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重灾区居民媒介行为分析

第二节　汶川地震重灾区居民媒介行为分析

对于媒介行为方面的测量并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本文在实地调查研究中将媒介行为理解并操作化为受众对媒介的接触和使用，包括受众接触媒介的种类（地震前、中、后三个阶段）、频率（只涉及抗震救灾阶段）、内容（问卷中已限定为与地震相关的媒介内容）、媒介使用后的满足情况（只涉及抗震救灾阶段）、对媒体的评价（只涉及灾后重建阶段）。问卷中的第三部分为开放式问题部分，主要用于了解灾区居民对媒体本身（政府类媒体或者商业市场类媒体、传统纸质媒体或者网络媒体）所呈现内容的接受（认知）程度。

应该说明的一点是，本文的研究是从“受众”即从“人”的角度出发，在发生灾害类事件时，人本身就处于一种“应急”状态下，再加上电力和通讯的中断，文中的媒介行为不仅包括受众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行为，还包括在灾害“应急”状态下“人”通过自我（呼喊、手势等肢体语言形式）进行信息感知和传播的行为，也更多地将信息传播体现在自我传播和人际传播上。

一、受访者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在分析灾区受访对象的媒介行为时，往往需要先考察分析受访者的一些基本个人特征，不同的个人特征通常会导致不同的媒介行为。通过进行大范围的受访对象人口学特征描述可以了解到不同群体产生差异化媒介行为的一些关联因素。本研究中有效调查的904位受访者的主要人口学特征如下。

1.性别

如表6-1所示，受访对象中男性占47.5%，女性占52.5%，性别比例逼近1∶1。

表6-1　性别（gender）

2.民族

如表6-2所示，受访对象中汉族占83.3%，藏族占0.7%，羌族占15.4%，回族占0.7%，未出现其他少数民族。鉴于实地调研地点除了汉族外，大多是羌族、藏族居住点，且有少数回族，故设置问卷时除了汉族、藏区、羌族、回族外，其他的少数民族数量较少则归为一个选项（根据问卷数据呈现，在受访对象中未出现其他民族）。除了汉族本身人数众多外，此次问卷调查地的北川、汶川羌族居民较多，在表6-2中有所体现。

表6-2　民族（ethnic）

3.年龄

由于年龄变量较为分散不便于统计和控制，且鉴于受访对象的认知水平和社会阅历，故在确定年龄标量时，本文对受访对象的年龄进行了控制，选择6岁以上不同年龄段的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如表6-3所示。受访对象中，6～18岁的占13.2%，19～30岁的占28.2%，31～45岁的占32.1%，46～60岁的占18.9%，60岁以上的占7.6%。样本的年龄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表6-3　年龄（age）

4.居住地

在确定受访对象居住地时，以两年为时间界限，源于在进行实地问卷调查时距离“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有两年多的时间，这样便于了解他们在受访时较近一段时间内媒介素养形成的社会环境。根据近两年居住地来研究居民的媒介行为是本文的一个分析指标。如表6-4所示，在近两年中，受访对象中居住在大城市的占3.9%，中小城市的36.1%，农村地区的58.3%，其他1.8%（此处“其他”根据实地调研得知多为流动人口，居住地不定）。从表6-4中可以看出受访对象中生活在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占有很大的比例。

表6-4　居住地（area）

5.职业

如表6-5所示，受访对象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占4.3%，专业技术人员占7.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3.5%，商业、服务人员占20.2%，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23.5%，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3.4%，军人占0.6%，学生占15.4%，离退休人员占4.9%，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根据实地调查情况了解，这部分人多为“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到地震灾区的志愿者或民间NGO组织成员。这些人后来留在了灾区，有的在灾区一直持续从事公益活动，有的被政府以半官方性质收编从事灾后重建）占16.4%。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受访对象的收入，职业和收入以及受教育情况又影响着受访对象的媒介行为。由于在问卷设置时，职业分类不够科学，部分职业种类之间区分度不是很大，根据实地调查所知，问卷填写时存在部分失真。故在后续分析中，这部分数据未被采用，仅供参考。

表6-5　职业（job）

6.政治面貌

如表6-6所示，受访对象中中共党员占9.0%，民主党派占1.2%，群众占89.8%。政治面貌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其思想意识形态，在对各类媒体（政府类媒体和商业类媒体）所发布内容的认可度上有一定的关联。

表6-6　政治面貌（politica）

7.人均月收入

居民的经济条件将直接影响其媒介行为，“这种影响既包括直接的（如传播工具的配置），更包括间接的（如因经济水平差异而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差异）”^[7]。受访对象中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到63.9%，1000元到3000元之间的占32.7%，3000元到5000元的占2.5%，5000元以上的占0.8%，如表6-7所示。由此看来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居民整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还较低。

表6-7　人均月收入（income）

8.受教育程度

如表6-8所示，受访对象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占22.0%，初中占36.1%，高中占32.7%，大学占8.5%，本科以上占0.7%。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媒介行为具有较大的关联性。本文将着重研究这一变量。

表6-8　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9.相信神灵与否（宗教信仰）

这部分内容预设与焦点小组访谈相关联，期望了解地震发生时受访对象的本能行为，试图了解宗教信仰是否对媒介行为有所影响。受访对象中不相信有神灵的占56.1%，半信半疑的占30.8%，相信有并且为人处世时会有所顾忌的占4.9%，相信并且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的占1.4%，不知道的占6.9%。

表6-9　宗教信仰（religion）

10.婚姻状况

如表6-10所示，受访对象中已婚的占69.1%，未婚的占30.9%。本文中未用到该变量相关数据，仅供参考。

表6-10　婚姻状况（marriage）

11.有无子女

如表6-11所示，受访对象中有子女的占65.8%，没有子女的占34.2%。本文中未用到该变量相关数据，仅供参考。

表6-11　有无子女（child）

12.访问地点

受访对象中北川的占6.7%，平武的占5.8%，青川的占7.0%，什邡的占15.3%，绵竹的占16.3%，都江堰的占28.3%，汶川的占3.4%，茂县的占3.7%，彭州的占13.6%，如表6-12所示。都江堰、绵竹、什邡、彭州距离成都较近，交通便利，工业化程度高，人口密度较高，故在实地问卷调查时样本采集数量所占比重有所倾斜。访问地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问卷调查的区域和样本采集的分布。

表6-12　访问地点

二、汶川地震重灾区居民地震前媒介行为分析

汶川地震发生前灾区居民获取媒介信息渠道可描述为“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的依次顺序。

“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前，灾区居民受访对象中最常用的媒介中广播占9.3%，电视占82.6%，报纸占5.1%，网络占2.5%，其他占0.4%（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其他”指手机上网，多见于学生群体），从表6-13和图6-1中可以看出汶川地震前受访对象的媒介使用情况。电视占有最大的比例，其下依次为广播、报纸。

表6-13　地震前最常用媒介

图6-1　地震前最常用媒介

1.电视是灾区居民获取信息最常用的媒介渠道

电视成为灾区居民最常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电视已经在人们的日常家庭中广泛普及，并成为人们的生活必备品。1983年3月31日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四级（中央、省、市、县）办广播电视的方针。“四级办电视”的方针在推动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上发挥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四级办电视”在一定层面上推进了电视在受众心中的影响和电视机在普通居民家庭中的普及拥有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电视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并迅速普及。”^[8]同时，从2007年12月起，国家开始在部分省市试点家电下乡政策并逐步推广到了全国，对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给予补贴，并将彩色电视机作为家电下乡的第一批产品。家电下乡政策更加鼓励了农村家庭对电视机的购买和更新。

根据2008年全国电视频道覆盖及收视状况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全国卫视频道在农村地区的累积覆盖已经达到161.9亿人次^[9]。2008年也是我国实施“村村通”工程的第十个年头，广播、电视的信号覆盖更广，信号更加稳定，这也加速了电视在农村的普及。

另一方面，电视本身的诸多优点也赢得了受众的青睐。电视传递的信息时效性强，声画并茂，直观形象，给人以现场感和真实感，电视节目众多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和文化层次受众的需要。而且，在现代社会，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功能。这些都使电视的受众群体规模不断增大。

2.广播凭借其媒介传播特性，在农村地区仍有部分受众

长期以来广播在农村地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在电视进入农村之前，广播一直是农村地区居民的重要信息渠道。1950年4月，国务院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立收音站，并播放新闻组织群众收听。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肯定了有线广播站的经验并向全国推广，收音站和有线广播站的普遍建立，促使广播大力发展并进入广大农村地区。1969年，国家财政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明确了县广播站的日常费用由国家财政拨款，这为广播网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1983年，“广播电视四级办”方针促进了广播网络在农村地区的普及。这些都促进了广播的全面普及和发展。

在实地调查中，广播作为媒介工具也占到一定的使用比例，使用范围多为电视信号不畅的区域，使用人群多为年龄较大者。由于广播接收机的便于携带性以及无线广播信号覆盖广、收听限制小等原因，使用者多愿意随身携带广播，作为休闲娱乐和了解外部世界的媒介信息工具。同时，在对地震灾区农村、山村进行走访时，我们发现这里的灾区居民还有一部分在收听广播，只是收听内容不再局限于新闻信息上，娱乐成为收听广播的一个重要方面。

3.灾区网络使用份额较少，报纸阅读群体狭窄

国家在乡村互联网建设方面近年来投入比较大，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98%的乡镇能上网、95%的乡镇通宽带，全国有27个省份已经实现“乡乡能上网”，全国能上网的行政村比重达89%^[10]。但在汶川地震重灾区的乡村中，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情况并不是很充分，只有少数居民家中有网络接入，且使用者多为年轻的学生和在外务工返乡者。在受访对象中还有个别人选择使用手机上网。

阅读报纸者多为有一定文化程度者且居住范围内可以接触到纸质媒体。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得知，汶川地震重灾区范围内的县城以及乡村，报纸的接触情况在震前与震后差别很小，居民接触报纸的概率非常低，利用邮政系统发行的党报，能在乡镇一级看到，村寨基本看不到报纸。市场报大多都是自办发行，依托邮政发行系统的较少，在灾区中接触到的概率则更低。即使可以接触到报纸的地方受众面也非常狭窄，主要局限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群体。

《新民晚报》副总编辑裘正义曾于1988年进行了一项农村媒介调查，调查发现，就大众传播媒介而言，当时农村居民的消息来源最主要的渠道依次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11]。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张国良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受众接触媒介经历了两种模式:广播＞电视＞报纸（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电视＞广播＞报纸（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12]。互联网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我国发展起来，尚在普及和使用之中。从表6-13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汶川地震重灾区居民在汶川地震前的媒介使用基本符合张国良提出的这一模式:电视＞广播＞报纸。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也成为受众获得媒介信息的渠道之一，居民的媒介信息渠道依次成为:电视＞广播＞报纸＞网络。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前灾区居民与亲戚朋友主要的联络方式体现了他们人际交流的主要方式以及日常的信息传播方式，受访灾区居民中通过手机与亲戚朋友联络的占76.8%，通过串门联络的占6.3%，通过视频聊天联络的占1.2%，通过座机电话联络的占11.2%，在公共场所见面联络的占3.4%，其他占1.1%，根据实地调查情况此处“其他”多指节假日出来聚会。

4.手机已成为最重要的联络工具，座机使用减少

从表6-14和图6-2可以看出，在日常生活中灾区居民使用手机进行交流占了很大比例。从2005年开始，手机开始进入农村，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再加上手机的便携性和即时通讯性，手机在农村得到了很快普及，并逐步取代固定电话，成为农村村民沟通的最主要方式^[13]。同时手机也被列为国家家电下乡产品，农民购买指定手机可获得相应的补贴，这也大大提高了手机在农村地区的拥有量和普及程度。因此，在日常与亲朋好友的联系中手机作为主要的媒介通信工具占到了很高的比例。

表6-14　震前如何与朋友联系

图6-2　震前如何与朋友联系

座机电话由于发展比较早，且最初依托中国邮电（早期的中国电信和中国邮政是一套机构，之后电信逐步与邮政分离）的网点进行信号网络拓展，座机电话还有相当的比例，同时座机电话的地点位置固定性（安装在固定地点）使得它也占有一定的使用比例。座机数量减少的群体主要是居民家庭部分，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座机一直保留。

视频聊天多见于外出务工归来者，他们多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接触到了经济水平较高、媒介信息较为充足的外部世界，网络等信息交流方式被他们所接受并带回到家乡。

5.串门、公共场所见面的信息交流方式在灾区较为常见

串门、公共场所见面这种传统的人际交流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都是人类原始的一些交流方式，在大众媒介环境下，媒介工具的使用完全依赖于电力，在发生灾害类事件导致电力中断时，大众传播媒介失效，原始的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反而更为有效。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四川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坝坝宴、坝坝电影等都是居民常见的一种聚会方式，通过一种活动将居民、村民集结在到一个固定的地点进行交流是居民社区或者村民院落信息传播的一种常见的基本形式，这也是社区（村落）中的公共领域和舆论平台，是传统社区（村落）中人们获取信息较为主要的渠道。

公共场所见面和节假日聚会在少数民族中比较常见，比如每年农历十月初一羌族的羌历年（类似于汉族的春节）就是他们一个重大的庆典活动。祭祀是羌历年最重要的活动，羌寨上村民会盛装参加祭祀活动，这期间农田劳动停止，他们聚集在一起围着锅庄火塘跳舞唱歌。羌历年的庆祝活动就是他们信息交流传播的一个重要平台。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黄泥羌寨”^[14]）调研时笔者看到，在饭后的闲暇时间里，羌寨里面的妇女多三三两两聚集在家门前一边做羌绣一边聊天，这是她们信息交流的一种传统方式，如图6-3所示。

图6-3　萝卜寨中羌族妇女边做羌绣边聊天（摄于2010年11月1日）

三、汶川地震重灾区居民抗震救灾阶段媒介行为分析

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期间，大众传播媒介从通信近乎中断到恢复通信传播灾害信息期间，灾区居民的媒介行为是如何变化的，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获取相关的情况。

汶川地震发生时，灾区居民是如何知道地震的确切信息的（例如地震的震级、震中位置等）如表6-15和图6-4所示，通过周围人告知获知地震确切消息的占26.5%，通过报纸获知的占到3.9%，通过广播获知的占35.0%，通过电视获知的占到21.2%，通过短信获知的占到1.9%，通过手机获知的占到3.0%，通过座机获知的占到0.2%，通过高音喇叭获知的占到2.0%，通过村主任获知的占到4.8%，通过上网获知的占到1.1%，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的占到0.4%。根据实地调查了解，此处“其他”主要指通过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张贴、悬挂的宣传横幅、大字标语等了解到地震的确切信息。

表6-15　怎样知道地震确切消息

图6-4　怎样知道地震确切消息

1.在地震确切信息的确认上广播作用凸显，人际传播效用较大

从表6-15中可以看出，在抗震救灾阶段，灾区居民了解到地震确切信息的媒介渠道主要为:广播、周围人告诉、电视。广播占比最高，原因在于地震灾害发生后，电力中断，通信受阻，其他对电力依赖较强的媒介都无法运行，而广播无线信号传递范围广、受众接受面大，信息传递受到的限制少，在地震灾害中，广播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成为灾区居民获取灾害信息比较主要的手段。同时，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为了尽快结束地震灾区“信息孤岛”的状态，让灾区居民及时获知地震的详细信息，国家相关部门在向地震灾区居民空投生存物资的同时，也空投并实地发放了一定数量的无线广播（收音机）。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时，往往会发出一些本能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依赖于外部的工具，而从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功能（言语、肢体语言等）出发，所以周围人的相互告知也是灾区居民获取地震确切信息的一个渠道。在都江堰、彭州、绵竹等经济较发达，且距震中有一定距离的地区，地震对媒介信息系统没有造成毁灭性破坏，媒体发布的有关汶川地震信息在这里可以接收到，所以电视成为获取地震确切信息的渠道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村主任、高音喇叭则是在农村地区区域内集体性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而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又有别于大众传播媒介，主要靠人际行为传播。在实地调查中，村、寨里面设置有信息公开栏，定期会张贴公布相关信息，同时村寨中悬挂有条幅标语，这些都是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实地调查中，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笔者了解到了灾区居民在2008年5月份汶川地震发生后一段时间内的媒介情况，当时部分地区（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北川县禹里乡等）通讯全部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形成了“孤岛”之势，村寨中有外出打工的人在外面得知汶川地震的情况后徒步返乡（当时交通中断），将地震的确切消息带回了家中。村民们通过从“外部”归来的人口中得知地震的确切消息，然后口口相传把地震灾害的确切消息传播开来。

手机、座机由于电力当时中断，通讯受阻，所以地震灾区居民使用并不多。网络在灾区普及度不高，故使用者更少。

本章的研究在问卷调查时设置了“当知道发生地震后，你是否告诉了他人？”，如果选择“是”则完成有关“应急状态”下传递灾害信息的媒介行为的题目；如果选择“没有”则直接跳跃至问卷的第二部分“重建阶段”，“救灾阶段”部分的题目对选择“没有”的受访对象不适用。

从表6-16可以看出，受访对象中有91.5%的人在地震发生后告诉了他人，有8.5%的没有告诉他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选择将地震的信息告诉他人，除去心理诉求和对亲朋好友的救助等原因外，其本身也是一种传递灾害信息的媒介行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特殊时期，“应急”类灾害信息异常匮乏，在信息“饥饿”状态下传播有效信息对抗震救灾和灾民自救非常重要。

表6-16　是否告诉他人

2.本能行为以及快速便捷的传播形式更易于被采纳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选择将地震信息告知他人的人群中，通过呼喊方式告知他人的占54.5%，使用手机告知他人的占36.5%，使用座机的占6.2%，使用喇叭的占0.6%，使用电脑上网和手机上网的各占1.1%，如表6-17所示。

表6-17　首先是哪种方式

在灾害应急时刻，人类本能地还是会首先选择采用自身来传递信息，比如声音和一些肢体动作等，而不是借助外部工具，所以在首先选择的方式中“呼喊”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

随着手机通讯的快速发展，手机的使用已经基本普及，再加上手机的便于携带性、即时通讯性等诸多优点，手机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座机可以直接连接到目标联系者所在的地点区域，所以在地震发生时也成为联通地域、传递信息的渠道。喇叭在农村中多见，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广播在乡村中的使用功效正在逐步降低。根据实地调查得知，村寨中的广播在换届选举或村寨中有大事发生时发挥重要的信息作用，而在日常生活中多发挥娱乐功效（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中的广播每天会安排两次播放一些歌曲、音乐等）。广播在“硬”信息传递方面的功效在降低，而且使用频次也在减少，同时受众对广播的认同度在减低，日常生活中更多地倾向于通过图声并茂的电视来获取各方面的信息。

网络对于灾区居民虽不是陌生的信息传播媒介，但是在普及度和使用度上还不高。使用者多为有一定文化程度者，或外出务工返乡者，而且使用者多通过网络获得娱乐功效（QQ聊天或者观看视频）。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期间，使用电脑上网传递信息的受众多为都江堰、彭州、绵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且受灾不是特别严重地方的灾区居民。手机在地震期间的语音通话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数据通信业务还可以部分使用，故受访对象中有个别通过手机上网来了解和传递灾区的地震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首次尝试的传播地震信息的行为方式不一定是有效的，这只是一种应急状态下的行为尝试，很可能是失败无效的。

3.手机成为最主要的信息方式，呼喊方式有效性较高

最主要告诉他人地震信息的方式是指使用时间最长、频率最高的方式，是指在常规状态下的媒介行为方式，区别于“首先尝试的方式”这种应急状态下的选择。从表6-18可以看出，最主要的告诉他人地震信息的方式中呼喊的占38.0%，使用手机的占51.1%，使用座机的占6.7%，使用喇叭的占1.9%，使用电脑上网的占1.3%，其他的占1.0%。根据实地调查情况，这里“其他”指部分村寨中会以敲锣鼓、燃篝火的形式传递灾害危险信号。

表6-18　最主要是哪种方式

手机在最主要传播地震信息的方式中占有最大的比例，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媒介通信工具。呼喊依然是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一是由于地震的突发性唤起了人本身的一种本能反应，二是本研究调查的区域中农村地区的受访对象占到一半以上，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的院落式居住模式也导致他们会更多地选择呼喊作为一种信息媒介方式。座机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通过座机可以了解到想要获取的目标地点的情况。喇叭这种信息传播方式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使用的频次也在逐渐降低。网络的普及率在灾区还比较低，加上使用网络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使用网络作为媒介传播信息的比较少。

使用频率可以表征媒介使用者的心理、行为诉求，最主要告诉他人地震信息的方式的使用频率可以描述受访对象地震时的心理需求以及传播需求的强度。在汶川大地震这场灾难来临时，身处灾区的居民会急切地想了解地震相关的详细信息，民众诉诸媒介获得信息的需求频率就会加快、数量也会上升，同时民众选择获取信息的媒介渠道种类也会相应增加。从表6-19可以看出，地震发生时，受灾居民使用媒介多是一种不间断的使用。不间断、无规律的诉诸媒介行为，可以反映出灾区居民当时的焦急心情，迫切需要了解到外部信息，迫切需要将地震信息告知他人。每3分钟使用一次媒介行为的也占到了受访对象的10%，时间间隔大的诉诸媒介的行为较少，时间间隔越短、媒介使用的频次越高越密集，越反映出灾区居民在面对突发自然灾害类事件时内心的焦虑、恐慌，此时的媒介行为可以降低灾区居民信息匮乏下内心的不确定性，他们需要通过媒介的使用来获取更多的欲知信息，获取信息安全感。不仅包括有关地震的“硬”信息（地震等级、地震破坏程度等），还有亲朋好友的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受损情况。

表6-19　使用频率

4.人际呼喊和手机传播方式被认为是有效的替代方式

调查问卷中设置“替代”的媒介行为方式，指的是受访对象在按照自己的媒介使用习惯进行灾害信息传播失败后对媒介有效性的选择，重新选择一种自己认为可行、有效的方式传递信息。通过对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灾区居民的媒介“替代”选择进行重要性排序。在使用媒介“替代”方式中，呼喊占到37.2%，手机占到35.2%，座机占到18.9%，喇叭占到3.3%，网络聊天占到1.7%，网上论坛发帖占到1.6%，电子邮件占到1.5%，博客占到0.4%，其他占到0.4%。根据实地调查得知，此处“其他”指个别村寨中有人通过敲打锣鼓传播地震灾害信息。

从表6-20可以看，较其他“替代”方式，呼喊、手机、座机占了较大的比例，在地震重灾区居民的媒介行为“替代方式”中，这三种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呼喊的本我性，无须借助外界工具即可完成。手机的方便性和普及性，可以随时随地与外界通信，成为灾区居民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工具。座机还拥有一定的用户，在灾区居民的媒介习惯中还是一种信息交互的渠道。喇叭的使用多在农村中，电子邮件、网络视频、网上论坛发帖要更少一些，博客的使用者只有三个人，本文问卷调查的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域，网络的普及和使用还未达到一定的比例，故灾区居民中选择使用网络传递信息的数量比较少。

表6-20　替代方式

四、汶川地震重灾区居民灾后重建阶段媒介行为分析

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地震救灾阵痛后，汶川地震灾区开始全面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时间跨度较长，本研究选择的实地调研时间点是从2010年7月份开始的，即汶川地震发生后两年多的时间。媒体给予了灾后重建极大的关注力度，在宣传重建政策、颂扬对口援建工作等方面表现出媒体的责任感，并做好重建期间的舆论引导。身处地震灾区的居民在灾后恢复重建期间是如何使用媒体了解重建信息发展与恢复生产的？

从表6-21可以看出，灾区居民对于灾后重建信息的获取，自己感觉、观察的占10.4%，周围人告知的占9.6%，通过报纸获取重建信息的占5.9%，通过无线电广播了解到的占7.7%，通过电视了解到的占48.8%，通过短信了解到的占0.4%，通过手机了解到的占0.9%，通过座机了解到的占0.1%，通过高音喇叭了解到的占0.6%，通过村主任了解到的占11.1%，通过上网了解到的占3.9%，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的占0.7%。根据实地调查得知，此处“其他”指有些村寨中公告栏张贴的灾后重建信息，以及宣传灾后重建的一些条幅、标语等，这些也是灾区居民获取灾后重建信息的一种渠道。

表6-21　如何了解重建

电视是灾区居民获取灾后重建信息的最主要媒介，受访对象中有近一半的人是通过电视来了解灾后重建的相关政策信息的。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在农村居民中具有独特的传播优势，声图并茂，多不受文化程度限制，兼有娱乐功能等。从实地调研的情况可以看出，电视媒介是灾区居民家庭拥有率最高、接触频率最高的媒介。随着电视普遍进入农户家中，电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以及农民的信息传播方式，农民很多时候无法有效地通过乡村组织获得相关政策信息，进而转向电视渠道，从电视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农民通过与电视这种大众传播方式打交道而逾越了乡村组织获得了更高层面的信息来源。^[15]

通过对汶川地震极重灾区10个县（市）的实地调查，从大众媒体的使用频率看，电视是最为普遍的媒介。无论是在半高山地区，还是灾民板房安置点，均能听到电视的声音。2008年6月初，汶川县映秀镇就开始为居民装卫星接收器。电视在汶川大地震的震后普及，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一是党和政府重视电视这一媒介信息工具，加上电视接收设备价格低、信号覆盖面广的特性，将其作为传达党的声音、振奋重建精神的宣传利器；二是一些地方政府提出要让汶川地震受灾群众能够于2008年8月份在家收看到北京奥运会，这就加强了汶川地震灾区供电的恢复工作，同时板房区公共电视房的设立和卫星接收器的安装进度也不断加快；三是随着国家“家电下乡”补偿力度的不断加大，更加激发了灾区受灾居民购置电视的热情。

“现在乡村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乡村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其中人际传播活动是乡村中发生最多的传播活动，而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是政府现在利用较多的两种传播干预方式。”^[16]在实地调研中，村主任告知成为灾区居民了解灾后重复重建信息的重要渠道，占到了灾区受访对象人数的11.1%，村主任进行告知的传播在农村中的体现主要为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村主任作为一级传播组织的信息源控制着传播信息的内容。在通过组织行为进行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的同时，作为村寨中的村民个人，村主任也在进行人际传播。“人际传播行为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由于其传递和接受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信息更为丰富和复杂，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在乡村传播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际传播可以较快的速度获得反馈信息，促进传播活动的改善。”^[17]人际传播通过村主任、邻居、朋友、族人等进行信息传播，其具有双向参与性、个人隐私性、反馈的及时灵活性、自身传播符号的多样性和沟通的情感性等诸多优点，在日常的生活中尤其是村寨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村主任”是乡村中的基层精英，是一级村民组织的纽带，这种纽带关系不仅仅是行政或者宗族上的血缘、地缘关联，更多的是一种信息节点，是上情下达的一个重要的衔接者。由于村主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优势，作为乡村基层精英的村干部在扮演这一角色进行信息传播时更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作为村寨中发生“大事”时的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主要参与者，村主任是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信源和乡村传播的组织者、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在乡村传播中的重要性。所以在灾后重建相关政策和信息的传播上，村主任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

灾区受访对象了解灾后重建信息通过“自己感觉、观察”也占有10.4%的比例，亲身、亲眼的感觉和观察是对灾区重建情况了解最直接的渠道，也是对重建信息第一手材料的感知。身处汶川地震灾区，生活在地震受灾区域，灾区的变化对于灾区的居民来说是最为直观的。

无线广播的使用也占有一些比例，对于高半山地区以及供电受限的灾区而言，广播是一种受到欢迎的有效媒介。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等部分地震灾区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或者河谷深处，供电不稳定、电视信号不好，广播成了电视的替代品。加上汶川震后，全国各地也向汶川地震灾区捐赠了一批收音机，无线广播成为这些区域居民获取信息的重要媒介工具。

灾区受访对象中了解灾后重建信息通过“周围人告诉、报纸、上网、手机、其他、高音喇叭、短信、座机”这些方式的均占有少量比例。

现代媒介信息环境下，受众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取信息:“一是亲身体验，即本人亲身经历事件发生的现场，通过自己的直接感知获取信息，没有经过外界任何形式的加工，是第一手的信息获取；二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取信息。”^[18]汶川地震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灾区居民由地震灾害时的应急状态下转入生活常态，开始重建家园、恢复发展生产，对于灾后的重建信息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对周围环境和生活的亲身感知，另一方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报道获取。同时，在村寨中，村主任作为乡村信息传播节点的重要纽带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信道作用。灾区居民对于灾后重建信息接收体现在多种信道的综合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