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冷战终结”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冷战终结”

A Review o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View of World History

余伟民

［内容提要］ 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冷战终结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

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约和经互会解散、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被看作一个时代——冷战结束的标志。20世纪的冷战是以苏联集团的变革和瓦解而宣告结束的，作为其对立面的美国及西方集团因此而产生了“胜利者”的自大心态，所谓“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理论表达。然而，冷战后的世界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各种冲突和危机接踵而至，人类面临严重的安全困境。后冷战时代发生的种种问题固然有其现实的根源，包括因冷战突然结束而导致的世界格局结构性失衡。但是，创造历史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试图“领导世界”的力量）忽略乃至忘记了由冷战时代的历史所构成的“既定的历史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昨天和今天不能截然分开，当今世界发生的种种问题需要人们从刚刚过去的冷战时代寻找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历史因素，要走出今天的困境，必须从昨天的经验中寻找历史的智慧。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的经验中洞悉冷战的本质及其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那么就会理解：20世纪下半叶以美苏两大集团对抗为主要形式的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当年形成冷战格局的深层历史因素并未离开今天的世界。

冷战：20世纪世界体系重构运动的阶段性形态

要考察冷战的终结，首先要考察冷战的发生。从方法论上看，冷战发生学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一个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nal system）的研究角度。作为现代世界的冷战，主要表现为对国际事务有支配力的大国及以大国为中心的国家集团间的对抗和冲突，因此在直接的表现形态上可以纳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视域。“国际体系”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范畴，国际体系变动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但是，如果要深入考察冷战的社会历史意义及其影响，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国际体系的角度还不够，还要再放宽视域，需要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就是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角度。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的概念既有重合之处又有区别。就国际体系而言，一般是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看作第一个国际体系形成的标志。当时，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一批欧洲国家达成一种共识，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基础上，承认彼此国家主权，由此形成与古代国家间关系不同的现代国际关系，这也就是现代国际社会的诞生，其结构就是国际体系。由于国际政治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外交和军事层面的国际关系，即所谓“高端政治”，因而对政治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运动缺乏解释力。

近年来，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要对国际体系作世界历史的解释，认为“离开经济和社会维度，就难以理解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维度”。^[1]如果把国际体系放在世界历史中考察，显然需要将国际关系结构从军事—政治层面深入到经济—社会层面，而世界体系概念就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国际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在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看来，所谓世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力量驱动下世界整体性建构的过程。从古代世界各个农业区域走自己道路的分散的历史运动，发展到工业文明历史阶段以后，通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形成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的现代世界历史运动，这个过程历史学界称之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运动”。^[2]世界体系就是对应于现代世界历史运动的结构性概念。

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

作为包含冷战阶段的特定历史运动周期的“20世纪”（霍布斯鲍姆称之为“短促的20世纪”^[3]）开端于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于世纪末冷战的结束。其特殊性在世界体系结构变动的意义上可谓之“裂变—重构形态”，因为这种形态是介于前后两种整合度较高、但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的体系之间，以分化、变革、对抗为主要表现形式，并在裂变、动荡中重新积聚整合因素，最后完成体系结构升级的中间形态。

如果我们对500年来世界体系的发展从结构形态上作一个划分，那么可以发现，16至19世纪是世界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或者说，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级形态。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虽然已经具备一个辐射世界的经济体——欧洲资本运作的世界市场，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未真正进入这个体系，它们是作为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对象而被强制纳入世界体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级的世界体系具有两重性质，它既是以资本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又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将19世纪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看作“返祖性的，是一种过去时代的残存性特征”，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组成部分”。^[4]当广大的殖民地还不具备自主现代化因素以及欧洲殖民帝国还有足够的扩张空间时，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是比较稳定的。

然而，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以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历史运动反映出世界体系初级形态的解构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战后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但同时，这一否定性的历史进程所抛弃的并不是世界体系的本体，而是它的前现代因素。所以，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是，恰恰在解构性运动中，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进一步增强了，工业文明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多种选择取向的出现及其斗争并没有背离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普遍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体系从解构走向重构的转折点，它通过消除最极端的体系内反主流运动（法西斯）和体系主导力量的转移（从西欧到美国）重新整合了体系的中心区域。但是，这种整合和重构是局部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完全解决导致体系分裂的结构性矛盾。战后，二战中崛起的另一种体系外反主流运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与体系中心区域的对抗开始了，一部分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在脱离殖民体系后试图从根本上脱离既有的世界体系，并在“世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尝试建构一个取代性世界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并且在核武器的阴影下，形成了既是对抗性冲突，又止步于核战争门槛的两大国家集团的冷战格局。

冷战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一种“二元两极”为特征的世界体系—国际体系复合结构。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这种裂变导致的对抗在世界体系层面展开。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国际体系层面“两个世界”的对峙。所以，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P.Leffler）将美苏冷战称之为“人心之争”（for the soul of mankind）^[5]，即制度认同和选择意义上的竞争和对抗。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大国（great power）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定条件下崛起的，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面寻求另一种发展道路的新型国家制度建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开始了，这就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为首的国际共运是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及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世界革命”。其历史意义在于，针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外部冲突，尝试用后资本主义理念为非西方的落后国家提供替代性现代化模式，同时也推动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解构。可见，苏联在二战中崛起后没有延续反法西斯同盟的惯性进入既有的世界体系，而是另组一个针对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并非国际政治范畴的政策行为使然，而是根源于十月革命启动的“世界革命”目标，因为“两个世界”的分裂自苏联和共产国际诞生已经表现在“世界革命”的实践中，只是当苏联国力强大后才得以显化为国际体系的“两个中心”格局。

冷战格局对于推动世界体系的重构具有正面的历史作用，主要是加速了殖民体系的瓦解，为原殖民地国家和其他受制于西方的落后国家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战后国际政治中的“第三世界”现象其实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正如冷战史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所言，“美苏干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和国内结构，第三世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则孕育其中。若非冷战，当今的非洲、亚洲甚至拉丁美洲恐怕不会是这个样子”。“华盛顿和莫斯科都需要改造这个世界以证明他们意识形态的普世性，而新兴国家则为他们的竞争提供了场所”。^[6]然而，从长时段来看，由国际政治层面的两极所造成的世界结构的二元性并不是世界历史本质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仍然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阶段性。世界历史整体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世界体系只能建立在“世界经济体”即资本的劳动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换言之，企图作为另一个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或地区如果不能在世界经济整体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那么它既不能摆脱既有世界体系的制约，更谈不上取而代之了。

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所获得的历史合法性相比，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输出效应只具有短暂的竞争优势。在战后两种制度的竞赛中，以“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自居的苏联模式因拒斥市场经济而逐渐陷入经济效益低下的发展困境，推行苏联模式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先后走上回归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同时，在非殖民化运动中与社会主义结为同盟的民族主义既表现出对西方霸权的反抗，也表现出对苏联霸权的抵制。所以，即使在冷战过程中，世界体系的重构仍然按其固有的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

随着冷战进程的发展，尤其到了冷战后期，原来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作用下逐渐弱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苏联集团的制度竞争失败及其变革决定性地改变了冷战格局。“两个世界”的一方退出了对抗性竞争，也同时消解了两极结构，最后以二元结构的整合及两极结构的崩溃结束了20世纪的冷战。因此从根本上说，冷战的结局并不是政治、军事或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至今仍然存在），而是社会历史运动中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从事各种选择取向的实践，而且这些实践无论成败如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苏联模式发展道路对20世纪历史运动的影响尤为重大）。但是，世界历史作为整体运动的“合力”趋势总是由世界经济的最发达区域即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主导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先进的民族”主导的。^[7]苏联模式的失败究其根源即在于社会发展程度的相对落后，虽然能集中国力逞强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引领力量。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世界革命”旗帜下也曾经获得落后国家民众的认同，但在持续的发展竞争中终究因其实践形态的落后而失去了“人心”。

“冷战的终结”并非“历史的终结”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体系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裂变、重构后，进入了一个更具一元性的、发展程度更高的形态。冷战后，全球化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虽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领域仍不时出现动荡，但这已经属于新形态中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历史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由于苏联发展模式的失败和苏联为中心的国家集团的解体，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历史性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以统一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性建构。而且，既然“世界经济体”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那么西方类型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将主导全球公民社会的建构。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随着苏联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结，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于是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8]显然，这种观点若证之以历史实践，乃是面向“过去”，对20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发展道路选择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若放到世界历史坐标上，这种解释与20世纪曾经风行过的一些宏大“革命话语”一样，只具有“短时段”的意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以冷战终结为标志的这一结局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出一方面表现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普世意义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那些20世纪的替代性选择方案实质都是相对落后地区对“现代性”的抵制或反抗，它们在与“现代性”的较量中终因落后而落败。但是，这些替代性选择的失败并不能得出新的选择不会再出现或人类不再需要新的选择的结论。因此，“历史终结”论并不具有对“未来”的解释功能，如同其他种种乌托邦理论，它无法论证继续发展中的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其虚妄就在于将短时段的历史观察升格为长时段的历史理论，将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性变化夸大为终极性结果。

其实，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已经昭示人们，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苏联模式的失败也没有终结发展道路的竞争。因此人们还要继续应对现代性矛盾的挑战，还会因利益的纠葛而产生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并进而导致各种类型的冲突。当然，由于冷战的终结，竞争性选择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原来主导二元体系格局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因素的消解，原先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性对抗开始发挥其威力。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激发和推动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力量，这种被亨廷顿称作“文明冲突”的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正在以各种形式（包括“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展开。但是，目前在竞争性对抗的实践层面还看不到真正具有先进性的另一种选择的主体及其替代性方案（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在发展取向和社会建构层面无论是主观动力还是客观效果显然比苏联模式更为落后）。况且，这种孕育于冷战时期的传统型对抗所表达的仍然是旧时代的矛盾。与国际政治的显性冲突比较，对人类社会影响更深远的是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及其带来的诸多挑战和风险。其中，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共同体边界的不对称、信息全球化与意识形态认知的不对称、全球性问题与国际社会治理能力的不对称是矛盾的集中表现。当然，上述矛盾在冷战时期也已产生，但当时受制于“二元世界”的分割而尚未达到“全球”程度。现在，国际体系的冷战桎梏已被打破，世界体系的一元性得到了充分显示，人类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同时具有了全球化的形态。由上述矛盾而展现的新阶段的世界体系运动比冷战时期更直接、更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性困境。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张力因两者发展的不同步趋势拉大而更加凸显。

首先，后冷战时代的乱象纷生反映出现实世界在失去“两极霸权”的稳定机制后，尚未形成与全球化世界体系相适应的新的稳定机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在冷战后期曾经提出“霸权之后”如何以“制度性稳定”为目标建立相应的“国际机制”的前瞻性命题，但迄今这仍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命题。^[9]由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及其引领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所以“国家利益至上”始终是全球公民社会难以生成的政治和观念障碍。虽然资本运动已经超越了国家及意识形态屏障，形成了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但在资本流通的管理、资本利益的分配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仍然离不开国家主体，因此人类社会陷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与国家本位的治理机制之间难以协调的悖论性困境。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的普及、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原来的霸权国家地位相对衰落，出现了“中心权力均衡化”趋势（所谓“多极化”即其表现形态）。巴里·布赞据此认为，超级大国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是最后的超级大国”；^[10]另一方面，囿于国家本位的利益诉求，实质性的全球治理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无论霸权国家还是新兴大国，在权利和义务的计算上往往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尽可能多获取而少付出，表现出“经济人”理性支配下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于公共产品的短缺和治理观念的相左，又缺乏全球性的法治平台，在国内政治中作为“良治”机制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国际社会只能发挥“论坛”的功能，而难以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机制。当今世界，为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气候、资源、贫困、传染病、地区和民族冲突、朝鲜和伊朗核危机、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等等）举行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首脑级或政府间国际会议，也建立了相当数量各个层级的国际组织，通过了大量世界性或地区性的“宣言”、“决议”、“行动纲领”，官方或民间的政治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许诺或呼吁，但是，真正有实效的解决问题之举却屈指可数。即使在区域性整合上走在最前列的欧盟，目前也因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遭遇了严重的治理难题。

其次，在面对接踵而至的全球性危机时，人类取自以往历史经验的智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解读危机的种种言论层出不穷，各种“专家视角”的评述众声喧哗，但至今少见真正有理论创见的前瞻性思想。如果说冷战结束之初人们继续冷战思维的惯性思考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尚属不可避免，那么在二十年后人们仍然难以跳出旧思维的窠臼则是一种思想危机征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运动呈现出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结构的矛盾，但在应对危机的理论对策中人们热衷于讨论的仍然是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观念，即：西方/非西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一些前卫学者运用的理论资源也没有超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等）。于是，人类社会在陷入结构性发展困境的同时也陷入了思想滞后的困境。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性问题已达到无法套用前人经验的空前难度，但尚未出现能够引领解决问题方向的新世纪的思想大师。当然，目前在理论层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围绕“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以及源于先进地区历史实践而发生的对“现代性”（而非仅仅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些思想之所以有创新意义，是因其对人类当下困境的解读已经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从而为新的“后现代”选择取向（而非传统的社会主义）开拓了思路。但是总体而言，在经历两个世纪的理论探索和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尝试后，人类能否走出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王国”，以自觉的可行的替代性选择进入更具先进、正义和合理的“自由王国”，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历史命题。

总之，正是在全球性问题的难解上，我们看到了后冷战时代人类的困境。只要人类的共同体结构和治理能力还停留在民族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层面，那么，某些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排他性利益诉求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人类社会拖入新的冷战式冲突中，甚至不能排除冷战时期被抑制的核战争会在未来的某一次冲突中成为现实（在现实的无国际制约机制的核扩散条件下，既然不能阻止更多的国家获得核武器，又怎么能保证某些缺乏社会力量制约但拥有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或军方不会因某种利益冲动而按动核按钮呢？）。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诚然，我们寄希望于21世纪的人类会随着世界体系结构的演进而找到破解全球化困境的先进理念和治理方案，但当前必须为应对后超级大国时代的“无极化”混乱局面做好准备。人类历史并不总是循序渐进，“断裂”式加速或倒退也是常见的历史现象。

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命题，“冷战的终结”可以成为联结“过去”与“未来”的认知纽带。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人们能够以历史为鉴，那么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竞争未必会再次导向冷战式对抗，而且从历史的深层反思中人们有可能形成关于未来发展路径选择的共识。否则，人类社会将很可能以不同的（乃至更坏的）形式重蹈冷战的覆辙。当然，冷战史能够提供的历史借鉴不止于此，在很多具体的问题领域，如集团政治、危机控制等，冷战时期的经验教训都是今天的人们不应该忘记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系教授）

【注释】

[1]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中文版序言，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参阅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3]Eric J.Hobsbawm：Ageof Extremes：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中译本书名《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熊彼特在《帝国主义社会学》中阐述了这一看法。引文见克里斯·布朗等编著：《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从古希腊到一战的文本》第9章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378页。

[5]Melvyn Leffler，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New York，Hill and Wang，2007.

[6]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p.3—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页。

[8]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9]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巴里·布赞：《无超级大国的世界》，载《“大国、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大学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