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的个案研究背景

第一节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的个案研究背景

一、萝卜寨、宝山村、任家坪情况简介

1.萝卜寨

萝卜寨位于岷江上游干旱高半山地带，海拔1970米，属于阿坝州汶川县雁门乡管辖，距汶川县城15公里，入寨口位于213国道旁，是羌族聚居村，村子北面和南面是山区耕地，新寨西向老寨，东面是灵盘山；气候属中纬度内陆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森林覆盖率和林草覆盖率较好，植被茂密。从寨口进入寨内公路投资1000万元，长10公里，是全省最好的村级公路之一，该村如今有移动基站、手机、有线电视等对外交流设施和工具。

萝卜寨没有工业、矿业、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只有少部分村民手工刺绣做些传统的手工羌鞋、鞋垫出售给来村里旅游的游客，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土豆、花椒等，牲畜以生猪为主，基本还处于传统小农经济状态。据2006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该村土地面积约80km²，耕地面积约60km²，退耕还林20km²。村民文化素质方面，小学文化程度的村民占80%，初中文化仅占15%，高中文化仅占5%。2006年萝卜寨全村GDP是1422188元，人均纯收入1328元，而当时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当年的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013元，从这样的标准来看，萝卜寨还处于贫困状态。^[3]

萝卜寨是如今被发现的世界现存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黄泥羌寨，整个寨子的建筑都用黄泥和石块筑砌而成，“犹如云朵上的迷宫，天外飞来的古堡，半挂在云端，美不胜收”。2000年前，萝卜寨就是羌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中心，俗有“古羌王遗都”和“云朵上的街市”之称，保存了相当完整的羌语、羌绣等羌民族文化。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战争防御为核心思想的建筑，几乎家家相通，户户相连，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形成了上、中、下3层立体交织的军事堡垒:最下一层是豢养牲畜的地方和厕所，中间一层住人，楼顶则是平台，主要作堆放粮食的晒场，也是老人休憩、妇女刺绣针织、小孩玩耍的场所。寨内巷道阡陌纵横，有72个巷道，看上去各家各户各自开门、单家独院，实则进一家就可以串百家。萝卜寨是一座没有碉楼的羌寨，就是因为它自身完善而强有力的防御体系，形成了萝卜寨有别于其他羌寨的一大特色。^[4]但“5·12”地震给这个古老的羌寨以毁灭性的打击，全寨基本被地震破坏殆尽，因而被废弃，如今的新寨按照政策规划而建，规整有致。

由于萝卜寨处于高山上，在历史长河中与外界长久绝隔，信息流入较少，因而当地保持了淳朴民风，全村各家比邻而居，宛若一家。若有婚丧嫁娶或筑屋上梁之事，全村的村民都参与其中，相互协助。在震前的老村寨，每户人家的院门都没有门锁，只在门框的右侧开有一个藏有木栓的门洞，邻里乡亲相互串门时，便可自由打开木栓打开房门进入屋内。访客串门之时，在门闩洞中若有石头，则表示该户人家已外出；若无石头，则表明该户人家居于家中，客人便可登堂入室，访亲探友。这种日常交流带有极大的便利性，表明村寨内部的信息交流频繁，为村寨正常的生产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带有鲜明的规则，以门闩洞内的石头有无来暗示屋主是否居家，这种编码规则只有在编码者与解码者享有同一套语义符号的情况下才能有效。

萝卜寨因地理位置及气候的缘故，干旱少雨，村民们常前往村头龙王庙祈雨。据龙王庙碑的残缺记录，这座庙建于汉明帝永平年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庙里供有菩萨，有羌民信奉的老虎神、山神、树神、寨神，充分体现了羌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包容百家思想的朴素原始宗教信仰观念。这座庙宇如今已经损毁。家家敬门神，堂屋设神龛。在羌族中，还有一类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人（释化）需要仔细说明一下，因为这类人在传统中居于文化活动的中心位置，且由于经常外出，与外部交流相对比较多，因而极有权威与地位，如今虽然释比地位有所下降，但仍在羌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释比自称“lapi”（意为可腾云驾雾之人），或“pi”（意为祖师爷阿爸锡拉的后人或手艺人），汉族称之为“端公”。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萝卜寨的村民因教育程度提高、人口流动性加大带入新的观念、电视和手机等媒介使村民与外界往来更频繁而使信仰呈现弱化趋势。只是共同的信仰和祭祀活动与人们的思想观念紧密相关，规范着人们做人的准则，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整个社区村民的行为，宗教信仰在村寨中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产生一定影响。^[5]

2005年下半年，光大旅游公司对萝卜寨进行开发，打造羌文化生态旅游景区——中国羌族第一寨。由此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村民、公司和政府三方都能获得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旅游发展模式，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旅游发展过程中加入了以社区为中心的理念，社区居民是旅游发展的主体，社区居民的利益处于较高的位置，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社区营销，参与旅游服务和参与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分配等。^[6]这种旅游模式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参与性加强，可惜因地震带来的破坏而被中止。

“5·12”汶川大地震中，萝卜寨226户人家的房屋全部倒塌，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全部被毁，44人死亡，85人受伤，是汶川县受损最严重的村庄之一。根据灾后恢复重建求，萝卜寨老寨作为地震遗址保护，按照“修旧如旧”的理念，新寨在老寨的上方选址重建，由广东省江门市对口援建。2009年10月新居建成。新居按照建筑设计只有一层，全村新房格局统一标准，每户52平方米。搬进新房，每户平均需要缴纳6万元，其中政府补贴近2万元，广东省援助近1万元，华侨爱心捐赠1万元，村民可向银行低息贷款2万元。有条件的家庭可以自行加盖第二层。因为新居的缴费与补贴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对于国家灾区重建政策的解读，即开篇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象。这种现象与本研究选题密切相关，在后文中会着重予以解析。

2.宝山村

宝山村位于成都彭州市龙门山镇，40多年来，宝山村在其村党委书记贾正方的带领下，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逐渐从一个一片空白的贫穷小山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四川省红旗村”“四川省小康示范先进村”。全村有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26个，涉及水力发电、旅游开发、建材加工、食品制造、矿产品加工、林产品加工等各个行业，涵盖农业、林业、食品加工、工业、旅游业，另外，该村还组建了宝山集团公司，经济资本累积已有40多亿元。村党委还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2008年，宝山村党委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该村党委书记贾正方还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农村十佳优秀人才”、四川省“明星村支书”、“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省最具影响力劳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劳模——时代领跑者”、全国村长论坛授予的“功勋村官”等荣誉称号，还受到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宝山村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发达，农村社区组织完备，农民生活水平较高。据有关杂志采访资料显示，该村在四个方面走在四川乃至全国农村发展的前列:一是发展作为基础地位的农业，着重解决该村吃饭问题；二是大力发展工业，夯实经济基础；三是共同富裕，集体致富，共奔小康；四是响应国家政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宝山村经济发展水平高，村中的孩子上学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村集体负责，该村的大学生在读书期间还发放600元/月的生活费。村民退休以后发放2000元/月的生活费，五保户的生活费、医疗费用全部由村集体包干。^[7]

在汶川地震中，宝山村遭受到了重创:全村共有54人遇难，7078间房屋倒塌，6家企业被山体垮塌下的泥石掩埋，7家企业被彻底损毁无法恢复生产，另外13个企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全村的经济损失总计达20多亿元。重建过程中，宝山村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恢复经济发展，重建受损的产业和企业；二是进行科学规划，着力建设“经济发展、村民富裕、环境优美、文化丰富、管理科学”的山区特色的花园式新农村。由此还形成了“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的新“宝山精神”。

截止到2009年底，宝山村恢复了11座水电站，重新恢复了龙门山镇的区域电力网络，为村民生活和集体企业的生产恢复奠定了基础。另外，宝山村对矿业、木业中的高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的投资加大了力度。其中，仅木业一项就已投资2.458亿元，还被纳入了“四川省重点龙头产业发展项目”，部分设备还为进口，已于2010年6月投产。正式投产后，木业解决就业岗位约300个，每年产量为22万立方米，销售所得收入3.8亿元，带动了3500户家庭种植原料林木，每户家庭每亩平均增收2400元。

地震过后，宝山村把村民建设永久性住房作为一项民生重点工程来抓，以适度集中、产业支撑为原则，科学研究，合理规划。依托宝山村强大的集体经济，村中集体性按5000元/人的标准补助村民开展房屋建设，速度推进得非常迅猛。2009年6月18日，作为成都市灾后重建的样板工程——宝山太阳雨乡村酒店建成，开启了宝山村村民乔迁新剧的大幕，到该年年底，村中永久性住房建设已经总体落成。经过研究论证，宝山村以发展山地度假旅游为新路子，“从而实现增加村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改善农村环境、提高村民生活品质，提高村民素质、丰富农村文化，树立宝山形象、创宝山品牌这四大基本功能，最终实现村强民富的新型山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8]。

3.任家坪

任家坪村位于北川县曲山镇，该村是距离老北川县城最近的一个村，下辖9个村民小组，全村有近3000余人。汶川地震中，该村遇难和失踪的人数为156人，房屋损毁率高达95%，其中有4个社无法在原址上进行重建。^[9]

任家坪地处极重灾区，该村板房区是曲山镇4个群众集中安置点之一，一共入住了1271户群众，更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余震、唐家山堰塞湖危机、2009年8月间的洪水泥石流等多重地震次生灾害的洗礼。

由于105省道北川老县城段在地震中损毁殆尽以及出于老县城遗址保护的需要，自地震后，任家坪向北的交通中断，因此可以说，该村处于区域性交通的末梢，但是，这却未能阻碍任家坪的发展。灾后重建过程中，经决策，曲山镇新址就选定在了任家坪，北川羌族自治县地震纪念馆也选在了该村，这里因而受新闻媒体的关注度极高。2011年，任家坪村里由山东对口支援建设的学校、卫生站、文化站都已经投入了使用。2011年4月初，北川地震纪念馆全部完成了基础开挖，随后进行了防水工程的挡土墙工程，主体工程于2011年5月完成。

由于任家坪是绵阳市到北川老县城的必经之地，且因为该村地域相对开阔平坦，是旅游或老县城居民回城祭奠而停留的主要地方，于是，此处兴建了北川地震纪念馆，既实现了纪念地震的功能，更与老北川中学遗址现场相结合，另外，为地震纪念馆配套的服务设施在融入任家坪灾后重建为其提升重建力度的同时，又从长远为任家坪居民提供了就业的可能性。基于此，任家坪的功能定位明确，设计团队为任家坪量身订制了一个名为“一轴四组团”的规划方案。具体来说，“‘一轴’是指以山东大道为轴线，‘四组团’分别指西山坡居民住组团、老北川中学遗址及地震纪念馆文化组团、场镇结合生活组团、凉风垭居住组团”^[10]。

曲山镇基于任家坪村紧邻老北川县城地震遗址的地理优势，在重建中将村中的农房按照羌族风格进行统一规划和设计，并予以适当的重建和加固改造，凭借发展旅游经济的契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更试图打造一张世界级的北羌名片——“凉风垭羌寨”。该寨位于任家坪村5社，共有32户人家，124口人，耕地50亩。地震中倒塌的20户农房和损毁的12户农房都得到了重建和维修改造。“凉风垭羌寨”以集中建设为原则，统一规则设计、统一风格和风貌，所以建筑均突出羌族特色；同时，该寨还完善了各种配套功能，新建了文化广场、农家书屋、排水管道，重新铺设了村中道路，还建成了广播站、电视村村通工程等公众文化设施。此外，北川县政府还将“凉风垭羌寨”纳入“北川地震遗址博物馆—杨柳坪—景家—石椅—任家坪”观光旅游产业规划，采取“政府与村民共建”的模式，推动并组织成立了集休闲、文化、餐饮、娱乐等为一体的旅游集团。

有记者在任家坪进行随机性社会调查，并填写了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高达81%的村民在对“对未来生活有无信心”问题进行回答时给予了肯定答案。而在对地震前后的生活进行对比时，有75%的村民认为生活水平已经恢复到震前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震前。^[11]这些统计结果因是随机调查，难以保证效度，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调研经过

从2010年7月开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汶川地震重灾区灾后信息传播系统的恢复重建与发展研究》调研组展开了对涉及此课题的相关地区的调研工作。7月至11月，课题组对北川县、青川县、都江堰市、汶川县、平武县、广元市的多个乡镇、村寨进行了田野调查。2010年9月，课题组人员再次对都江堰市进行了田野调查。2010年10月29日至31日，课题组深入汶川县、茂县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在萝卜寨进行了焦点小组研究，还组织了相关座谈，收集到大量一手资料。

此次焦点小组研究，我们还遵循了“漏斗原则”，即按照访谈指南，将所提问题按照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通到敏感，从没有指向性到更为聚焦、更有明确指向的顺序来推进。

当然，萝卜寨的焦点小组访谈也产生了一定的缺憾，其中的一点就是我们预想的访谈内容与实际所获得的信息有一定的出入。村民容易基于自身的利益而对诸如房屋建设、国家政策补贴等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本研究试图着重回答的问题是:在地震发生前后，该村的对外传播和村民相互之间的交流是如何进行的，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对该村的重建发展有所裨益。因为这样的诉求差异，致使访谈过程容易“走题”，这需要协调者具有高度的协调意识。

尽管让拥有不同变量属性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就关于信息传播系统在灾后重建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助于使本研究能够以创造性的方式探索汶川地震乡村社区传播的相关问题，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灾区民众真实使用媒介的动机、方式、内容，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的促狭和生活经验的有限性，参与焦点小组的人们完全按照内心真实的想法对信息传播的内容、方式进行讨论，他们也难以对媒介信息或内容助益于自身现实生活进行清晰明确地说明和表达。因而，焦点小组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遭遇以上困境时，参与人员往往保持沉默而给那些“见多识广”或健谈者更多的发言机会，致使类似“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发生。这种集体趋同效应在诸如有该村行政人员在场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而，参与者中不同方面的意见也会在群体压力以及趋同心理的作用下而越来越微弱。这一点，不仅仅在本次萝卜寨焦点小组研究中表现格外突出，同时，这还是广大使用焦点小组研究人员所取得的广泛共识。这种缺陷，只能在协调者的引导和调节下尽量降低其对研究效度的影响，而不能将其完全消弭。

从汶川、茂县回来后，在总结此次调研的经验与问题的基础上，课题组对彭州宝山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进行了4次焦点小组访谈。彭州宝山村的焦点小组，因该村经济发达，人们奔忙于生产生活的恢复，作为小礼品的“刺激物”作用有限，在其村党委书记贾正方的协助下才召集到合适的人数进行小组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我们又在该村没有行政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验证性研究，两者的结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而我们确认此4组焦点小组的结论是合理的，是能够为我们所接受的。

2011年1月7日至9日，基于个案选点的慎重考虑，作为介于萝卜寨和宝山村之间的一种过渡或对比，课题组选定北川任家坪作为第三个个案点进行了调研。此次调研分为两个部分:与灾区群众座谈和入户调查。在调研时，任家坪居民有3种情况:因地震损坏从山区上搬下来的居住者（木制板房中）、因地震损坏在原损坏房屋周围集中居住者（钢材板房中）、因地震损坏在原地重建的居住者（划定宅基地在原址上重建）。本次调查较为侧重于原址重建的群众，因为板房区是临时居住点，相关的硬件使用情况还处于过渡期。此次调研共组织了4组座谈:与因地震损坏从山区上搬下来的居住者（木制板房中）进行一组座谈；与因地震损坏在原损坏房屋周围集中居住者（钢材板房中）进行一组座谈；与因地震损坏在原地重建的居住者（划定宅基地在原址上重建）进行两组座谈。入户调查方面，以2名课题组人员一组，其中一名负责对室内的电视、广播、收视线路等做实景拍摄，另外一名与入户调查对象交谈并录音。其中木制板房中调查5户，钢材板房中调查5户，原址重建中调查10户。

经总结，任家坪的调查结果大致可归结为如下10个要点:①全村电视基本已经普及，地震后较地震前电视数量有所增加。②在地震中，村民收到了政府赠送的广播设备，地震前后均不怎么使用；村委会有喇叭安装在村里的小学中，每天早晨播放新闻等，但据村民反映声音很小，作用不大。③村中很少有座机，只有家中安装有上网宽带的家庭中才有座机（座机费用高，且不方便），家中有电脑可上网村民比例约为5%。④手机的使用很普遍，成人几乎人手一部。⑤电视收视信号震前来自闭路信号，震后线路损坏现在均来自“锅盖”。⑥村民收看电视节目主要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上网用户主要为打游戏或者看网络视频。⑦村中有村民信息公告栏，内容多为干部换届选举、重建政策等，还有若干科普宣传栏。⑧任家坪震后在板房区有一家村民书屋，约有200本左右图书，多为农业科普知识。⑨灾害预防信息系统已经初具雏形，村中有安排专职的地质灾害检测员，但目前效果还不是很明显。⑩三网融合等相关情况在任家坪没有见到，该村重点在建设北川地震纪念馆，统一规划尚未涉及网络信息情况。

2011年9月11日，作为对萝卜寨、任家坪、宝山村三个案例的补充，课题组人员再次前往极重灾区都江堰市中兴镇上元村，对国家经济信息系统援建的全国第一个农村综合信息化服务平台、成都首个灾后援建农村信息化示范项目“中兴网络家园”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了实地观察，并获取到《中兴网络家园服务指南》《国家经济信息系统援建都江堰市中兴镇灾后重建农村信息化示范项目:中兴网络家园》等一手材料，并通过访问该项目的管理人及上元村行政人员、组织村民访谈等手段，了解了“中兴网络家园”自投入运行以来的经验与问题。

通过以上实地调查，焦点小组方法的优越性得到了体现，使我们观察到了受众对媒介内容认知的一个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现象。以下是对此现象的一个具体、详细的描述。此外，为便于说明研究材料的出处，我们特地对汶川萝卜寨、彭州宝山村和北川任家坪三地所开展的焦点小组或访谈进行编号。在萝卜寨所进行的研究组（次），分别编号为萝Ⅰ、萝Ⅱ、萝Ⅲ、萝Ⅳ；依此例，在宝山村所进行的研究组（次），分别编号为宝Ⅰ、宝Ⅱ、宝Ⅲ、宝Ⅳ；在任家坪所进行的研究组（次），分别编号为任Ⅰ、任Ⅱ、任Ⅲ、任Ⅳ。下文如有涉及材料出处时，只作简称。表5-1是三者对特定问题的对比，从中我们探寻出了一个较具研究价值的问题。

表5-1　萝卜寨、宝山村、任家坪对待重建政策及其来源的态度对比

上面的访谈内容是经过整理后，三个乡村社区居民对比比较明显的地方，尤其是如何看待重建政策的问题，三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参与焦点小组的萝卜寨村民几乎一致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凡是电视台说了的，我们都不相信；凡是电视台没有说的但私下里流传的，我们都相信”。这样的看法，与任家坪村民认为的“中央政策是好的，但是是下面的人执行坏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何解释这种差异，是本研究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在没有弄清楚三个乡村社区居民的媒介结构和使用习惯之前就妄下断言是不明智的，因此，我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将放在第五章第二节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