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决策支持系统在城市公墓选址规划中的应用

基于GIS的决策支持系统在城市公墓选址规划中的应用

张　点　司马艺娜

【摘要】不够慎重的公墓选址造成了墓地与其他类型用地之间的多种冲突。为确定公墓规划中的各种要素，本文较全面地审查了殡葬这一同时包含实际的和非物质的因素实践行为。本研究利用一个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的决策支持系统建立的概念模型为城市公墓进行选址，并以中国桂林市作为案例研究。除了传统的多因子分析，本研究着眼于公墓选址的可持续适应性(sustainable suitability)这一特殊维度。在此过程中，基于研究区域的城市用地总体规划，对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段的假定方案(scenario)进行了时间-空间分析(spatial-temporal analysis)，以确保在未来城市化(urbanization)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墓地虽然特殊，但其规划过程却应该如同对待其他用地一样力求全面详尽，并展示了基于GIS的决策分析在城市公墓选址规划中应用的有效性。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GIS)　决策支持系统(DSS)　城市公墓

1.介　　绍

1.1　背景

殡葬不论对逝者或是生者都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遵循伦理、依照传统，殡葬行为与墓地的保存紧密相连。不论承认与否，每年人们都在殡葬方面耗费巨大。在中国，每年死亡人口近八百万，其中约八分之五土葬，八分之三火葬，耗资100多亿元人民币，木材300多万立方米，占地10多万亩(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2001)。有学者曾经计算过，中国十年所需要的墓地相当于整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文传浩、周鸿，1999)。几百年前，人们一般会葬在教堂墓地、宗族墓地或是占卜者鼓吹的“风水宝地”，而如今人们的选择可以是由政府部门所有和运作的公共墓地，或是营利或非营利性的组织经营的私营公墓。既然土地是公墓建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当局应当为城市中的墓地提供足够并适当的土地。在城市规划领域里，公墓被归于城市用地中的市政公用设施(municipal utility)用地一类，但很少在用地规划中真正被考虑。另外，公墓的许多特质使其区别于其他公用设施或基础设施:它自身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其容量和处理能力非常直接地与其土地占有量挂钩。同时，其他设施也不会像公墓一样具有文化和历史内涵，从而成为社会空间中的“异域”(Foucault，1986);墓地的伦理和保藏的功能又使其成为一种禁区，不被取代或毁坏——于是“迁移墓地”一词便被用来形容一项艰难而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2　问题陈述

政府当局和规划部门一直以来对公墓用地关注不足，况且他们也明白像公墓规划这样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死亡的话题，对公众来说是禁忌。因此，对墓地规划的适当性也鲜有正式的回顾与探讨，结果是我们很难向社会的变化作出回应。在建成区密集，适宜用作墓地的土壤不足，并且有特殊殡葬风俗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容易出现墓地短缺或位置不当的问题。同时由于这方面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现存公墓的容量限制和新建公墓的选址难度致使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出现。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象(周鸿、赵丽昆，1998)。

墓地短缺:老式的个体坟墓与宗族坟墓的广泛流行使得陈旧的殡葬形式被长期采用。即使当今现代公墓的经营也普遍采用长周期的土地租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坟墓的不断积累。不仅如此，一些传统和宗教的殡葬风俗宣扬土葬——最消耗土地的一种埋葬方式，甚至将其教条化。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传统的世界观，例如风水在选址行为方面的影响。依照其原则，人们在选择墓地位置时会倾向于对地形和周围环境等有一定偏好和禁忌(Han，2001)。这套制度的刻板和僵化加上解决方案的缺乏导致了墓地对于需求的绝对或相对不足。以中国为例，到1995年为止人口已增加到12亿，并且仍以每年150万人的速度递增。目前，60岁以上老龄化人口已达1.17亿，占总人口的9.76%，据预测，到2040年将达3.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4.8%。我国有耕地9.53×10⁷公顷，人均不足0.08公顷，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高人口增长率和老龄化问题表明了对墓地一定量的潜在需求，而土地的相对缺乏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周鸿、杨一光，1998)。墓地短缺并非中国或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在许多发达国家也同样普遍存在。不断增加的埋葬需求会带来墓穴供应的相对滞后，成为让地方政府和卫生机构头痛的现象(Santarsiero等，2000)。

另有调查表明，墓地的“提前消费”，即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提前购买墓穴的行为——虽然在一些国家合法并成为殡葬产业的利润来源之一——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很普遍，于是形成了被称为“活人墓”的怪现象。有时甚至社会上流传谣言，故意夸大墓地供应的缺乏，造成墓穴抢购，更引起社会恐慌(胡浩，2004)。

不合理选址:由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改变了城市状况，也体现在公墓用地方面(Santarsiero等，1998)。由于城镇的扩张和缺乏适宜的区域分配给新的公墓，从前位于城镇外沿的墓地如今被包围在城市之中。于是墓地与其他类型用地之间产生了许多不和谐之处。在中国，目前的公墓区大多利用历史沿袭下来的墓区，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统一规划。而以往这些墓区有些在城市黄金地段或重要风景区，使得城市中这些公墓区域风景大煞(文传浩等，1998)。一些公墓过于靠近不断扩张的居住区，使得周边居民甚至抱怨不愿做“永久的守墓人”(张蕾，2001)。首先，不合理的公墓选址会带来环境问题，不利公众健康。从卫生学角度来看(Santarsiero等，2000)，将此种埋葬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归纳为以下三点，必须加以预防:(1)尸体分解的化学和微生物过程产生对蓄水土层的污染物;(2)分解过程产生的气体带来空气污染;(3)造成传染病的流行。其次，不合理的墓区选址同样不利于公墓自身的运转，考虑不周的公墓选址还会引起社会问题。许多公墓的规划中仅仅考虑了同其他公共设施规划一样的因素，把其当做一项单纯的技术应用性项目，忽略了大众需求中的心理和文化层面。由于对墓地位置的不满，人们甚至会倾向于花高价私自聘请占卜师选择坟墓位置。这便又加剧了乱埋乱葬的混乱状况，形成恶性循环。

1.3　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套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的决策支持模型(decision supportmodel)，为城市公墓选取适合的区域。其分目标包括全面地分析公墓规划实践并确定研究区域的殡葬需求(信息阶段，Intelligence Phase);提出开发方案，为城市公墓分配适应的土地(设计阶段，Design Phase);将此方法运用于研究区域并对挑选出最佳地址以满足殡葬需求(选择阶段，Choice Phase)。本文将描述和探讨一些与公墓规划相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和实践，但必须明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关于殡葬与公墓的规则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使在同一国家，不同的社区和团体中地方性的环境、政治和社会状况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公墓建设。不过，此研究的基本原理在城市规划领域之中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广泛的实用价值。

2.公墓规划观点

建造一座公墓与合理地为墓区选址相比起来在某种意义上简单许多，因为墓区不但限定了逝者的埋葬地域，也以多种方式反作用于生者的活动空间。由于其既包括技术问题又涉及对于殡葬的新观念，要挑选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并非易事。为了全面地了解这个在城市规划方面一直被忽视因而基本上未被开拓的领域，我们需要从制度、环境、社会和文化等多个角度来观察公墓的规划，并从其中包含的立法、经济、城市规划、生态、地质、社会、心理和历史等多门学科的内容中抽取所需的信息。本研究主要回顾了两个方面文献和资料信息。第一部分中主要从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角度分析了在公墓规划中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从制度角度讨论了在城市公墓的土地供应方面的政策干预，并且为了研究经济因素对公墓经营给予了关注。其次，从环境角度，研究了公墓的基本物理特征和其对人类环境在生态方面的冲击。然后，从社会角度谈论了公墓选址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同时从文化角度，通过了解殡葬风俗，分析了公墓在满足人们心理和伦理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后一部分主要思考和探讨了通过GIS技术、多因子评价(Multiple Criteria Evaluation，简称MCE)支持决策制定过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的方法，对于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简称DSS)和空间多因子评价(Spatial Multiple Criteria Evaluation，简称SMCE)的概念和方法予以了重视。

3.现状分析

3.1　实例选择

本研究欲将提出的方法应用于桂林市的实例分析之中。桂林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独有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也在世界上声名远扬。其中市区面积565平方公里，占自治区面积的2.04%。2002年末，桂林市户籍常住人口达4 876 190人，分属41个民族(来源:桂林市年鉴，2003)。随着城市发展，巨大的人口压力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土葬风俗给桂林市带来了墓地短缺的问题。根据桂林市民政局(以下简称市民政局)的调查，该市乱埋乱葬情况普遍，而且现存公墓中也存在问题，严重损坏了城市形象。本研究的区域范围和当时桂林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以下简称市规划院)正在进行的《桂林市(经营性)公墓选址规划》项目相同，与《桂林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10)》(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所规划的城市区域相一致，包括秀峰区、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和雁山区的一部分区域，总面积约294平方公里，占整个城市区域的52.04%。

3.2　人口与城市总体规划

从1985～2000年，桂林城区人口从457 500人增加到642 790人。依据桂林市统计局和市规划院的统计，这段时间内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44%，平均死亡率为4.17‰，累计死亡人数为39 992人。根据这些数字，在未来的二十年中，桂林至少还将有7.2万的累积死亡人口。总体规划是桂林市迈入21世纪的发展蓝图，其期限为10年，即2000～2010年(如图1所示);同时，考虑到若干重大问题的决策影响深远及规划修编和审批周期较长，对远期发展规划的主要战略性发展态势和指标研究延伸至2020年，远景展望到21世纪中叶。此总体规划中的主城需求预测提供了相应的城市发展计划和调整目标，提出在2010年、2020年时，桂林市主城城市建设总用地的理论需求规模分别为77.13、89.87平方公里。其同样给出了未来土地利用的布局设想，主城用地发展坚持1985年国务院批示的精神，以西线为城市长期主导发展方向;由于近年来城市表现出的沿漓江南北轴线延伸的趋势加剧了此方向上的交通压力，故此方向上(尤其是城北组团)的发展应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

3.3　殡葬现状

当地殡葬政策与风俗:2001年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殡葬管理条例》(桂林市殡葬管理办公室，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九届第28号》)，是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第一个殡葬管理地方性法规。199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以下简称区民政厅)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墓发展规划(2000-2005)》(桂民事字［1999］29号)指出到2005年桂林市的经营性骨灰公墓应控制在5个以内。由于土葬风俗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比较普遍，桂林的地方传统文化保存得也相对完好。根据区民政厅(2000)和周鸿、杨一光(1998)所示数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葬和民间看风水的习俗还相当流行。而且许多居民根据风水理论而私自选坟，造成大量的乱埋乱葬现象(区民政厅，2001)。原本所有这些非法乱葬的坟墓应当依法迁入新规划的公墓，但考虑到经济和卫生因素(也由于新规划的城市经营性公墓均为骨灰公墓)，市民政局建议只搬迁其中的骨灰墓。

图1　城市用地现状(2000)与城市总体规划(2000-2010)

红色:商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黄色:居住用地;绿色:绿地;其他:其他用地(来源:市规划院，2000)

现有城市公墓:在研究区域中现有两座经营性公墓:尧帝园公墓和官帽山公墓。尧帝园公墓现有土地64 177平方米，位于叠彩区上阳家村，墓区面向漓江，背靠尧山山脉。至2002年止累积葬墓数2 662座，余下的土地预计将在三年内全部用完。官帽山公墓兴办于1996年，其中现有的1 700座墓穴已经几乎将其26 680平方米的范围消耗殆尽。这两座公墓都只提供骨灰的地下埋葬这一种方式。由于靠近靖江王陵所处的风水宝地，两座公墓都表现出对市民的吸引力和产生利润的潜力。但另一方面，二者均处在靖江王陵核心保护区内，在这两处建公墓将会影响到该地区的旅游事业发展，也与相关法规相违背。

基于现状的殡葬需求:我们使用与当地城市总体规划相同的20年期限作为依据以预测公墓容量的需求。这一期限同样与法定的埋葬周期年限相适应，所以这段时期可被看做一个完全的墓穴积累阶段。在规划年限(2000～2020)内公墓面积的需求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累计死亡所需的墓穴、现存非法乱葬且需迁入新规划公墓的墓穴和辅助面积(服务区和配套设施)。经计算，在不考虑火葬率变化的情况下，在研究区域内所需的墓地面积至少为378 941.145平方米。

4.研究方法

4.1　多因子决策分析

传统的多因子决策方法(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ethod，简称MCDM)多为非空间性的，它们使用对整个区域而言被认为是合适的平均或总体的作用进行考虑(Tkach和Simonnovic，1997)。有时关于研究区域是空间同质性的假定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空间里的评判因子相异。空间多因子决策分析(Spatial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简称SMCDA)和传统MCDA最显著的区别是空间成分的外在表现。因此SMCDA需要选项的地理位置数据和/或因子分值的地理性数据。为了给决策过程提供信息，数据需要运用MCDM和GIS技术共同处理。SMCDA是结合与转化地理数据(输入)成为决定(输出)的过程(Sharifi and Retsios，2003)，此过程由利用地理数据、决策者偏好和根据特定决策规则处理数据的程序组成。在此过程中多维的地理数据和信息可以被整合为选项的一维分值。

4.2　概念模型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是三个部分的整合:城市现状、公墓选址规划的工作流程和决策制定过程。

·GIS的数据库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模型，可用来模拟现实的特定方面。

·一个工作流程模型，它串联了许多步骤，其中也包含了不同的利益团体(stakeholders)并带进了他们对于规划工作的各自观点和喜好。

·一个空间决策模型，本研究关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设计和选择阶段。设计阶段产生方案选项，包括探索、产生和分析一系列可能的解决办法或可选的行动路线。评价是选择阶段的主要部分，包括从所有可行的选项中挑选一个/一系列的行动/选项。

设计与选择阶段的目的以及公墓规划的可持续性:此研究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设计和选择阶段分别进行了两种分析。首先是空间多因子分析(Spatial Multiple Criteria Analysis，简称SMCA)。此阶段的目的是分配适合的土地供给城市公墓，作为潜在地址(potential site)的选项。在此阶段使用了制度和环境的因子以找出相对“合理的”土地作为墓区。而在选择阶段，通过时间-空间分析(Spatial-temporal Analysis)，设计阶段的结果被转换为其社会影响而形成社会因子，也就是在不同时间段的综合适应性。与文化因子一道，选择阶段采取的非空间多因子分析更加关心这些合理的选项多大程度上能够在“情感”上被接受。由于公墓也随人口增长而自身扩张，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墓地与其他类型用地之间产生了许多不和谐之处。以一个城市规划者的眼光来看，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活人与死人争地”的批评从一定程度上可看做静态和动态用地的冲突结果。这使得时间分析在选址问题中成为必需。因此，我们将MCDA的维度扩展到时间-空间MCDM。为了解决这样的时间-空间决策问题，应当进行三种类型的整合功能:整合因子的功能(f)，整合空间成分的功能(g)和整合时间的功能(h)。图2描绘了时间-空间数据向单一数值转换的过程。

图2　时间-空间数据向单一数值的转换

起点是三个因子c₁到c₃的一套动态地图，以描述选项a₁。f功能表示因子的合并，g表示从地图到非空间数值的空间整合，而h表示在一时间序列中从诸多实体到单一实体的时间整合。

4.3　变量

利益集团识别:利益集团是那些自身利益被某一问题所影响或自身行动将强烈影响此问题的集体或个人。对诸多不同利益集团的潜在角色和贡献的清晰认识是一个成功的参与性城市管辖过程的基本先决条件，而利益集团分析是获得这种认识的基础工具(Hemmati，2002)。由此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确定了四组利益集团:政府部门、专家、殡葬承办商和居民。

数据:在城市公墓选址规划中的数据主要有四个来源:社会经济状况(人口、殡葬现状)，政策体系(中央和地方政策)，总体规划(用地和基础设施)，以及物理环境(航测地图、自然灾害、土壤、地下水、气候、地形与自然环境)。

因子与因子地图(如图3所示):在相关因子数量较大的问题中建立一个结构化的层级系统十分有用。当分析了获得的数据之后，可以列出制定的因子体系:(1)制度与环境因子(设计阶段):政策因子(用地、靠近荒山瘠地)，经济性因子(地价、可达性)，物理性因子(灾害、土壤可挖掘性、墓穴稳固性、坡度)和生态性因子(与水体距离、土壤渗透性、与给水点距离、与建成区距离、基底缓冲区)(关于地质学因素，参见张点等，2005);(2)社会与文化因子(选择阶段):社会性因子(可持续发展可行性)和文化性因子(景观、风水)。

由于在设计阶段将进行SMCE，我们为每个因子都制作了一张因子地图(criteria map)。在本案例中包含了两种类型的地图:“数值地图(value map)”和“类别地图(classified map)”。数值地图表达的是经过测量的、计算的或以内插值替换的(interpolated)数值(例如距离、高度等)。类别地图是指那些包含类别、要素的地图，分别以类别名和相应代号表示(例如用地类型、土壤类别等)(关于因子、因子地图及其技术环节，参见Zhang、Sima，2006)。社会文化特征反映了一个选址若干空间和非空间方面的影响作用。它们只能相对于一个潜在地址进行评价，这也是没有将其作为设计阶段因子的原因。在选择阶段运用的因子，由于此阶段是非空间的评价过程，它们的分值以0维的数值表示。

图3　因子地图

4.4　软件与数据处理

现有数据大多数为AutoCAD地图(dwg文件)和模拟地图(jpg文件)。它们应当被转化为一种可以与GIS输入兼容的文件格式。开始，在将原始数据数字化生成矢量地图(vector map)时需要在ArcGIS软件中建立地理数据库(geodatabase)以进行存储和管理。然后shape文件被输出并在ILWIS软件中导入成为多边形(polygons)。此研究希望在设计阶段利用ILWIS的SMCE模块的优势，因而下一步中将多边形转为栅格地图，并通过距离计算、建立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model)和其他GIS技术创建因子地图。在生成综合得分地图之后，它们被再次矢量化以生成带有不同属性的方案选项。每个方案选项的非空间属性被输入DEFINITE软件以进行MCE和不确定性分析(uncertainty analysis)，最终得到各个地址的等级次序。

此研究中用到了两种DSS。ILWIS的SMCE是一个新近开发的模块。此模块通过一些补偿性的和非补偿性的(compensatory and non-compensatory)途径支持规划与决策制定过程中的SMCE应用，允许决策者设立空间和主题性的优先性。它增强了GIS支持规划与决策制定过程的空间数据分析能力。DEFINITE软件将用来对方案选项进行等级排序。DEFINITE被设计用来支持对有限集选项的决策制定。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用来处理广泛领域问题的一整套工具箱。DEFINITE包含多因子方法、损失/获益分析和图解评价方法(graphical evaluation method)。相关的步骤诸如权重评估、标准化、折扣(discounting)和多种多样的敏感性分析方法。DEFINITE的一个独特标志是其系统化地引导专家通过数次互动交流并使用一种最优化的途径将专家提供的信息与一整套值函数相整合(Janssen、v.Herwijen，2001)。

5.结果与讨论

5.1　利益集团偏好

为了在此研究的决策模型中考虑到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因子和偏好被重新结构化并评分。数值越低，排名越前，也表明相应利益集团越偏爱。大多数利益集团强调生态问题，平均来看第二重要的因素是物理方面的因子。随后与公墓规划相关的政策与经济问题被给予了同等的关注，关注它们的分别是政府部门和殡葬承办商。

5.2　通过SMCE方法生成方案选项(设计阶段)

假定方案的结果和时间-空间分析(见图4):

(1)“可持续适应性”与假定方案:基于在当前(2000年)和未来城市发展(2010和2020年)变化的环境我们建立了三个关于公墓开发区域的假定方案。用作研究区域当前和未来城市状态的数据(用地、道路网、居住区和建成区)来自于2000年制定的《桂林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10)》。在假定方案1中，有至少四个总计592.83公顷的区域表示出高度适合，而且它们全部位于城市范围的边缘。在城市北部叠彩区中的地址靠近现有的尧帝园公墓，毗邻靖江王陵保护区并包围了其大半的边界。在象山区中的地址沿着桂林市区到灵桂县的高速公路，部分被此区域最南端的山体包围。在七星区和雁山区的东缘也有两个适应性大于60%的面积较小的地址。在假定方案2中，高度适合的面积减少到401.08公顷。叠彩区和象山区的地址面积大大削减。相反，七星区中的地址并未受城市扩张的太大影响，而靠近新规划高速公路的雁山区中的区域甚至增加了。在假定方案3中，高度适合的土地减少到276.92公顷，不到2000年面积的一半。明显的变化可以在研究区域最南和最北端的叠彩区和象山区中的地址中发现。可以从该表中明确知道随着城市的发展，高度适合和中等适合于埋葬的土地量减少了(分别减少53.3%和11.8%)，而不适合的土地增加了(11.7%)。这表明越来越少的土地将适合公墓开发，也暗示了现在规划公墓的适应性将在今后下降。

(2)变化趋势:为了了解城市扩张造成变化的空间分布状态，我们将三个假定方案地图交叉(cross)并按照每个像素在未来20年内的变化方式进行分类(见图5)。我们可以发现有大量的土地适应性保持不变。在地图上查找，可以明确这类土地中的大部分都为非法埋葬土地，因而其分值始终为零。紧随其后的是适应性在前十年中下降而在第二个十年中保持不变的土地。它们比较接近上一种类型的土地但更多地被新建城区的扩张所影响。这反映了建成区的扩张速度在第二个十年有所下降。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仍然有面积不小的土地显示在第一个十年中变得更适于公墓的修建。在地图上查找这些土地的空间位置可以发现它们主要是将修建新规划道路的区域，因此适应性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可达性的改善。而且因为在第二个十年修建的道路比较少，这些土地的适应性不是保持不变就是下降。如同许多案例中的那样，新建的道路将引起建成区沿其发展，因此，我们不应当对这种暂时的适应性提高持以乐观的态度。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研究区域的最东北端和最西南，有一大片在假定方案地图上显示高度适合的区域在这二十年内适应性持续下降。这暗示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对这些区域的公墓适应性不利。如3.2部分所述，总体规划希望引导城市主要向西发展，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向南北的扩张加重了此方向上的交通压力。但是由于在制定用地规划时并未考虑公墓用地，因而对城市发展的控制力度看来不足以确保未来的发展。如果公墓位置被选在那里(根据后文选择阶段所显示，最东北端的地址选项具有最高的综合适应性)，我们应当对规划部门提出建议以修正城市扩张的方式。

图4　假定方案的结果

图5　变化趋势(2000-2010-2020)

如果在10年内适应性增加，则将其变化趋势描述为“向上”;如果适应性数值减少则称之为“向下”;“相等”表示适应性没有变化

方案选项的产生:因为城市生长在未来的变化会影响到城市公墓的适应性，每个假定方案的适应性应当就像对因子地图一样被再次综合，用来检验其可持续的适应性。经过对殡葬需求和可持续适应性地图的分析，综合分值高于64%的土地可以满足研究区域的殡葬土地需求。由此，八个地址选项被划分出来，如图6所示。但在此项目中，由于地方政府规定最多允许修建五座公墓，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对地址选项进行排序和选择。

图6　方案选项的产生

设计阶段产生的可持续适应性已经对这些地址作出了等级排序，选择阶段中使用的因子将进一步改进或确定此次序

5.3　通过MCE方法选址(选择阶段)

设计阶段的结果是由一个相对理性的目标得出的，关心政策、经济、物理和生态等因素以及城市发展，设计阶段的结果被输入选择阶段的评价矩阵之中，方法是将每个潜在地址的可持续适应性作为一个因子(选择阶段是一个非空间的评价过程，因而只有每个方案选项的0维分值予以考虑)，称作社会因子。另两个因子——景观和风水组成文化因子。这一程序是通过将选择阶段的因子结构化至一个MCE矩阵中完成的，因子在DEFINITE软件中被视为“作用(effect)”，以此来为八个地址选项排序。在图7中我们可以通过图解方式查看排序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权重，地址5为最佳选项，其后为地址3、2、4、1、6、7和8。可以看出虽然在设计阶段地址的等级次序已经可以从其合理的适应性中得出，但文化作用同样在修正排序和推导选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计算各地址的面积，可以得出前五处地址已经可以满足公墓容量的需求。

图7　选择的地址

5.4　结果评价与小结

从以上所有等级排序和不确定性分析(包括得分的不确定性、改变两权重的影响、权重的整体不确定性，参见Zhang，2004)可以得出地址的等级次序稳固，因而地址1～5可以作为研究区域城市公墓开发的选择。通过检查每个地址，它们因子的大多数要求都能够满足但仍存在以下缺点:(1)虽然地址1、2和4都在距主要道路(桂林-灵田高速公路)的步行范围内，但地址3的最短距离也有967米。这表现出此地址对于道路建设的需要;(2)大量土地(28.63公顷，占总面积的70.33%)的坡度小于2°，因而排水的不足可能带来潜在问题。当公墓处在这种低坡度的区域时应当尽可能保证排水，甚至需要安装排水系统。在其间加入植被也将有一定益处，尤其是亲水性的种类(Fisher，2001)。被选中作为开发对象的五个地址总计40.71公顷，满足至2020年所需求的37.89公顷。它们全部处在研究区域东北角的叠彩区内，靠近尧山山脉，毗邻靖江王陵保护区。由于靖江王陵的选址是完全由中国古代风水师完成的，此研究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在风水理论和技术中存在合理的成分。如前文所述，为了保证这些地址的可持续适应性，应当进一步控制城市扩张的方向，否则它们在将来会失去其优势。由此，本模型既注意了当前适应性又关心了未来发展，既考虑了合理的可行性又兼顾了感性的价值观，尝试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达到我们进行适应性选址规划的目标。根据结果，地方政府应当能够对与殡葬承办商订约以及通过制度和经济手段鼓励平衡发展等方面给出指导方针，如建立殡葬用地地价的空间分区等。

6.结　　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关注运用GIS和SMCE技术为城市公墓进行选址。研究课题包含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如何确定城市公墓选址规划的要素?如何为城市公墓分配适合的土地设计方案?如何改进公墓选址的决策?

(1)城市公墓规划要素:全面的城市公墓选址规划与许多方面相关，此规划过程中将同时需要空间与非空间的数据和信息。应当意识到公墓规划的要素必须与其自身的特征相适应，而不能套用一般的用地规划。公墓用地会产生污染，给居民的健康带来威胁;相对于城市化进程它具有相对稳固的位置;公墓规划既需要考虑多种实际的规划问题，也需要关心人们对死亡的价值观转变。一般说来，我们需要考虑制度、环境、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于这些要素可能持有各自的偏好与优先级。同时还应当估定当地的殡葬需求，因为它们可能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

(2)为城市公墓分配适当土地的途径:随着GIS的发展，城市规划期待着一种更信息化、更明确、更理由充分的决策制定方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便是SMCE及GIS分析。它支持为决策者制定与空间决策问题相关的决策及相关的政策信息。GIS和多因子决策方法能支持决策者在空间决策制定过程中获得更好的效率和效果，由此提高地理信息的运用。此案例显示了SMCE能够如何有效地利用其整合多样化资源(空间、非空间)以支持决策制定过程的能力，并将其应用于城市公墓地址选项的设计之中。依照墓地的特殊性质，我们分析了公墓选址的可持续适应性这一特别方面。其间，为了在未来发展中确保方案选项的可持续适应性，基于研究区域的用地总体规划对其中三个不同时期进行了时间-空间分析。这为我们从公墓规划的角度评价总体规划提供了机会。由此看来，对于像公墓这样具有固定位置的土地，为了达到规划目标其“适应性”的概念应当更关注“时间”这一维度。

(3)改进公墓选址的决策:此DSS支持对方案选项进行排序的整个选择阶段。其多样化的选项评分标度同时支持定量和定性的数据输入，这对评价如文化因素这样抽象的作用时十分有益;其不确定性分析功能可使决策者对问题有更深的理解，有利于公墓开发的更进一步决策。必须对所选择的地址进行评价并确定其弱点和不足。我们可以看出为了确保对适合的公墓开发地址的正确决策，实际的和感情的问题都必须考虑。在公墓选址和开发的所有阶段中，全面广泛地评价过程都很有价值，对公墓和人们的生活空间也均有益处。

致　　谢

本研究得到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荷兰国际地理信息与地球观测学院(ITC)联合培养项目资助，实地考察阶段得到了桂林市规划设计院的大力协助，应深志铭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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