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研究

六、政治社会学研究

2007—2008年，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政治社会学的相关领域进行了探讨与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涉及时下热门的政治问题，如霸权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人权问题、公民社会问题等，在分析政治热点的基础上，这些研究又致力于解释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一些经典命题，如政治模式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问题、政治环境影响下的个人选择问题、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等。因此，这些研究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理论价值，其中一些研究结论还对当前中国在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和谐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1.对于政治模式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

政治模式的形成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学与社会学问题。某一特定的政治模式会受到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某些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国家在政治模式上的演变也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各种政治模式中，当前美国的霸权主义模式无疑对于世界的影响最为显著。在《帝国浪潮——从1787年至2003年美国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动分析》(Wavesof Empire—US Hegemony and Imperialistic Activity from the Shores of Tripoli to Iraq，1787-2003)一文中，⁽³⁰⁾作者Julian Go通过对200多年来美国霸权主义发展各阶段的帝国主义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探讨了美国全球霸权主义地位的演变与其帝国主义行动方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对于美利坚帝国的研究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一派学者认为近年来美国全球干涉行为的增多是与其世界霸主地位身份相符的必然现象，其对于维护世界的安定有序具有积极意义(Marx Boot，2002);另一派学者则持批判主义的观点，认为布什政府近期对中东地区的干涉恰恰是美国政治、经济霸权地位衰落的象征(Harvey，2003;Mann，2003;Wallerstein，2002a，2003b)。该文则是对上述理论观点进行论证，在文中，作者列举了1787年至2003年以来美国所采取的256项帝国主义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宣战、对领土的吞并、对别国的暂时性占领、全球武装力量的部署。同时，作者又将美国的历史按其在全球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霸权主义时期(1787—1945)、霸权主义成熟时期(1945—1980)、霸权主义衰落时期(1981—2003)。通过将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动融入其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分析，该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其一，美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行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在某些时段内，美国会出现帝国主义行动在广度及频率上大幅提升的浪潮，这些时段包括1810—1825年、1840—1870年、1898—1926年、1981—2003年。而在某些时段内，如1926—1980年，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动则处于低潮期。其二，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动在历史上的周期性变化是与其霸权主义地位的演变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表现为当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较为稳固时，其所采取的帝国主义行为往往较少，而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没有形成或正在衰落的阶段，其往往会采取较多的帝国主义行动。例如在1907—1940年的前霸权主义阶段，美国共采取了46次帝国主义行动，在1946—1980年的霸权主义成熟阶段，美国所采取的帝国主义行动则减少为25次，而在1981—2003年的霸权主义衰落时期，美国所采取的帝国主义行动则增加到了46次。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其三，美帝国主义行动与其霸权主义地位的关系不仅体现在频次上，还体现在程度上。文章通过数据得出，与在霸权主义不稳固时期倾向于采取帝国主义行动相比，美国在霸权主义稳固的时期更多地是采取一些非正式帝国主义行动(informal imperialism)，如意识形态宣传、构建全球政治支持网络、财力支持等。在所采取的帝国主义行动方式上，在不同时期也会产生不同。在前霸权主义以及霸权主义衰落阶段，美国大多数帝国主义行动采取的是侵略性扩张的形式(expansionist-aggressive)，如战争、军事占领等，而在霸权主义成熟阶段，美国大多数帝国主义行动则采取管制(policing)的形式，如保护他国公民、人道主义援助、军事援助等。

而在《全球化:秘密议程》(Globalization:The Hidden Agenda)一文中，作者Dennis Smith则重新审视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及其所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的弊端。⁽³¹⁾作者认为，美国当前的政治模式走在了错误的方向上，这种模式是由权力、利益与威信所驱动，这使得统治者获得了最大的满足，而对于那些处于底层的被统治国家来说，则意味着缺乏权力、缺乏安全感与被疏远，同时导致了那些被统治国家的精英或中产阶级产生了屈辱感，而这种屈辱感恰恰是当代各种暴力或恐怖事件，如9·11事件发生的原因所在。作者认为，未来的全球化进程应该抛弃以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美国模式，而应转向更为注重社会权力与民主的欧盟模式，用民主的方式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以减少暴力与恐怖主义。

2.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

关于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研究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话题，它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与社会控制中各自承担了何种角色，起到了何种效果。对于社会治理模式的研究也涉及公共政策、公民社会、人权问题等诸多领域。

探讨政府与志愿者在现代福利社会中所处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公民社会理论所探讨的话题。以往对志愿者组织的论述要么仅仅将其看做是政府的利益维护者，要么持静态的眼光而忽略了志愿者组织在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影响下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变化，又或是局限于对发达国家，而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志愿者组织的研究。在《福利管理中的社会建构:一项关于韩国“政府—志愿者”关系的社会学论述》(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Welfare Control:A Sociological Review on State-Voluntary Sector Links in Koera)一文中，⁽³²⁾韩国社会学家Taekyoon Ki以韩国的福利系统为研究对象，认为在韩国历史上政府—志愿者之间关系的此消彼长实质上反映出韩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在作者看来，以往一些理论，如“福利组合”理论、“政府失败/市场失败”理论要么不符合韩国社会的实际，要么未能揭示出在福利系统中“政府—志愿者”关系的实质。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引入“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社会治理具有四种模式，即合法性模式、动员模式、合作模式及容纳模式，这四种模式所形成的框架对于展示在不同历史时段政府与志愿者双方之间的力量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如下图所示。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将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福利发展史按照社会控制模式的不同以及政府与志愿者关系的对比划分为四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分析都按照历史背景——志愿者的活动——政府的反应这一思路来进行。在作者看来，对韩国40多年来政府与志愿者关系的描述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与志愿者双方力量博弈的此消彼长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控制模式由合法性到动员到合作再到容纳的转变过程，而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变过程可以被用来重新描述韩国福利系统的变化历史。事实上，该文最大的意义在于将韩国这样一个经历过社会转型的东方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在文中提到的在历史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博弈，政府面对民间组织时决策由消极到积极的转化，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进步，都对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作者也同样认为该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作用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可成为分析这些国家政府与社会在福利领域关系的工具。

此外，在《国际人权法律与合法性的统治:压迫性国家与人权条例》(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Repressive State and Human Rights Treaties)一文中，⁽³³⁾作者Emilie M.Hafner-Burton等人探讨了在非民主国家对于人权条例的执行情况。研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指出为什么具有消极人权记录的国家与具有积极人权纪录的国家趋向于发布和认可相似数量的人权条约。研究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对于人权条款的态度，那些政府和社会之间联系特别弱的镇压政府有很大可能同意人权条款，而当公民有自治的力量，能摆脱决策和执行的限制时，极度镇压政府的统治者更有可能对国际人权政权做出坚定而众多的法律承诺;中等镇压政府的统治者更有可能在国家立法机构、政党、利益群体或军队的限制和强迫范围内做出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