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特色的毗卢寺壁画

别具特色的毗卢寺壁画

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儒家、道家文化，同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在中原长期传承中，自然而然地互相吸收、融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儒、道、佛文化的交融现象。河北省石家庄市毗卢寺壁画艺术，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毗卢寺位于石家庄市郊区的上京村，该寺始建于唐天宝年间，由于历经沧桑，现仅存释迦殿和毗卢殿。释迦殿在前，宽为三间，进深两间，建筑形式为悬山顶，前方有卷棚。毗卢殿为后殿，建在约一米高的月台上。面阔三间，进深两间。该殿正脊两端有龙头凤尾形的鸱吻。此殿建筑形式，俗称五花八角殿，为元代至正二年(1842年)重建。

毗卢寺以供奉毗卢遮那佛为主尊，西密称其为大日如来。按道理此寺应为密宗佛寺，但是地处华北要地的毗卢寺之壁画，却以其题材的异乎寻常的广泛、丰富而独树一帜。我们在青藏高原可以饱览藏传佛教的密宗绘画；在河西走廊石窟寺又能领略大乘显密艺术大观；在永乐宫及其他名胜道观也可以欣赏道教艺术精品，然而却不能像毗卢寺壁画艺术这样，使我们鉴赏到集儒、释、道教艺术于一体之绝妙。

毗卢寺壁画表现出来的儒、佛、道教绘画题材的融汇，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原宗教、信仰、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例证。它在哲学、史学、美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观念、道德观念的研究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原，之后同道教、儒学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与融合。南北朝时期，从“儒术独尊”衍变为儒、释、道鼎立之势，并以儒学文化为桥梁，释、道教互相渗透，吸收。宋元时期，除藏传佛教外，汉地佛教的儒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如临济宗的“以染为净”的主张，提倡俗而真。云门系禅僧契嵩(1007—1072)为主糅合儒、佛思想，认为佛之五戒与儒之五常是相通的，都可以用来教化人心，并认为“孝为戒先”、“夫孝也者，大威之所先也”。另一位自称中庸子的孤小智圆(976—1022)宣布自己的思想“宗儒为本”，“释、道、儒宗，其旨本融”。毗卢寺的现存壁画，大体为元明时期遗迹，此时正是中原宗教融汇的一个高潮，该寺壁画对此有充分反映，是为典型的集大成之珍品。

毗卢寺后殿北壁以佛教题材为主，绘画内容显密具存。诸尊明王像为密宗本尊，其中大威德、马首明王、不动明王、金刚首(或为金刚手)尤属代表之作。韦驮、广目增长天王、天龙八部是常见显宗题材。东壁、西壁分别表现二十八宿像：西壁绘北方七宿、东方七宿；东壁绘南方七宿及西方七宿以及天妃圣母、玄天上帝诸像。从壁画西方七宿的名号书写之误笔来看，当时画工们对道教神灵的尊奉已降低了严肃性，这一点可以反映三教融汇的趋势和民风。南壁绘画以儒学思想为主，如所表现忠臣良将、孝子贤孙、古贤烈女、儒流贤士等。毗卢寺壁画题材反映出的复杂的宗教道德的性质与世俗道德的关系，给人们提出了多方面的学术研究课题。

毗卢寺壁画的民俗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壁画中以巨大幅面表现了古代民俗风尚，从皇族贵亲、宫苑仕女，到九流百家、工匠货郎，为我们展示出封建社会的高官厚禄、市街叫卖、仇冤报恨种种人间世俗画面。该寺的绘画又一次证明，古代宗教壁画是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资料宝库。宗教壁画使我们可以取得研究古代人民的劳动、生活、信仰、社交、服饰、用具种种有价值的素材。美国人类学教授约翰·扬在旧金山曾见到刊登该壁画的书，他对此处壁画反映出的民俗题材，有浓厚兴趣。

宗教艺术是宗教思想形象化的体现，又是古人创作的，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作品。毗卢寺的壁画虽然表现的是相应的某种宗教的意念或仪轨，然而它又是完美的独立的艺术形态。毗卢寺壁画艺术的社会意义、审美价值，已不能囿于它象征的某种宗教本身。从宗教思想到宗教艺术，是一个由抽象概念到具体形象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艺术家可以发挥自由想象。尽管画师们的创作思想所驰骋的天地，受到时代、地区、社会风情、艺术流派种种制约，但是他们的审美理想仍要具体体现出来，这是毗卢寺壁艺术具有无穷魅力的重要原因。

毗卢寺壁画中的人物，标出名号者即多达500多个，众多的人物千姿百态，或喜或怒，或忧或恨，无不拨人心弦。那女性娴雅之姿，武士振臂之态，天空诸神弈弈神彩，金刚雷霆万钧，使观者如观平湖秋月，似临狂涛巨澜。如此生动的形象还要借助于生动的线描和色彩。该寺壁画线描丰富多变，以表现不同身世的人物、情绪。如“身促盗路”一组人物，线条风动，与人物动势相辅相成，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人物的强劲有力的动势。“北岳山岳等众”一组人物，流畅的线描，笔笔见工，严谨而飘逸，表现出山岳主宰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