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文脉研究概述

1.2　文脉研究概述

1.2.1　国外的探索与实践

在国外的文脉研究中最开始是从单体建筑开始的，文脉从20世纪中叶被引入到建筑领域后就成为西方建筑理论界研究的热门课题。它主要批判了当时的现代建筑创作中无视环境﹑场所的存在，只是把单体建筑当作独特问题的单一抽象而与环境隔绝。许多学者也在为此进行反思，意大利建筑评论家恩纳特提出：应该把建筑看作是和周围环境的对话，建筑之间既有直接的物理层面关系，又是历史的延续。格雷戈蒂认为“建筑的任务是通过形式的转化展现环境文脉的本质”，把Context作为一种朴素的思想应用到建筑之间的关系中来。

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在理论上关于文脉的分析与理解并不局限于新老建筑形式的协调与连续，而被引用到城市研究领域，深入到文脉的深层结构，成为理解城市形态重要词汇。如亚历山大教授提出的图式语言，是从建筑形式的社会心理含义提出建筑图式的文脉、问题及解决方法。凯文·林奇则从城市公众的认知印象出发来讨论其与城市真实环境之间的联系，从而得出城市的连续性和印象性之所在，他的文脉观也被理解为路径﹑地标﹑边界﹑节点﹑区域的五要素文化概念，作为可想象的形式的文脉。柯林·罗伊在《拼贴城市》中强调的文脉都是分属于不同时间范畴的产物，是一系列沉积的﹑片段的﹑微缩的与乌托邦式的文脉。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提出“形态—类型学”理论，力图将历史和城市生活的连续性建立起来，他认为文脉是由地标和基质所组成。这些从城市中认识主体——人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城市环境关系研究的观点及方法给当代的文脉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其目的不仅要建立新旧建筑的视觉连续、城市景观的和谐共生，而且要追求充满文化内涵，同时得到人们心理认同和富有生活情趣的城市场所。

由于学者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差异，西方理论界对文脉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研判，文脉概念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这些都共同促进了文脉理论研究的繁荣。但是可以看出，国外对文脉的理论研究都有一共同点：都是把文脉看作是静态的物质抽象而缺乏视文脉为动态发展的眼光，国外对文脉的研究和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和学派。

1）查尔斯·摩尔及“量度无数”理论

现代建筑“四度空间”理论以及“量度无数”理论是文脉产生的一个来源。现代主义理论认为空间是建筑的主角，并且考虑到人观察建筑过程中的时间因素，产生了“时间—空间”的建筑设计初步构想，德国人闵可夫斯基据此提出了“四度空间”的概念，将时间作为第四个量度引入三度空间之中，丰富了建筑的含义（现在有学者提出“心境”作为第五个量度而提出“五维空间”的感念）。但是各种四度空间的方盒子建筑超然于历史性和地方性之上，只具有技术功能语义，没有思索回味的余地，导致了环境的冷漠和乏味而受到批评。

在“四度空间”理论基础上，美国当代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摩尔将建筑量度理论作了进一步引申，他认为“建筑的量度不是四个，而是无数。任何独立的变量，如室温﹑日照﹑色彩﹑心理感受……都可以成为建筑的量度，那么量度的数目就可以无限扩大，任意扩大。”^[1]建筑创作涉及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难以用数量来统计，建筑与其相邻环境都是由多种量度（因素）构成，建筑的创作过程从某种程度可以说是从建筑量度的组合开始的。处于某一群量度体系中优美得体的建筑，被置于另一处环境（另一组度量关系）也许就显得不合时宜，这是因为具体的度量改变太多。根据量度的要求，在创作时建筑师应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分析相应的量度体系，如地形地貌﹑相邻建筑﹑气候特征﹑风向﹑日照﹑地质条件﹑场所特质等，对这些量度体系进行叠加来研判新建筑位于这个量度体系之中必须满足或遵守的条件，从而得出这个新来者的量度体系，而这个量度体系实际上就是新建筑应该遵从的文脉关系。

查尔斯·摩尔的“量度无数”理论，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建筑的复杂要求，不再局限于建筑的物质功能方面，而是广义上的注重建筑与自然﹑人文、社会及精神方面的关系与要求。不仅通过适应各地的气候﹑资源、地形和建造方法等量度关系，使各地的建筑形象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也通过适应各地的文化模式、人群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取向的量度关系，使建筑和群落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通过分析研判使新建筑的量度体系以一种得体的方式介入到“旧”的量度体系之中，使新旧两组量度体系能彼此相融同时又有新发展，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从建筑的设计条件出发而产生的朴素的文脉思想。建筑应该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在风格上应兼收并蓄、多样并存，查尔斯·摩尔主张“建立一种让身体和精神都能在一起住进去的场所，这个场所能反映出人类的所有量度”，摩尔的主张顺应了社会的需求。

2）罗伯特·文丘里与后现代主义

罗伯特·文丘里、查尔斯·詹克斯、柯林·罗依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人物。C.罗依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期提倡的城市渊源主义实际上是文脉的另类表达，他着重研究了城市建筑物平面与场地之间的图形关系，在C.罗依看来，建筑类型及其与文脉的联系决定了城市的性格，城市文脉决定了城市的发展与变化。罗伯特·文丘里在20世纪60年代所著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中也积极主张建筑与其所在地点的相互关系，认为新的设计必然带来场地的渊源关系，即来自建筑地点的特征及发展演变的历史。查尔斯·詹克斯将文脉主义看成是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某种哲学运动，认为文脉主义是追求新建筑亲近于环境——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工环境。提出“特定性+都市化”，即一方面注重城市原有结构和脉络，另一方面注重城市的周围环境，他将文脉主义的内涵延伸到局部环境以外更深更广的范围，试图从城市历史的角度对环境关联做出某种解释。

文脉主义与隐喻主义、装饰主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三大特征。对后现代派建筑师来说，隐喻和象征手法是主要表达建筑含义的方法，他们认为象征主义手法赋予关联性，如果恰当运用，可以使建筑物获得建筑文脉的丰富联想及内涵。但是后现代建筑师在运用象征手法时，却过分强调所采用手法的意义超过了象征的含义，他们往往采用非本地的历史文化象征来表达意义，这种过于广泛的意义往往使人混淆不清，常常受到反对者的指责。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脉主义，本身经历了由简单的关注建筑周围环境的文脉关联上升到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内涵并把两者相结合，虽然后现代主义某些过分教条的方法和标签式的口号有些令人反感，但它对历史文化深层内涵及环境的广泛关注却值得今日的建筑界所提倡，就这层意义而言，后现代的文脉主义具有永恒的价值。

3）阿尔多·罗西与新理性主义

新理性主义酝酿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其代表人物阿尔多·罗西在当时将现象学的原理和方法用于建筑与城市，在建筑设计中提倡类型学，提出建筑师在设计中回到建筑的原型中去，他的理论和运动称为新理性主义。新理性主义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城市建筑结合传统表达历史意义的问题，认识现代主义在城市建筑中的一些缺陷，即现代主义对城市发展的时空脉络缺乏理解，而在单体建筑设计中过分注重由内而外的设计而缺少考虑由外向内的设计过程。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对象本身，新理性主义更注重对象之间的脉络关系，尊重城市建筑发展的历史。

新理性主义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了城市建筑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罗西的建筑思想是将城市的要素作为有意义的要素来感知。他认为：“建筑的内在本质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的一部分通过编译进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其表现为表层结构，类型则是深层结构，需要通过潜在的类型来认识建筑。”“类型可以从历史中的建筑抽取，抽取出来的必然是某种简化还原的产物。因此，类型不同于历史上某一建筑形式，而又具有历史因素，至少在本质上同历史相联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建筑图示的文脉表述。基于以上的理论，新理性主义者在设计新建筑或在进行城市规划时首先要做大量城市变形形态的研究，详尽地比较选择各种建筑的类型，发现其文脉关联，寻找具备共同的文脉元素，通过这些元素加以重组及构成，最终形成了他们设计的方案。

新理性主义以继承历史传统作为其倡导理论的出发点，认为城市是人们对它的“集体记忆”。所谓集体记忆，即人们对生活城市的心里沉淀还原为共同的“原型”，历史传统是通过事件的集体记忆形成，城市被赋予形式的过程形成了城市历史，新理性主义强调传统的不断延续和传统的丰富性，认为“历史上的城市不是由纯物质组成的，城市的历史是一个人类激情的历史，在激情与现实之间的精妙平衡和辩证关系，使城市的历史具有活力”。新理性主义强调城市活动的丰富性、活跃性，同时使历史与原有城市的脉络相吻合，这些和文脉主义的城市观点都不谋而合，新理性主义的理论对于发展城市和建筑的特色以及在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连续性方面均具有积极地意义。

4）康奈尔学派的贡献（柯林·罗的文脉“拼贴”理论）

作为现代建筑、城市规划用语的文脉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当时的美国，由于城市再开发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建筑设计到城市设计都缺失方法，城市形象不连贯，相互脱节。同时，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专业柯林·罗在教学中，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中潜在的空想主义问题非常重视。因此在当时建立一种具体的、现实的教育方法以及建筑和城市设计方法都很重要，柯林·罗通过U.D.Studio的实践，与学生们一起提出了文脉主义的观点。

1965年前后，柯林·罗的学生斯图瓦特·科伦（Stuart Cohen）和斯蒂芬·华特（Steven Hurtt）在合作的硕士论文中第一次用到了文脉主义一词，提出了将U.D.Studio成员共同提倡的设计原则称为“文脉主义”的建议，其意是提倡康奈尔学派的设计思想。他们主张在城市环境中新增加建筑时，让理想的形态同文脉相呼应，通过这样的变化来决定城市空间和建筑形态，逐渐改变城市整体面貌，他们将这一方法称为“文脉主义”，而柯林·罗也被誉为“文脉主义之父”。

在文脉的表达形成上，源于柯林·罗任教时提倡“城市渊源主义”。在研究了城市建筑物平面与场地之间的图形关系后，柯林·罗认为，建筑类型及其与文脉的联系决定了城市的性格，城市文脉决定了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在城市渊源主义的思路下，柯林·罗认为城市是拼贴形成的，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城市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不同时代的东西层层叠加形成，类似一幅拼贴画：“断续的结构，多样的时起时伏呈现为我们所说的拼贴”。主张用拼贴的设计方法展示一个地区的历史，城市应该在文脉的观念中，充分利用现代的、历史的，或不受时间限制的象征、联想和类型。他认为设计城市必须要由能工巧匠式的设计师去完成，这种设计师一定对传统和历史极为熟悉，他能够从历史和传统中选择出典型的主题、部件和元素，随后对其进行发展、变化、错位、移接或重新组合，以拼贴出一个富有历史感的区域。

这种文脉的拼贴具有表层理解和深层理解两层含义。从表层理解，是把拼贴视作一种技术手法，即解散、重组，把不同的元素用某种方式重新整合，从而造就新的整体。它的深层含义，则包含着一种“生长”的观念，同质和异质的事物相互并置、融合、转换与组构，对于整体来讲，其实是一个尊重现状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更新的过程，这是文脉发展的过程。

对于城市空间的形态构成，城市肌理可以认为是最重要的拼贴素材之一。明确的秩序是一种美，隐藏的秩序也是一种美。“拼贴”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对终极的、纯净的、单向的秩序美学的质疑。拼贴的方式所体现的是一种潜在的秩序，通过这种秩序将混乱的，彼此非关联的元素整合起来，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使用拼贴手法可以为城市公共空间带来变化与活力，具有积极意义。

5）21世纪欧洲的城市复兴运动

16世纪，在以反宗教，宣扬人性为主要色彩的第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以古罗马文化来对抗基督教的束缚。在以产业革命为开端的现代化、战争破坏以及现代主义风潮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第二次欧洲城市复兴运动，其核心还是文化复兴，实质上是后现代文脉主义再次新的表演，并在城市保护与更新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英国学者G.Adair在他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文化，就像上帝和政治一样，是无处不在的。”在城市复兴的进程中，文化产业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西欧发达国家的城市，尤其是传统工业城市或城市的部分地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建阶段后的长时间平稳高速的经济增长期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遇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转移，使得工业与制造业规模日渐萎缩，城市衰败随之而来。这些城市面临着如何保持城市活力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双重难题。实践表明，这些城市在努力恢复其活力的过程中，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旗舰项目的运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西欧的城市复兴，就是对那些传统产业已经衰落，并且其社会、经济、环境和社区邻里也因此受到损失的城市，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手段使其在物质空间、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改善，再生其经济活力，恢复其已失效的社会功能，改善生态平衡与环境质量，并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西欧城市复兴进程中文化政策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重建时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正处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点被放在了经济增长、体形环境和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城市文化侧重于通过如歌剧、博物馆、公立剧院等“高雅”的或传统的文化服务设施来对公众实施文化教育。

第二阶段是“参与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受到了1968年之后的民主和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青年、同性恋和少数民族激进主义的影响，这些群体对“高雅”与“通俗”文化之间的传统区别提出了挑战，政府开始在文化方针中，给予城市规划和支持范围日益增加的少数者活动场所以更高支持，于是试验剧场、摇滚剧团和独立电视在这一时期比较活跃。

第三阶段是城市营销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受到社会、政治的关注，作为对许多西欧国家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反应，政府希望通过文化政策使本地经济基础多样化，补偿制造业损失的工作机会，这时文化政策的重点被放在了提升城市外部形象、吸引外来投资和建立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共同组成的合作伙伴组织上。

在这场运动中，文化已经成为城市复兴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成为复兴的核心。在提升旧区的活力与品质、为地区发展赢得经济来源等方面，文化的重要性一方面表现在对现有城市遗产结合文化产业及相关文化商业发展的利用；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引入新的文化地标，以文化带动地区发展。具体做法包括：通过文化设施建设复兴城市；通过盛大庆典活动推动城市复兴；通过文化旅游加速城市复兴；通过体育产业提升城市复兴。这些文化复兴的核心重点在于形成文化差异化。

文化之所以在城市复兴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文化具有单纯的经济战略所不具有的优势：文化更富有弹性，可以经受时代的变化，它很少会消亡，它总是在进化，尽管面临全球化的潮流，但是文化仍然可以不断探索创新，而且它更利于创造新的空间和场所，在现在与未来的城市历史之间寻求平衡。这些都是单纯的经济复兴所无法达到的。

这正是文脉在欧洲城市中应用的体现，虽没有提及文脉一词，但已上升到“文化复兴”高度，应认为是文脉的更新更高更全的提法。

1.2.2　国内的研究与认识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传入，国内建筑界也开始了对文脉理论的研究与关注。但随着“Context”一词在许多国内外文献中的广泛运用，对其含义的解释仿佛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人人都在使用这个概念，其内涵倒显得很模糊，这种模糊性直接表达在对“Context”一词的翻译上,对它的译法有“上下文”“语境”“环境”和“文脉”等多种表达。最著名的争论莫过于在周卜颐和张钦楠两位学界前辈间展开。周卜颐先生在1988年2期《建筑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建筑出现了“文脉热”》一文中，旁征博引，将Context一词翻译成“环境”并对其在建筑领域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而同一期《建筑学报》上，刊登了中国建筑学会张钦楠先生的《为“文脉热”一辩》一文，文中对周卜颐先生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反驳，针锋相对地将该词直译为“文脉”，他认为“Context”一词译为“环境”便会与“Environment”一词完全混淆，会直接导致许多信息失真或传输损失；张钦楠进一步从建筑环境由“虚”“实”两部分构成入手，认为Context的存在是属于“虚”的环境（如精神环境或文化环境）范畴，在翻译上用“文脉”这一译词，因为这个译词可作为“文（章）脉（络）”或“文（化）脉（络）”来理解；并且赞成在建筑实践中注意单体和群体建筑的文脉关系，认为在建筑设计中提倡文脉有利于建筑师更自觉、更有意识地发挥建筑的语言及文化功能，毫不影响发展多种风格，亦不会导致“复古”。应该说张钦楠先生对于文脉认识的眼光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文脉理论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就创见性的地梳理了文脉相关的基础理论并对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作了一个初步的说明和预见，尽管其论据还有失偏颇或不甚全面。同时也应注意到，张钦楠先生在此文中对文脉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其不足之处是文脉体现形式的片面化，直接把文脉归类到“虚”的建筑环境中只是通过“文（化）脉（络）”来和实体环境相对应，没有注意到文脉关系在建筑中的具体物化表现，这不过是在当时条件下针对有争议的论题产生的一个认识上的局限而已。实际上，文脉有显形及隐形表达两种形式。这是后来已经成熟的文脉理论。

改革开放之初，西方现代理论传入的功能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建筑的一堂补课，但功能主义盛行又造成了人情文化氛围的缺乏，随后传入的后现代主义造成了当时的复杂性和认识上的混乱。张钦楠先生的论文的贡献意义在于正确地嫁接了Context在语言学和建筑学之间的转换，将其直接翻译成文脉，明确了在建筑学中的正确解读，这对当时中国建筑的理论和创作无疑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其后，文脉理论研究有了相应的扩展。刘先觉先生在其《现代建筑理论》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建筑设计中文脉主义的提出与发展，归纳总结了建筑文脉延续的一些手法，并在此基础上将文脉主义观念推广至城市领域，提出了城市文脉的设计标准、元素和素材^[2]。他提出的设计标准实际上还是一些对建筑和环境认知的经验总结，城市文脉的元素与素材也是属于文脉构成的部分内容，尽管比较模糊也不太全面，但是在文脉理论框架上还是做了初步性的工作。

在经历了和文脉理论短暂的“亲密接触”之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文脉理论的研究逐渐降温和淡化，对文脉研究的理论文章甚少，最多是一些实际项目的介绍性文章中对其概念的肤浅运用，以至于逐渐消失。关于文脉的理论深化并未继续下去，虽是件遗憾的事情，但正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论界的稚嫩和迷茫，这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其一：“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虚无主义余毒作祟。在国内长期否定传统、否定历史、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极“左”思潮的阻力下，对文脉加以否定也有其原因。只看表面现象，而不对某些问题的实质做出深入研究匆忙得出结论，将文脉概念误读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是当时理论界对文脉理论认识普遍存在问题。将地域主义等同于传统，文脉等同于故步自封，而地域主义建筑只代表过去，不是现代化的产物，并武断地认为随着建筑的时代性、国际通用性愈强，新科技含量愈高，而建筑的地域性愈弱，这样的认识局限性非常大，因此，文脉也等于传统，也是反科技反现代的，这种三段式的论断成了某种思潮的主流理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建筑师明确反对文脉主义，反地域主义建筑，认为倡导文脉、主张建筑应表达地域性不过是出于旅游者的心态^[3]。含蓄一点的认为：时代性是大方向……地域性建筑抓住适当机遇，适当条件在适当建筑上仍应有所作为^[4]。或者干脆认为：建筑当追随时代，文脉及地域只是在个别建筑设计面临着类似主题时所应考虑的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作为我国建筑设计的主导思想来加以强调^[5]。

理论研究的深度不够使当时的学术界必然认识不到文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体系，处于不断地变异、发展、吐故纳新、自我更替等一系列复杂变化的过程之中，而普遍认为文脉处于静止的、恒定不变的状态，文脉意味过去或引发“复古”的联想，和现代化城市风貌的形成相对立。同时又处于我国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激变过程之中，理论的错觉使相当一部分从事专业的人士对文脉持否定态度，产生了许多肤浅甚至是错误的理解。文脉当然包括传统，但绝不等同于传统，文脉体现着现代更预示着未来，高技术的发展也必然需要高情感的平衡，未来建筑的发展趋势应该是高技术的地域化表达。《北京宪章》亦提出“和而不同”，强调地区“差异”，从这方面来说，文脉以及地域主义理论绝不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提倡注重文脉的城市发展观，以及高技术的地域表达才是未来建筑的乃至城市发展的健康且必经之路。

其二：迅猛的城市发展、功利式的城市建设方式，使人们对文脉这种循序渐进的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方式逐渐失去耐心。在“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建设热情下，城市建设发展渐入误区。理论高度的缺乏必然导致行动的偏差，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建设中，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城市的文脉关联。旧城改造文脉顾此失彼，新区建设贪大求洋，非理性设计大行其道，城市面貌日渐趋同，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城市问题，皆与对文脉理论的漠视有关。在《北京宪章》对改革开放后20年城市建设“大发展”和“大破坏”的客观评价和总结上，文脉观对于城市建设的重要性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有人认为在那场著名的争论中并未对文脉取得共识，但实际上，中文中“文脉”一词的译法和从汉语语境出发延伸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已被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与认可，争论虽暂趋平静，但最大的社会效果表现在后来产生的深刻社会影响，以至于在1999年第19届世界建筑大会发表的《北京宪章》已正式接受了“文脉”这一名词，已是不争的事实，文脉理论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又重新引起理论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