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进乡村社区应急传播的一些设想

第五节　关于改进乡村社区应急传播的一些设想

在任何一个社区内，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了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体系，才能保证当灾难来袭时人们能够有足够的应对之策。因此，本节将针对中国当前乡村社区的发展特征和信息传播现状，提出一些改善乡村社区信息传播的设想。

国外的乡村信息传播，存在着多种传播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形成了以互联网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模式，美国即形成了由美国农业部为主线的国家、地区、州三级农业信息网，服务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而在日本则形成了由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各种大众媒体综合使用的农村信息传播网络。电视是日本农民最常用的媒介，且日本农民都有收听广播节目的习惯，他们常常在干活的时候使用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韩国则更为重视报纸在乡村的传播作用，通过城市报刊与乡村的结盟，积极参与农村建设的报道；同时韩国还在乡村实施“信息化村”工程，鼓励村民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为生产生活服务。在乡村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印度，乡村图书馆发挥了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这些乡村图书馆由地方政府拨款建设，在普及农业科技和传播先进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而中国乡村社区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美国、日本和韩国的程度，而乡村社区图书馆的建设仍然没有实现全面普及。因此，要改善中国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无论发生突发性事件时还是在日常状态下，要想改善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首先，要通过参与式传播在乡村社区的实行来改善社区内部的传播状况；其次，要动员大众传播媒介做好对农信息传播，增强信息的针对性和服务性；最后，政府作为衔接乡村社区内部传播和对外传播的中介，需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一、发展乡村参与式传播

参与式传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已经成为一种乡村传播的主要范式，注重采用各种乡村社区原本就拥有的媒介和一些小众传播工具。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韩鸿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参与式传播在乡村传播中的作用的研究，著述颇丰。在其一系列研究论文中，提出了构建乡村参与式传播系统的观点。但目前对参与式传播的学术定义仍无定论。台湾地区的学者郭良文与林素甘是这样定义参与式传播的:“参与式传播是一种由下而上，具有草根性的社群对话与参与模式。透过适当的传播行动与媒体平台，建立民主论坛与平等对话机制，以唤醒社群意识之觉醒，进而改变现状，增进所属社群福祉。同时透过知识价值之创造，促进社群自我发展与成果共同分享。”^[23]具体到当前中国乡村社区而言，就是要建立一种根植于农村、为农民服务的信息传播体系；同时要动员农民自己运用传播媒介来记录和展现自己的生活状态，从而在乡村社区树立公信力，改变乡村社区的传播状况。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由于本地消息和本土服务信息的缺乏，导致各个乡村社区在这一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面前出现了恐慌和不安。因此，要发挥本地媒体和受众的地域接近性和心理接近性优势。参与式传播就是充分利用这两种优势的一种传播样式。乡村广播、社区报和乡村影像记录是其中三种形式。

1.推广乡村广播，发动村民力量

在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的乡村地区，乡村广播已经成为最有基础和影响最大的传播媒介。由于广播对识字率低的村民不存在接受障碍，而且容易操作和收听，因而更适合于具有口头文化特征的乡村社区。而乡村广播在中国的运用，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1994年开始，四川省古蔺县桂香村，就有一对夫妻办起了“夫妻广播”。村支书袁志诚和他的妻子创办的乡村广播，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还开办了自办节目，内容包括本村的大事小事、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紧急情况预报等。这个电台由两人兼任编辑和播音员，村干部和小组干部则为广播节目提供信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村民也可以参与节目的制作，实现了全民参与的乡村广播传播状态。这种乡村广播，受到了村民的普遍欢迎。究其原因，广播节目内容的服务性和针对性是促使村民产生收听欲望的重要因素。

广播创立之初，袁志诚的妻子每天晚上8点准时在广播中辅导学生作业，这种实用性激起了家长安装广播的兴趣。随后，袁志诚针对本村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在广播节目中进行解疑释惑。这种直接解决村民现实问题的广播节目内容，自然受到了村民的关注。随着年复一年的播出，广播促使普通村民参与到节目播出的过程中，与其他村民一起就本村的大事进行讨论，成为村委会领导下的村民公共论坛。正如施拉姆所说:“地方媒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很大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对某一地区的特别需要更了解并能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而且还因为它们使更多的人更容易有接近媒介的机会从而更容易参与公共事务。”^[24]

2008年冬天，古蔺县因冰雪灾害而大面积停电，桂香村利用发电机保证广播的正常运用，号召村民抗灾自救。在促进公共事务讨论的同时，这种参与式乡村广播在发生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的时候，也起到了预警作用。这种预警作用的实现，是乡村社区建立乡村广播的一个重要现实依据。

广播媒体在重大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中的应急效果，在历次具体案例中已有证明。据《参考消息》报道，在印度洋海啸事件中，印度南部沿海村庄维维拉伯蒂纳姆的村民，利用挂在高杆上的大喇叭播出发生海啸的紧急通知，挽救了同村村民的生命。汶川地震后，南京大学媒介案例课题组的杜骏飞教授在其主编的《公开时刻: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一书中，对广播媒体的传播优势进行了总结:首先，广播在贫困地区较为普及；电力中断时能够发挥应急性优势；可以随时跟踪事态的发展；其收听具有伴随性特征，使用方便。

因此，可以尝试在乡村社区建立广播站，动员村干部和活跃分子参与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引导村民形成收听习惯，从而在应急状态下快速将本村及邻近区域的信息传达给村民，以降低口口相传而可能造成谣言和形成不实信息的概率，发挥预警和监督功能，保证受灾乡村社区的安定。

2.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开办社区报的经验

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发生里氏7.4级大地震，史称“‘9·21’集集大地震”。在地震中大片房屋损毁，许多居民小区面临重建命运。台湾新闻学研究者蔡莺莺在探访地震灾区时发现，灾区居民自编自写的社区报纸是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期间他们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些社区报，除了由外来团体介入外，还有一部分是由当地人发起的，这里着重论述当地人自行发起的参与式办报经验。当地人发起的社区报，主要目的是推行重建政策，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社区报建立之初，主要报道当地的重建事务，发挥告知功能。小报议题栏目包括政令倡导、重建议题、心灵重建、文史记录和健康活动的报道。在政令倡导方面，主要是重建和补助资讯。与传统小报的基本功能相比，这些灾区小报在纾解灾民压力、告知信息的同时，还起到了教育倡导、公共论坛、鼓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等作用。

虽然发展仍不成熟，但是灾区社区报在社区重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2009年的“八八水灾”之后，台湾地区也利用“9·21”地震灾区创办社区报的经验，在受灾地区发型了“八八重建报”。而在2011年3月日本福岛发生地震之后，在一些安置中心，也出版了类似社区报的迷你报纸。一位名叫前川胜敏的灾民，在一处安置中心创办了一份“日报”，仅一页纸，主要刊登安置中心及周边信息。

这些社区报的发展，仍不成熟，同时也存在发刊期不固定、办报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与政府权力纠葛不清、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等问题，但是这种办报经验，不仅培养了当地居民办报的能力，也提升了其媒介素养，对当前中国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不过，在当前中国的乡村社区开办社区报，还存在许多的困难。首先，村民们文化程度较低，缺乏阅读纸质媒介信息的习惯；其次，与台湾地震灾区社区报的实践一样，缺乏专业的编辑采写团队和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台湾地区与日本这种社区报的办报经验，在我国乡村社区短期内的普及并不现实，仅可作为一种长远发展的思考方向。

3.运用参与式影像，记录社区发展

除了乡村广播和社区报的经验之外，在汶川地震中，参与式影像的出现，也成为灾区灾后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ry video），由两位美国学者肖和罗伯斯顿（Shaw and Robertson）定义为:“一种创造性地利用影像设备，让参与者记录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来生产他们自己的影像的集体活动。”^[25]在西方社会中，参与式影像常常被用于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弱势群体的信息接收问题，通过让当地民众亲身使用影像设备和参与信息制作，从而让弱势群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现状。

参与式影像最早作为一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福特基金会等机构在我国资助农村项目时的工作方法进入中国。1991年，福特基金会在云南资助了一个名为“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的项目，并鼓励53位农村妇女把日常生活场景以照片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个项目被命名为“照片之声”。该项目的负责人木德安认为:“让不识字的百姓通过相机发出声音是一个创意，靠简单的照相机、照片和故事，村民们被赋予了一种视觉的‘话语权’。”^[26]随后，参与式影像的范围逐渐拓展，由单一的照片形式演变为DV拍摄等形式。汶川地震之前，这些参与式影像，多数由国外相关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乡村社区拍摄的主要内容是环境保护、农民日常生活和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等，如农民增收、冰川保护、地区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等。直到汶川地震发生后，这种参与式影像才真正成为村民们自主记录灾后重建进程的一种新途径。

汶川地震发生后，受灾区涌现出了一批用DV拍摄灾后重建纪录片的灾民，这些纪录片拍摄的目的和方式各不相同。四川省彭州市小鱼洞镇的村民肖永发说:“地震把我前四十年的积累毁得一干二净，但我想为我的后四十年留下点东西。”^[27]地震后，他用一台DV机随走随拍，把地震后家园重建的过程一点一滴地记录了下来。汶川地震后，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和“‘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等组织在汶川县映秀镇、茂县松坪沟乡等五个极重灾区乡镇开展，动员并协助灾民用DV来记录灾区发展中的思考和困难、灾民对自身社区发展的看法和意见等。山水自然保护组织在彭州市白水河中巴村和卧龙三江镇等地建立“社区灾后重建中心”，发起“我们是主角——灾后社区生态文明重建影像记录行动”，让村民自主拍摄视频，动员各受灾乡村以影像的方式走出灾难的阴影。概括而言，这些纪录片可分为“灾后重建的社区工作方法、重建过程的记录和灾民意愿的表达”^[28]三类。

按照参与式传播理论的观点，参与式传播动员村民加入传播的具体流程，可以增强村民们的参与感。汶川地震后各乡村社区涌现的村民自拍纪录片，就是参与式传播影响百姓生活的一个例子。村民们在纪录片制作中兼任拍摄者、被拍摄者和观看者，因此得以在拍摄过程中真正表达本身的需求和想法。

震后，原来的社区因为地震而被损坏和摧毁，灾民们不得不被集中到一些安置点。如北川县任家坪，就安置了一大批来自邻近乡镇的家园被摧毁的灾民，这些人在震前可能并不相识。因此，整个乡村社区的重建不仅要使灾区的物质生活恢复到震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要让村民们树立起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勇气，即安抚村民的情绪、抚平他们的心理创伤，同时通过纪录片拍摄和放映的过程，促进新形成的社区的融合和发展。震后灾区村民拍摄的纪录片，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在成为情绪抚慰工具的同时，这些纪录片还起到了加速社区重建和融合、保护羌族等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作用。同时，这些村民们拍摄的纪录片，可以作为灾后重建政策的参照样本，让上级领导了解基层的看法，从而对政策不适之处进行修正。

除了内生性传播在乡村的使用之外，要改善乡村社区内部的信息传播现状，还需要发挥乡村社区固有的传播媒介的优势和民俗传播等的长处，动员全社区的村民都参与到信息传播过程之中来。

二、改善大众传播方式对乡村信息的传播

当前中国大众传播方式在农村的使用非常广泛，已经成为与人际传播并重的信息传播方式。当前乡村社会正值转型期，大众传播方式在乡村社区的发展方兴未艾。因此，要切实改善乡村社区外向型信息传播，就要把大众传播方式作为一个重点来加以改善。首先要拓展乡村社区村民在收看媒体信息传播时的表达渠道和反馈渠道；同时要增强大众传播媒体中对农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做到真正关注乡村和农民，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最后，各个县市的地方媒体，需要不断加强采写能力和报道能力，充分发挥自身心理和地理上的接近性，真正做出服务于当地乡村和百姓的节目。

1.做好对乡村新闻报道

电视虽然是农民最主要的获取信息的渠道，但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村民们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存在一些问题。从收看的主要节目来看，在日常状态下，村民们更喜欢观看电视剧和娱乐类节目，而对农业科技类等对农节目的收看则较少；在收看新闻节目时，村民们更多偏好收看涉及国家大事的新闻，而对自己所处的小范围内的新闻事件则多是通过人际交流的渠道获知。

究其原因，是因为媒体中对农信息的报道较为缺乏，也没有具有明显地域性和针对性的对农节目。四川电视台的十三套节目中，仅有康巴藏语卫视是明确针对四川、西藏、云南、青海和甘肃等西部五省的康巴语地区播出的，该频道的主要目的仍以宣传方针政策为主，同时注重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而对农节目则几乎没有，电视台的主要受众仍然定位为城市收视人群。同样，在中央电视台的二十一套节目中，仅有第七套节目“军事·农业”把农民明确定位为收视人群，并开设了“乡土”“聚焦三农:关注三农”“每日农经”“致富经”“科技苑”“农广天地:致富技术”等对农节目。由此可以看出，在省级卫视和中央电视台中，以农民为收视主体的节目和频道都非常少。同样，在广播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十二套频率中没有一个是专门针对乡村受众的。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六套频率中，针对的主要受众也是城市人群，没有一个针对乡村受众的广播频率。这反映出了当前广播电视媒体对农信息传播的缺乏和困境:乡村受众在整个大众传播体系中严重被边缘化。

要做好对农信息传播，首先是要增加对农节目在节目总数中的比重，从而让乡村受众有更广阔的收看和收听的选择空间。节目的定位，需要与当前乡村的生产生活实际相符合；节目语言需要通俗易懂；节目的长度与播出时间需要与乡村受众的生活习惯相适应。

与此同时，要提升村民的反馈和表达意愿。这点可以效法印度的经验。印度由电视管理员和电视俱乐部报告员及项目专家组成电视反馈评测机制，对每期对农节目的观众规模、反馈进行报告，同时为当地农民提供相应的信息和资料。这种具有明确针对性的调查机制，可以深入地了解某地区村民当前的主要信息需求，从而在节目安排中予以呈现，以达到对农服务的效果。

2.树立地方媒体在乡村社区的公信力

在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中，电视媒体一家独大。通过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应急状态下村民仍然趋向于通过电视媒体来获知信息。按照笔者所调研地区村民的说法:政府的政策是好的，电视上报道的内容我也相信，只不过基层的干部没有按照这些要求来实行。这表明，村民们认为电视媒体的报道是可信的，也就是电视媒体在村民中具有可信度和公信力。而根据实地采访中笔者的调查，村民们主要收看中央电视台和四川卫视等省级卫视的节目，很少有人收看本地县市的新闻节目。因此，灾民在信息接收过程中更多获知大范围内的政策和动态，而对本区域内的信息却不了解。

但是，央视和省级卫视的关注范围广泛，发布的主要是大范围内的新闻，而无法提供具体区域内的生活资讯，如本地居民生活所需的商店营业状况、寻人启事、救助现状、重建补助等。村民们对这部分信息的获知渠道，主要是人际传播方式，这种平行传播方式所导致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乡村社区内谣言横行。在笔者所亲历的一次集中安置点村干部换届选举中，并没有媒体以正式方式告知村民们这些候选人的资历等信息，而村民们投票时的主要依据，仅仅是口口相传的该候选人的口碑等信息，因而容易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信息偏差和别有用心的信息误传等状况。

而与此相反，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发生后，首都东京的民众反而大量购买来自福岛等地的地方性报纸来了解信息，通过地方性报纸了解信息的比例，超过了通过全国性报纸了解重建等信息的比例。日本地方报业的发达在地震这一灾难性事件环境下起到了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

汶川地震后，乡村社区村民不青睐地方性媒体，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地方性媒体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缺乏。县市自办节目的缺乏和节目制作水准的低下，促使当地居民舍弃本地媒体而求助于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中央媒体和省级媒体以获取信息。而地方性媒体在村民们的收视习惯中，常常被忽视。中国各市、县媒体，在当前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具体体现。从这一点而言，如何提升中国市、县等地方媒体的报道能力，在当地民众中树立公信力和权威性，是促进地方媒体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新闻的五要素来讲，接近性是促使受众对信息加以关注的重要原因。这种接近性包括地域上的接近性和心理上的接近性两重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媒体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心理上都与本地区民众有着更突出的接近性。

因此，从媒体发展的角度而言，地方媒体发展的策略应该是注重服务性和接近性。强化地域特色，能在各大卫视和中央级媒体报道救灾和重建大环境的媒介内容下形成报道内容的差异，从而吸引本地受众的眼球。地方媒体应该充分报道本地民众所关心和关注的新闻事件，而对重大题材事件的报道，则要选择与本地民众有关联的细节和局部进行报道，从而增强新闻内容的差异性和接近性。

如针对汶川地震这一新闻事件，北川、平武等地的新闻媒体，就可以结合当地的灾情和实际问题，在节目报道中予以呈现。首先，各灾区媒体的记者应该少报道一些行政性强的关于领导行程的政务新闻；同时主动走进基层，获取新鲜的一线的新闻素材，多报道一些地域性强的新闻内容，如本地受捐赠情况、本地重建政策及实施情况、本地灾民坚强自救的感人事迹等。同时，为灾民提供切实需要的服务性信息，也是吸引民众收看和收听的一种途径，地方媒体尤其应该关注受灾严重的乡村社区的情况，关注其生活情况和重建情况，为乡村社区的恢复重建提供更多服务性强、实用性强的信息，以帮助其加速恢复重建。

三、构建乡村社区应急传播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频发，从印度洋海啸到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从汶川大地震到日本福岛地震，这些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的发生，不仅给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使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信息传播较为闭塞的乡村社区，建立起一种适宜当地具体情况的应急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1.汶川地震后各县市建立应急传播机制的实践

汶川地震后，绵阳市启动了《绵阳市自然灾害救灾应急预案》，制定了重大自然灾害一、二级应急响应流程图，成立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灾情核查、物资保障、转移安置、卫生保障、交通保障、通讯保障、安全保卫、资金保障、捐赠接收、新闻宣传等十个应急保障工作组，按照自然灾害不同种类和救灾应急实际需要设定防震救灾、防汛抗旱、气象灾害等六个专项应急指挥部，专门负责某一类别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处置。各县市、企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及村社居委会皆制定了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如图4-5所示）。

图4-5　绵阳市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与此同时，除绵阳市外，其他极重灾县市如彭州等皆制定了相应的灾难预警机制，以应对包括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在内的突发性事件的冲击，减少地方损失。这表明经历了汶川地震的自然灾害应急演练之后，各地的应急体制建设产生了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得灾情和政令能够通畅地进行纵向和横向传播，在灾害发生时积极地通知群众进行转移和避险。

该系统的基本运作流程是: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发出警报→指挥部水利工作组通知各相关县、市、区→县、市、区通知镇、乡、街道办事处→镇、乡、街道办事处通知村、组、居委会→村、组、居委会通知到各家各户。与此同时，市和县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电视台、电台等。

以绵阳市北川县形成唐家山堰塞湖，随着暴雨的冲刷，发生了决堤险情这一事件为例，在这种情况下，绵阳市北川县在灾情发生地区构建了应急疏散预警机制，由武警水电部队负责，在唐家山、黄家坝等周围山坡安全地带设立了险情观察站，24小时监测险情，定时和不定时地向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水利工作组报告。同时，在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县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专用热线电话，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形成了及时、准确高效、协调有力、运行流畅的险情观察和信息传递系统，从而保证了各个基层乡村社区能够通过行政渠道和媒体渠道两种路径了解堰塞湖的险情和撤离通知，让每一位群众都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警报要求的撤离范围，自己的撤离路线及安置的安全地点。

在堰塞湖险情过程中，信息公开、过程透明的应急预警机制提升了政府应急处置的公信力。首先，乡村社区的村民能够从上级领导处获知险情信息；同时，报纸、电视、电台等媒体每天对险情和排险工程处置、群众避险等工作进行实时追踪报道。针对出现的谣言，指挥部也通过各种方式予以辟谣，向公众传递真实信息，这种及时辟谣的做法，使谣言止于公开、止于事实，从而有效促进了排险和灾民转移工作的进行。

2010年8月7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洪水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年9月7日“中国·甘肃”政府网站上的数据，该次泥石流灾害共造成1481人遇难，284人失踪^[29]。而稍后的8月12日，四川省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内江、阿坝等共7个市（州）也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而且其中大部分地区是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市（州），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德阳市绵竹市清平乡、阿坝州汶川县映秀镇和成都市都江堰市龙池镇受灾尤为严重。据四川省抗击“8·13”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数据，截至8月19日17时，全省共因灾死亡16人，失踪66人^[30]。同样是泥石流灾害，从受灾范围和受灾群众的数量来看，四川省山洪泥石流的严重程度超过了舟曲，但是各地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2010年8月12日晚上8点，北川县禹里乡遭受暴雨袭击，绵阳市制定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就派上了用场。首先，由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成立“救灾工作小组”，通知派出所、供电所、国土所、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和各村社居委会疏散群众，排除险情、检查交通和灾情统计等工作。暴雨灾情发生后，长虫沟村民安置点、湔江村、水秀村和紫阳村等将灾情汇报给工作小组，实现了灾情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双向畅通的自然灾害应急预警和处理，并因此而有效地避免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2.构建乡村社区立体化自然灾害应急传播机制

当前中国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频发，乡村社区的灾难应急机制却并不完善。综合以上提到的国内一些地区灾害预警的做法，乡村社区要充分应对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的袭击，必须协调基层政府、各企事业单位和村民们的力量，形成灾害短信、电视、电台、广播、社区信息等互为补充，传统手段与现代化手段综合使用，社区内部信息传播与社区外向型信息传播相结合的立体化灾难信息传播体系。

综合以往突发性灾难事件中信息传播的经验教训，要充分发挥灾害短信预警系统的作用，需要由政府组织建立起完善的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建立起一个发布灾害短信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从而增强灾害短信的时效性和预警性。

2011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工作的意见》，提出了要强化基层预警信息传播，加强农村偏远地区预警信息接收终端建设，利用有线广播、高音喇叭、鸣锣吹哨等信息传播方式将预警信息传达给村民。同时要求基层单位形成“县—乡—村—户”直通的灾害预警信息传播体系，在基层社区设立气象信息员、灾害信息员、群测群防员传播预警信息。这为乡村社区的应急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短信预警在气象灾害预报中已经有所使用，如高温、暴雨等气象灾害发生前，政府会通过气象部门向灾民发送预警短信，但这种方式由于渠道单一，并不能达到全面覆盖的效果。如2011年4月广东省佛山市发生短时强降水和大风天气期间，佛山市顺德区气象局就没有以灾害短信的方式向广大市民和周边村镇和厂区的居民提供预警信息。由于地震是一种突发而难以预测的自然灾难事件，因而常规情况下用于预警和预报气象灾害的灾害短信，在灾区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另外，大范围全网发送预警信息，需要报省应急办批准，再通知运营商传送，而运营商再作发送准备工作，所需时间较长，面对瞬时即至的突发性灾难事件，根本达不到预警的目的，尤其是对那些身处偏远乡村的灾民，灾害短信的作用显得更为微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灾情短信无用武之地。当自然灾害发生后，各部门仍然可以充分利用灾害短信，向灾民报告灾情、救灾进展等信息。汶川地震之后，各相关市县皆成立了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由各级指挥部来负责自然灾害事件的短信发布，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

在常规性自然灾难事件状况下，如旱涝灾害时，应急指挥部可以提前从气象部门获知预警信息，由专门的部门负责将这些信息以短信的形式下发给直属下级单位，甚至直接发送给村民等个人；而在地震等难以预测的自然灾难事件发生后，可以由应急指挥部将本区域内的灾情、救援信息等关键内容以灾害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各受灾乡镇的负责人，并由这些负责人发送到灾民手中，从而避免灾后很长时间内的信息匮乏和谣言肆虐。

其次，在进行自上而下的灾害短信传播的同时，各种大众传播媒体应该积极参与到灾难事件报道的行列之中，随时跟踪报道各受灾地区的状况和救灾、预防和捐赠事宜等具体信息。同时，以各基层乡镇和村社为主体，动用有线广播、锣鼓、高音喇叭和其他社区内部的参与式传播形式实现社区内部有效而及时的灾难信息传播。

与此同时，各乡村社区应该在本社区内形成一种灾难预警机制，成立专门的灾害预警小分队，设立专门的信息预报员，积极动员本社区的村民来组织和形成应急救援机制，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如图4-6所示。

图4-6　理想的乡村社区自然灾害应急传播机制

当前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时有发生，研究这种应急状态下的乡村社区传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汶川地震10个极重灾区县市中乡村社区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当前乡村社区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乡村社区的应急传播现况已经显现了出来。综合而言，就是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与外部信息传播系统相互支撑相互影响，传统传播方式、大众传播方式与新型传播方式等相互作用相互辅助的一种应急传播机制现状。

但是，当前的模式并不完善。因此，要切实改善乡村社区的应急传播，必须将政府、媒体和社区三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构建一个由社区参与式传播、大众媒体信息传播和政府应急预案相结合的立体化应急传播机制。然而，乡村社区的应急传播机制的建成，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努力才能实现。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http://www.gov.cn/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3.htm。

[2]徐琦、〔美〕莱瑞·赖恩:《社区社会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3]〔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4]陈建林、赵京音:《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模式的思考》，《农业网络信息》，2009年第12期。

[5]〔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6]韩鸿:《参与式传播对中国乡村广播发展的启示:基于四川古蔺县桂香村“夫妻广播”的调查》，《当代传播》，2009年第2期。

[7]杨季翰:《新频道 新种子 新希望——访陕西农林卫视频道负责人、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新闻知识》，2008年第5期。

[8]求是理论网:《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青川精神》，http://www.qstheory.cn/lg/bf/201105/t20110512_80436.htm。

[9]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10]新华网:《中国互联网状况》，http://news.xinhuanet.com/eworld/2010-06/08/c_12195343.htm。

[11]马九杰、赵永华、徐雪高:《农户传媒使用与信息获取渠道选择倾向研究》，《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2期。

[12]李红艳:《乡村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13]绵阳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北川县恢复无线广播电视播出》，http://gd.my.gov.cn/ReadNews.asp？NewsID＝2183。

[14]四川日报网:《什邡，村务管理也用上了信息化》，http://sichuandaily.scol.com.cn/2011/07/18/20110718633153990316.htm。

[15]成都日报多媒体报刊:《成都建成首个灾后援建农村信息化示范项目“中兴网络家园”》，http://www.cdrb.com.cn/html/2010-10/12/content_1076107.htm。

[16]贺建平、何露露:《危机传播中的“回飞镖效应”及其应对》，《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7]Fiona Duggan and Linda Banwell:Constructing a model of effectiv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a crisis，Information Research，2004，5（3）:178-184.

[18]《八大抗震救灾举措保畅通》，《华西都市报》，2008年5月15日第7版。

[19]涂劲军:《冒死送信，他一步步踏出生命之路》，《华西都市报》，2008年6月10日第6版。

[20]网易新闻:《困在禹里乡，一个乡党委书记讲述震后“孤岛”故事》，http://news.163.com/08/0626/00/4FATTJBR000120GU.html。

[21]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的通知》，http://www.sc.gov.cn/sczb/2009byk/lmfl/szfwj/201109/t20110902_1162293.shtml。

[22]吴建、张力:《论危机事件中传统传播与大众传播方式的结合——以四川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为个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23]郭良文、林素甘:《从参与式传播观点反思兰屿数位典藏建置之历程》，《新闻学研究》，2010年第102期。

[24]〔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25]Jackie Shaw and Clive Robertson:Participatory video:apractical approach to using Community video creatively in group development work，London:Routledge，1997.

[26]木德安（Ann McBride Norton）:《照片之声》，《人与生物圈》，2005年第1期。

[27]王朝网络:《关注灾后重建，彭州村民眼中的影像》，http://tc.wangchao.net.cn/bbs/detail_1857370.html。

[28]韩鸿:《灾后重建中的村民纪录片价值探析》，《电视研究》，2010年第8期。

[29]中国·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481人遇难》，http://www.gansu.gov.cn/zqnsl_bk/Detail.asp？Class_ID＝3908＆root_id＝230＆ID＝42711.

[30]新浪网:《四川山洪泥石流灾害致16死66失踪》，http://news.sina.com.cn/c/2010-08-21/00052094279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