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与灾害应急状态下灾区居民媒介行为的差异化分析

第四节　常态与灾害应急状态下灾区居民媒介行为的差异化分析

本节将通过调查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和在部分灾区焦点小组访谈所得资料对汶川地震前、抗震救灾阶段、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三个时间段中灾区居民所处的震前常态、震中灾害应急状态、震后恢复常态中的媒介行为进行差异化分析。

一、常态与灾害应急状态下灾区居民媒介行为概述

从表6-71可以看出，灾区居民在汶川地震前获得信息的渠道使用频率依次是:电视＞广播＞报纸＞网络。

表6-71　地震前最常用媒介

电视较其他大众传播媒介拥有最广大的受众，政府类的相关硬性信息可以不用经过各级基层组织直接到达受众视野中，电视也成为受众了解自己周围环境和外部世界最为直接的信息渠道。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家庭电视拥有率和拥有量也不断提升，电视节目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从最开始的新闻联播和电视剧等较为单一的电视节目形式更多地转向了电视的娱乐化。

广播的使用者多为老人，或不需要太多文字理解的文化程度不高者以及地理位置偏僻、通讯不畅区域的居民。同时由于广播单纯依靠声音传递信息，在收听广播的同时，受众可以同时从事其他活动，互不干扰。随着我国居民家庭汽车拥有量的逐步增加，车载广播（尤其是一些交通音乐台和交通节目的开办）的听众拥有一定的数量。

阅读报纸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同时对于报纸的消费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城市及其近郊地区可以买到报纸，但党报较少，多为都市报，如成都市的都江堰市、彭州市，绵阳市郊等，都可以购买到《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以及当地的市民报纸，党报则很少见。在城乡接合部及农村地区，都市报基本看不到，除了党政部门、事业单位群体公费订阅的党报外，坚持自费长期阅读报纸的人比较少，而且在农村地区，由于发行渠道不畅，报纸很难到达村寨一级，只有到乡镇一级组织才能看到少数党报，但是无法保证时效性。所以，报纸的阅读面很小，受众多限于党政、事业单位群体中的人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报纸在农村地区的阅读群体并不是完全狭窄的，在成都市下辖区县的农村地区报纸的阅读人群就比较多，而绵阳市下辖区县农村就少见，阿坝州下辖区县除去少数风景旅游区外则几乎没有。

汶川地震受灾区域中农村地区所占比重比较大，网络的使用者很少，虽然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投资促进农村地区网络的普及和使用，但是由于网络通信线路的全面有效铺设尚需时日，且灾区居民家中的上网硬件配置严重不足，灾区大部分区域居民对于电脑和上网的媒介消费能力还远远不够。汶川地震前，网络在地震区域几乎为“零”使用，地震发生后，国家的政策和援建补贴到位后，才有一些区域开始购置电脑安装网络。即使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备受关注的震中汶川县映秀镇，辖区内的渔子溪村委会在震后购置了电脑，但是在2009年春节时仍未开通网络。

从表6-72可以看出，灾区居民在抗震救灾阶段获得地震确切信息的渠道重要性依次是广播＞周围人告诉＞电视＞村主任＞报纸＞手机＞高音喇叭＞短信＞上网＞座机。

表6-72　怎样知道地震确切消息

大众传播媒介基本完全依赖于电力，汶川地震发生后，电力严重损坏，电视、网络等信息传递速度快的媒体无法将有效的信息送达灾区。但是收音机可以通过安装电池来接受无线广播信号进行使用，广播在灾害应急状态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北川县重灾区白泥乡五千多受困群众就是靠收音机了解受灾情况和政府的救援部署，学习避灾自救知识；绵阳千佛山风景旅游区遇险的六百多人与外界联系全部中断，他们通过汽车收音机收听广播，绵阳电台根据部队的救援要求，告诉正等待救援的群众在空地上用白色床单做成巨大的十字架，以方便物资投放。新华网“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专题网”手机互动版块2008年6月刊登了来自手机尾号为0765的灾区居民的一条短信:“震灾破坏了我们周围的一切，包括信息传递的通信工具。但是在关键时刻，还是收音机给我们带来了转机，带来了重生的曙光。我提议在尽可能的地方安装太阳能广播，公路广告牌安装太阳能电子显示屏，与防空警报和天网相连，并形成互动。”^[41]这反映了灾区居民在地震发生后，对信息的强烈需求，同时希望在这种应急状态下有效发挥媒体的信息传递功能。

“周围人告诉”是人类一种基本的人际传播信息的方式，通过相互交谈以言语的形式相互传递地震灾害信息，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较少依赖外力，语言是人类自身所具有的一种功能，在危机时刻有效性很强，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传递地震灾害信息。

电视依然占有一定的信息渠道比例，在成都市的彭州市和都江堰市某些地震区域电力损坏不是很严重的地方，灾区居民仍可以通过收看电视获取地震信息。

村主任作为乡村一级基层村民自治组织的“舆论领袖”，起着上情下达的关键作用，政府组织自上而下的信息到乡村一级主要汇集在村主任处，村主任则将相关信息传递给村民。在居委会中村主任对应为居委会干部。

报纸尤其是党报在党政群体和事业单位群体中有较大的覆盖，地震灾区的政府官员和NGO组织领导通过报纸了解地震的确切信息，可以形成信息意见和信息节点，通过报纸将有效的地震确定信息传递出去，而且报纸信息可以对各级政府和组织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从而准确有效地组织灾区居民抗震救灾。

手机在地震中部分区域通讯信号中断，在可以正常使用的地方手机的即时通讯性成为有效获取地震信息的媒介渠道。

高音喇叭在村寨中仍保留着，日常生活中主要是播送村寨通知及供娱乐使用，在地震灾害应急状态下，高音喇叭在村寨中覆盖面广，信息有效传递明显，村委会通过高音喇叭发出地震危害信息，通知村民尽快有效疏散和撤退到安全地带，起到一种灾害预警作用。

手机的语音服务在汶川地震中部分区域受到限制，但是短信和上网的数据业务可以使用，这也成为灾区居民了解地震确切信息的一种渠道。

农村家庭中现在安装座机的数量在逐步较少，加上有线通信线路在地震中的损坏，使用座机获取地震信息的数量很少。

从表6-73可以看出，灾区居民在灾后恢复重建阶段获得灾后重建信息的渠道重要性依次是电视＞村主任＞自己感觉观察＞周围人告诉＞无线广播＞报纸＞上网＞手机＞高音喇叭＞短信＞座机。

表6-73　如何了解重建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个多月，国务院发布了灾后重建条例，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全面启动。地震灾区居民通过不同渠道获取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信息。汶川地震后，极重灾区居民集中住在板房区。2008年8月我国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为了能让灾区群众也能体验这一盛大的体育视觉盛宴，很多灾区当地政府都在板房区安装了公共电视，加快了电视信号的恢复和接收装置的安装进度，电视的普及使其成为灾区居民获得灾后重建信息的重要渠道。

政府组织通过村委会这一乡村村民自治组织进行日常的管理，村主任作为村委会的主要成员，成为各种信息汇聚的节点。

身处灾区的居民对灾区变化的感知和观察最为直观，自身的感知和观察成为了解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信息的主要来源。

周围人告知是典型的乡村传播模式中人际传播形式，村民们口口相传，将外部环境的变化信息传入乡村群体的内部，进而进行更大范围的传递。

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向灾区居民捐赠了一定数量的收音机，在很长一段时间，收听无线广播成为灾区居民获得信息的一种媒介渠道。

报纸和上网两种信息渠道，难度较大，所以使用者较少。

手机在灾后信号恢复后使用已经较为普遍，但灾区居民使用手机多为亲朋好友之间联系，或者使用手机的娱乐功能，通过手机获取重建信息的很少。

高音喇叭只有部分村寨还保留着，且多用于通知村民开会和播放音乐歌曲，很少播放重建信息。

灾区居民文化程度不高，短信的使用者更少。

灾区居民有很大一部分居住在板房区中，或者新建房屋中，座机的安装数量很少。

在实地调研中，课题组发现，在乡村中重建信息有些公布在村中设立的布告栏中，还有一些悬挂的条幅、标语也在传递着灾后重建的信息。户外条幅、标语等也成为灾区传递灾后重建信息的一种方式。

二、常态与灾害应急状态下灾区居民媒介行为分析

汶川地震前、抗震救灾阶段、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三个时间段中灾区居民媒介行为的差异反映了在震前常态、震中灾害应急状态、震后恢复常态三种状态下灾区居民的媒介行为诉求。

抗震救灾期间，对电力有较强依赖性的大众传播媒介作用很微弱，靠电池即可运转的广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自然灾害，人类通过自身声音和肢体语言进行信息传播的方式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人们互相呼喊告知以传递灾害信息。村主任在乡村村落里起到了很好的预警疏散作用，在乡村内部村主任在地震中成为联系外界的一个主要的媒介渠道，同时村主任在传统乡村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凸显，村主任成为灾害应急时村落里的“舆论”信息掌控者。高音喇叭在村落区域内可以及时有效发出预警信息，通知村民相关灾害信息，以及时疏散撤离。灾后恢复重建阶段虽然已经逐步从灾害应急状态恢复到生活常态，但这种“常态”是在原来“灾害应急状态”下的常态，与地震发生前的“常态”有很大区别。单从媒介信息传播系统来说，地震发生后大众传播媒介传递信息的渠道有较大的损毁，媒介种类和形式也有较大的减少。电视、手机由于通讯受阻，传递信息的功能随着电力和信号恢复而恢复。报纸在抗震救灾期间由于当地报社到地震区域群众聚集地的大量赠阅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绵阳日报》在地震发生后每天将3万多份免费报纸送到灾民集中安置点、人口密集的商业场所以及几大主要社区居民避灾集中点。《绵阳晚报》在地震发生后每天发行10万份，从北川、平武、安县的前线指挥部，到九州、南河、擂鼓、游仙、永安的灾民安置点都有覆盖，灾区居民通过这一渠道了解各级政府的抗震救灾信息。《德阳日报》每天赠送10万份报纸给灾区群众，把部队官兵、各级组织以及人民群众抗震救灾的事迹及时传达到灾区居民那里。短信、网络发挥的作用很小。近些年来，座机已近逐步淡出了灾区居民家中，一个村落中只有个别家庭还保留着座机，手机的普及极大地冲击着固定电话的原有地位。

从生活常态到灾害应急状态，再从灾害应急状态恢复到生活常态，灾区居民的信息需求发生着极大的变化，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状况的变化，获得所需信息的媒介渠道也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生活常态下，灾区居民更多地依赖于大众传播媒介获取信息与外部世界联通。灾害发生后，大众传播媒介无法依赖，往往是一些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挥作用，如靠自身感觉观察发现灾害信息、相互呼喊告知灾害信息。灾区居民差异化的媒介行为反映了其在不同状态下的心理和行为诉求，在灾害应急状态下，人们最先关注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环境监测），然后是对自身及亲朋好友人身和财产安危的考虑，接着就是应对灾害和恢复生产生活，信息需求决定着媒介行为，而能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媒介渠道和媒介行为方式有着较高的使用率。差异化的媒介行为是灾区居民自身“动机”和“诉求”基于外部媒介条件（媒介环境）而表征出来的具体媒介行为体现。生活常态下，大众传播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而在灾害应急状态下，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共同构建着危机灾害信息传播的系统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