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_社会学教程新编

三、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的道路，也称城市化战略，主要是指选择什么样的机制和方式路径实现城市化。发达国家或市场经济国家强调，通过市场经济对经济要素的自动调节来推进城市化。国外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结合城市化阶段性规律，提出要素按照边际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自动的流动和配置。当城市化水平低于30%时，城市化处于初级阶段，要素集聚在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作用下，边际效用大，城市化道路倾向于快速城市化和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道路选择;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化处于发展阶段。一方面，要素集聚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自动选择分散转向，向城市边缘区或其他地区转移，出现了“郊区化”和城市发展规模“体系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快速城市化和大城市优先发展，带来的“城市问题”日益突出，而城市本身难以解决，城市管理者的不得已的干预，也使得城市空间格局趋于合理。^[36]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城市化实践，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过程，并形成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城市规模体系。

在中国，人们对“城市化道路”的理解，往往是指以什么类型城市为主实现城市化。我国政府对城市类型的划分是: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为大城市，20万～50万人口的城市为中等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为小城市或小城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围绕以何种类型城市为主实现城市化，学术界大致形成以下几派观点:^[37]

(一)小城镇重点论

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为代表。农村经济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小城镇成了农村经济增长的一个闪光点。费孝通认为，小城镇的兴衰存亡直接影响到农村商品经济能否发展，直接影响到农村几亿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遂于1984年将其观点提炼成“小城镇，大问题”六个字，小城镇重点论从此广为流行。但费孝通最初的着重点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直到看到了小城镇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景况后，才提出了“乡镇城市化”的范畴。客观地看，“小城镇论”的主张，是符合当时农村经济的实际，符合发展企业的要求的。至少在我国城市化提速初期，面对数以亿计的等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小城镇的“蓄水池”、“二传手”、“集散地”等功用还是不可抹杀的。作为一个特定阶段上的发展模式，它的贡献与价值同样是不可低估的。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全国各地盲目跟风仿效，不分青红皂白，把以重点发展乡镇工业和小城镇为主要内容的“苏南模式”到处胡乱套用，劳民伤财，走了弯路，大大地败坏了小城镇建设的名声。相比之下，小城镇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诸问题，反倒等而次之了。事实上，西部贫困地区发展小城镇就尤需慎重，发展乡镇工业缺乏现实基础，因而，“苏南模式”在西部地区不具备普遍的推广价值与应用前景。^[38]

(二)大城市优先发展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城市化规律与中国国情为理论依据提出正面主张，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城市化具有突破人为控制的自然冲动，以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为基本模式;而在工业化基本实现后，城市化则表现为集中度相对分散化。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第一阶段，不具备分散发展小城镇的条件。^[39]另一派以批判小城镇的弊端为出发点，通过大小优劣对比，先破后立。他们认为，小城镇模式可能导致“准城市化”现象泛滥，不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资源在更大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了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难以形成真正的“增长极”等。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城市的规模效益以100万至400万人口为最好，“建大城市，走集约化之路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今后50年再出现50～100个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并不算多。”

(三)中等城市重点论

这是前两种观点的一种折中。基本思维逻辑是:大的太大，小的太小，中等最好。据美国系统工程专家吉布森的分析，当人口规模达到25万人左右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城市所提供的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的条件比较完善，就业机会也较充分。英、法、德、日等国的学者通过定量分析，也倾向于推荐15万～45万人口的城市规模。^[40]有学者进一步论证道，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能够得到较好的统一，其投资效益明显地高于小城市，比大城市也不逊色。它的优势还表现在:规模不大，但发展空间较大，具有双向吸纳功能，有利于来自大城市的资本、科技力量和来自乡镇的人力资源的结合;它处在中间层次，能向大城市大量提供所需资源，也便于向小城镇扩散经济效应，具有一种“中间优势”。即使从个人生活角度看，中等城市也应属于“宜居城市”。但学者们所担忧的，主要还是数量有限的中等城市无法充分消化中国数以亿计的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之目前的中等城市中，为数不少的是近一二十年间急剧膨胀起来的，自身基础设施诸条件尚不完备，城市建设的缺口很大，因此，要使其担当城市化的主要任务，或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尚存困难。

(四)多元综合论

亦称“并举论”。主张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应当走大、中、小城市(镇)多元并举的道路，不必一定确定谁为重点。基于中国地域广大，城市化基础千差万别等实际，应当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经济、社会条件及城市建设状况，选择最合理、最适当的城市化道路。

另外，关于城市化的模式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以中国的“政府主导型”或“计划型城市化”与“市场型城市化”模式相比较，学者认为，城市化道路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城市化的实现是市场主导化的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由此看来，对于中国“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利弊得失，尚需作进一步深入地探究。事实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问题之所以长时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难点正在于两种关系难以很好把握: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个是城市化一般规律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的关系。关于前者，理论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让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政府发挥引导和助推作用;关于后者，我们只能说，既要遵循城市化的规律，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又要立足特殊的国情，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创新之路。

思考题

1.如何理解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与一般规律?

2.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3.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面临哪些困难与阻碍?

4.如何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拉美陷阱”?

5.如何看待“小城镇”战略及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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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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