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个案研究——以汶川萝卜寨、彭州宝山村、北川任家坪为样本
基于以下四个理由,本研究选择了汶川萝卜寨、彭州宝山村和北川任家坪三个乡村社区作为案例。
(1)不同民族、地域和经济发展状况下的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在媒体接触习惯、媒体发展状况和重建状况等方面是否有显著的差异?如萝卜寨代表的是地处经济不发达地区、高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区域;而宝山村代表的是经济比较发达,成都冲积平原边缘、接近城市、交通较为便利的汉族聚居区;此次调查选择北川,因为北川任家坪在变量选择上是介于萝卜寨和宝山村中间地带的极重灾区。
(2)媒体关注度方面,宝山村和汶川萝卜寨受媒体关注度较低,北川自地震发生之后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而任家坪自地震发生以来,由于该村是距离北川老县城最近的一个村庄,且老北川中学就位于该处,另外,灾后重建过程中,由于该村致力于建设北川地震纪念馆以及全力打造“凉风垭羌寨”旅游度假村,因此,该村的媒介关注度一直都很高。三者的这种对比可以作为分析的一个参考维度。
(3)以聚居地的现状看,萝卜寨属于整体搬迁,宝山村则是就地重建,而任家坪则介于此两者之间——上村基本属于就此重建,下村则整体搬迁重建;就地重建的灾区基本保留了原有的信息传播模式,而整体搬迁的地区由于政策和地区规划的原因,可能会呈现出很多原来没有的新型传播模式。而这作为样本可以为个案的对比和分析提供依据。
(4)绵阳地区是国家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之一,该市致力于利用三网融合的政策契机,打造一个覆盖城市农村的公共应急服务平台。这是北川任家坪作为个案选点的最重要理由,有很强的代表性,可给当地政府日后政策的实行提供依据和借鉴。正如绵阳广播电视局局长袁昌杰说:“汶川地震后,我们就总结出一个经验,那就是必须打造一个应急网络服务平台,在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及时将有关信息传递给用户……这个平台无论是由广电主导建立还是由电信主导建立,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能够在关键时候体现应急服务的作用。”[1]
因此,汶川萝卜寨、彭州宝山村和北川任家坪作为地震极重灾区三种典型的乡村社区形式,为我们研究极重灾区乡村整体风貌提供了三个完整的切片。而对于为什么选择乡村社区而不选择家庭或乡镇作为研究单位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在其《江村经济》一书中的选点理由同样适用于本选题:“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的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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