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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休闲

时间:2023-03-1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人类历史上的休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空闲时间始终存在,在某些社会阶段,人们的空闲时间甚至比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还要多。但是,原始社会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休闲,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形成休闲的意识和概念。公民和奴隶在社会地位上的对立,也导致了休闲和劳动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
人类历史上的休闲_休闲概论

第一节 人类历史上的休闲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空闲时间始终存在,在某些社会阶段,人们的空闲时间甚至比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还要多。可以说,空闲时间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存在的,因此即便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祖先也会在劳动之余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消遣活动。比如,原始的祭祀活动、宗教礼仪、歌舞绘画和日常游戏等。但是,原始社会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休闲,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形成休闲的意识和概念。所谓的娱乐仅仅是一种融于劳动之中的生活样式,与劳动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无论是在捕鱼、捉鸟、采集、制造弓箭或陶器时边劳动边歌唱;还是在闲暇之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娱自乐;抑或是在祭祀和巫术活动中,献上精美的陶器和装饰品,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并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劳动的顺利进行。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只有更长时间的劳动才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因此娱乐和劳动一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生存。

尽管在原始社会不存在有意识的休闲和选择性的休闲,然而“闲暇”的存在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所具有的非凡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所拥有的闲暇时间越多,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便越会得到极大的发展,也因此产生了人类最初的文明。历史已经表明,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并行发展的。正如于光远先生所说:“‘闲’,不只是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促进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因素。”(1)

一、西方社会的休闲发展历程

在西方历史上,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休闲在不同的时期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有时是怀疑抵触,有时则是提倡发展。一直到20世纪,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休闲的合理性才得到显露,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认可,并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合理驱动力。

1.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休闲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也是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光辉时代。在这个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社会里,休闲只属于特权阶级,奴隶们的辛勤劳动不但为特权阶级的休闲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保证了他们进行休闲所需的自由时间。没有了生存的压迫,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有闲阶级”便可以从容不迫地思考和冥想,创作了很多堪称世界文明精华的文学作品,也使得这个时代涌现了众多的哲学流派,诸如:犬儒学派、怀疑主义、斯多噶主义等,这些哲学流派大都吸收了休闲的思想。以犬儒学派(2)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为例,一天,第欧根尼在晒太阳,亚历山大对他说:“你可以向我请求你所要的任何恩赐。”第欧根尼躺在酒桶里伸着懒腰说:“靠边站,别挡住我的阳光。”如此肆意的闲适让亚历山大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若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愿意做第欧根尼。”

总的来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休闲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休闲和教育密不可分。休闲一词在希腊语中为schole,而在拉丁文中则是scola,两者都和英文中的school(学校)一词同源。在古代西方历史上,School一词指人们从事休闲娱乐活动的和学习活动的场所。(3)显然,早期的school其涵盖面更为宽泛一些,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休闲相关的内容才渐渐被剥离出去,到今天只剩下纯粹的教育涵义。School一词词义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西方古代社会休闲活动和教育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休闲活动是以接受一定的教育为前提,因为教育是当时人们有资格获得城邦国家公民权和成为政治家的基础,只有通过教育使人的精神和行动得到升华,人才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成为自由的人,进而从事休闲这一专属“受过教育”的特权阶级的活动。另一方面,当时的哲学家普遍认为,休闲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自我修炼和提升,其本身必须包含一定的教育内容。“休闲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做什么的一段时间,而是实现文化理想的一个基本要素”(4),要将时间花在“天才的沉思中”。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被认为是休闲的活动是极其有限的,主要有政治、哲学、教养活动、学问、美术、趣味活动、宗教文化仪式、竞技大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定期举行的仪式。亚里士多德更是进一步指出:只有音乐和冥想才是具有休闲资格的活动,其中冥想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理想的休闲行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休闲是一种非常重视学习和创造的活动,与教育密不可分。

(2)休闲和劳动相互对立。在当时的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提供生活必需品和物质财富,而占人口小部分的“公民”就有时间来从事艺术和科学、政治和政府管理、哲学和休闲。(5)公民和奴隶在社会地位上的对立,也导致了休闲和劳动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希腊语中schole的反意aschole就是专门指劳动、奴隶状况,在拉丁语中,同样也能看到这种互相对立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如词语otium表示的是休闲和闲逸,而词语neg-otium则是其反意,指的是从事劳动、事务、商务等活动。

劳动和休闲已成为那个时代划分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是把劳动跟懦弱或对主子的服从这类现象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劳动是屈从下贱的标志,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所不屑为的。”(6)古希腊伟大的诗人荷马就认为:劳动毫无内在价值,因为劳动使人失去尊严,诸神不喜欢的人才被贬为苦役。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休闲要优越于劳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大部分人(奴隶)的劳动才使另外少部分人(公民)得以休闲,希腊公民休闲权利的获得正是以大部分奴隶失去休闲权利为代价的。休闲和劳动的关系也并非对立和排斥,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在当时,由于受到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束缚以及人为造成的社会偏见,才将人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引向了误区。

(3)崇尚自由和快乐的休闲活动。在丹纳的《艺术哲学》中有一段对古希腊人生活的描述,其中说到“所有这一类的景致使希腊人在美感中获得满足。晚上,在园中散步,听着蝉鸣,坐在月下吹笛;或者上山去喝泉水,随身带一块小面包、一条鱼、一瓶酒、一边喝一边唱;家中有喜事的日子,门上挂起一个树叶编成的环,头上戴着花冠;遇到公众的节日,拿着藤萝和树叶编成的圆环整天跳舞,跟驯服的山羊儿玩。这就是希腊人的乐趣。(7)”到了古罗马时代,这种崇尚自由与快乐的休闲之风更是被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奴隶制度下,古罗马的有闲阶级每年拥有175天的节假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自由时间拥有之最的社会。据史料记载,罗马的贵族及自由民经常在夏季离开城市到沿海地区游览,一些富有者甚至远程旅行到埃及,在金字塔上去刻他们的名字。至今,在意大利沿海的风光旖旎之地,仍然能发掘出大量古罗马时代的大理石雕刻、浴场和寺庙等遗迹,可见当时消遣旅行风气之盛。

(4)公共休闲的高度发达。古希腊时期,政府就已经建立起了大量用于公共休闲的公共设施,举世闻名的狄俄尼索斯圆形剧场就是其中一例。这座剧场原是建在雅典卫城的山脚下的一座酒神神庙,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由于对酒神的崇拜愈演愈烈,人们开始在固定的日子里在神庙痛饮狂欢,歌颂酒神,后来便衍生出了酒神节。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观众会在酒神节坐在山城上观赏表演,狄俄尼索斯圆形剧场就此诞生。在2 500多年后的今日,剧场上座位和舞台还大致完整,古剧的演出和雅典艺术界的颁奖依然在这里举行,充分体现了希腊人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对于闲暇生活的追求。

到了古罗马时期,公共休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古罗马人制定休闲计划,开发休闲设施,其中大部分是公共设施。古罗马的澡堂、室外剧场、运动竞技场、公园、游乐园等建设甚为突出,特别是作为社交活动场所的大众浴池更是集合了当时建筑和艺术的最高成就,至今享有盛名。与古希腊注重教养和创造的休闲不同,古罗马人的休闲活动以享乐和消费为主,“白天睡觉,晚上以办事、寻欢作乐消磨。怠惰是他的爱好,他借此成名。别人要以勤奋劳作才能达到的一切,他却以骄奢淫逸的欢乐来完成”,这便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的生动描述。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沉溺于享乐的社会风气是古罗马最终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阅读材料】

古罗马七大奇迹之卡拉卡拉浴场

在国力强盛的古罗马帝国,公共浴场是人们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皇帝为了笼络公民们在各地都大肆兴建公共浴场。公元2~3世纪,仅在罗马城里就有11座大型浴场,小的有800多个。最重要的大型浴场有卡拉卡拉浴场和戴克利渔场,其中卡拉卡拉浴场,由卡拉卡拉皇帝于公元200年左右下令建造的,是世上最大的浴场之一,可容纳1 600人。在巨大的圆屋顶下,设有游泳池、桑拿池和冷水池,周围布满珍奇的植物、精致的雕刻和巧夺天工的镶嵌图案。温水浴室是该浴场内所有浴室中最大的,长170英尺,拱顶高度为125英尺。浴场的供暖采用火炕供暖系统,这是罗马人一项独特的发明,即利用热水来给地板加热。

浴场是罗马人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乞丐还是皇帝,都会频频光顾。那时的公共浴场绝非现在仅仅供人们洗澡这么简单。它是一种多功能综合性的建筑,相当于现在的Shopping Mall。浴场内设有体育锻炼场、演讲厅、音乐堂、图书馆、交谊厅、棋牌室、画廊、商店、小吃铺和健身房,全都以精美的壁画作为装饰。公共浴场虽然功能齐全,但是门票却十分便宜。一个市民可以从早到晚在浴场里生活,也有人在那里谈生意、搞政治阴谋。

(资料来源:古罗马七大奇观[OL].百度百科:www.cache.baidu.com.)

2.中世纪的休闲

古罗马没落后,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登上了历史舞台,两者共同支配下的中世纪,又被学者称为休闲的黑暗期(darkage)。(8)主宰中世纪社会精神领域的天主教教会,受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休闲的最高境界是祈求拯救的冥想,从而形成了“宗教—个人”中心型的休闲形式。教会还规定了“礼拜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们只有在这一天,才能停止繁重的劳作,空出时间以“祭奉上帝”。尽管早期在“礼拜日”从事的活动非常单一,无非是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和周日活动,但是“礼拜日”的出现,带有强制性的法定性,人为地将休闲活动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由此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时期。

尽管在思想上并不提倡休闲,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集团的休闲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骑马竞技、剑术、枪术、跑步、投石等,这类以强健体魄为目的的活动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非常流行。此外另一个注重休闲活动的群体不得不提,那就是由日渐富裕的独立商人和手工业者所构成的早期的城市市民,与关心来世相比,这群人更渴求现世的安乐生活。

3.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的休闲

西方世界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文化的黎明——文艺复兴,有人称这个时期为“玩乐的黄金时代”。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文艺复兴冲破了基督教的神学桎梏,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肯定人的作用、价值,维护人的尊严,追求现世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休闲进行了再评价,这对休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一个贸易、商业、金融业迅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这些领域积蓄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没有了严格的宗教道德规范的束缚,这些人便自然将充足的财力和时间投入到娱乐休闲生活中,自由地参与狩猎、宴会、舞会、歌剧、演戏、艺术等活动,形成了近代欧洲上流社会社交活动和休闲享受的风气。当时的有钱人还非常热衷于以财力援助的形式促进艺术、文学、娱乐部门的发展,赞助画廊,增加了剧场、歌剧院等艺术性场馆的休闲设施。这一时期也因此出现了一种特别的休闲形式——宫廷“沙龙”。沙龙一词的原文Salon,是指客厅。从15世纪到19世纪,它曾经是西欧上层社会文化生活最集中的场所,常常左右着一个时代的思潮与风气。沙龙里汇集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名门贵胄以及一大群诗人和哲学家,这些人精通各种富有情趣的娱乐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由一场场饮宴、音乐会、假面舞会或其他种种游戏组成。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娱乐需要,必然会有一些专门为“沙龙”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人群或部门出现,生产“沙龙”所需的餐饮和装饰品,提供贵妇们的服饰以及绅士们游戏的道具等等。这些部门已经基本具备了休闲产业的雏形。

【阅读材料】

沙龙

沙龙一词的原文Salon,是指客厅;由于沙龙生活的流行,它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社交中心。文艺复兴的摇篮是16世纪的意大利,所以这里也是当时沙龙生活最活跃的地方。此后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由地中海转移至西北欧,沙龙生活的中心也转移到了西北欧,而尤以法国巴黎最为突出。凡尔赛的宫廷生活是17~18世纪欧洲各国竞相模仿的样板,有名的普鲁士腓特烈大王和德国学术界的权威莱布尼兹都是按当时的风气用法文写作的并和法国名流有着密切的交往。

一个有名的沙龙往往会有一位出色的女主人如某某公爵夫人或侯爵夫人之类来主持。主持成功的,会博得社会的赞誉,从而名闻遐迩并领导一代的风气。然而,做一个成功的沙龙女主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当然要有地位、有名望、有金钱、有排场;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必须口齿伶俐、多才多艺又擅长交际。她必须擅长于联系王公贵人、教会显要、社会名流学者和艺术家等各色人等。她要懂得诗歌、音乐,会跳舞,谈论学术,又要懂拉丁文乃至希腊文;稍后当科学流行起来,她还要懂科学,例如伏尔泰的情妇夏德莱夫人就是一位牛顿理论的有名的宣传者。一个女主人不但要善于辞令,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还要精通爱情的艺术。此外,当然也必定熟悉宫廷生活的阴谋诡计、钩心斗角及其骄奢淫逸和腐化堕落。作为社交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沙龙既是重要的学术和艺术的中心,同时也是引导新思潮和新风尚的活跃场所。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思想的传播,沙龙就曾与力大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资料来源:[德]瓦·托尔尼乌斯.沙龙的兴衰[M].世界知识,2003.)

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天主教的精神独裁,天主教的权威日益受到人们的怀疑,终于在16世纪爆发了一场旨在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神权统治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使得人们对休闲和工作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新教伦理强调“工作伦理”的重要性,工作不再被认为是低下的,而是可以带来报酬,会给人的未来带来精神以及物质上好处的一种活动,而休闲反被认为是一个罪恶的诱惑。宗教改革的领军人物马丁·路德认为,上帝的呼唤不限于灵魂得救,也包括了我们的职业或工作,因此一切正当的行业都应该被神圣化。这种观点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休闲则如同“浪费时间”一样,在西方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4.工业化与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休闲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关注。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这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的产生,从而对人类的工作和休闲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劳动文化的主导地位使得人们的休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欠合理”的状态。大机器时代将工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工厂的机器旁,而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采用各种方式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劳动成为社会的日常文化,劳动文化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各种与生产相关行为的相应社会价值,因此休闲的价值更多地在于保证生产劳动持续地进行。资本家留给劳动者仅有的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只是为了起到劳动力再生的作用,而不是其他目的。19世纪50年代,一个普通的英国女时装工,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是16个半小时,在忙季往往要连续劳动30小时,而在美国,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高达72小时。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工人们在一天工作之后根本没有可自由安排的时间,自然也就不可能参与各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活动。为了获得应有的休闲时间和休闲权利,广大劳动者经历了长时间不屈不挠的斗争过程。

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休闲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手工业、家庭式工业退出了历史舞台,导致农村大量富余的劳动力离开了故土,进城并成为工人,引起了产业结构、生产方式进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诚如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所言:“几千年平和幽静的田园风光,就好像碰见了阿拉丁的神灯,一瞬之间无影无踪……到处烟囱林立,汽笛轰鸣。被逐出土地的农民,被夺去饭碗的工匠,从四乡僻野蜂涌而来,一支庞大的队伍组织在工厂的屋顶之下了。就在这厂房之中,一边是富裕的工厂主,一边是贫困的无产者,两军对阵,壁垒森严。(9)”与以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方式不同,广大的工人长期被迫从事一些标准化的、无休止的劳动,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得人们变得焦躁不安。而伴随着工业革命相继出现的“经济崇拜”和“效率崇拜”的浪潮,进一步促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溺于各种急功近利的追求,不再感悟自然、思考生存的价值,而是在疯狂的工作和尽情享受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消磨掉了生活的激情,逐渐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完整性,从而引发了心理上更大的不安和矛盾。可以说,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上的这一系列变化,反而于无形中彰显了休闲存在的合理性和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促使人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休闲中,而不是劳动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整个19世纪,尽管休闲不属于劳动者,但是人们内在的休闲需求却始终存在,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日渐丰富,这种需求便越发强烈。到了20世纪,电视和电影等影像媒体的出现,形成了大众娱乐。这意味着,一直以来都是阶级主导型的休闲与文化的阶级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真正意义的大众文化时代开始了(10)。休闲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人们所普遍享有的社会权利,而不再是仅属于少数人的社会特权。人们可以自由地将休闲时间用于自身的享受和发展,整个社会对工作和休闲的关系也达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即工作是进行休闲和从事娱乐的基础,两者是人类生活有机的组合体。针对这一现象,法国当代社会学家杜马哲迪尔指出:今天,休闲已成为数百万、数千万劳动者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劳动、家庭、政治、社会等问题。现代的人们正努力地适应这种普遍的大众休闲社会方式。

二、中国人的休闲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 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在古代的休闲娱乐活动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休闲文化和别具一格的活动模式,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闪亮的明珠。

1.中国传统休闲观的演变历程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受到传统农业生产力结构和农业耕作方式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和“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的生活准则。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流思想和理论体系,向来推崇吃苦耐劳、勤奋工作、勤俭节约的精神理念,却从来不给休闲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反而一直对以休闲为核心的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持排斥和鄙夷的态度,以致形成了“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小人闲居者为不善”等带有浓郁封建社会伦理色彩的理论说教体系。例如,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工作时间内做的事才是正事,与“正事”相对立的就是闲事,“闲事有两个含义:一是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插手这种事情就是多管闲事、瞎管闲事;还有一个含义便是‘无关重要的事’,去做这种事情是很不值得的。”(11)因此,但凡“闲聊”、“闲逛”、“闲扯”、“闲游”、“闲玩”、“闲荡”、“闲坐”,发“闲愁”、生“闲气”……只要带上个“闲”字,都是无关紧要的事,“闲人”自然也是无关紧要的人,其地位总比不带“闲”字的要低不少,就连说大书快板的都会大喝一声“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闲”字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另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的休闲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对于休闲的爱好和向往。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就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在他的《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法自然。”这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遵循自然法则,自然而然为之。因而,他强调,人应该“致虚极,守静笃”、“清静为天下正”。而庄子则认为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大知”者的境界,《庄子·齐物论》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而《庄子·刻意》中更是充分表达了对于偏远宁静之所的向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为无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

受到老庄哲学和禅宗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文人的休闲价值观很推崇:“君子之行,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魏晋南北朝时开始,远离尘世喧嚣、寄情山水田园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无论是“竹林七贤”的悠游山林、玩世不恭,还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抑或是谢灵运的荡游天下、啸傲风月,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闲适自由生活的心神往之。待到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休闲文化亦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以李白、苏轼等为代表的漫游诗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既秉承了儒家以游求仕的精神理念,又饱含豪士剑客以游行侠的壮志豪情,同时兼具道家以游归真或以游寻仙的不凡志趣。他们高唱着“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潇潇洒洒乘轻舟一叶,唯愿“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们吟诵着“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悠悠然温一壶浊酒,笑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繁盛的唐宋王朝,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文人雅士,也将休闲文化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当中国古人的这种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休闲气质发展到明清之时,就自然而然蜕变成为一种典雅的风致。从明清的小说之中,可以看到对各种充满了人文雅趣的游戏的描述以及对人生处世态度的议论,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人们非常推崇闲雅的生活方式。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而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是自唐宋以来有意识地从理论层面探讨并论述休闲活动的第一个文人墨客,其代表作《闲情偶寄》中的“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等对于休闲环境、休闲活动和休闲方法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论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在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大中城市里,受西方经济、文化和休闲娱乐方式的影响,不少城市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一种近代工业社会的休闲价值观也逐步取代传统的农耕时代的休闲价值观,渐渐融入到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里。具体而言,近代社会中国人的休闲观出现了三个比较显著的变化:

(1)休闲的内涵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休闲不再仅仅被看做是恢复精力和体力的手段,也不再单纯的表现为生活资料的消耗和个人物质财富的享受这一特征,其内涵和功能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具有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精神。在人们眼中,休闲既是与社会沟通、与他人交往的社会途径,也是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手段。

(2)休闲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近代社会的人们受到拜金主义观念的影响,已经开始摈弃崇尚节俭的传统农耕文化观念的束缚,反倒将奢侈和铺张视为休闲消费时尚的标志。

(3)休闲活动的等级观念发生了变化。休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出现了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以20世纪初期的上海为例,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综合性游乐场是新世界和大世界,每天门庭若市,游客纷至沓来。一个人只要花2角钱买一张门票进入游乐场,就能观赏正在上演的节目,而且可以有几个场馆的演出活动可供同时选择。正如学者楼嘉军所言:“此时的大世界游乐场已经完全没有了19世纪晚期张园、愚园等私园曾经带有的俱乐部特征、贵族化氛围,满足大众娱乐的功能上升至第一位。”(12)

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和认识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和更迭。但是根植于民族和民俗文化深处的传统休闲理念,仍将继续影响着我们日常的休闲娱乐行为。

2.中国古人丰富的休闲实践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人以传统的吃喝玩乐为核心,形成了内容丰富、层次感清晰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休闲娱乐文化样式。正所谓,穷有穷的玩法、阔有阔的乐法。无论是皇亲国戚和文人墨客所爱好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高雅的文化娱乐活动,还是平民百姓所热衷的赶集、庙会、风筝、踢毽、打拳、舞剑、养鸟等通俗的玩乐戏耍活动,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与智慧、勤劳与善良以及对于休闲生活的热爱。

(1)琴棋书画。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总是以音乐、诗歌、绘画、茶艺等形式,将自己的闲情逸致尽情地挥洒出来,突出地表现出“用智慧来享受休闲”的高雅品位。琴棋书画不仅是中国古人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其闲暇之时的主要活动。

先说“琴”。这里的琴主要是指古琴,又称“七弦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美丽的画卷徐徐展开的时候,在场的观众无不啧啧称叹,而将古朴纸卷轴所蕴含的素雅之意发挥到极致的另外一件道具,则是一把从唐代流传至今的古琴“太古遗音”。当琴声响起的瞬间,那一指拨弦的厚重使人灵魂震颤,八万人的鸟巢体育馆刹那间鸦雀无声。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也是中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被誉为哲学性的艺术或艺术性的哲学的古琴。在古代,我国文人雅士几乎家家都有古琴。“琴”之功用有二:一是修身养性、怡情悦性。古人认为,弹“琴”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技巧和感人,而在于心境和自然。天人合一是一个弹琴者最终的归宿;听“琴”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旋律和曲调,而是“物我两忘,清静无心”。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吾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孔子也认为琴可以陶冶情操,他所教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古琴是必修乐器,现存琴曲《龟山操》、《获麟操》、《猗兰操》相传都是孔子的作品。“琴”在古人生活中的第二个作用是传情达意、教化沟通。古代文人常常以琴抒情,且认为情真才能琴妙,对人生的体验越深,琴艺也就越高。善听琴的人,都能从琴音中辨识、观察弹琴者的兴趣和为人,所以西汉司马相如才会以一曲《凤求凰》,赢得了卓文君的芳心。《广陵散》、《高山流水》、《阳春白雪》这些曲子和这些曲子背后的故事更进一步说明了古琴在促进人际沟通方面的魅力。

“棋”是指围棋。据史料记载,在上古传说中的尧时代,围棋在中国就已经诞生了。中国古人认为,一副棋盘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象征着人的生活空间。在这里,可以体会到四面楚歌的悲壮、攻城掠地的快慰、背水一战的无奈……方寸之间,其乐无穷。围棋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休闲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白居易就曾说:“送春唯有雨,消日不过棋。”可以想象,在春雨蒙蒙的季节,随着棋子落下而迸发出的一声清脆,那种“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恬淡气息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令人心情愉悦。当然,围棋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表达闲情逸致的消遣方式,它也是一种高深的智力游戏。简单的棋盘和棋子却能上演一幕幕激烈争斗和钩心斗角,有的时候,围棋的争斗甚至要超过现实中的争斗场面,因此也有人在棋理之中研讨治国平天下的要则。北宋宋白在《弈棋序》中说:“草木一坪,小则小矣,可以见兴亡之基;枯棋三百,微则微矣,可以知成败之数。”

“书”和“画”也是古人非常钟爱的休闲方式。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抒情寓意,修身养性。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不仅源远流长,流派众多,而且在其三千年的发展轨迹中,强烈地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例如书法就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之说。书法和绘画不仅是文人墨客消遣、寄情、抒发人生追求的工具和手段,也是中国古人与天地万物沟通的独特方式,所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在书画的意境之中,人们体味到了一种虚融淡泊的禅意,一种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宁静悠远。古往今来,大多数书画家都很长寿,性情也以率直平和居多,书画艺术的养生之效由此可见一斑。

(2)游戏娱乐。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热爱生活,善于创造生活的民族,在游戏娱乐方面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游戏娱乐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百戏。百戏是我国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它起源于秦汉曼衍之戏,也就是由人装扮成珍异动物并表演。百戏上承夏代乐舞,周代的散乐,下启魏、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戏曲、乐舞、杂技艺术。它的兴起冲破了周礼所规定的“礼乐”的束缚,抛弃了僵化的庙堂歌舞,代之以活泼新鲜的民间歌舞等。百戏中有走索、倒立、打鼎、缘竿、戴竿、跳丸、跳剑、武术、冲狭、吞刀吐人、燕跃(翻筋斗)、蹴鞠、马戏等项目。汉代的杂技百戏和歌舞一起表演,并有音乐伴奏,所以后人以“歌舞百戏”相称。

二是竞智赛巧类的活动,主要有棋戏、博戏、斗戏、巧戏等。以博戏为例,刚开始有许多种。有掷骰或掷骰后行棋决输赢的博类,如六博、樗蒱、纸牌、叶子戏;有猜谜一类的博戏,如射覆、藏钩;有游戏一类的博戏,如投壶、触铃等。到了宋代,博戏的娱情成分渐渐减少,变成了“言不及义,负胜是图”的赌博。再比如斗戏,就是将禽、兽、虫、鱼等动物放在一起博采取乐的游戏,如斗鸡、斗牛、斗羊、斗蟋蟀等。这类游戏,器具简单,灵活方便,妙趣横生,因此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乐此不疲。

三是传统的休闲类游艺。主要是指节日聚会、宴会和休闲场所所进行的,以娱乐助兴为目的的智力型游戏,主要有灯谜、酒令、七巧板等。比如酒令,这是中国人在饮酒时助兴的一种特有方式,最早诞生于西周,完备于隋唐。行酒令的手法可谓是五花八门,可分雅令和通令两大类。而见于史籍的雅令就有四书令,花枝令、诗令、谜语令、改字令、典故令、牙牌令、人名令、快乐令、对字令、筹令、彩云令等。酒令除能助欢愉畅饮令气氛和增添融洽友谊外,还是古代礼仪教化的方式之一,因此盛行于各个朝代,从春秋战国的“投壶”到魏晋时期的“曲水流觞”,从唐朝的“藏钩·射覆”到明清时期的“拧酒令儿”,其形式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生活艺术和聪明才智。

【阅读材料】

南宋临安的娱乐生活

在南宋临安城内,当时有所谓“瓦子”(又称瓦舍、瓦市或瓦肆),就是一种大型的游艺场所。在瓦舍中人们可以听人讲史、说经,还可以观赏一些表演,如相扑、仗头傀儡、悬丝傀儡、水傀儡、影戏、杂剧、杂班、说唱诸宫调、舞番乐、使棒弄拳、踢弄、散耍、装秀才、谈诨话、学乡谈、背商谜、教飞禽、装鬼神,等等,使人目不暇接。据记载,当时临安有瓦舍24座,其中最大的在众安桥的北瓦,有勾栏13座,几乎终日不闲,围得水泄不通,足见当时人们休闲娱乐风习之盛。

(资料来源:古代礼制风俗漫谈·南宋临安的大世界[M].中华书局,1992.)

(3)节庆活动。中国古代的节庆活动,最初都是由节气时令演变而来。按照我国古代农历的排定,最重要的节日有八个,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古人还根据月亮的圆缺变化和节气时令之间的关系,制定出了一些特殊的日子,后来便演变为当今人们所熟悉的元旦、春节、元宵、中秋等重要的节日。节日是人们为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文化,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方式。在特定群体的文化观念中,节日是区别于平时的“大日子”。这种区分并不是仅凭意识上的认定,而是用各种各样的郑重仪式和庆祝方式体现出来的。

中国古人的节庆活动内容繁多,形式灵活,既有充满世俗快乐的元宵灯会和端午龙舟,又有洋溢着思古怀世之情的清明踏青和重阳登高;既有象征亲人团圆的中秋赏月,又有富于诗情画意的七夕相会。按四时物候的不同,安排各种应时应景的活动,并赋予这些活动丰富的文化内涵。以春节为例,从腊月下旬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清扫门户,或祭祀祖先,或走亲访友,或全家结伴出游、观景赏鲜,可谓其情切切、其乐融融。与此同时,各种娱乐活动轮番登场,热闹非凡,北方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扭秧歌、小车灯、跑旱船、踩高跷、舞狮子、耍龙灯、威风锣鼓等民间庆祝活动。这些传承自古代的节庆活动,跨越了千百年的时空,在今人的面前,生动地展示了古人在闲暇时间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2006年,我国把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七夕节、重阳节列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通过传统节日活动的举办,使人们更加懂得欣赏自然、重视团圆和伦理的观念。

三、中西方休闲比较

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休闲的思想、休闲的方式与内容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一个地区或一个时期的历史、风物、习俗和人文精神。它是大众对日常生活进行自我价值判断的过程,也是当地文化最为光彩耀目的审美化景观,因此不可避免具有地域特色。纵观休闲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休闲思想,还是休闲活动的形态,抑或是政府在休闲活动中的作用上,我国与西方社会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休闲思想上的差异

有人曾对中西不同个性的休闲娱乐思想进行了十分恰当和非常形象的比喻:“西方古代娱乐升华,恰似耀眼、炽热的太阳,振奋着人们的精神,给予人们奋发的力量。而中国古代的娱乐升华,则更像温柔慈祥的月亮,守护着人们那恬静、和谐的美梦,抚摸着人们那宽仁、宏大的心灵。”(13)由此可见,中西方思想家们对待休闲活动的认识和阐述还是存在一定意义上差别的,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的休闲观念往往同个人的修身、养性结合在一起,而古代西方的休闲理论则常常与个人的幸福、快乐交融在一块。(14)

具体说来,中国传统的休闲思想强调的是休闲活动对于人格整体性发展的重要性,注重人对社会的使命和责任。在中国古代哲人的眼里,休闲活动与人们的德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因此同西方社会相比,社会伦理道德在中国古人的休闲活动中表现出了更多的制约性。比如孔子就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游于艺”是指优游于六艺而适情,是古人休闲活动的典型表现,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逸乐活动之中,也必须牢记要根据大道而立志,依据德行而执守,归于仁道而不违背。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对孝道的重视和崇尚,古人讲“百德孝为本”、“百行孝为先”。而在休闲活动中,则鲜明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孝子不登高,不临危”。

而在西方这样一个非常强调个性和个体价值的社会里,人们借助休闲活动,寻求的是浓烈和刺激的感官享受,并通过具有极大发展张力的活动形式,充实和完善以自我为主体的人格意识。简言之,以个人和享乐为中心的“西方价值”指导下的休闲活动,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即个体的快慰和放松。有的时候,这种“快乐至上”的目的甚至会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实现目的的手段或过程摆脱了社会固有的道德伦理的束缚,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现象。比如,对于生活在罗马时代的贵族来讲,鲜血淋漓、尸骨累累的斗兽表演所带给他们的狂热和快乐的满足感,可能是今人所无法想象的。据说,斗兽表演之初为兽与兽斗,时间长了,嫌不够刺激,又发展为兽与人斗,兽与人斗还不能调动和激发皇宫贵族们的激情和疯狂时,便改为人与人斗。角斗士互斗,场面十分残忍,双方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决战,直至一方取胜为止。失败者的性命操纵在看台上寻欢作乐的贵族手中,他们拇指向下,败者遭杀,若拇指向上,失败者可免一死,十分能吊起喜爱残忍场面的贵族们的胃口。当时罗马最为流行的一句格言就是:“且尽生前乐,明朝未可期。”在罗马帝国时期一个名叫梯母格地方的公共广场上的铺石上刻有这样一段话:“田猎、沐浴、游戏与狂笑就是生活。”公元5世纪马赛的主教撒勒维安也对当时奴隶主阶级纵欲享乐的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一个劲地宴饮,把他们的荣誉、公正、信仰的名字都置诸脑后。”(15)

正如学者楼嘉军所言:“对于中西方休闲思想之间存在的差异,不能以谁优谁劣的简单标准及加以硬性的划分,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传统。”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游必有方”、“游者,玩物适情之谓”等思想,还是西方哲学家“人生就是享乐”的观点,都是与中西方社会各自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相吻合的休闲思想。随着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中西方之间在休闲思想上的差异正在相互吸纳、相互弥补,从而汇入世界共同发展的大趋势之中。

2.休闲活动各具特色

处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生存的中西方民众,他们所从事的休闲活动无不带有各自社会生产结构和意识精神的独特个性,主要表现为休闲活动主题和形态方面的差异。

(1)关于休闲活动的主题。中国古代的休闲活动带有浓郁的农耕社会的生活气息和原始的狂欢气氛,体现敬重神道、强调人道的双重文化精神特征。以中国传统节日为例,有专门祭天、祭春夏秋冬、祭日月星辰的各种祭拜日;有专门祭地、祭东西南北、祭山河五谷的种种祭祀节;有祭诸神、先祖的各种庙会;有道教的上中下三元各节;有佛教的“佛诞日”、“盂兰盆会”、“得道日”等节日;有八月十五的大团圆,有登山、赏菊饮酒的九月九,有临水、对歌起舞的三月三。这些中国传统的所有节日,有着一个共同的主旨。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节日,共同追寻着一个深层的终极目的,那就是,这所有的节日都各自在适当的时间、适宜的场合,运用节日中的各项活动,来适时地调节和协调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也就是协调着“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以期达到人人和谐的社会与“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人是无法超越自然的,而正是这种崇拜自然、敬重天道的社会意识,使得中国传统的休闲活动缺少了个性的张扬和冒险的冲动,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公共休闲活动形式。

相比之下,古代欧洲传统的休闲活动尽管从活动的载体上来说,同样是来自于宗教祭祀和农业庆典活动的需要,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古希腊文明是建立在自由、乐观主义、世俗主义、理想主义的基础上,既尊重肉体也尊重心灵,对个人价值和庄严予以高度和充分的重视,因此使得传统的宗教祭祀活动容纳了相当多的娱乐成分。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文化熏陶下成型的休闲活动,更加关注个人的欢乐和满足程度,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性的影响力被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全民性的狂欢和积极参与的娱乐精神。比如闻名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其最初举办的目的是为了祭祀大神宙斯,古希腊人认为在运动会中获胜的运动员与神相似,因为他们虽然不会肉体永生,但会因为善战与勇敢而成为精神战胜肉体的永恒象征。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没有宗教崇拜的色彩,但是它无疑是凝聚起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理想的举世瞩目的盛会。再比如古希腊雅典娜女神的祀祝活动,在当时就已经由最初的宗教祭祀活动,演变成为全民性综合娱乐活动。正如希腊学者伯里克利所言:“我们没有忘记使疲惫了的精神获得休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优雅的。我们日常在这些方面所感到的欢乐,帮助我们排遣了忧郁。”

(2)关于休闲活动的形态。中国的许多理学家和道学大家都主张“生命在于静止”,西方人则信奉伏尔泰的“生命在于运动”。这直接导致了中西方在休闲活动形态上的差别,正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弗克斯·巴特菲尔德在《苦海沉浮》一书中说的那样:“如果把我们行动的节奏比喻成快板,那中国人生活的步调则是柔板。”一动一静,构成了中西方在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下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两个显著标志。

古代中国人特别推崇“静”的休闲活动理念,明代洪应明在其《菜根谭》中高度概括了中国人静态的休闲观和人生观,认为:“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市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功夫。”“静”之一字,在古人的休闲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古人强调一动不如一静,静以养生。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认为,生于“安”“和”两字。“安”即静心,“和”即顺心,“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顺。”即便是运动,古人也主张小动,而非大动,比如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健身项目“太极拳”,就特别讲究静心用意、呼吸自然,在一系列柔和缓慢、圆活连贯的动作中,达到健身养生的目的。其次,从娱情悦性的角度来说,古人认为,静是一种享受,唯有在极具静态的氛围中,人们才能充分领略自然之美,才能获得真正的乐趣。春日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是一种享受,夏天的时候就在阵阵荷香之中泛一叶扁舟,或采莲或戏鱼,也是一种乐趣;秋天来临,携一壶桂花酒,登上高高琼台赏月;冬天白雪纷纷,与好友两三人聚于温暖的厅堂中,一边烹茶,一边观雪,吟诗作乐。此间种种愉快和雅趣皆源于心静,而只有心静方能使人自乐。

相比之下,古代西方的人们更加偏爱动态的休闲活动,对休闲乐趣的追求主要集中在感官刺激和体能刺激两个方面。从感官刺激来说,突出表现为对力量和危险的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情感,这一点从古罗马人对角斗表演的推崇态度就可见一斑。时至今日,一些个性张扬的活动,如登山、跳伞、滑翔、热气球、飞车特技、潜水、冲浪、漂流等,在中国人看来均有以生命为赌注去孤注一掷的危险,但在西方社会却大受欢迎。以登山为例,据谢贵安先生《旅游文化学》中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登山者每年约有400人遇难。但是西方的登山爱好者却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尊严”,“它既是对大自然的挑战,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挑战。”而从体能刺激的角度来说,古代西方的人们对于运动性的休闲活动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参与热情。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外,建有两处著名的运动场,一个名叫阿加得米,另一个称作卢基厄模。在晴朗的日子里,人们常常来这里参加各种体育运动,比如赛跑、跳远、投掷等项目。随着身体的发热,情绪也渐渐昂扬,同时在完成复杂练习的过程中、在与周围同伴默契配合和与对手斗智斗勇的拼搏中产生一种美妙的快感。在奥林匹亚阿尔菲斯河岸的岩壁上至今保留着古希腊人的一段格言:“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美,跑步吧!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休闲活动重在发掘内心世界,强调的是精神世界的升华;而古代西方的休闲活动则更多的是强调感官和体能的满足。这种差异或许更多的是源于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的差异。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安土忌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的思维方法:即保守谦忍,故步自封,缺乏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眷恋家园故土,清静安逸,风险意识淡薄和竞争精神不强。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这个道理。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易变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勇敢进取的民族精神。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而这两种不同的文明也同时也导致了东西方人对待生命和自然的不同态度。同样是登山,国外探险者多是体验挑战、征服的快感,而中国的李白也好,徐霞客也好,体验的却是纵情山水、融入自然的快乐,山与人从来不会走向对立。这确实是令人深思的社会历史现象。

(3)关于休闲活动的参与方式。古代中国休闲活动的参与方式往往是以个体形式,强调的是个人的能耐和技巧,而轻视活动的集体性和协作性功能。如麻将、牌九、围棋、象棋等,都是天各一方,各自为战,即使是竞技性很强的武术,也是强调个人的力量,往往以个人打斗决出胜负为主。在当今世界,很难找到起源于中国而后风靡全球的讲究集体合作功能的娱乐活动项目。而在西方社会,虽然突出个人能力的运动性活动项目不在少数,但是,两人以上合作进行比赛和角逐的活动项目比比皆是。如足球、篮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包括水上芭蕾、交谊舞等,无不突出集体合作、团体竞争。这可能是因为对中国传统社会而言,为个人留下的位置和空间十分有限,使得人们只有在休闲中方争得一份自在与逍遥。而与此相反,在西方社会,由于日常社会活动的常态和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强调个人的价值和能力,因此只有从休闲活动中方能寻求集体归属感,在各种协作性较高的运动中获得认同和快乐。简单说来,古代中国的休闲以个体方式参与,而西方人则以集体休闲为主。这恰恰说明了休闲是相对于日常生活状态而言的一个概念,是对日常“必然性”的一种摆脱。

3.政府在休闲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古代历朝中国政府和西方各国政府在发展休闲活动过程中的作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此,学者楼嘉军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作为提供人们进行社会公共娱乐活动的场所和设施,在我国古代历朝政府中进行专项投资建设的确实不多见,至多建一些仅供皇帝和皇亲国戚休闲娱乐和度假的场所”,“相比较而言,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历朝政府,在兴建社会公共休闲娱乐场所和设施方面有一定的特色,对社会休闲活动的整体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6)

从留存至今的历史遗迹来看,虽然在中国各地不乏古戏台、古灯台或古代园林,但若细究起来,这些古迹遗存要么是为了某个特定的节日或事件而搭建的应景式的设施,要么就是私人所有。比如苏州园林,就是明清时期,江南的名流绅士及其亲朋好友休息游憩的场所,并不具备社会公共性的特征。而反观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的露天剧场,到古罗马的竞技场;从公共体育场所,到温泉浴场,无一不体现那个时代公共休闲娱乐的发达程度。以古罗马时期最有名的“矿泉浴”为例,公民们不仅可以沐浴,而且还可以看戏剧表演,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或集会,举办运动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和社交活动。有学者认为,罗马时代这些大型公共建筑物是现代综合休闲场所的雏形。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在这些场所从事的娱乐活动带有相当程度的血腥味和奢侈性,也有人将古罗马帝国的衰落归结于此,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肯定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大多数的休闲场所,对于丰富当时人们的休闲活动内容及休闲思想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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