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动荡和园林的大变

时代的动荡和园林的大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是政治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剧烈动荡，另一方面却是整个文化界的异常活跃，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热闹非凡。文化的繁荣促成了艺术领域的开拓，而作为社会文化的缩影，此时园林的面目与前代相比，当然不能不发生重要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期，其具体表现是造园活动逐渐普及于民间而且升华到艺术的殿堂。

从东汉末年开始，华夏大地便开始了频繁的动乱，同时造成了文化的动荡，朝不虑夕的文人士大夫们对西汉以来笼罩海内的正统儒学已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信赖和虔诚，而魏晋以后无情的政治斗争现实，更使他们感慨万千，“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在他们身上，再也难以找到执著追求功名事业的高亢感情，剩下的则是玄远、放任、旷达和颓废。他们寻求着避世和出世的途径。于是，远离人事扰攘的大自然很快成为他们最理想的精神家园。然而，他们畏怯游山玩水的艰辛跋涉之苦。如此，“第二自然”园林的营造在士人的生活中便占据了重要位置，私家园林兴盛起来。当然，以崇尚“自然”为宗旨的玄学对以山水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园林也具有直接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士人私家园林之盛是曹魏、西晋时所不能比拟的，从庾阐、谢安、王羲之、谢灵运等高门名宦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陶渊明，当时的士大夫们大都悉心经营着自己或大或小的园林。究其原因，一是玄风犹炽，士大夫们亟须在游赏山水和经营园林中表现出自己体玄识远、萧然高寄的襟怀和风度；二是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人们发现、赞叹并热爱江南风光之美，并非自古而然，两汉以前赏识江南自然美的人并不多，“江南佳丽地”是东晋南朝人的突破性发现。这为文人士大夫寄情山水、营建园林提供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园林见于文献记载的颇多，其中有建在城市里面的城市型私园——宅园、游憩园，也有建在郊外，与庄园结合的别墅园。在园林内容和格调上，文人名士与达官贵戚的园林有所不同，北方与南方的园林也多少反映出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除私家园林的兴盛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家园林也有所发展，并往往纳入都城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但它们的规模较之秦汉则要小得多了。另外，由于佛教的盛行，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园林类型——寺观园林。私家、皇家、寺观等多种古典园林类型在相同的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其意趣日渐走向融合。

中国古典园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由再现自然进而至于概括、抽象、提炼以表现自然，并奠定了后世园林艺术风格和艺术方法的一些根本原则，如以山水植物等自然形态为主导构建园林景观，曲折深邃的空间造型，文学、绘画等士人艺术与园林艺术的融合，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人名士为代表的表现隐逸、追求山林泉石之怡性畅情的倾向，成为后世文人园林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