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娱乐区
一、娱乐区类型与层次
娱乐区是城市休闲功能在空间的投影，也是休闲娱乐产业在空间的一种集聚形式，还是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一种空间载体。这里所讲的城市娱乐区，一般是指以满足休闲娱乐活动和提供商业服务为主的各种设施（购物、饮食、娱乐、文化、交往、健身等）集聚的街区。［12］对城市娱乐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城市娱乐区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旅游景区，而是体现和展示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的综合性场所。［13］二是城市娱乐区所面对的消费市场具有两重性，既能适应本地居民从事日常休闲娱乐活动的需求，也可满足旅游者观光游览的要求。三是城市娱乐区由于自身功能、服务对象以及设施构成的差异，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及不同的形式。
（一）游憩商务区和旅游商务区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少大中城市加快了由旅游城市向休闲城市的转型，围绕城市娱乐区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不同城市娱乐区的功能并不一致，导致目前有关城市娱乐区的概念并不统一，提法很多。从国内外研究文献看，研究比较集中的概念主要有RBD、CRBD、CTD或者TBD等。下面略作简单分析。
1.游憩商务区（也称作游憩商业区或旅游商务区）
游憩商务区是由英文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翻译而来，也可简称RBD，是由史坦菲尔德（Stansfield）和里克特（Rickert）于1970年在研究城市旅游区游客购物问题过程中，为了描述城市内这一类旅游地的结构和功能特性时首次提出。他们认为所谓的RBD就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城市内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14］
2.中央旅游区（或称作中心旅游区）
中央旅游区是由英文Central Tourist District翻译而来，也可简称CTD。伯坦肖（Burtenshaw，1991）在针对欧洲多个城市的观光与游憩活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CTD的概念，认为在城市中央旅游区集中了城市大部分的旅游活动。［15］
3.旅游商务区
游憩商务区是由英文Tourism Business District翻译而来，也可简称为TBD，是由盖茨（Getz，1993）提出的。他认为这是一个游客导向型吸引物和服务十分集中的区域，与城市中央商务区（CBD）邻近。
事实上，在欧洲不少国家一些古老的城市里，TBD和CBD通常重叠，并分布在具有遗产特色的街道区域内。［16］同时，盖茨又从时间指向、空间分布和区域功能角度比较了RBD和TBD之间的不同之处，见表4-5。
表4-5 TBD与RBD的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Getz D.Planning for Tourism Business Distric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3（20）：583-600.整理制作。
4.中心游憩商业区
中心游憩商业区的英文是Central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RBD。在RBD概念的基础上，吴必虎又进一步提出中心游憩商业区的概念，认为CRBD必须以游憩中心地为基础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和吸引范围，不仅要有旅游资源、游憩设施、游憩活动较集中的区位，更要求有较大的游客流量。［17］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许多学者在对CBD、RBD、CRBD、TBD等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保继刚（1995）提出以旅游业（主题公园）带动城区全面发展，使该区域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商业区（RBD）。［18］黄震方、侯国林（2001）探讨了大城市商业游憩区的形成机制和空间结构，认为其主要特点是与商业设施和商业活动有着高度的产业、空间共生性［19］，并且勾勒了城市商业游憩产品的分类体系（见表4-6）。
表4-6 城市商业游憩产品体系
资料来源：侯国林，黄震方.城市商业游憩区旅游开发的原则与产品体系［J］.城市问题，2001（1）：20.整理制作。
其他如俞晟、何善波从城市RBD的空间表现形式、空间布局模式以及空间分布规律入手，剖析了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空间布局特征。［20］秦学认为TBD是“游憩者休闲、购物、娱乐、游憩、餐饮、交往的核心区域。”［21］庄峻则将RBD理解为“文化休憩产业区”，并且从中央商务区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RBD与OBD（办公楼宇区）、RCD（高档住宅商务区）一起构成现代中央商务区的三大功能分区。［22］柳英华、白光润从上海娱乐设施的分布角度，将娱乐设施空间集聚区域分为商业地型、居民地型和单独集聚型三类。［23］显然，学者们对研究对象的命名存在差异，切入点也各有不同，但是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和功能上具有的相似性和重叠性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城市大尺度空间对娱乐区或游憩区的各种研究和探索，对深化城市娱乐区布局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从理论上讲，我国大中城市正处于由城市旅游向城市休闲的转变进程中，在这一大背景下，探究城市娱乐区的布局结构，将有助于推进城市休闲理论研究的深入，有利于认识和把握城市娱乐区布局的内在规律性及其基本特征。从实践上看，一方面，通过研究城市娱乐区布局结构，实现市民休闲与游客观光的互动，推进和谐城市建设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典型城市娱乐区布局结构的实证研究，为国内其他大中城市娱乐区的建设提供经验借鉴，以便实现城市休闲娱乐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
（二）中央娱乐区
从近年来的研究文献看，虽然针对中央娱乐区的专项研究数量不多，但是“中央娱乐区”、“中央游憩区”、“中央游憩商业区”等提法已经见诸报端。成都地产业人士提出要建立“大规模、集中多种娱乐项目消费的综合性娱乐中心（CED）”。［24］广州荔湾区则提出建设中央游憩区，将荔湾区定位为广州的Central Recreation District。［25］“中央游憩区”同样也成为2003年北京西城区旅游局对什刹海未来发展的产业定位。［26］与此同时，魏小安将中央游憩区建设作为城市旅游发展的两大重点之一，认为“中央游憩区，国外也叫商业游憩区，就是每一个城市应该有自己最具吸引力的一片街区，这个地方不是旅游景区景点，而是最全面体现和展示城市的生活、城市的文化的场所，这也是构建功能化城市的内容。”［27］同样，国家旅游局何力认为“在城市的中心地带或旅游者相对集中的集散地，应当设置一个规模适当的区域，成为旅游者到达城市的第一站，可称之为‘中央游憩区’。旅游者在此可以进行短暂的休整，获取旅游信息，购买旅游纪念品，然后继续旅游行程。”［28］这些观点和措施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城市娱乐设施的集聚性布局特征已经引起相当程度的重视。目前来说，史萍（2004）关于《上海中央娱乐区（CED）研究》是国内比较系统研究城市中央娱乐区的论文之一。论文在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上海城市娱乐区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中央娱乐区提出了见解，认为所谓中央娱乐区（英译Central Entertainment District，简称CED），是“城市功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城市中与中央商务区（CBD）相对应，集聚城市一流娱乐设施、娱乐活动，满足城市居民以及外来游客娱乐需要，并且吸引较大客流量、在城市中具有最大影响辐射范围的特定区域。”［29］在这一概念界定中，娱乐设施以及借助娱乐设施所展开的娱乐活动是中央娱乐区依托的基础，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包括一般旅游者以及商务客人）是中央娱乐区的服务对象，客流量与影响力辐射范围是表征中央娱乐区的两大指标。对于中央娱乐区而言，其“中央性”反映在区位上的中央性以及业态布局上的中央性。中央娱乐区作为与中央商务区相对应的概念提出来，不仅就其发展过程与中央商务区息息相关，而且在空间布局中也与中央商务区关系密切，往往位于城市空间的中心地带。在城市娱乐业态的整体布局中，中央娱乐区的等级必然位于首位，并体现在娱乐设施的质量等级、对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吸引力等级，以及对城市整体形象的影响力等级三大方面。
（三）娱乐区层次结构
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每个城市应该配备多少数量的娱乐区，最终取决于城市的人口规模、空间规模、经济规模、消费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协调和整合。根据对娱乐区内所属的休闲娱乐设施的数量规模、质量等级、娱乐产品影响力和市场对象及占有率等要素的综合分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央娱乐区；第二层次是次级娱乐区；第三层次是社区娱乐区。
对上海而言，与改革开放以后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步伐相同步，与市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消费需求相呼应，与快速增长的都市旅游产业相配套，在上海中心城区逐步形成了19个具有一定空间分布规模和产业聚合规模的娱乐区。上海中央娱乐区位于南京路和西藏路交汇处的人民广场及其周边一带，这是一个与城市中央商务区（陆家嘴—外滩商务区）和中央商业区（南京路商业区）相对应的城市休闲娱乐核心功能区，构成了上海休闲娱乐文化活动的中心地标，且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影响力和认知度。第二层次是次级娱乐区。如以旅游观光娱乐为主的豫园老城隍庙地区，或以商业服务和休闲娱乐为特色的徐家汇地区，还有以体育健身为内容的上海体育场地区等。第三层次是社区娱乐区，主要满足周边地区居民日常的休闲娱乐活动，如上海长宁区天山路和娄山关路一带的天山地区娱乐社区，又如普陀区兰溪路和枣阳路一带的曹杨地区娱乐社区等。
从国内城市横向比较看，上海中心城区范围内娱乐区数量相对较多，这也符合上海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特殊市情，即表现为生产资料集中、金融资本集约、服务产业发达、市民数量集聚和游客人数庞大等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综合特征。总体上看，上海中央娱乐区和次级娱乐区在城市功能上互相补充，在休闲娱乐市场上互为依靠，在产业结构上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一个以中央娱乐区为核心，以次级娱乐区为依托，在市场消费层面上既具有逻辑连接内涵，而在空间层面上又表现为向四周梯度延伸的城市娱乐区的空间布局网络结构。
二、娱乐区演变历程
（一）从中央商务区到中央娱乐区
现代大都市的CBD是城市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产物，也是城市经济高度现代化和集约化发展的结果。最早提出CBD这一理论的是美国城市地理学家伯吉斯（E.W.Burgess），于1923年以美国芝加哥市为蓝本，概括出城市宏观空间结构为同心圆圈层模式，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分为5个圈层，中心为城市地理及功能核心区域，成为中心商务区（CBD），CBD概念即由此产生。由城市中心向外延伸的5个圈层依次是：CBD、转换区、职工住宅区、高级住宅区和城市边缘转换区。［30］此后，不少学者在具体的城市研究中，修正和发展了同心圆城市发展模式，提出了扇形、多核心等城市发展新模式。从20世纪上半叶世界城市发展模式理论看，城市CBD在功能构成和功能分布、城市地价分布、建筑容量与建筑形态、市政设施配套、就业等方面呈现出诸多明显特征。[3]CBD理论的诞生展示了20世纪初期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城市功能区演化的新轨迹。从国际上城市CBD的构成看，最初通常包括商务、商业和娱乐三大部分。以后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CBD构架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商务中心区内部原有的各个功能部分不断得到强化、提升，驱使商业、娱乐等功能部分出现分离、重组和演变的趋势，从而使城市CBD形态具有更加明显的多义性，而这种多义性来自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多元性。［31］在不同的城市里，CBD在空间上的分化和时间上的演变具有不确定性。
CBD理论对于认识上海城市娱乐业的布局和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通过解剖上海城市娱乐区结构的历史变化过程，可以清楚发现一个城市娱乐区的空间结构是在时代的演变中不断趋于完善。外滩是上海近代商业的发祥地，因其绝佳的地理区位而成为上海开埠以后整个租界地区开展经济贸易的核心地区。至20世纪初，该地区洋行数量已达到1 145家之多。从外滩地区数十幢大楼顶层飘扬的各色彩旗就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大银行都先后抢占外滩地区，开设分行或办事处。单单外滩从金陵东路口到北京东路口约1公里长的路段内，就集中了28幢银行、洋行的高楼，这在国内其他城市是绝无仅有的。在1935年，全国共有银行164家，总行设在上海的就有58家，占35%。在上海43家银行公会会员银行中，有35家总行设在上海，占81%。如果外加各个银行在上海开设的各家分支行，上海共有总分支各类银行机构182个。此外，上海还有11家信托公司、48家汇划钱庄[4]、3个储蓄会、1家邮政储金汇业局。从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外滩已基本形成当时中国城市中最完整的中央商务区框架。
与外滩中央商务区发展相适应的是，本地区商业、饭店业、娱乐业等行业也先后发展起来。外滩地区是上海开埠以后最早形成的具有现代生活意义和娱乐内涵的城市娱乐中心，也是对上海城市娱乐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区。首先，就与现代娱乐活动开展密切相关的物质设施来讲，这里建造了上海第一座符合国际潮流的近代高级饭店——理查饭店（1846年），建立了上海最早的外国侨民总会——英国总会（1861年），诞生了上海最早的城市公园——外滩公园（1868年），建成了上海开埠以后至1949年期间“最豪华最高档的旅馆”──华懋饭店（1929年）等。［32］这些娱乐场所或者是所附设设施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5]代表了上海娱乐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并且带动和促进了上海城市娱乐业的整体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讲，所有这些场所和设施共同承担起20世纪初上海外滩中央商务区商业和娱乐的服务功能（见表4-7）。
表4-7 外滩娱乐区主要娱乐场所一览表
资料来源：杨嘉佑：上海老房子的故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黄国新，沈福煦.老建筑的趣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整理制作。
②最早的兰心戏院建于1867年；因遭火灾，于1874年重建于虎丘路；1931年，再建于长乐路茂名路，今为兰心大戏院。
其次，从娱乐活动样式角度分析，跳舞、打弹子、泡酒吧、游公园、出席露天音乐会等具有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内涵的娱乐活动方式都是从这里起步，并逐步在上海全市推广。可以说外滩地区对近代以来上海市民娱乐活动方式，由传统的农耕娱乐活动方式向着工业文明娱乐活动方式的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和历史推动作用。再次，从公共娱乐理念角度看，外滩公园作为上海首个城市公园，其在名称上和功能上所体现出来的公共娱乐活动领域的理念，固然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只是服从于上海狭小的侨民社会利益，但是在上海城市的发展中，外滩公园的公共性，外滩绿化滩地的公用性，外滩周末音乐会的公开性等展示公共娱乐活动领域理念的特性，对上海娱乐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正是这种公共娱乐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上海传统意义上的私园向现代城市的公共娱乐活动场所的转化，并且具有了提供市民从事公共娱乐活动的部分现代要素。最后，从娱乐场所管理方式的角度看，对提升上海城市娱乐场所的管理水平也有三方面借鉴意义，一是对到公共娱乐场所从事娱乐活动的人员要求穿戴整齐，注意仪容。二是对带入公共活动场所的宠物可能造成的对环境的污染采取严格的防范管理。三是对总会、俱乐部等综合性娱乐场所采用会员制的经营管理形式。总而言之，外滩地区娱乐设施配置、娱乐活动内容编排、娱乐活动经营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诸多特征，与当时老城厢地区依然承袭农耕文明时代特点的娱乐设施、娱乐内容和娱乐理念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外滩地区娱乐场所和设施主要面对的是外侨，或是达官贵人，这里是当时上海地区真正的娱乐高消费地区。
在中央商务区蓬勃发展的同时，城市商业区也日趋成熟，而且在功能上更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发展趋势，由外滩向西延伸的南京路，成为中央商业区拓展的载体。到30年代，南京路不仅已经确立它在上海商业中枢的地位，而且还具有一种国际化的倾向，南京路上“各公司竞治装潢，橱窗阵设都趋美术化，极其辉煌灿烂，”［33］使南京路享有“小巴黎”之誉。而在来来往往的外国商务客人眼里，“南京路是上海的牛津大道，她的第五大道。”［34］自此，南京路已经形成一个功能齐全、影响巨大、市场繁荣的核心消费市场，并最终形成了以南京路为核心消费市场的上海城市中央商业区。
事实上，在商务和商业发展的同时，南京路的西侧，以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跑马场——上海跑马场为核心大约1.5～2平方公里范围内，逐步形成了当时上海的中央娱乐区。娱乐场所数量的集聚性是评价中央娱乐区行业规模大小的重要指标。30年代上海娱乐业进入鼎盛期后，娱乐场所在空间上的分布向中央娱乐区集中的倾向进一步趋于强化。下面仅以30年代在上海娱乐业中最具影响力的3大娱乐行业：电影院、游乐场和舞厅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简单比较。经营的舞厅数量占上海舞厅总数的69%，游乐场则占总数的60%，而电影院也要占到25%，在三大娱乐行业内平均拥有44%的比重，而上海其他区域总共才占到56%的份额（见表4-8）。
表4-8 30年代中央娱乐区部分娱乐场所在行业中所占比重一览
资料来源：上海文化艺术志编委会，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编辑部.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2000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郑逸梅.上海通（新编）［G］.1940等相关资料制作。
通过对娱乐场所数量上的比较，已经无可争辩地表明了中央娱乐区在上海娱乐业中所拥有的数量优势地位。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娱乐区在客源市场中的占有率高低折射出其对城市整体娱乐市场的影响力大小。我们以电影院和游乐场作为比较的对象。30年代上海电影院每天的市场容量约为131 076人，游乐场为4万人，两大行业每天总计可接待游客约为171 076人。[6]根据中央娱乐区各自拥有的娱乐场所数量，可能接待的游客分别为：电影院约为32 769人，占上海电影市场观众接待量的25%；游乐场为3万人，占游乐场市场接待量75%。两者合计可以接待各种游客约为62 769人，约占两大娱乐行业客源总数的36.7%。[7]显而易见，在上海庞大的娱乐客源市场格局中，中央娱乐区的客源市场主导地位已毋庸置疑。
从上海城市中央商务区（CBD）发展的实际过程看，在时间上，从19世纪的50年代到20世纪的30年代，大致经历了80～9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这一逐步完善、不断分化和持续重组的过程。在空间上，演变的基本态势是由外滩沿南京路这一轴线，自东向西不断推进，形成外滩中央商务区、南京路中央商业区和跑马厅中央娱乐区的基本框架。在形态上，上海城市中央商务区、中央商业区和中央娱乐区三大部分宛如一个“哑铃”状的布局结构，具体可以表述为：中央商务区和中央娱乐区是两大块状区域，而中央商业区是一个带状区域，通过中央商业区的带状将东西两大块状在空间上衔接起来，形成了对上海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三大重要的新兴城市功能区域。
（二）娱乐区空间分布结构的演变
近现代以来，上海城市娱乐区的发展走过了一条非常不平坦的道路，对此进行分析，确实给人以许多启示。根据上海城市娱乐区的发展特点，可以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840～1930年代）。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在开埠以前，上海县城的居民休闲活动中心集中在城内的城隍庙周边地区。开埠以后，随着英法租界的发展，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英租界的外滩和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带逐渐形成了主要面向英法等欧美国家外侨的休闲活动区域。
到20世纪初，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与此同时，城市人口也迅速膨胀。1900年上海人口首次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了200万，1930年一举突破了300万大关。“城市人口的增加，不仅使实物商品市场扩大，服务业、娱乐业等非实物商品市场也同时扩大。”［35］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城市人口的快速聚集，为30年代城市娱乐高度繁荣准备了国内最为庞大的消费群体，成为推动城市休闲娱乐发展的巨大动力。到30年代，上海已经形成了以跑马场（今人民广场）中央娱乐区为核心的12个娱乐区[8]（见表4-9）。
表4-9 20世纪30年代上海娱乐区名称一览表
资料来源：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年［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203.整理制作。
与此同时，在空间上，则初步形成了分布比较合理，形态比较完整的城市娱乐区分布结构。见图4-1。
图4-1 1930年代：上海娱乐区分布示意图
图4-1中的两个虚线白点，中部偏北的是位于当时闸北地区（今西藏北路、新疆路和海宁路等路交汇处）比较集中的文化娱乐项目集聚区，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包括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林记更新舞台、升平歌舞等一大批文化娱乐设施被日军战火所毁。［36］东北方向的是五角场娱乐区，在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中也遭遇一系列破坏，造成娱乐功能的萎缩。
第二阶段：基本停滞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1970年代末期）。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处于长期的战争笼罩和社会动荡之中，城市休闲娱乐业始终在徘徊中蹒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的休闲娱乐业迅速得到恢复，居民休闲娱乐生活也在缓慢地趋于丰富。尽管从1949年到1978年，上海也兴建了不少工人文化宫、剧场或其他形式的休闲娱乐场所，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状态，限制了新的更具现代意义的大型休闲娱乐场所的建设，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所谓的“四大剧场”（建于1909年的文明大舞台、1926年的天蟾舞台、1927年的共舞台、1930年的中国大戏院是老上海著名的四大京剧舞台）[9]和“四大影院”（建于1930年的南京[10]、1932年的国泰、1933年的大光明和大上海、上海音乐厅）在70年代依旧是上海居民休闲生活中重要的活动场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城市休闲娱乐业发展滞缓的现实，而且城市娱乐区分布格局基本未变。
第三阶段：恢复发展阶段（1980～1990）。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上海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尤其是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从此上海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1997年，上海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居民休闲消费跨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全面恢复上海城市娱乐区建设步伐的基础上，加快了娱乐区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首先是恢复。位于市区北部闸北地区的娱乐区和位于东北方向的五角场娱乐区，自30年代因战争被破坏以后一直处于停顿状态。是时，随着上海新火车站的建设得以恢复，以闸北不夜城为核心的区域娱乐中心逐步确立。此外，在江湾体育场、黄兴公园等一批休闲娱乐场所改建的带动下，休闲娱乐设施质量得到提高，休闲环境不断改善。其次是拓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向。一是向东突破。浦东地区自上海开埠以后一直是城市发展的薄弱地区，也是城市娱乐区发展的空白点。在浦东开发开放高潮推动下，上海娱乐区空间结构历史性地越过黄浦江向东拓展，相继建成了陆家嘴娱乐区、世纪公园娱乐区以及东方路和张杨路娱乐区。
二是往西南延伸。在八九十年代，城市娱乐区空间结构沿淮海路向西南延伸，形成了衡山路娱乐区、徐家汇娱乐区和漕溪路和中山西路娱乐区。
三是朝南推进。在原来的卢湾区太平桥地区，结合旧城区改造，兴建了一个具有典型海派文化特色的新天地娱乐区，引起国内外休闲娱乐市场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代上海城市休闲娱乐的新地标。
四是向西发展。在原来天山路一条街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后古北路虹桥商务区的建设与开发，形成了天山娱乐区。
在当时18个娱乐区中，恢复与拓展的区域有9个，占总数的50%。显而易见，较之以往，经过改革开放20年左右的发展，上海娱乐区的建设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城市发展，上海娱乐区的建设也出现了有进有退的调整。如原有的老西门娱乐区、曹家渡娱乐区和南京西路江宁路娱乐区，在城市结构的调整中，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娱乐区的功能逐渐弱化或消失，或与其他娱乐区合并（见图4-2）[11]。
第四阶段：世博带动阶段（2000年代）。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城市娱乐区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首先，城市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娱乐区空间布局取得突破，结构进一步完善。一是因世博带动促进了上海南部地区娱乐区的发展。一方面，上海世博会选址位于市区南部黄浦江两岸，这里原是具有百余年历史的老工业区，世博会的举办使5.28平方公里的世博场馆所在地成为7000万人次游客历时半年的狂欢天地；另一方面，结合世博会的开发、市民的导入和商务功能的打造，如今这里又成功转化为上海又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娱乐区域。二是在田子坊崛起与打浦桥地区自身功能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休闲娱乐的区域，即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田子坊娱乐区。三是，城市自身发展促进了北部娱乐区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开发与建设，逐步形成了以马戏城、大宁剧院、大宁绿地和大宁国际商业城等设施为依托的大宁娱乐区（见图4-3）[12]。
图4-2 1980～1990年代：上海娱乐区分布示意图
第五，后世博阶段（2010～2020年代）。这是上海娱乐区分布结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时期。从规划与项目的配置看，在这一时期（大致在今后5～10年），上海还将陆续建成一批适应城市发展需求的娱乐区。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作为城市副中心建设形成的真如娱乐区；二是作为城市功能区建设形成的大虹桥枢纽娱乐区；三是作为城市文化服务业产业园区建设形成的长风娱乐区；四是作为度假旅游目的地建设形成的迪士尼娱乐区（见图4-4）[13]。
图4-3 2000年代：上海娱乐区分布示意图
从图4-4可以看出，上海中心城区内娱乐区空间分布结构，大致是以中央娱乐区为核心，通过围绕周边的多个次级娱乐区向四周均衡扩散，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分布形态，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上海城市休闲娱乐业处于相对成熟发展阶段这一基本特征（见表4-10）。
图4-4 2010年代：上海娱乐区分布示意图
表4-10 上海娱乐区类型一览表
（续表）
总之，经过150余年的发展，上海逐步建立起结构完整、分布均衡的娱乐区空间体系，不仅满足了本地居民日常的休闲娱乐需求，也能够适应日益国际化的观光旅游与城市度假旅游发展的需要。通过梳理上海休闲旅游区发展历程，对于认识大城市娱乐区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都将具有借鉴意义。
三、娱乐区分布特点
（一）以中央娱乐区为核心的布局模式
虽然世界上城市发展的类型千姿百态，但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循，这一规律性对娱乐区的空间布局同样产生重要影响。这里，我们试图借用中心地理论来证实当前上海城市娱乐区空间构成模式的设想。［36］在针对上海城市娱乐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城市中多个娱乐区在资源等级、市场地位和形象感知等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均衡相等的，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姑且不考虑种种来自外力的影响可能对城市娱乐区分布形态产生的干扰，那么娱乐区的空间布局结构一定会遵循相应的区域“安排原则”，出现比较有规则的均匀分布态势，也即形成多形（常数k＝7）的娱乐区空间分布的理想模式。［37］以此为依据，我们发现，在上海城市中心区域内，以中央娱乐区为核心，周边分布了多个次级娱乐区，构成了近似六边形的城市中心地娱乐区布局模式。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城市娱乐区的空间布局结构同样遵循着中心地理论的基本规律。显然，利用这一娱乐区空间布局结构模式，有助于我们深入纷繁杂乱的现实表象背后，认识形成当代上海娱乐区空间布局构造的内在规律性，以及这种空间布局形态与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之间彼此的对应和互动关系。
在城市娱乐区的布局结构中，根据市场最优、交通最优和行政管理最优的基本原则，中央娱乐区在空间上应建立在城市中心地带。同时，中央娱乐区应该依赖于能够聚集各种休闲娱乐场所、配套各种休闲娱乐产品，能够向周围或城市其他地区的居民提供各种所需的休闲娱乐服务和精神产品的满足而存在，并有能力为进入城市的游客与商人等提供相应的休闲服务需求。在上海，中央娱乐区与其他次级娱乐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中心作用。
1.空间区位的中心
（1）空间上的中心。就空间区位而言，中央娱乐区恰恰位于上海城市空间分布的几何中心。[14]中央娱乐区的空间区位与上海城市的自然中心相吻合，突出了中央娱乐区作为上海城市居民与外来游客共享的户外休闲活动中心地的基本特征，也即在空间上向区内外提供综合休闲服务的基本要求，有利于提升中央娱乐区在空间上的辐射能力和影响能力。[15]
（2）管理和服务的中心。一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中央娱乐区是上海市政府办公楼的所在地，是上海城市的行政管理中心。二是从现代服务经济的角度讲，本区域是上海城市商业活动中心所在地。中央娱乐区与城市行政管理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等城市功能的重叠，形成了上海城市社会、文化和商业等公共活动中心区域。这种城市多功能中心区域格局的态势，使中央娱乐区具有了比单纯的城市游憩功能更强的资源吸引力、市场竞争力和形象感召力。
（3）观念上的中心。本区域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功能复合中心的态势，早已在城市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沉淀为一种固定的文化观念符号，并得到了普遍的社会认同。以本区所辖的人民广场来讲，作为上海城市中心的具体表征，无论是上海本地居民，还是外来旅游者，只有到了人民广场，才真正走进了上海城市的中心，触摸到了上海城市的心脏。这种将自然中心内化为观念中心的文化积淀优势和市场吸引优势，从根本上讲是上海其他城市娱乐区所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广场的游客到访率一直位于上海各旅游景点前列的原因所在。
2.市场区位的核心
中央娱乐区的市场优势地位可以从客源承载力、目的地吸引力和市场渗透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中央娱乐区的客源承载力。从城市居民的基本存量角度讲，上海是我国城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常住人口已接近2 400万，尤其是内环线以内集中了50%以上的城市居民，人口密度是纽约曼哈顿的1.93倍、巴黎市区的1.91倍、东京市区的2.83倍。［38］而作为中央娱乐区主要管辖地的黄浦区又是上海市人口集聚密度最高的区域，以占上海市0.1957%的土地面积，承载了上海市4.7387%的人口，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50 943人。［39］高密度的居民存量为中央娱乐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本地居民的消费者资源。从游客流量角度看，与中央娱乐区相衔接的南京路和淮海路商业街，每天接待市内外游客总数约为200～300万人次，不仅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可以说是游人最为集中的综合性休闲活动区域。因此，无论是从城市人口的存量角度，抑或是从游客的流量角度讲，中央娱乐区都具备了巨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市场消费容量。
（2）中央娱乐区的吸引力。中央娱乐区面对的市场消费群体由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两部分组成。对本地居民来讲，闲暇时间内可选择的消费娱乐区固然很多，但是，根据有关的市场调查数据分析，南京路、人民广场和淮海路分别位于上海市民休闲消费目的地的第一、第三和第四位。上海城市各娱乐区吸引力空间分布的结果，有力佐证了中央娱乐区对当地居民的休闲活动消费无疑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吸引力（见表4-11）。
表4-11 上海居民主要目的地消费出行吸引力排序
资料来源：王德，张普庆.上海市消费者出行特征与商业空间结构分析［J］.规划研究，2001（10）：9.
①将上海市以交通小区的形式划分为600多个调查区，因此通过交通小区的数量成为表征市民消费出行吸引力的单位。王德，张普庆.上海市消费者出行特征与商业空间结构分析［J］.规划研究，2001（10）：7.
另据上海商业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针对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徐家汇商城、豫园旅游商城、新上海商业城、新客站不夜城等八大商圈调查的数据表明，南京东路商圈游客接待量位居第一。［40］此外，从城市外来游客的市场流向分析，中央娱乐区同样是人们进行观光、游览、娱乐和消费的主要目的地。根据上海旅游事业委员会多年的市场调查统计，南京路、外滩、人民广场和新天地连续多年一直成为来沪旅游者欲访率和到访率最高的旅游景点。以2012年“十一”黄金周上海游客接待量为例，南京路步行街、外滩、豫园累计接待游客分别为970万人次、510万人次、290万人次，［41］有力显示了中央娱乐区所具有的强大的市场向心力作用。
（3）中央娱乐区的市场渗透力。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性城市旅游目的地，2012年接待中外游客约为2亿人次，其中约有80%以上都要前往中央娱乐区。中央娱乐区内的上海博物馆、大剧院、美术馆、音乐厅、城市规划馆、大光明电影院、逸夫舞台等都是上海著名的休闲娱乐场所，每年接待成千上万的市内外游客。以上海大剧院为例，不论是演出场次，还是接待观众，都高居上海10大市级演出场所榜首（见表4-12）。
表4-12 大剧院在上海演出市场所占比重一览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03）［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393.
3.交通集散的枢纽
交通条件直接决定了娱乐区的可进入性和游客集散的便捷性程度的高低，也是构成娱乐区市场持久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上海中央娱乐区具有极其方便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人民广场是上海市内最大的公共交通换乘中心。以人民广场为依托，在其周边就集中设立了22条公交线路的终点站。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轨道交通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人民广场交通集散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已经建成运营的地铁1号、2号和8号线在此换乘。每天通过人民广场换乘的市民和游客多达上百万人次。凭借快速通畅的轨道交通优势，居住在上海内环线以内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和游客，都可以在30分钟以内抵达中央娱乐区。不论是传统的地面公共交通工具，还是现代轨道交通工具，中央娱乐区都是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枢纽中心。
4.业态分布的重心
作为上海的中央娱乐区，应是“游憩者休闲、购物、娱乐、游憩、餐饮、交往的核心区域”［42］。从城市休闲文化娱乐业的场所分布与设施配置看，这里是上海休闲娱乐产业和休闲文化活动的汇聚点（见表4-13）。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设施集聚密度最大。从博物馆、美术馆到城市规划馆，从电影院、大舞台到大剧院，多样式、大容量和高密度是中央娱乐区休闲娱乐设施整体布局的主要特点。
（2）设施分布等级最高。中央娱乐区内的许多休闲娱乐场所不仅是上海地区一流，而且在国内都是名列前茅，有的如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在国际上也都享有盛誉。必须指出的是，像上海中央娱乐区那样集中了一批顶级休闲娱乐设施的娱乐区，在国内其他大城市也是比较罕见的。与此相吻合的是，在这里举行的音乐演奏、歌剧表演、戏曲演出、藏品展览等文化艺术活动不仅容量大、频度高，而且活动质量和品位在国内均属一流。见图4-5。
图4-5 上海娱乐区休闲场所分类及占比示意图
（3）城市休闲娱乐文化积淀深厚。文化因素在人们的游憩行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性作用，中央娱乐区内许多休闲娱乐场所的品牌所拥有的文化内涵在上海地区独树一帜。诞生于1917年的大世界游乐场，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综合性游乐场；诞生于1930年的上海音乐厅（原名南京大戏院）是中国最负盛名的音乐厅；诞生于1930年的逸夫舞台（原名天蟾舞台）是30年代上海四大舞台之一；诞生于1933年的大光明电影院则在当时被誉为“远东第一影院”。其他还有30年代远东地区最高的大楼——上海国际饭店，上海跑马总会俱乐部大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其作为上海图书馆，1997年上海图书馆搬迁后，曾作为上海美术馆所在地。）如此深厚的娱乐文化积淀成为中央娱乐区在上海独具魅力的产业品牌感召力。此外，如果再从商业空间布局看，在上海城市“四街四城”的商业格局中，南京路、淮海路和西藏路三大商业街就在此交汇，毫无疑问成为上海商业的重中之重。
（二）娱乐区的空间分隔距离
通过对上海娱乐区空间分布结构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各娱乐区在空间上的分隔距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当然，对此的解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1.关于中央娱乐区与周边次级娱乐区之间的分隔距离
研究表明，在上海娱乐区分布结构中，中央娱乐区与分布于四周的6个次级娱乐区之间在空间上的直线距离体现一定的均衡性，彼此相隔距离大致局限在1800～2500米之间（见表4-14）。
表4-14 中央娱乐区与周边6个次级娱乐区的空间距离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城市通编撰委员会.上海城市通（电子地图）［DB/CD］.2003.测量和制作。
2.关于次级娱乐区之间在空间上的间隔距离
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对次级娱乐区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梳理，同样可以看到，在各次级娱乐区之间，彼此空间距离的分布同样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绝大多数娱乐区相隔距离大致在1 300～2 000米之间（见表4-15）。
表4-15 各相邻次级娱乐区之间的空间距离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城市通编撰委员会.上海城市通（电子地图）［DB/CD］.2003.测量和制作。
①四川北路商业街南起四川路桥，北到鲁迅公园，全长3.7公里。形成了南、中、北三段。南段以百货商厦和流动客流为主；中段以专业店和品牌专卖店为主；北段形成了较强的文化氛围。本文仅指四川北路南段。蔡鸿生.城市商业发展的规模、规划、规范［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2：116.
从表4-14和表4-15可知，除个别娱乐区外，上海娱乐区有序的空间布局形态和稳定的间隔距离，充分说明娱乐区空间布局结构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稳定性特征。首先，从娱乐区整体布局的基本态势可以看出，娱乐区主要是沿东北西南走向延伸。一方面，娱乐区在空间上的这一延伸趋势，与上海城市中心区人口分布的高度聚集现状高度吻合。另一方面，高度聚集的人口也为娱乐区内众多的休闲娱乐场所准备了充足的市场消费客源。其次，上海目前的人均GDP已达10 000美元，开始跨入城市休闲化时代，娱乐区的首要功能是服务于本地居民。因此，娱乐区分布的密集性和间隔距离的均衡性所揭示的另一个实质，就是本地市民参与休闲娱乐活动的便捷性。在上海中心区范围内，任何2个娱乐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大致被限定在1 300～2 500米之间，在现代城市社会里，这一空间分布特征，符合城市居民日常外出从事休闲娱乐活动时，在心理和生理双重意义上能够承受的尺度，从而也使娱乐区具有了现代社区大众化的休闲内涵和便捷化的空间特征。
（三）娱乐区结构的继承性和开放性
从上海城市发展的轨迹分析，娱乐区空间布局的形成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演变过程。
1.从城市发展脉络角度讲，体现娱乐区结构的继承性
现代城市娱乐区是城市化的产物，上海则是现代中国最早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大城市。由于受到近代租界制度在空间上发展的影响，造成上海城市娱乐区的空间布局框架在20世纪前后主要沿南西北三个方向展开，且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基本成型，尤其是以中央娱乐区为核心，以周边六个次级娱乐区为辅助的城市中心区休闲娱乐结构，成为30年代上海娱乐业处于黄金时期的重要空间载体。［43］而今，这一布局框架又构成当代上海娱乐区空间结构的主体部分。从上海娱乐区空间布局构架的演变，可以清楚把握城市休闲娱乐功能演化的历史脉络。
2.从城市文化延续角度看，显示娱乐区文化的积淀性
尽管娱乐区是一个空间概念，然而，娱乐区又是现代城市娱乐文化沉淀的载体。20世纪是上海海派娱乐文化发展最辉煌的时期，上海娱乐区见证和记录了这一辉煌的娱乐文化发展历程。以中央娱乐区为例，区内诸多休闲娱乐场拥有的文化品牌在当时的上海地区就曾独树一帜。如大世界游乐场（1917）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综合性游乐场；上海音乐厅（原名南京大戏院，1930）是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音乐厅；逸夫舞台（原名天蟾舞台，1930）位居30年代上海四大舞台之首；大光明电影院（1933）则在当时被誉为“远东第一影院”。如此深厚的娱乐文化积淀成为中央娱乐区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构成了娱乐区独有的文化内涵和市场品牌。当然，这种文化积淀并非为中央娱乐区所独占，在周边的次级娱乐区内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事实上，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继承，在今天的上海也正成为新天地、同乐坊、多伦路等特色休闲街区赖以发展的文化基因，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传统海派文化正成为娱乐区发展的重要动因。
3.从城市改革开放的进程看，突出娱乐区结构的开放性和拓展性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海娱乐区空间布局结构在东部地区因黄浦江的阻隔而无法得到发展。随着浦东对外开放，上海娱乐区的发展获得重大的突破，不仅在空间上得以延伸，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娱乐区的布局框架更趋合理和平衡。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浦东地区由西向东相继形成了陆家嘴、东方路和张杨路、世纪公园三个新兴的城市娱乐区，在上海休闲娱乐和旅游观光市场中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在东南部地区的世博会园区内，兴建的世博演艺中心等场所，将在后世博时代成为上海地区又一个新的娱乐区，必将对上海娱乐区结构的优化产生重要影响。
（四）娱乐区功能的二元性
仅从功能上区分，可以将上海中心城区内的娱乐区划分为单一性和综合性两类。就单一性娱乐区来讲，在功能上主要以休闲娱乐或旅游观光为主，在客源流动上波动较为显著。例如，衡山路娱乐区主要以酒吧和咖啡馆休闲为特色，白天游客稀少，一到晚上却人头攒动。又如，位于漕溪路和中山路交汇处的上海体育场地区，主要以体育场馆为依托，游客随体育赛事或音乐活动的举办而涨落。而综合性娱乐区往往与城市商业中心（街区）相重叠。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开始规划和建设“四街四城”八大商业中心，[16]而这八个商业中心实际上又是与上海八个娱乐区在空间上完全吻合，体现出娱乐区“与商业设施和商业活动有着高度的产业、空间共生性”特点，［44］使观光、娱乐、购物和餐饮等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客源流动上起伏较缓。如中央娱乐区、淮海中路娱乐区、静安寺娱乐区等从早到晚游客都熙熙攘攘就是明证。如果对本文列出的21个娱乐区进行分类，综合性娱乐区占56%，单一性娱乐区占44%。从总体上看，上海城市娱乐区二元性特征还是比较明显。
四、娱乐区展思路
（一）娱乐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1.城市功能转型对中央娱乐区的冲击
（1）“中心城区人口空心化”带来的市场萎缩。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上海开始了大规模的以旧区改造为标志的新一轮城市建设高潮，中心城区向城郊地区先后动迁100余万市民。一方面，中心城区人口大量外迁，使得“中心城区超过6 000人/km2高密度地区的范围和所居住的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45］，缓解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使城市人口分布进一步趋于合理。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游憩区周边地区原有居民的大量外迁，形成了局部地区人口明显空洞化的分布态势，势必削弱了中央游憩区与区内外居民长期形成的固有的娱乐消费市场的均衡关系，从而造成区内相当部分的剧场、电影院、游乐场、卡拉OK厅等休闲娱乐场所出现人气低迷，游客接待量不断萎缩的尴尬局面。
（2）中央游憩区内传统服务业转轨造成的冲击。随着上海市实施的新的现代服务经济发展战略，导致区内原来位于中心城区街道两侧的许多传统的休闲娱乐场所被迫拆除或迁移。与以往年代相比，本区域的电影院由13家减少到7家，不少剧场、书场也纷纷让位于现代化的商场和办公楼。
2.管理滞后成为发展的瓶颈因素
与国际上发达国家一些大城市的中央游憩区相比，上海中央游憩区在整体规划和设施配置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游憩区快速健康的发展。
首先，规划整体性强度不够。中央游憩区在行政管理层次上涉及市和区两个层面，而在行业管理上部门类别更多，因此，多层次、多类别的管理关系，使得各种规划的局部性优势在整体性上没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甚至被不断稀释，导致近年来中央游憩区的整体影响力和辐射力出现下降的倾向。
其次，游憩设施优化配置力度不够。尽管从游憩设施的单体角度讲，区内不乏国内一流的游憩设施，但是从游憩资源的整合性角度讲，各种大中小型游憩设施在数量和种类的配备方面，缺少有效性配置。再次，游憩活动集约性程度不够。一方面表现为游憩活动在白天和夜间两个时段的分布上失衡，另一方面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观光、购物和餐饮活动明显有余，而具有深度影响的购物旅游活动，或是文化欣赏活动则略显不足。
3.来自城市内部其他娱乐区的竞争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海城市游憩区的分布格局出现了重大调整，以豫园、静安寺、龙华、徐家汇、四川北路、淮海中路等为核心的城市游憩区经过改造以后获得蓬勃发展，一大批新型和传统的游憩项目纷纷亮相，形成了互为补充和互相竞争的市场态势，中央游憩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压力和挑战。一是曾经连续十一年夺得国内票房第一的大光明电影院，在21世纪初的上海被娱乐市场内的后起之秀——环艺电影城、永乐电影城、超级电影世界三家电影院挤出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前三位。二是据有关部门的市场调查结果表明，游客在豫园旅游商城的消费额竟然高于在南京路步行街的消费，被誉为中国商业第一街的南京路市场形象遭遇严峻挑战。三是在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一度享有“不来大世界，枉来大上海”美名，具有86年历史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终于在2003年非典期间关门歇业。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中央游憩区在娱乐上一枝独秀、在购物上独步天下的垄断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
4.世博会与城市娱乐区结构优化
随着上海世博会举办和相关场馆陆续建成，上海将形成以人民广场地区的大剧院、浦东花木地区的东方艺术中心和世博会地区的世博演艺中心三个重要的娱乐活动的空间节点，这对后世博时代上海娱乐区空间结构的优化将会产生如何的影响，需要加以高度关注。
5.城市人口迁移与娱乐区结构调整
自上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数百万上海居民由中心老城区迁往城郊地区，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心城区人口空心化现象，导致不少地区娱乐市场萎缩。而在接纳大量居民入住的导入区，娱乐区建设却严重滞后，居民娱乐消费需求难以满足。因此，在城市发展转型期，居民大规模搬迁与娱乐区结构的调整应该如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
6.政府职能部门管理与娱乐区建设
在现有的城市娱乐区建设中，社会层面的公共服务性和市场层面的经营绩效性构成了一对矛盾。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干预，社会效应凸现，而经营绩效往往处于徘徊之中；而借助于市场“无形之手”调节，经营绩效提高，公共服务性往往被弱化。所以在娱乐区建设中，政府如何定位自身的职能，有没有更好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促进娱乐区的良性发展，是值得研究的急迫难题。
（二）娱乐区发展的对策与思路
1.加强宏观配置的指导和调控作用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加强整体调控，制定中央游憩区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央游憩区的发展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也不是一个部门或一个行业的单一发展问题，而是关乎上海城市现代服务业综合发展的原则问题，而且中央游憩区又处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的敏感地区，迫切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牵头，统一规划，集约管理，动态控制，以避免中央游憩区发展过程中在空间架构上的失控和业态布局中的失衡。其次，在操作层面上对中央游憩区的相关功能进行明确定位。相比于中央商务区和商业区，上海中央游憩区的定位还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阶段。因此，中央游憩区的及早“正名”，对于完整构筑上海中央商务区、中央商业区和中央游憩区的城市功能布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最后，在政策层面上应加强引导，制定相应的措施，用政府的有形之手，配合市场的无形之手，共同推进中央游憩区的健康有序发展。
2.发挥和扩大中央游憩区的整体优势
着力改变中央游憩区在功能构成上存在的部门条块分割、行业自我封闭的传统的管理机制和运作的循环体系，充分发挥整体优势，提升中央游憩区的核心竞争力。一是突出形象优势。中央游憩区统一的对外市场形象推介一直是游憩区发展中的短腿，应对中央游憩区的市场形象进行统一规划和包装，确立具有休闲渗透力、文化冲击力和历史震撼力的市场形象优势地位。二是整合资源优势。从物质角度而言，中央游憩区已经具备了跻身国际一流的城市中央游憩区行列的设施条件。目前的关键是将游憩设施的单体优势转化为行业优势，将单个行业的区域优势转化为游憩区的市场整体优势，以实现中央游憩区资源整合的效益最大化目标。三是强化辐射优势。充分利用中央游憩区在上海城市游憩区空间布局体系中的区位中心、功能中心、交通枢纽的综合优势，在基本满足大众游憩娱乐活动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实施打造休闲娱乐活动高端产品的市场举措，构筑“极品、精品、名品、特品”的市场战略态势，形成引导上海休闲娱乐市场发展的核心地位优势。
3.构筑中央游憩区新的发展平台
上海城市中央游憩区发展面临城市产业升级和都市旅游深化两大历史机遇，从而为中央游憩区构筑了一个新的高起点的发展平台。其一，以上海产业升级为依托，强化“娱乐”要素在现代服务产业链中的渗透性和关联性。一方面，娱乐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人们进行各种休闲消费的关键，［46］“娱乐导向”正在日益成为现代城市休闲生活的一种时尚和趋势。另一方面，在现代服务业范畴内几乎每一个部门或行业，或多或少都与游憩娱乐服务活动相关联，因此中央游憩区的发展对区内其他行业的发展将具有显著的推动或诱导作用。其二，以上海建设国际城市旅游目的地为先导，提升中央游憩区在国际旅游市场中的吸引力度。目前，上海正在由城市观光旅游向商务会展旅游、奖励旅游转轨，中央游憩区的建设对于加强都市旅游产品的竞争力，丰富城市旅游活动的层次性，扩大城市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以及提高城市旅游产业的产出效益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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