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亚地区

一、西南亚地区

西南亚地区的新石器化研究主要涉及约旦、巴勒斯坦、土耳其、叙利亚以及两伊地区。作为全球范围内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之一，新石器化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尤其以近东的利凡特地区(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地区，图1)的研究最为深入和细致。

图1　利凡特地区

这一地区的新石器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利凡特地区为例，这里的新石器化从最早的纳吐夫早期文化(距今约1440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前陶新石器的最后一个阶段(距今约8250年)，一共经历了近6000年。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纳吐夫文化阶段(Natufian，14400—11450BP)。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定居的出现，房屋多为成群落的石砌圆形小屋(图2)。⁽³⁾有大型的石工具(如石臼)，出现了较大的墓葬。这一时期的居住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长期性居住的营地，另一种是季节性居住的营地。⁽⁴⁾

2　纳吐夫文化Ain Mallaha遗址出土房址及其上部结构复原图

(二)前陶新石器A期(PPNA，11450—10750BP)。有最早的栽培作物，但可能仍未驯化(a kind of predomestic)。⁽⁵⁾开始出现长方形房屋，穴居生活方式逐渐消失。在纳吐夫文化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没有头骨的人骨架和二次葬现象，这些迹象被认为是祖先崇拜的表现。此外，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比较原始的象征符号。⁽⁶⁾

(三)前陶新石器B期(PPNB，10750—9050BP)。种植农业完全形成，动物的驯化也已经出现。在这一阶段发现了面积达10～12公顷的大型遗址。⁽⁷⁾墓葬方面，人骨的二次葬现象在利凡特南部地区仍然存在，其中的一些人骨涂有石膏或画有图案。⁽⁸⁾这同样被看成是对祖先崇拜的表现。这些聚落的形成被认为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而这种人口的增长是与农业生产方式的形成、动物驯化的完成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墓葬的特殊处理形式则被理解为这一时期大型聚落内居民社会内聚性的体现。⁽⁹⁾

(四)最后一个阶段是前陶新石器C期(PPNC，9050—8250BP)或有陶新石器时期(PN)，这一时期家养动物已经比较普遍，而最重要的是陶器的出现。所以从这一阶段开始，这一地区已经完成了新石器化的全过程，具备了定居、农业、动物驯养、陶器和社会等级等所有新石器时代标志的因素。⁽¹⁰⁾

关于这一地区是如何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长期以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最早的解释是由柴尔德(Childe.Vere Gordon)提出的，他认为是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初期的气候变化导致了所谓的“新石器革命”，即“自然环境压力说”。但是这一理论很快就受到了挑战。1960年，罗伯特·布雷德伍德与一些环境学者认为，在更新世晚期并没有明显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证据。无论如何，干冷气候与温暖气候的交替在更新世发生过多次，但并没有导致西南亚地区的农业发生。所以说，自然环境的压力并不能作为人类走向农业社会的首要背景因素。⁽¹¹⁾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遗憾的是布雷德伍德等人并没有明确这些文化因素是如何产生并发挥作用的。

20世纪60年代末，著名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家刘易斯·宾福德和肯特·弗兰纳里选择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是人口增长导致一些采集狩猎者开始进行农业活动，即“人口压力说”。肯特·弗兰纳里根据自己在伊朗西南部所做的田野工作，提出了一个称为“扩地革命”(the broad spectrumrevolution)的学说。在这个学说中，他认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人口增长的压力不断增大，一些人开始向邻近的边缘地区扩展。食物和资源的缺乏使得他们不得不去寻找和尝试新的食物。最为重要的是，这种食物和资源的匮乏使得这些边缘地区的人们在选择并且驯养某种特定的植物(如谷物)时更加慎重。在条件优越的地区，这类植物完全在自然条件下生长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在边缘地区，则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来帮助它们的生长。这样，经过这次革命，人们开始向植物驯化的方向发展，并开始了定居生活。⁽¹²⁾这一解释同样受到挑战，这种解释是假定早期农业比采集狩猎作为食物的生产方式有着更明显的优势，然而这种假定并非无懈可击。成熟的精细农业确实比采集狩猎更加多产并更具有稳定性，然而在农业最初被尝试和发展的时候，其优越性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明显。此外，它还遇到了与“自然环境压力说”类似的问题，即为什么人口压力在这个时候产生而不是更早的时候?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类向新石器时代转化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次生育率增长的大爆炸，法国著名学者让-皮埃尔·波切特-艾蓓尔(Jean-Pierre Bocquet-Appel)将这种现象称为新石器时代人口变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过程主义的兴起，学者们对此问题又有了新的思考。以雅克·考文(Jacques Cauvin)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符号文化所代表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与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以前的研究者不同，该观点显然更关注人类自身在这场变革中所起到的能动作用。⁽¹³⁾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这一地区在农业出现之前经历了漫长的纳吐夫文化时期(Natufian)，以居住遗迹和大型墓葬为代表的新的社会组织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这些新的生存方式必然对人们管理和协调大型社会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彼得·威尔森(Peter.J.Wilson)认为，人类接受经过人工改造的建筑环境，对于他们的社会心理的进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人们对于社会自身的认知受到挑战，人工建筑使人类开始意识到个人空间的存在，这种生活方式与在公共空间中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此外，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也为符号表达方式的产生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¹⁴⁾人类学家莱斯利·艾洛(Lesley Aiello)和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则指出了原始人类进化的一条独特轨迹，即人类大脑的进化使人类越来越能够适应依赖个体而存在的大型社会组织。⁽¹⁵⁾邓巴进一步指出，语言的进化为人类提供了进行大范围群体交流的方式，这比其他灵长类动物只能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具有明显的优势，而社会组织的规模越大，支撑其运行所需的文化和意识符号系统就越复杂。因此，人类思维的进步与文化进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¹⁶⁾另一个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组合博伊德(Boyd)和里彻森(Richerson)认为，通过文化，人类学会如何建立、交流和分享大量的信息;反过来，通过使用语言和文化符号系统，人类的思维也逐步形成了一个非凡而独特的抽象思维模式。⁽¹⁷⁾加拿大人类学家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的《人类思维的起源》一书中将人类交流方式的进步分为三个阶段，人类的思维方式在每个阶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¹⁸⁾这三个阶段仅概括了人类文字符号发展的阶段，而文字符号仅仅是人类意识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方式，建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在西南亚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文化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是如何利用文化因素来构建和维持自己的社会系统。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型建筑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定居的村落社会已经出现。人们开始共享特定的仪式行为和宗教观念，通过此种途径来完成自己社会身份的表达，这同时也意味着更高权力的出现。在一个社会组织中，成员可能有数百甚至数千名，要维持这样一个相对较大的群落的行动，共享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共享一个宗教观点与共享信仰和日常礼仪并不是一回事，而后者才是人们日常行为和规范的直接推动者。因此，在这种大型社会组织中，那种能够创造并复制类似“集体”和“睦邻关系”的抽象概念的认知和教养能力尤为重要。经过特殊处理的墓葬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也同样可以看成是人类意识与文化行为的特征物，是人类驯服自然的重要证据，而对于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同样是这种驯服的进一步拓展。与传统的将农业的发生作为新石器时代开端的标志不同，这个观点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是一场“符号革命”，这个符号主要指代表人类认知能力变革的一些实物性标志，其中以建筑物最为重要。⁽¹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