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

第三节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

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于任何社会来说，不论发展程度如何，传播总是处于生存的中心位置，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加以报道时，有决定需要做出，有知识需要加以扩散，或变革迫在眉睫——信息就开始流动。”^[15]换而言之，社会变迁的前提是传播的畅通无阻，媒介的使用及其信息自由流动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乡村社区传播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有学者对一个村落由贫困村发展为小康村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研究后，总结出了一个大众信息传播与乡村社区受众传播行为方式相整合的一种本土化发展传播模式，试图考察大众信息传播系统在提升乡村社区发展水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如图5-4所示，大众信息传播系统是整个体系的核心，起着信息中介的作用，省、县、乡级决策管理系统、社会系统与决策管理系统、资源增殖经营系统、村级社会发展系统积极互动，显示出了信息传播通道在各部分之间的双向畅通。但该模式是对大众信息传播系统在乡村社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一种探索性试验，如作者所言，有着理论的局限性，尤其是对乡村社区村民的现代化态度量表的确定是出自作者自己的“探索性思考判断，缺乏丰厚的常理依据”，因此，对“现代化”概念化及操作化所得的研究结论在信度和效果方面都有进一步验证的必要。此外，此模式虽然将乡村社区发展的各主要部分及各自的功能进行了有益的区分，但对大众信息传播系统是通过何种渠道具体实现信息的接收与接受的途径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而这恰恰是这一研究最有价值的部分。

图5-4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传播模式^[16]

从这一传播模式中，我们可以分离出乡村社区传播对于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作用的三个具体方面:一是对乡村社区结构的影响；二是对社区传统文化及居民传统思想观念的解构及现代化观念的建构；三是对社区现代化进程的作用。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传播工具使用的大众化、日常化现象也逐渐向广大的乡村社区蔓延，乡村社会也正在成为新型媒介的消费场所，这也意味着新型媒介与乡村社区存在着先天的契合关系，乡村社区居民也可以基于自身的信息需求获得同城市媒介受众一样的使用权，进而利用媒介服务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乡村社区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固然，乡村社区传播在合理有效的情况下会对乡村社区结构、居民思想文化观念、社区现代化产生助推作用；同时，乡村社区社会、经济发展使社区居民产生各种媒介和信息需求，在具备消费能力的条件下，这样的需求为社区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媒介基础。

二、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的经验及问题

为探寻一种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应用的信息传播模式，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的经验可以从社区传播在抗震救灾与突发应急事件、灾后重建两阶段各自发挥的作用、乡村社区内部传播系统与外部传播系统之间的互动等方面进行总结。

1.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的经验

自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至今，已经五年有余，以2008年6月30日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为分界线，2008年5月12日至2008年6月30日为抗震救灾阶段，2008年6月30日以后进入漫长的灾后重建时期，2010年5月12日三周年纪念日之后，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不再作为独立的议题而被媒体关注。从时间维度分析，村民在抗震救灾阶段与灾后重建时期的关注点有明显差别。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系统一方面在逐步恢复与发展，另一方面，这两个阶段村民所拥有的媒介种类、信息获取方式、传播方式都有显著性差异。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抗震救灾阶段，村民集中于抢救生命、保护财产，此时，生存是他们首要任务，因此，除非直接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信息，否则他们的关注重点不在承载此信息的媒介之上；灾后重建阶段，村民对于恢复生产发展较为关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村民通过观看电视了解到了政府支持灾后重建的政策，并结合自身实际做出自己的解读。另外，2010年8月中下旬地震极重灾区普降暴雨，地震次生灾害泥石流、洪涝等频发，这一时期，大众传播媒体有两个突出的报道特色:一是对于灾区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格外关注；另一方面，灾区乡村社区民众通过复活敲锣等传统传播方式组建预警传播系统并让灾害巡视员落实等途径为灾区民众提供了一道保护生命和财产的坚实的安全屏障，这种经验被大众传播媒体所关注和推广。

之所以对抗震救灾、灾后重建进行区分，是因为这两个阶段是极重灾区乡村居民进行社区传播的分水岭。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之前，萝卜寨、任家坪、宝山村等乡村社区各自只是中国广大乡村社会的一种缩影，无论从媒介关注度还是从发展模式上分析，除宝山村之外，其余乡村并无明显的发展特色，信息传播的形式和种类也不受村民所特别关注。在村民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大众传播是电视，广播和报纸较为少见，作用有限；手机的普及率在震后有所提高，原因在于地震损毁了一部分有线电话；而震前的传统信息传播形式也较为单一，以人际交流、村务公开栏为主，对于村民的重要性远远不及震后在村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信息传播形式是对村民日常生活中一些相对重要的人和事的再编码，从“熵”的角度看，村民并没有因此降低对自身生活的不确定性。地震发生后，村民在抗震救灾阶段与灾后重建时期的关注点有明显差别，所拥有的媒介种类、信息获取方式、传播方式也都有显著性差异。抗震救灾阶段，村民最关注直接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和信息，生存的压力使他们将精力集中于抢救生命、保护财产。此时，电力设施、道路交通基本被损毁殆尽，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系统、行政信息传播系统等社区外向社区传递信息的渠道已不可用，参与抗震救灾的部队此时空投的一部分收音机、海事卫星电话成为极重灾区居民向外传递信息的重要应急渠道，但是在范围和数量上都局限于部分灾区的部分村民。随着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信息传播手段正在逐步淡化，现代信息传播形式逐步丰富和多样化，手机的普及率进一步提高，互联网建设正在萝卜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从乡村社区内部传播系统与外部传播系统的维度分析，可以分为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外部对乡村社区的传播、乡村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传播、乡村社区向外部的传播三种。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外部传播系统以大众传播系统为代表，包含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直到乡村基层村委会的行政信息传播系统、大众传播媒体对极重灾区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系统、乡村社区内的外出人员从本区以外地方向本区的人际传播系统三类，此三类各自承载了不同的功能，其效果也参差不齐。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内部传播系统因有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因而，其成员之间的传播既可以是人际的，也可以借助某类媒介相互传播，又因为成员之间共享一套共有的话语体系和文化价值观，因而，对于自外部信息传播系统而来的信息，只有经过内部成员之间的讨论才能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而乡村社区向外部信息传播系统的传播，除村民主动通过手机、走亲访友等方式与自己亲朋好友联系外，更多时候体现为外部信息传播系统对乡村社区的主动关注，比如萝卜寨作为羌族文化的代表，体现羌族文化的羌寨的毁灭、老释比的遇难，都引起了外部信息传播系统的报道或关注。

从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内部传播系统与外部传播系统之间的互动方面看，社区外部对社区的传播的三种传播方式中，行政信息传播系统源于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地震发生后，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村委会都会向上级主管单位汇报本村受灾情况，但受时空距离，尤其是交通条件的影响。这种反馈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上级行政机关了解受灾的总体情况进而合理地部署救灾、重建等工作。尽管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系统在社区外部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传播，对于全国人民了解灾区最新情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极重灾区大众传播媒介损毁殆尽，电力、交通中断，其在抗震救灾阶段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在抗震救灾阶段，广大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居民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恢复时间及可利用的渠道数量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具体的接收方式的差异决定了该媒介所传播的信息与受众的相关性，进而影响了受众的认知态度。这种情况，在极重灾区的广大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着。NGO、公司、协会等社会经济组织传播系统主要通过信息、物资的帮扶恢复和提高村民的发展水平，增加了极重灾区村民对于各样援助组织性质及其所传播信息的了解，但必须与行政信息系统、大众传播系统相协调，着手进行内生性、整合性、参与式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针对性展开对受众需求的传播才能取得预定的传播目标。社区外部向社区进行人际传播的发起带有偶发和随意的性质，是村民之间为相互传递信息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这种传播方式的成本与效益都由发起人所承担，对处于这种传播范围以外的人的意义十分有限。

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内部信息传播的传播主体是居于该社区内的村民，呈现出因民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对信息传播方式、传播工具的选择性差异，表现为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空间距离短、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相对熟悉、信息大多同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工作和生活相关等三个特点。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因为负载了宣传和解释国家政策、稳定村民情绪等功能，在极重灾区乡村社区较为常见，但传播的时空范围局限于本村本寨，传播符号、语言或活动有着鲜明的地域和民族色彩。从趋势上看，随着灾区经济社会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有可能逐步淡出村民们的视野，而现代的信息传播的形式正日趋多样化，传播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极重灾社区居民向社区外部发起传播的意愿因传播方式的不同而在程度上有所差异。通过走亲访友、举办活动和会议等向社区外传播信息的主动性强，目的明确，消除信息不确定性的作用也比被动向社区外传播明显。利用现代的信息传播形式向极重灾区社区外部传播信息有加强的趋势，但传播主体以文化程度较高、善于吸收新事物的年轻人为主。

2.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的问题

汶川地震后，电子科技大学的韩鸿教授在阿坝州的羌族山寨进行一项媒介调查时发现，在涉及召开村民大会、本村村务公开等问题时，村民的答复有明显的情绪过激倾向，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推进，韩鸿教授发现了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在灾后重建阶段，由于国家对灾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补贴，并进行大量救灾物资和社会捐助财物的发放，诸多利益因素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某些地区基层本已存在的干群矛盾，使得干群关系进一步紧张。”^[17]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四川灾后社会重建课题组”在灾区调研时也发现，“灾区民众对中央政府及中央领导给予了绝对信任，大部分灾区民众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给予了足够的信任；但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是，部分灾区民众确实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怀有明显的信任缺失感”^[18]。

随着本选题调查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所选案例的增多，我们的调查结果又在韩鸿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与他们的调查结论相比，我们的调查更为细致与透彻，问题也更为明确。具体而言，对如何看待电视对地震新闻报道的问题，萝卜寨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给出的解释是，对凡是电视予以报道的都持不信任态度，对凡是经由村民之间的人际传播而电视不予报道的信息却持信任态度。任家坪的村民给出的解释是，党中央、国务院、四川省委省政府的灾后重建政策在总体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基层政府组织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腐败”“执行不力”等问题（下如此绝对和肯定的判断，姑且不论与现实是否相符，由此却延伸出对我们的研究有启发意义的一个问题:任家坪的村民何以能如此一致地做出这样的判断？）。萝卜寨和任家坪的村民都抱怨相关的利益分配不公，抑或对基层行政组织的工作能力、干部的廉洁奉公提出质疑。宝山村的村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与萝卜寨村民的观点完全相反，他们觉得国家政策在方向上完全正确，基层的执行也是按政策办事，较为合情合理。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出现的像萝卜寨和任家坪居民的负面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不安定情绪、弱势群体认同、相对剥夺感、信任缺失感、社会无助感”^[19]，在我们的焦点小组中，“相对剥夺感”尤为突出，参与研究的村民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以其他人群的利益为参照坐标，认定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被人所侵害，自己本应得的利益没有被分配得到。这种相对的负面主观心理，随着村寨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性等的降低而表现越来越突出，以本选题的调查所得而言，萝卜寨村民的“相对剥夺感”最强，任家坪村民其次，宝山村村民基本没有这种负面情绪。这与韩鸿教授的调查所得也是一致的:“在龙门山地震带以西地区，距离中心城市远，交通条件更差，某些村民的‘相对剥夺感’更为严重。”^[20]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与村民的民族语言风俗、个体生活条件有关，也与村寨的位置、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遗留的干群关系相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与乡村社区传播渠道、信息内容构成与媒介结构直接相关。

从社区外部对社区的传播渠道分析，虽然行政信息传播系统，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系统，NGO、公司、协会等社会经济组织传播系统，人际传播系统四种渠道在萝卜寨、任家坪、宝山村都存在，但是，萝卜寨村民都为羌族，文化水平不高，村民日常交流都使用羌语，且居于高寒山区，交通不便，行政信息传播系统所负载的政策执行信息却没能及时公开，致使村民无法与自己从电视上接收的国家重建政策相印证。组织传播系统、由外至内的人际传播对于萝卜寨村民接收外界信息所发挥作用的范围仅止于家庭，且带有偶发性。大众传播媒介中，村民基本不阅读村委会订阅的各类报纸，收音机实际收听率极低，因特网正在建设中，村民获取外界信息的大众传播媒介渠道便只有电视，但是，村民都用锅盖接收卫星电视，可以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套、七套以及其他省级卫视的节目，但却无法收看本地、本县市（州）的电视节目。因此，当萝卜寨村民从电视上收看到国家的重建政策等相关新闻报道后，却无法与自己村寨所处的境地以及自身从国家重建政策中的获益程度相对接，加之地理位置封闭、生活艰辛，但本寨羌民之间却经常串门，村民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系统却极为发达，在“同病相怜”的心理作用下，村民们针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便一边倒地“发酵”，最后便出现了对凡是电视予以报道的都持不信任态度，对凡是经由村民之间的人际传播而电视不予报道的信息却持信任态度的现象产生。与萝卜寨相类似，任家坪村民的媒介结构也极为单一，以电视为主，所接收的信息内容也呈畸形状态，村民对全球动态、国家大事更热衷，但却无法从大众传播渠道获知自己所处的绵阳市、北川县的最新重大新闻。这与新闻信息的贴近性、服务性相背离。然而，任家坪村民相比萝卜寨村民又有所不同，出现了“信上不信下”的现象。^[21]对此，我们提供的一个解释缘由是，任家坪由于接近老北川县城，交通相对便利，人口流动性大，该村村民前往曲山镇、擂鼓镇等地较为容易，外部人口因为前往老北川县城旅游观光、拜祭等也多在任家坪停留，因而，村民的信息获取渠道除电视之外，还拥有发达的人际传播系统，从而使村民们对于自身际遇有更多的相比较的机会，而他们的参照坐标是相邻近的擂鼓镇、曲山镇。所以，半封闭的信息传播系统、自身遭遇直接导致了“信上不信下”心理的出现。相比萝卜寨和任家坪，宝山村的信息传播系统更为开放，加之该村经济发达，村民难以找到更高的参照坐标，因此，他们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新闻报道能够较为理性地认识。

萝卜寨和任家坪居民的负面社会心理使他们对于国家推进灾后重建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采取消极怠工和怀疑的态度，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心理来源作进一步的传播分析。灾后重建以来，中央和四川省的方针政策都能够通过中央电视台、四川卫视直达极重灾区村民，而市（州）县的政策信息却只能通过行政传播系统进行传播，这种自上而下的科层传播渠道，在时效性上明显滞后于前者，加上没有市（州）县的大众传播媒介相配合，村民对于特定重建问题的讨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舆论引导，导致极重灾区村民负面心理的出现，进而削弱了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传播力。另一方面，部分电视频道对于灾后重建的报道在地震年度纪念日时，通常都会极力宣传成绩，电视上展示的大多是极重灾区村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而鲜有对重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的报道，对于极重灾区村民而言，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与自己身处的周遭环境、现实情况、所属群体及参照坐标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心理落差加剧了他们的社会无助感和心理失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应在其职责范围内重点公开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等政府信息^[22]。然而，媒介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居民对于中央和地方上信息公开的认知差异。中央和省级的重建政策、政府救济、社会援助等信息都通过大众媒介得以公开。而基层市（州）县乡只用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予以公开，比如标语横幅、公示栏、墙报等。而在极重灾区的广大乡村地区，村民的文化水平极低，因此，即使有村务公示栏公开相关信息，也会因村民的低识字率而使效果有限。但是，广大极重灾区乡村社区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却又十分发达，村民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一个与自己境遇相比较的参考坐标，生活不能及时得到改善便产生了恶意推定，进而对基层政权和党组织的形象产生负面心理。所以，极重灾区乡村的信息传播是否有效将对灾后重建能否顺利推进产生直接的影响。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将助益于灾后重建，不合理的信息传播结构则无助于甚至阻碍灾区社会发展。信息公开与否与是否能有效公开之间在传播效果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不能在极重灾区乡村社会搭建一个村民获取基层信息、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公共空间和舆论平台，谣言一旦与村民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物质利益等发生碰撞，便会激起各种非议，也就会出现普遍的怨天尤人的社会情绪。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不合理的信息接收渠道、片面的信息内容构成以及畸形的媒介结构，加上各异的民族语言风俗、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遗留的干群关系等问题，使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居民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负面心理，表现为“相对剥夺感”，严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性等的降低而加强。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特此提出以下建议:

（1）各级政府及媒体应加强关于灾后重建新闻报道的舆论引导和科学规划。“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不仅对态度形成起作用，而且对态度改变也起作用。”^[23]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有，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极重灾区的大众传播媒介硬件建设，拓宽灾区村民接收外部信息的渠道，加大电视接收设施的改造升级，使村民们不仅能够收看中央和省的卫星频道，还能收看到市（州）县的新闻频道，以加深他们对于国家灾后重建政策的理解以及对灾后重建困难的认识，此外，还需要注重报纸媒体、无线广播等对村民们的传播，尤其是要注意使用以口语为传播载体的广播媒体，此媒体时效性、感染力强。另一方面，在大众传播媒体的新闻内容建设上，要在注意宣传灾后重建成绩的同时，还要加大对重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的关注和报道，不拔高成绩亦不回避问题，把握好舆论引导的分寸和力度，摒弃单一思维，注意宣传的视角（观众的外部视角与灾民的内部视角）、报道的平衡（区域的平衡、各民族和村寨的平衡、成绩与问题的平衡），努力营造一个和谐而正视问题的舆论环境，以同极重灾区村民的生活体验和现实相符合。

（2）加强参与式乡村媒体建设。“面对激变的经济和社会，寻求社会群体感、传统感、身份感和归属感的冲动反而会愈发强烈。其中的一种反应是到较为局部性的地域意识和认同意识中寻求慰藉。”^[24]瑞典学者阿尔弗瑞德·莫德诺（Alfredo Moreno）和马蒂纳·弗瑞斯（Martina Fors）发现，在乡村地区，低技术含量的媒介反而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乡村社区居民的低文化水平天然地使他们亲近于使用语言和图像符号为载体的媒介。在我们的研究中，极重灾区的乡村社区由于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们被动地接收的信息远多于他们主动向外传播的信息，由于缺乏他们能够参与的横向与自下而上的传播媒介，他们所接收的外部信息通过人际传播在村民内部做出了结合自身现实的解读。因此，通过小规模、多元化、本地化的传播，对从社区外部所接收的信息内容进行自组织、再生产，力求消化，加强传受双方的意见交换以及在各村寨之间的横向传播就显得非常必要。如果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发布，村民们在灾后重建中所碰到的困难能够得到应有的反馈和解决，极重灾区乡村社区的流言和恶意推定就会少许多。所以，参与式乡村媒体作为乡村社会的纽带，有助于消除乡村地区日渐加剧的疏离感和情感隔阂，提高震后极重灾区各乡村社区的关联度和对比，提升村民的社会关怀和大局意识，使村民从注重短期利益和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转变为社会人、道德人。

三、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新方向:“中兴网络家园”

2010年10月12日，成都市第一个灾后重建的农村信息化示范项目“中兴网络家园”在都江堰市中兴镇上元村落成。作为国家经济信息系统援建的全国首个农村综合信息化服务平台，该项目总共投入150万元，是灾后重建新家园的展示窗口，同时也是农村信息化实验和探索的一次重要尝试。“中兴网络家园”由国家经济信息系统内38家单位共同捐款建设，占地约1.5亩，总面积400余平方米，共配备电脑62台、投影仪1台，可以同时容纳60名群众进行网上政务、村务信息查询。

之所以称“中兴网络家园”为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传播新模式，我们的理由是:都江堰市中兴镇上元村的这一项目是一次由国家进行示范推广的灾后农村重建信息化的尝试，它所拥有的资金和政策条件是我们所选案例中萝卜寨、任家坪、宝山村等都不具备的，因此没有代表性。然而，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灾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方向，是所有极重灾区乡村社区的在信息传播系统构建方面的一个重要样本。由于这种乡村社区传播新模式才刚刚起步，且仅在中兴镇上元村一村试点，公开所见的资料缺乏，因此，“中兴网络家园”这一项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乡村社区居民的信息传播样态、这一项目的推广效果如何，都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本节内容只作简单的描述，并在最后结合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概述其现状与发展前景。

2008年6月29日，“国家经济信息系统支持地震灾区信息化重建工作座谈会”提出在地震灾区农村进行信息化援建构想，随即在都江堰中兴镇上元村展开了“中兴网络家园”的筹建。2009年5月7日，国家信息中心发出《关于国家经济信息系统援建都江堰市中兴镇灾后重建农村信息化项目的通知》，国家经济信息系统38家单位共同援建的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4月9日，成都市政府的相关领导视察了“中兴网络家园”，肯定了该项目对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及建设新农村社区的重要意义。2010年8月“中兴网络家园”正式落成使用，融川西民居风格和信息化特色为一体，划分为信息查询门厅、社区服务室、电子阅览室、培训室等功能区，60台先进的电脑终端、查询触摸屏、外墙显示屏、多功能会议视频系统、LED滚动屏等配套信息化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同时还建有“中兴网络家园”网络平台，力图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其目标是普及信息化知识，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它以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使用多媒体教室、图书室、灾后重建展示厅等设施为手段，为当地社区居民、基层公务人员和旅游来访者提供农业信息服务、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服务，也可为社区居民发布猕猴桃、茶叶等农业特产品网上销售信息。具体而言，“中兴网络家园”所提供的服务种类和内容有:^[25]

信息化基础培训:利用信息化技术和平台提供电脑知识普及、涉农政策法规、农技知识、互联网应用以及其他相关的惠民培训。

基层公开服务:结合成都市基层公开服务平台建设，以实体和网络两大平台为支撑，面向本地居民提供（政）村务信息公开、办事指南和沟通交流服务，实现以公开为导向，公众服务向最基层延伸。

基层政务活动:依托项目硬软件平台，举行基层民主选举、民主议事、民主评议等基层民主活动，促进农村基层政务公开的深入推进。

网络查询服务:面向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提供普惠的上网服务，方便本地居民学习网络知识，拓宽社会视野，用好信息技术，丰富文化娱乐生活，让信息化技术、信息平台切实服务于本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图书阅览:提供农业知识、法律法规、科学技术、文化生活等种类繁多的图书阅览服务，供居民借阅；倡导读书风尚，促进文化知识传播，提升居民科学文化素养。

文化生活服务:以外墙显示大屏、多功能培训室为载体，向本地居民提供优秀影视节目、农业知识、普法宣传、惠农政策宣讲、科普讲座等服务，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农村电子商务:引入电子商务理念，开展特色农产品网上购销、网上农家乐推介和乡村旅游介绍等活动，推广当地农村经济组织，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其他公共服务:将探索各类公共服务的集成服务，开展电脑打印、公用电话、水电代收等服务，降低群众办事成本，方便居民生活需求。

“中兴网络家园”注重可持续发展，并探索创新农村信息化道路，是在统筹城乡、灾后重建与发展、中国农村信息化模式的探索与深化的三重大背景交织下催生的产物，承载着重要的使命，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一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大背景下，通过信息化手段助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村级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改革等“四大基础工程”的建设；二是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服务于灾后农村社区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三是针对当前广大灾区乃至全国的农村，在信息化方面仍然面临的“数字鸿沟”的难题，“中兴网络家园”争取努力探索出一套可移植的经验。有鉴于此，该项目把求实效、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制定了让项目辐射范围内的适龄人口“100%的人认识信息化、50%的人会用信息化、30%的人用好信息化”^[26]的切实目标。管理运作方面，采取政府支持、专业机构支撑、专门团队三结合的方法，由中兴镇政府总体管理，国家经济信息系统、成都市经济信息中心支撑督导，成都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的大学生创业机构具体运作维护，结合上元村经济社会发展、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元村的这个农村信息化项目，下一步将会与成都农村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如果发展得好，引导得法，将不只表现为一个项目的成功，还将对农村社区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全国农村社区的信息化建设都会由此得到启示。如果发展不成功，它将成为一个样本，为将来的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总结出宝贵的经验。

因此，从国家推动“中兴网络家园”建设的动机分析，此项目承载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是，大众传播媒介能否发挥效果，关键在于推动媒介运作的组织能否正常、有效且持续地提供合理的条件，同时，媒介使用者还要有真正的使用需求；这三者三位一体，是关系一项传播机制能否正常运行的基本要素。本选题所在的课题组成员于2011年9月11日对“中兴网络家园”进行考察走访了解到，此项目的运作从开通运行以来，实际上存在极大的困难。

如何让村民认识信息化、会用信息化、用好信息化？运行之初，负责“中兴网络家园”建设的成都市经济信息中心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们遂引进了成都东软信息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中心参与该项目的后期运行和维护，在每周末开展免费培训，教会当地人开关机操作、打字等基本功能，对村民进行信息化知识普及。为增强该项目的造血功能，他们还设想在“中兴网络家园”里设置“小卖部”，拓展实现水电费代收、传真收发、日常消费品的购买等功能，为居民提供各种生活便利，也可为该项目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但是，“中兴网络家园”运行维护的问题，仍与他们的设想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我们的调研中，上元村的总体人口结构特征与其他农村地区并无太大差异，中老年人留守居多，文化程度低，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都已外出打工。前者在应用新技术及新媒介方面，因受文化水平所限和无自身需求，在使用信息化工具方面存在先天的弱势；后者在信息回流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我们对村民的访谈中，受访的中老年村民均表示对“中兴网络家园”所知甚少，且基本都没有使用过相关的设备。此外，这一项目还因为存在运行经费来源不稳定的问题，极大地限制了这一项目发挥其预设的作用。

因此，从“中兴网络家园”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中，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整个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超前，人为拔高，而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没有相应地被激发出来，硬件建设与居民需求不匹配，导致村民对于诸如上元村的“中兴网络家园”、任家坪的“三网合一”这样的政策驱动下的信息工具的使用非常有限。缩小城乡信息鸿沟，实现灾后重建可持续发展，并非简单地建设几间多功能活动室就能达成目的。最根本的在于，需要激活村民使用需求，调动村民参与项目建设、维护和使用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有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的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灾区居民的使用需求，落实于惠民、利民这一根本目的。

附　萝卜寨、任家坪、宝山村调研提纲

选点的村在2008年5月前后，也就是震前、中、后的基本情况。

该村灾前、灾中损毁、灾后重建的媒体情况，其中涉及如下内容:

1.报纸、杂志的种类、数据变化；

2.收音机、广播的拥有、覆盖情况；

3.电视机的拥有量及信号来源情况（三网合一、卫星电视、无线电视、光纤电视）；

4.电视机的拥有比例；

5.电脑拥有量；

6.网络覆盖情况；

7.固定电话拥有比例。

调查计划

一、社区外部对社区的传播（以大众传播为主）

1.有没有电视机？有几台？何时拥有的？平时收看哪些频道、哪些节目？如何评价这些节目？信号来源是什么？

2.有没有收音机？有几台？何时拥有的？平时收听哪些频段、哪些节目？如何评价这些节目？

3.看不看报纸？看哪些报纸上的哪些内容？如何评价这些内容？

4.有没有手机？整个家庭有几部？都是哪些人拥有？何时拥有的？主要用来干什么？（打电话、手机报、上网）

5.有没有固定电话？何时拥有的？主要用来与哪些人联系？

6.有没有电话？是否开通宽带？何时开通的？如已开通，主要拿来做什么？（上网、聊天）

二、社区内部传播

1.平时在村中有没有相互串门的习惯？频率大概有多大？主要聊些什么内容？

2.村中有无告示栏（横幅）？何时有的？主要有些什么内容？

3.村中有无外墙标语？何时有的？主要有些什么内容？

4.村中平时举行什么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是何时开始举行的？参不参加？

5.村中平时有无举行坝坝会、村民会？参不参加？主要讨论些什么内容？有无发言的机会？

6.村中平时的一些重要活动或事情（比如红白喜事），是从哪知道的？是否参加？了解程度是否充分？

7.村中有无村广播（扩音器）？何时有的？播些什么内容？

8.如果再碰上地震，村中是否设立了预警的办法？比如村广播、敲锣打鼓、定期巡视等。

9.如果再碰上地震，如何向村中其他人求救？有无逃生机制？

三、社区向外部的传播

1.平时有没有走亲戚朋友的习惯？频率大概有多大？主要是为了一些什么事情而走动？

2.有没有在外头打工的？平时如何与他们联系？频率大概有多大？是他们联系家人的时候多，还是家人主动联系他们的时候多？

3.还有无寄信的习惯？

4.如果自己有情况要向外反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效果如何？

5.村中平时的一些重要情况（比如红白喜事），有没有外来人员？如何与他们联系的？

6.村中平时举行的一些重大活动（民俗活动、坝坝会、村民会），有无邀请村外的人参加的？如何邀请的？

7.村里有关重大活动的消息或信息要向外面发布、交流、反映、传播时，通常采用什么方式？

8.地震后，有没有接受新闻媒体采访？都是些什么媒体？采访了什么内容？

9.平时有没有出村的情况？频率大概有多大？主要是为了什么事情出村？

10.有无上网的习惯？有没有用博客、微博、发帖、跟帖等方式传递信息？

11.有无发手机短信的习惯？从何时开始的？向何人发？发些什么内容？

12.如果再碰到地震，如何与外面的亲戚朋友联系？

13.如果再碰到地震，村里如何向外面求救求援？

四、人际传播和自我传播的一些问题

1.当初是如何知晓那是地震的确切信息？（感觉到摇晃并不一定知晓那是地震，是否有人告知，涉及第三人效果）

2.知晓那是地震后，是否告诉了其他人？使用的什么方式？是否有效？如无效，是否尝试了其他方式？

3.救灾期间，是否有关于余震来临的消息（谣言）？

4.地震伤亡和失踪的总人数大约有多少？从何知晓的？

五、有待探索的几个问题

1.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关于重建的政策或信息的？

2.会不会与同村人或村外的亲戚朋友交流关于重建的政策或信息？是否会相互讨论？

3.如何评价国家的重建政策？如果政策执行中与国家宣布的不一样，是否会向外或向上反映？使用什么方式反映？

4.怎么看待不同媒体（《人民日报》、新浪）对学校倒塌的解释？

5.如何评价“敬礼娃娃”？

【注释】

[1]绵阳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官方网站:《绵阳广电局长谈三网融合及IPTV播控平台》，http://gd.my.gov.cn/ReadNews.asp?NewsID=3435。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页。

[3]夏常秋、蔡伟民:《萝卜寨经济发展调查报告》，《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7期。

[4]夏常秋、蔡伟民:《萝卜寨经济发展调查报告》，《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7期。

[5]耿静:《羌族的民间信仰——以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为例》，《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6卷第2期，2009年6月。

[6]夏常秋、蔡伟民:《萝卜寨经济发展调查报告》，《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7期。

[7]赵小平:《震不垮的宝山脊梁——访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党委书记贾正方》，《共产党人》，2010第20期。

[8]赵小平:《震不垮的宝山脊梁——访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党委书记贾正方》，《共产党人》，2010第20期。

[9]蒋君芳、钟晓晴、吴传明:《任家坪新规划谋新发展》，《绵阳日报》，转引自中国绵阳新闻网，http://www.myrb.net/Html/News/2011/04/20/039728.shtml，2011年4月20日。

[10]蒋君芳、钟晓晴、吴传明:《任家坪新规划谋新发展》，《绵阳日报》，转引自中国绵阳新闻网，http://www.myrb.net/Html/News/2011/04/20/039728.shtml，2011年4月20日。

[11]蒋君芳、钟晓晴、吴传明:《任家坪新规划谋新发展》，《绵阳日报》，转引自中国绵阳新闻网，http://www.myrb.net/Html/News/2011/04/20/039728.shtml，2011年4月20日。

[12]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成云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2008年5月17日。

[13]韩鸿教授在《墨西哥乡村传播系统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一文中，对墨西哥东部大开发中的乡村传播系统的构建分析支持了我们这一结论，参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4]肖笛:《女孩网上发帖助军用直升机成功空降汶川》，转引自网易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专题:http://news.163.com/08/0518/13/4C7SIS0H0001124J.html。

[15]〔美〕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69页。

[16]仇学英:《贫困山村发展传播模式的探索——对一个贫困乡村现代化演进的分析框架》，《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

[17]韩鸿:《亟待加强灾后重建中的舆论引导和内生性媒介建设——基于震后灾区农村的调查》，《电视研究》，2009年第5期。

[18]陈午晴:《应高度重视灾后重建中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因素》，《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1期。

[19]陈午晴:《应高度重视灾后重建中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因素》，《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1期。

[20]韩鸿:《亟待加强灾后重建中的舆论引导和内生性媒介建设——基于震后灾区农村的调查》，《电视研究》，2009年第5期。

[21]有学者也谈道了这一问题:“电视下乡之后，农民可以通过卫视节目直接了解中央及省里的政策，而与基层政府之间缺乏有效交流的渠道，导致农民和乡村干部之间的隔阂增加。”参见张世勇《干群交流的困境——从电视下乡后农村政策传播过程的角度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二条（六）规定。

[23]〔美〕克特·W.巴特:《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页。

[24]〔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5]参见本课题组在上元村收集到的材料:《中兴网络家园服务指南》。

[26]许茹、康佑榆:《成都建成首个灾后援建农村信息化示范项目“中兴网络家园”》，新华网四川频道，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0-10/12/content_211121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