:对救灾的主力——数以十万计的解放军、武警战士勇往直前不惧牺牲的精神表达赞扬，对地震中的受难者表示哀悼，给地震中的幸存者以鼓舞，弘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上这些也与新闻报道所要传达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一致，因此，诗歌在《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部分的诗歌创作者并没有亲临灾区现场，其体验大多来自于媒体，而媒体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超现实”。如此一来，“媒介的垄断性左右了诗歌创作的视阈，诗歌创作主体的无限性，在媒介现实的关照下，个人情感的丰富性和审美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单纯依赖媒介这一‘第二现实’，导致诗歌创作视角单一化。那些被媒介忽视或遗忘的角落，诗歌表达也是缺席的”^[43]。无论如何，诗歌也只是新闻报道的一种辅助形式，代替不了新闻报道的主体地位，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仍旧瑕不掩瑜，诗歌丰富了《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的传播形式，从传播效果看也切实能为灾后重建报道增色。

（三）市场报在灾后重建与恢复发展中的作用——以《华西都市报》为例

1.《华西都市报》在灾后重建报道中的媒介功能

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基本完成需要三年，在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传媒选择哪些素材进行报道以及如何报道都值得探讨。《华西都市报》关于灾后重建的报道既关注灾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关注人的现代化，覆盖面广又有所侧重。结合传播学中关于媒介功能的理论，这些报道成就了《华西都市报》哪些媒介功能的发挥呢？

结合灾后重建报道的特点，本研究主要从社会协调功能、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地位授予功能以及文化传承功能四个方面探讨《华西都市报》在灾后重建报道中媒介功能的发挥。

（1）社会协调功能:缓解社会压力。

抗震救灾工作之后马上就面临着灾后重建的新任务，面对的是一系列新问题，工作思路也需要发生转变。灾区群众在经历大地震的惊心动魄、失去亲人的悲痛绝望之后，面对破败的家园、未来的不确定，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各方面的诉求有可能使他们产生焦虑悲观等负面情绪。种种原因使得震后灾区处于一个利益关系复杂、矛盾易于激化的特殊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必须对不稳定因素进行有效抑制，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媒体舆论导向功能的发挥，其主要方式是通过议程设置。《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中的议程设置与党报（以《成都日报》为例）有重叠但也存在差异，以下分别简述之:

一是新闻报道基调乐观积极，重于励志。《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的报道中呈现如此舆论导向的报道可谓俯拾皆是。2009年5月12日特刊“一年”中，“火热之夏”板块中题为“脊梁”“大爱”的报道、“重建之秋”板块中题为“自强”“真情”的报道、“磨砺之冬”板块中题为“温暖”的报道、“崛起之春”板块中题为“坚强”“自信”“涅槃”的报道以及“奋进之年”板块中题为“笑脸”“新生”的报道，都是这样的例子。大量的新闻事实无非是想建构这样一个印象:灾后仍有希望，必须树立信心。这也是灾后重建工作必需的精神支撑。

党报在这方面并没有如此浓彩重墨。《成都日报》对类似内容也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占据较大比例，而且对个体的关注也并不细微。2009年1月25日《成都日报》A2版的报道《唱歌跳舞搬新房 欢天喜地迎新年——本报记者节前沿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大邑县一线灾区采访见闻》便是如此，报道中对灾区居民的描述较为简略，整体突出的是重建政策的优越。

二是客观呈现灾后重建工作中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这里的成绩包括旅游、交通、农业、建房、工业、民生、文化等方面，这一点在《华西都市报》2009年5月12日特刊“一年”中有明显的体现。除此之外，《华西都市报》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全图景珍藏特刊“三年立川”也用镜头语言，以史诗般的全景呈现，直观、形象、生动地重现了灾后恢复重建的伟大成就，重现汶川地震灾区从悲壮走向豪迈的历史进程。例如封面版图片《汶川，我看见奇迹》向人们呈现的是2011年4月9日的汶川，曾经的满目疮痍已是旧貌换新颜。以“川人立川”为主题的连版上，《一路豪迈蜀道通天》则呈现的是2010年5月12日，成灌快铁正式建成投入运营。在特刊封底版，《生活如画锦绣明天》向人们展示了2011年4月10日航拍的青川，昭示着经过磨难洗礼的川人建起了美好的新家园。以上报道给受众以提示:灾后重建工作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家园崛起大有希望。相比较而言，作为党报的《成都日报》关于灾后重建成果的报道也大量涉及，但相比于《华西都市报》地震三周年推出的全景特刊，《成都日报》类似的图片报道并不多。

三是在灾后重建报道中重现抗震救灾队伍不畏艰险舍身救人的感人场面，动之以情传递温暖。《华西都市报》周年特刊中有很多救灾英雄的回访报道，例如失去亲人仍坚守岗位抗震救灾的成都民警蒋敏、“最美微笑”战士盛于峰等。此外还有关于志愿者队伍的报道《志愿者遗书尘封近一年的生命符号》等以及关于灾区政府官员的报道，例如2009年5月12日特刊“一年”特14版涉及重灾区之一的汶川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廖敏以及青川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正永的报道。通过回访或者重现，使灾区群众受到鼓舞，重建主体意识，发挥自强精神，努力建设自己的新家园。对类似的人物报道，《成都日报》则更倾向于选择党员干部作为报道对象。例如2009年4月27日的报道《铿锵玫瑰付岷涛》，2009年4月28日的报道《妇女主任樊文玉》，2009年4月29日的报道《交通铁人高成军》便是这样的例子。

四是少量的“负面”报道以正视灾区现实问题。这里提到的“负面”报道是指区别于以上提到的正面报道的报道内容。例如，《华西都市报》2008年10月8日的报道《北川农办主任震后5个月自杀身亡》，似乎不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但紧随其后，《华西都市报》开始关注灾区干部减压的问题，通过专家访谈等形式，提醒灾区群众正视心理健康，重建精神家园。在后续的灾后重建报道中《华西都市报》也不忘关注灾区群众心理健康问题，例如2009年5月12日特刊“一年”特7版以“抚慰”为题的报道中，介绍灾区的心理干预工作、心理援建志愿者等。

（2）环境监测功能:及时发现重建过程中的新问题。

灾后重建工作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容易激化矛盾出现新问题。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诉求。媒体在这种时刻就要善于发现问题，尤其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问题的解决。

例如，2008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四川地震灾区考察时，反复强调“要抓紧落实安全过冬的各项措施，决不能让一个受灾群众受冻挨饿”。所以关注灾区群众是否安全过冬就成为一个值得媒介舆论监督的主题。《华西都市报》对此作了跟踪报道，推出大型系列报道《带着温暖上路 关注亲人过冬》，将灾区亲人备战严冬的真实情况传递给外界。整组报道既聚焦百姓故事，也展示灾区重建的全貌。报道初期关注自建房，中期关注灾区亲人衣物、食品等过冬物资，最后探寻灾区亲人面对生活的精神状况，从当下生活、面对未来等方面，进行了立体呈现。另一个是关于灾后永久性住房重建的问题。受灾区北川、青川、绵竹、汶川等地，普遍的模式是:政府补助一部分、受灾村民自筹一部分。可仍有部分村民尤其是那些特困家庭，就因这两项加起来还差一两万元资金而难以建起房屋。这成了地震灾区普遍面临的棘手问题。而方碑村试验讲的是第三种集资渠道。这个试验具体如何操作，群众普遍的反应如何，预期收效是怎样，社会各方面对此抱什么样的态度等都是值得记者关注的问题。《华西都市报》从大地震后的第10个月开始记录和关注方碑村试验的进程，推出了系列报道如《方碑村试验》《重返方碑村》《方碑村诚信》等。系列报道即回答了上述问题。除此之外，《华西都市报》2010年5月10日全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现场会特别报道《崛起危难 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四川地震灾区巨变录》记录了包括绵阳市、广元市、德阳市、阿坝州、成都市、雅安市等受灾区在内的恢复重建的成果，同时对灾区科学规划、民生事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城乡面貌都做了详尽报道。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到灾区灾后重建工作不是只喊口号，而是确确实实卓有成效的。

（3）授予地位:树立典型增强群众信心。

《华西都市报》在抗震救灾阶段有诸多典型报道。有“张开羽翼的园丁们”，如崇州市怀远镇中学吴忠红教师、什邡市龙居小学21岁的英语教师向倩、平武县南坝小学学前班中班48岁的代课老师杜正香、汶川县映秀中心小学老师张米亚和联芳、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教师王周明、什邡市师古镇民主中心小学女教师袁文婷、绵竹市遵道镇欢欢幼儿园21岁女老师瞿万荣、北川中学教师李佳萍等；有民警官兵，如地震时失去10名亲人仍强忍悲痛坚守岗位的成都民警蒋敏、地震后两天哺育了9个“奶娃”的江油民警蒋晓娟、因过度疲劳牺牲在都江堰灾区的济南军区士官武文斌；有抗震救灾中身先士卒的党员干部，如彭州市宝山村党支部书记贾正方、北川县县长经大忠；有不求回报任劳任怨的志愿者，如被赞誉为“抗震阿甘”的志愿者尹春龙、被誉为“地震中救人最多的志愿者”陈岩、奔袭千里刨出5个孩子的“唐山英雄”宋志永、靠一双血手刨出20条生命的蒋涛、单骑飞车千余公里驰援青川的河北的哥贾德利、劳累过度倒在援建岗位上的山西志愿者戎金亮；有缔造生命奇迹的灾区群众，如被困179小时后获救的马元江、被困164小时获救的李明翠；有少年英雄，如“敬礼男孩”郎铮、总理为其让路的宋馨懿、地震后十多个小时背着3岁妹妹徒步转移的少年张吉万、“吊瓶”男孩李阳；有慷慨解囊的慈善者:“上海奶奶”沈翠英、香港“爱心婆婆”施建治等。进入灾后重建报道阶段后，《华西都市报》作这些典型人物的回访报道，与之前的报道相呼应，如此一来，这些新闻人物被授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人们从中获得鼓舞，重拾信心，产生“平凡人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情”的心理暗示，这无疑对灾后重建是有益的。

前文中提到，作为党报的《成都日报》灾后重建报道中也有较多人物系列报道，但与《华西都市报》不同的是，前者更倾向于选择党员干部作为报道对象，如此一来，授予地位这一媒介功能便有所弱化。（4）文化传递:彰显核心价值。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灾后重建也展现了很多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需要媒介传播发扬光大。那灾后重建中有哪些值得传承的文化遗产呢？

抗震救灾阶段要发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灾后重建阶段依然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这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丰富发展，是党和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生动、深刻地展示。而要顺利实现灾后恢复重建的各项目标，更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强大的动员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说，灾后重建精神是抗震救灾精神的传承和升华。

灾后重建中援建工作体现的“援建精神”是灾后重建精神的重要元素。按照国务院对于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统一部署，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都由其他省市援建重建。在党中央“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加快灾区恢复重建”的号令下，19个援建省市以最快速度启动实施重建项目，优先恢复重建住房、学校、医院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工程，真心关爱，不讲条件，在项目、资金方面优先考虑。按照和谐援建、科学援建、务实援建的要求，派出精兵强将投入艰苦卓绝的重建之中，为灾区重生奠定坚实基础，使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势得到集中体现。所以援建精神实质上体现的是无私奉献、互帮互助、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

灾后重建精神也包含“志愿者精神”。志愿服务的精神概括起来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不仅是抗震救灾阶段，在灾后重建阶段同样有诸多志愿者参与到灾区重建中，他们的付出和努力渗透在每一项细致入微的工作中，他们不计回报、热情友善、互相帮助、助人自助，提高自身又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些都是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灾后重建精神体现在无数平凡琐细、默默无闻、静水流深的灾后重建工作生活之中，蕴含于无数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攻坚排难的干部群众内心精神世界。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充分调动全国各地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为灾区重建工作顺利进行贡献力量。“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灾区人民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创造了灾后重建的奇迹，形成了灾后重建精神，谱写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新篇章，这是宝贵的时代精神财富，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施，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现实意义。

《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彰显这些核心价值，传递灾后重建精神。2010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两周年特刊“重生”中的报道《北川——一座新县城的崛起》提到了作为北川援建省的山东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打的一场攻坚战。其中一个章节以“援建北川山东汉子‘争活’不争名”为题，记录山东援建工作者在北川援建工作中不为名利、务实肯干的感人品质，最后的章节“输血、造血并举，重显生机”讲述山东在援建工作中科学规划、高瞻远瞩，为北川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2009年5月12日特刊“一年”特7版以“抚慰”为题的报道中，讲述河北经贸大学心理健康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全国心理援助联盟领队、灾区心理援建志愿者刘猛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江苏青年志愿者赵小焕的故事，他们是灾区重建工作中众多志愿者的缩影，也是“志愿者精神”忠实的实践者。

《成都日报》也关注灾区援建和志愿者工作，其中对志愿者的关注有更强的前瞻性。例如2009年5月14日的报道《成都志愿服务正在走进“可持续”》探讨志愿者工作的标准化和制度规范、未来的发展空间等，理性思辨中体现出党报的严肃性，这也是党报与市场报相比所呈现的不同的特质。

2.《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带给我们的启示

（1）都市报在灾后重建报道中如何施力。

灾后重建阶段基本完成需要大概三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跨度，其间作为市场报的纸媒如何在多种媒体高速发展的语境下实现有效的新闻资源的整合，突出自身优势，是需要总结和探讨的课题。《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是市场报灾后重建报道的一个典型样本，它有这样几个报道技巧值得学习:

首先是新闻评论。如果说新闻报道是一种客观呈现，那么新闻评论就是一种主观思辨，这种主观不是包含强烈个人色彩的褊狭言论，而是对相关信息进行的深入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百科全书》对新闻评论的定义为:报刊等新闻传播工具就当前重大问题、新闻事件发议论的论说性问题，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评论形式的总称。

具体到灾后重建报道，都市报的新闻评论更讲求心灵抚慰和情感共鸣。《华西都市报》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特刊“一年”头版是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重识这片河山》，这篇评论用较为诗化的语言述说救援的奇迹，表达重建的坚定，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放在头版引人注目，极大地体现出一周年特刊的特色。评论中指出:“汶川一年，我们牢牢记住了两个关键词:生命为重，民生为先。这两个关键词是执政党和政府对如何抗震救灾，如何灾后重建给出的两个不容置疑的答案。”“一年”特刊共分为“火热之夏”“重建之秋”“磨砺之冬”“崛起之春”“奋进之年”五个部分，每部分均以一则简短的评论开头。如《跨越灾难走向未来》强调救援中对生命的珍视，对人权的维护；《历史灾难总以历史进步为补偿》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灾难，树立重建信心；《希望就在前方》赞美重建中的爱与希望；《鲜花盛开地震废墟》传递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平民的奢望》期待“没有战争，没有疾病，没有天灾”这一“平民的奢望”可以重新拥有。2011年5月2日起，《华西都市报》推出“三年立川·华西十评”系列评论员文章。10篇评论文章分别从救援、安置、重建、感恩、信念、抚慰、团圆、经验、精神和愿景的角度，对地震灾区从悲壮走向豪迈，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热情讴歌。这些评论向受众传递温暖，传播价值，发挥了新闻评论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作为党报的《成都日报》的新闻评论则更倾向于歌功颂德和精神感召。《成都日报》在大地震一周年期间曾有过这样几篇新闻评论:2009年5月14日A1版《我们中国的力量》评说为灾后重建提供强大支持的援建力量，2009年5月15日A1版《我们永远的旗帜》讴歌党员的带头作用，2009年5月16日A1版《我们时代的精神》讲的是志愿者精神，2009年5月18日《我们坚实的基础》和19日的《我们科学的抉择》对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科学规划做了高度肯定。

其次是选取合适的报道节点。例如，2008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四川地震灾区考察时，反复强调“要抓紧落实安全过冬的各项措施，决不能让一个受灾群众受冻挨饿”。安全过冬是灾区群众紧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市场报灾后重建报道的一个很好的报道角度，所以应抓住这样一个报道节点。据此，《华西都市报》进行了跟踪报道，推出大型系列报道“带着温暖上路 关注亲人过冬”，将灾区亲人备战严冬的真实情况传递给外界。整组报道既聚焦百姓故事，也展示灾区重建的全貌。再如，国务院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其中明确提出了灾后重建的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具体而言，就是“要把保障民生作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出发点，把修复重建城乡居民住房摆在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尽快恢复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切实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都市报可就此选取“民生”的角度，多报道灾后重建工作中与群众生活贴近的建设成果，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可以看到，《华西都市报》灾后重建报道中民生报道占据的比例非常之大。

第三，进行民生报道时，要多元展开。灾难不仅是对灾区群众肉体的考验，更是对心灵的考验，因此灾后重建不仅是物质重建，也是精神重建。报纸在进行相关报道时应二者都能兼顾，平衡报道。从前文可以看到，《华西都市报》有很多关注灾区群众心理建设的报道:2009年5月12日特刊“一年”特7版以“抚慰”为题的报道内容中，有华西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孙学礼进行心理干预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有河北经贸大学心理健康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全国心理援助联盟领队、灾区心理援建志愿者刘猛为灾区服务的动人故事，有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江苏青年志愿者赵小焕解开灾区孩子心结的善举。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到《华西都市报》对于灾区群众心理家园建设的关注。

最后，还需注意的是要发挥本土媒体的优势。《华西都市报》位于四川省会成都，对于掌握灾区即时资讯有天时地利，拥有天然的新闻资源优势。正因为此，《华西都市报》的报道内容才会详尽而生动。

（2）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都市报报道也要体现一定的前瞻性。按照中央要求，灾后重建工作需“加快恢复重建步伐，提前完成恢复重建任务”。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灾区民众渴求一个新家园，这对灾后重建工作的速度提出了较高要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灾后重建工作不仅要解决当务之急，加大投入、加快建设，还要着眼长远、布局未来，为地震灾区今后更好更快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新闻报道不仅要报道灾区群众物质条件在得到极大的改善，也要报道当地百姓的重建信心日益倍增；不仅要报道当前项目建设推进的情况，也要报道灾后重建工作如何实现科学援建、长效援建；不仅要宣传短期经济的突飞猛进，也要宣传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都市报，政策解读不是其报道重点，但以上提到的几点都应在报道中有所涉及。例如《华西都市报》2010年5月10日全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现场会特别报道中特4版的报道《灾后重建规划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以及《不仅原地起立更是发展起跳》正显示了市场报报道也在兼顾前瞻性。

二是市场报可对重建过程中的民间力量投以更多关注。灾后重建工作中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市场报除了关注政府职责的发挥外，更应侧重关注市场以及民间的重建力量，激发市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释放民间的活力和潜力。《华西都市报》两周年特刊“重生”中的报道《向峨乡样本:一个村庄的“输血”和“造血”》中一个章节“上海企业打造猕猴桃产业”讲述2009年一位上海女村支书动员上海一家公司，投入1.5亿元在向峨乡启动万亩猕猴桃基地与物流中心建设，为受灾区之一的向峨乡猕猴桃走向市场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一个灾后重建民间力量参与的实例。另外《华西都市报》也曾报道上海第四聋哑学校退休教师卖掉住房，携带450万元在都江堰捐建柳街小学，还在都江堰开办公司，兴建猕猴桃标准化基地，修建冻库，将猕猴桃卖到上海。这些都是民间力量的汇集。

三是在软硬件建设上，市场报可多关注软件建设。硬件建设指灾区学校、医院、住房、道路等各类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建设指灾区技术培训、促进就业等软件项目实施。无疑软件建设对于灾区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华西都市报》2009年5月12日特刊“一年”中特18版的报道《羌绣绣出彩未来》展示的就是灾区群众凭借一技之长再创美好新生活的场景。

【注释】

[1]李涛:《在灾后重建的主战场上锻炼队伍——绵阳日报社突出实践特色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国地市报人》，2010年第5期。

[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

[3]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4]詹承豫:《地震巨灾后抗震救灾的阶段划分及主要任务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05期。

[5]汪亢亢:《〈人民日报〉灾难新闻报道的变迁研究——以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报道为例》，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

[6]谢晖:《新闻文本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7]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五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

[8]张威:《比较新文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9]张威:《比较新文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10]吴兰兰:《〈陕西日报〉〈甘肃日报〉〈四川日报〉“5·12”地震报道对比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11]张小怡:《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评论研究》，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12]谢晖:《新闻文本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13]刘勇:《重塑权威、重塑核心——省级党报改革发展的现实选择》，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

[14]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五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0页。

[15]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五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9页。

[16]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7]谢明辉:《民族地区党报构建主流媒体舆论场的策略与方法》，《探索》，2010年第6期。

[18]汪孝杰:《三个代表与党报新闻的价值取向》，《新闻窗》，2002年第6期。

[19]吕杰、张波、袁浩川主编:《传播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20]谢晖:《新闻文本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21]刘建明:《新闻理论应试精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22]《影响中国——开都市报先河的〈华西都市报〉》，http://wccdaily.scol.com.cn/new/html/hxdsb/about/。

[23]聂祎:《关于我国议程设置的反思》，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24]黎薇:《灾难新闻报道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年5月。

[25]闵大洪的博客:《汶川大地震中的中国媒体》，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72634＆page＝2。

[26]马若斌:《中国青年报与纽约时报汶川地震报道对比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27]赵志立:《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的危机传播》，《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8]张静:《关于典型人物的宣传报道研究》，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29]郑兴东、陈仁风、蔡雯:《报纸编辑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30]http://media.people.com.cn/GB/10179476.html.

[31]盛希贵:《新闻摄影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32]陈力丹:《谈谈新闻与宣传的差异》，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495）。

[33]余晓林:《党报创新的“四个节点”》，青年记者.2009年第9期，第41页。

[34]郑保卫:《新闻长思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35]http://media.people.com.cn/GB/137684/10468186.html.

[36]许向东:《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3期，第47页。

[37]许向东:《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3期，第47页。

[38]许向东:《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3期，第47页。

[39]蔡雯:《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5页。

[40]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41]华西都市报社:《见证奇迹:汶川特大地震灾区重生全记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42]朱庆好:《论深度报道的人文价值》，《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43]李世进:《以新闻报道为诗——汶川地震诗歌论析》，《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