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1]

The Proposed and Transition of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邵　雍

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这标志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重大进展。“民主的联合战线”是怎样提出来的、提出以后又有什么转变、为什么会有转变，这些问题是本文要回答与阐释的。

一

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2]在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3]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经过与会代表们的讨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说：“工会必须……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促进工人们得到最后的胜利。”^[4]《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将“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与“民主革命的战线”两个概念并用，主张“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工人要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一方面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一方面做增进自己阶级地位的奋斗。”^[5]二大《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则使用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的概念，指出“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6]《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则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7]

在二大的文件中，“民主的联合战线”、“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民主革命的战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等多种表述并提，文字略有不同，其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是相同的。

二

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马林的汇报正式决定，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前往广州”，并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8]8月，马林从莫斯科抵达上海后就“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9]8月28至30日，中共中央根据马林提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10]在会上马林提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并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张国焘、蔡和森与陈独秀均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李大钊则认为，“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11]最后，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的责问，于是会议通过了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

其实8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马林的指令只是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12]至于如何支持，并没有具体的方案。马林根本没有出示这一指令，擅自将自己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作为共产国际“决定的政策”或“决议”，强压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接受，无论在思想作风还是在组织程序上都是有问题的。中共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与国民党实行党外的合作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孙中山坚持以我为主的党内合作模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根据他的“爪哇经验”力挺党内合作形式，加上马林将自己的意见说成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得接受。由于二大、西湖会议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政策有了重大的转变，在具体实行中迫不得已改为难度很高的党内合作形式，同时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机遇与风险。

在具体实施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远东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马林的看法并不相同。

首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听了刘仁静的报告^[13]后，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没有直接表态，他在会议小结中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14]在这里拉狄克接连提了中共的三个行动方向，只字不提到国民党中去。

其次，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委员^[15]于1922年3月27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电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萨发罗夫，建议他指示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第二，支持个人与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16]据马林1923年4月3日讲：“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远东局发现，从一个大约有250名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独立的政治运动中，可以孕育出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这就要求修正4个月前制定的共产党人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的政策。对于采取新政策的解释工作多少已准备就绪”。^[17]再次，萨发罗夫4月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认为二七大罢工“表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迅速提高。在不远的将来可望我们共产党的人数和威望迅速提高”。而“国民党不是居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尚未将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威望的团体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产生了一个关于今后把我党限制在国民党范围内是否适宜的问题。”^[18]

最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部，对同国民党联系这件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在谈到在中国问题时将维经斯基、萨法罗夫、拉狄克称为左派；将布哈林称为中派；而把马林和越飞归入右派。^[19]

“民主的联合战线”在实践上并不顺利。1922年4月间，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身份向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遭到孙中山的严词拒绝。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所以他欢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在三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内做国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只有少数领导人，还没有在全党层面推开。

三

1923年1月10日，马林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中国情况。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他的汇报，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20]对于如何能够做到“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共产国际并没有予以说明，对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更是只字不提。这一决议实际上否决了维经斯基、萨发罗夫的意见，采纳了马林的主张，使之合法化、神圣化了。

6月12日到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期间对共产国际“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的一月指示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张国焘在发言中强调，马林从莫斯科带来的指示只是说，“那些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同志，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21]马林则自由发挥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期望所有同志都去贯彻你们对中国的指令，而不是由少数人去贯彻。”^[22]

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23]。

7月18日，中共中央收到几经辗转的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指示》坚持一月决议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同时指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24]在这一指示中依稀可见3月间维经斯基、4月间萨发罗夫的正确意见与主张，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其中最有价值、最引人注意的部分。

中共三大作出的关于和国民党联合以及两党关系的决定最后是否生效还有待于国民党方面的最后表态。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与党纲草案，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正式启动。至于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还是次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才最后决定下来的。

综上所述，“民主的联合战线”从提出到实施充满了艰辛。从总体上看共产国际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多数是正确的，东方部萨发罗夫、远东局维经斯基均不乏真知灼见，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上却以势压人，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意见冒充为共产国际决定强迫中共接受，事后又极力运动，使这种不正常的做法得以弥补与追认，作风很不正派。实际上，马林轻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共力量估计不足，势必看重国民党，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砝码压在国民党一方。1923年6月20日，他在写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说：“党是个早产儿（1920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25]他贬低共产党，对中共缺乏信心，势必迁就国民党，力主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历史表明，提出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不容易，争取实现更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均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研究项目。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14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14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7—78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3、85、65—66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3、85、65—66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3、85、65—66页。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326、324页。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243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326、324页。

[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243页。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326、324页。

[13]刘仁静的报告首次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公之于众。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434—435、446页。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434—435、446页。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40—241、458—459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434—435、446页。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40—241、458—459页。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40—241、458—459页。

[20]《“二大”和“三大”》，《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47、181—182、166—167页。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481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481页。

[23]《“二大”和“三大”》，《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47、181—182、166—167页。

[24]《“二大”和“三大”》，《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47、181—182、166—167页。

[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