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

四、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状况既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同时又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在社会转型这一宏观背景下，考察我国组织结构发展变化的特点，对于确定调整组织结构的任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前的单位体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公民的“组织”观念就是“单位”观念。如果把人民公社也看做单位的话，我国公民每一个人都身处“单位”之中。单位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对个人来说，只有以某种身份进入某个单位才能具体地实现自己的社会地位。

所谓单位体制，其基本制度内容是国家把所有社会组织都纳入到行政隶属系统之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纳入到社会组织之中，从而形成一个行政组织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社会组织都代表了官方权威，而它们本身都是国家行政组织网络中的基本环节，在国家对社会实行直接管理的条件下，每个公民与他的基本生活场所的官方当局都具有一种组织关系，这种关系规定了他的合法地位并不同程度地决定了他的生活权利。单位制是国家控制、分配资源的一种制度，也是形成一元化社会结构的一种主要制度。^[13]由于复杂而深远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单位制度”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功能。从组织学角度看，单位是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元素以公职人员(拥有公职、享受国家福利承诺、包括干部与工人)为主体，按照一定的宏观结构，形成国家权力均衡机制的基本细胞。从经济学角度看，单位一直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障和容纳文化与物质生产力的重要实体。从社会学角度看，单位是标志城乡区别的社会集团，是城市生活的核心，它决定了人们的职业、身份、消费能力、价值观念、人生经历、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地位的高低。国家通过单位制度实行劳动就业的统包统配制度、集体福利待遇制度和限制人员流动的单位所有制度，把社会成员纳入各种组织之中，并依附于所在组织。因此，改革开放之前的组织结构也即单位结构，其特征是:

1.资源的独占性

我国是公有制国家，国家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主要通过其代表——各种单位将资源分配给不同的群体或个人。

2.功能的全面性

我国的各类单位，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群体或劳动工作场所，而且还承担着政党、政府、群众团体、社区、家庭的功能。

3.控制的严密性

我国几乎每个成年的社会成员都归属于某个单位，每个人以此为中介确定自己的身份、社会地位并与他人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组织内部高度整合，具有封闭性，因而对其成员的控制程度较高，成员不能轻易流动。^[14]

(二)改革后社会组织的变化

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发生了如下变化:

1.组织的性质与作用开始改变

在组织性质上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性质，出现了许多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的新型组织。许多组织按照市场化而非行政化规则重新组合，政府机构、群众团体、政治党派等具有政治色彩的组织的功能在衰退，作用在下降，而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新兴的各种经济组织却在蓬勃发展，作用在不断地增强。社团性的组织大量增加。

2.组织的自主性在增强

随着简政放权的机构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资源出现可向社会下层组织流动的趋向，原来大部分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开始向地方、部门、单位、社会分散和转移，这使占有主体和控制层下倾，地方、部门、单位和社会的重要性上升。组织对原来神圣不可动摇的政府的依赖性、服从性减弱，相反，独立性、自主性在增强。组织对成员的控制由权威的命令向利益的依赖转换。

3.组织的开放度增加

在传统组织中，其成员在利益上对组织的高度依赖及组织的高度整合性，阻碍了个人的社会流动。随着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第二职业政策的放宽，劳务市场的形成，流动渠道的增多，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也在加大。

4.资源配置出现变化

原来由国家直接占有和控制的社会资源不断松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摆脱了国家或政府的控制，直接从市场中获得资源，成为“没有上级的单位”。这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式的变化，引起了旧有的组织结构的更新。组织结构的变化影响到了社会成员的利益获得方式、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的各种变化，最终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行为。

5.各种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

非政府组织是相对于政府、企业而言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它扎根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的运行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西方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民社会初露端倪，在政府组织的“公领域”和市场的“私领域”之间出现了“真空地带”和“交叉地带”，因此大量的非公非私组织涌现。

(三)转型时期组织结构变化的特点

我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组织结构在原有结构体制下开始急剧分化、转型，其特点表现在:第一，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相联系，我国社会组织结构普遍受到初级关系畸形发展的影响，非正式结构冲击和干扰正式结构。在旧体制逐渐失去其功能，而新型结构尚未确定时期，由于人们对市场规则、商品经济认识上的模糊，使得非正式结构的社会关系往往超越了正式结构而起主宰作用。第二，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相联系，在1978年之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正式结构以单位制度结构为主要特征，分化程度较低，说明组织结构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并可能表现出它的反复性和曲折性。第三，与“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相联系，我国社会组织由于长期处于产品经济环境下，无论是社会组织的内部关系，还是各个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纵向行政控制结构，缺乏建立在功能互补基础上的横向联系。因此，需要从整体社会结构上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