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与晚清政局

第二节　清议与晚清政局

中国历史传统上，对于官员的批评性公开言论与意见，还有一种称谓，叫作“清议”。“清”，有“纯洁”之意或“高尚”之态。美国汉学家易劳逸（Lolyd E.Eastman）指出，作为儒家价值的守护者，清议派或成员经常站在丧失道德统治特权的衰落政权的反对面。清议，这个术语从而与抗议当权者的爱国传统联系在一起。这些运动总体上出现在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前期，如后汉、南宋与明朝^[22]。林语堂对清议的看法较为类似，“公众批判总是在整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时兴起，在12世纪和13世纪上半叶整个南宋时期就是如此。当时的学生如何强烈要求抗击外敌侵略，而朝廷却软弱动摇并企图避开这个话题，在压制舆论和利用舆论之间摇摆不定。我们感觉到他们与汉代的太学生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般的亲近关系”^[23]。后人也论述到：“明末历史，内有流寇扰乱，外有满州窥伺，朝政不纲，宵小用事，东林诸贤，倡为清议，对朝政边事，多所论列。虽不能挽回当时亡国之祸，而气节凛然，全国感动，民族大义，深入人心，明亡二百余年，而革命暗潮，时起时兴，至辛亥而光复旧物。昔贤清议之力，演成事实，播为学说，国家民族，才能绝而复续，亡而复兴”^[24]。因此，清议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一种特有的传统，一般出现在王朝政权面临危机的衰败时刻，发挥一种“起敝振衰”的言论力量，代表着士阶层的道德境界。

19世纪中期以来，在对外战争上的军事失败导致整个中华帝国逐渐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再加上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等，康乾盛世已经是落日余晖。中国历史上再一次出现了类似的重复循环现象：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出现了一批活跃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的清流派，出现特有的晚清清议现象。其成员多为中青年新进御史、翰林，属于统治集团中虽有学识但位不高权不重的官僚群体。他们不畏权贵，关心政事，以“敢于弹劾大臣为贵”，“上自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25]，他们在表达意见的同时，逐渐成为晚清政局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本节将关注19世纪后期被视为公共舆论的清议现象，考察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清议传统与中国的言论特点，以及辨析与现代舆论思想之间的异同。

一、清议传统及其特点

中国学者王维江在对晚清“清流”称谓考证时，对中国清议传统有一个较为清晰地论述。首先，“清”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与德行、政治操行联系在一起，如屈原的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沧浪之水清兮”。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濯，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在中国古代，“清”象征着直言敢谏，洁身自好。王维江通过对范晔的《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推断出在大一统时代与建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清议”，不单是指言官词臣的谏讽，也包含在野士绅的评议。然而，由于东汉太学生的议政活动以“党议”的罪名被封杀，“清议”称谓被蒙上了结党营私的阴影。宋代清议称谓再度出现，不过这时被褪去“党议”的阴影，成为正义的精忠报国的代名词。明代士绅的清议多有关心国事，结社讲学之意。时至清廷大兴文字狱，清议又与党争、朋党、以言乱政等联系起来。综上所述，王维江认为，清议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既可作褒义又可作贬义的称谓。进言之，褒义层面的清议是一种主动的自取，一种自我标榜；贬义层面的清议是一种被动的他称，含有讥讽嘲笑之意^[26]。

肖海霞在《晚清清流派》中，从在朝与在野的划分角度对清议进行了简洁明晰的概括。她指出晚清时期对于“清议”大体上有两种认识：在朝的官方舆论与在野的民间舆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日报上》谈到，“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给谏”也就是给事中，“侍御”即御史，可见，郑氏赞同清议是指出自科道言官类的京官的言论，是指“在朝”的，也就是官方的舆论力量。王韬在日记中论及，“予谓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可见，王韬认为清议是出自庶人，是指“在野”的，也就是民间的舆论。肖海霞认为，清议历史悠远，晚明时以东林党人的清议为主体，曾出现过高潮，但清前期的文字狱却使清议一度窒息，造成社会“万马齐喑”的状况，到了晚清，民间的清议也未有大的复苏，影响朝局国政的，主要是在朝的清流派的清议言论。肖海霞的结论是清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指的是中下层官员对朝局的言论^[27]。

国外汉学界较早对清议进行系统严谨的研究的美国汉学家易劳逸^[28]（Lolyd E.Eastman）认为清议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纯洁的讨论”（pure discussion），但是“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或者“士大夫的意见”（literati opinion）对于西方来说更容易理解一些。上述翻译都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但又找不到更好的词语^[29]。汉学家琼·贾吉（Joan Judge）也认为将清议直接翻译成为pure discussion或public opinion是毫无意义的，并且歪曲了清议的含义。因为清议包含了儒家伦理精神，这一点是很难通过英语体现出来的。此外，琼·贾吉认为清议专指中国传统官僚体系中处于中下层地位官员的议论，并不能代表全体公众（public）的意愿。最后，她建议使用“righteous elite opinion”（正义的精英舆论）作为清议的翻译^[30]。

易劳逸研究认为清议应从两个层面加以了解，对晚清清议的实质提出批评性反思。第一个层面是指中下层官员（或者没有官职的士绅）为了维护或改进建立在儒学道德体系下国家与社会而发表的意见。这些对于政府政策的批评性意见，或者对于贪赃枉法、贪污腐败，或者其他违反儒家精神的行为的公众人物的大力抨击。无论哪种形式的清议，从理论上讲，它们都应是出于儒家的崇高理想与毫无任何的私人与党派利益的考虑。第二个层面是指清议某种程度上是中下层官员的政治工具，参与清议的官员事实上比他们声称的带有更多的利益诉求，如晋升、发泄私愤、满足小范围利益。这一层面在传统中国较少受到质疑。事实表明，通过严格的儒家戒律吸引统治者与同僚注意的官员往往获得了晋升。但盲目地指责政敌无视儒家礼仪，蔑视皇帝，或者崇洋媚外，这些最终违背了帝国转型的最高利益。

此外，易劳逸还发现，清议不仅是指一种陈述，而且还指一种特定的所谓“清议”类型的言论形式。也就是说，清议既指表达者（expressor），也指表达的内容（expression）。但不能武断地将发表清议言论的官员等同于一个政治党派。虽然他们共享一种自命不凡的儒家操守，发表意见的口吻或者精神气质差不多，但是他们没有统一的纲领或规划，而且多数的建议与批评之间充满分歧与矛盾。清议者没有紧密的组织机构，仅靠地缘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他们之间缺乏协调与合作。尽管如此，清议仍是一个充满内涵意义的概念，这是因为它组成一种强大的“当前思想”（current ofthought），虽然模糊了隐藏在清议背后的真正动机，但的确维持了一种儒家核心价值与传统道德实践。士阶层在清议的沟通方面形式多样，如面对面的交谈，信件，诗作，甚至歌曲，以及精美卷轴等。而最让清议官员们青睐的是直接上书或上呈奏折给皇上。所有上层官员和部分中间官员被允许就非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也可直接上奏给皇帝。少数没有此项权利的官员会请求上级官员帮助他们把意见传递给皇上^[31]。

汉学家玛丽·巴克斯·兰金（Mary Backus Rankin）认为清议专指批评意味的，但理论上又是一种处于超脱状态的貌似聊无兴趣的意见表达。清议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于帝国的体制之下。有时，清议表现为大批改革者对当前政策的不满，例如南宋时期的爱国运动。有时，清议关注一些繁纹辱节，甚至成为一种不负责的言辞。总体上，清议是一种道德说教式的，有时用一种夸张的带着情绪的修辞方式发表反对意见。玛丽·兰金进一步指出，清议在历史上时断时续是由于中国帝王专制的本性所决定的。强有力的统治者会鼓励批评性的公共意见，从而获得有效的信息用以监测高级官员的权力，但是批评性的公共意见难以控制，并会对专制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大范围的批评声音不可能受到君主的长期忍受，即便在帝国的晚期也缺乏制度保障下的独立批评意见。因此，清议在中国历史上零星式偶尔出现，特别是当危机出现时，士阶层的焦虑与上层官僚的虚弱与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清议才会应运而生。于是存在于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清议观念在19世纪中国政府面临新的挑战时复兴^[32]。

表3－1　中外学者对清议的定义

续　表

清议传统是在漫长的文化历史中逐渐沉淀下来的，代表了中国士绅阶层参与政治决策与议论国事的言论传统与文化惯例。这些言论传统犹如闪亮的星火一样点缀在中国皇权统治的历史长河中，虽然被蒙上了一层朋党以言乱政，结党营私的阴影，但无法掩盖士大夫“出淤泥而不染”的儒家道德情操。历史规律表明，清议只有在政权衰败、外侮侵犯或者开明君主的偶然状态下才会有一席之地。这的确是一个两难困境。国泰民安的大一统格局下，清议哑然失声，黯然失色；国难民灾的危机时期，清议击破寂静，群情激昂。19世纪中叶的晚清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的一个时期，清议再次在历史上如期而至地复活重现。而晚清时期的清议现象则主要演变为中下层官员对位高权重的官员的政见与决策的言论干预与监督。当然这其中不乏最高统治者对官僚队伍的权谋制衡之术。正如玛丽·兰金指出，清议是下级官员反对上级官员制订的内外政策。这种批评有时是盲目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清议派反对某些高级官员二十年，其背后有慈禧的政治承诺^[33]。总体上，晚清清议现象的出现，虽然不能对政治结构产生根本性冲击，但孕育了改革中的政治决策格局。上层官员对中下层官员的清议与清流派颇持贬低打压的政敌态度，中下层官员则以清议成为一股制约皇权与权贵的不可小视的政治新势力，也不排除中下层官员的清议行为除了对传统道德价值与帝国利益的维护之外，也有年轻的上升中的官员对仕途与利益的考量。

二、晚清政局中的清议现象

对于晚清政局中的清议现象的出现，从宏大纵向的历史角度看，是19世纪中国国内危机的展现，表明中央集权力量开始削弱，大一统下关闭的言路被部分打开。据统计，晚清清议成员主要在翰林院、督察院、詹事府、国子监等中央机关供职。他们当中有50%的成员属于讲官（翰林官）系列，有35%的成员属于言官（即科道官）系列，合计占总人数的85%。因此，参与清议的人员以讲官与言官为主^[34]。辜鸿铭将晚清清流派称作为“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他的理由便是：“北京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是全国贵族知识分子精华之地，于是，翰林院就成了我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的总部所在。参与并支持过这个中国牛津运动的翰林们，被叫做清流党，就是致力于使民族精神净化的党派。这个中国的民族运动，像英格兰的牛津运动一样，是儒家教义的英国高派教会保守党的复兴。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在反对当时李鸿章和中国自由党人所推许的外国方法与外国思想的同时，通过倡导全国遵照儒家教义，使生活更为严谨，净化国民生活的潮流。”^[35]辜鸿铭用充满激情的溢美之言对晚清的清议现象进行了评价，但它把一个中国现象生搬硬套地类比为英国的牛津运动时，不知是不是对其本人所反复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的一种讽刺呢？

晚清清议现象与中国传统的言说传统既有联系，也有新的内涵。当时的清议成员是否对等于英国的牛津学人这一观点暂且保留，但他们的确代表着晚清政坛上升中的精英少壮层，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他们在科举制度上可谓是“少年得志”，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如飞蛾扑火一般投入到政治权力斗争的旋涡之中。玛丽·兰金认为从1870年代后期到19世纪末期，清议从官员的个人批评行为转变民族主义与改革主义。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包括以下5个阶段：①1870年代晚期和1880年代早期：意见表达的复苏时期；②中法战争：主战排外言论；③1880年代晚期到1890年代早期：受挫与重新调整；④中日甲午战争：主战爱国；⑤战后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帝党与清议。1898年迎来最后一轮清议高潮，戊戌变法失败后进入新的政治时期，在野人员与政府的冲突公开化。虽然政敌之间对抗的具体细节不为外人完全了解，但清议成员的意见表达，展现了好战爱国者对政局演变的推动。玛丽·兰金认为，晚清清议现象中，所讨论的议题有时是自相矛盾的，甚至被看作是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拒绝西方文明的排外者和阻挠者。但是有关当时危机的判断有三种是趋于一致的：①中国农业危机；②官僚腐败；③外国势力的入侵。这些观点都来自清流或者帝党成员的奏折之中。中心城市中的中等偏下官员也有类似的批评性意见，清议成员的观点与京城的意见气氛之间保持一定的默契^[36]。

玛丽·兰金总结出以下三种方式构成晚清清议的结构模式：①中央官僚体系中的中等偏下官员。原因为：第一，新中进士有一种不安全感，认为他们合情合理的职业发展受到了阻挠。第二，然而，他们往往没有好的工作，缺乏权力自主性，对上层官员的影响甚微。因此，一种挫败感油然升起，这种挫败感不是由于他们处于政府之外，而是由于他们所取得的荣耀地位没有得到确认与回报。②自治管理。精英管理主要表现在地方事务方面。清议通过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有着相似的政见与政治需求的官员聚集在一起；第二种是地缘建立起来的联系网络。③通商口岸。通商口岸通过促进新的政治需求间接有助于扩大了清议范围，有助于对国家意识层面上的舆论思想的形式。官员、学者与绅商居住在一起，信息、金钱、其他组织能力汇集在一起。通商口岸的媒体的角色是相当关键的，它们是政治意识的觉醒与政治需求的扩大的催化剂。如《申报》、《字林沪报》等。报纸加快政治思想的传播，刺激政治活动的开展，扩大政治组织的规模。通商口岸的现代媒体是发展政治舆论的重要新维度^[37]。

国内学者陈勇勤从思想研究角度，认为晚清清议现象是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由五个思想要素构成。第一，“尊王攘夷”的传统民族精神。清议带有强烈的主战倾向，既有民族意识与爱国气息，又有忠君排外的虚骄自大，但总体上烘托出抵御外侮的社会共鸣。第二，“维持圣人之道”的传统卫道思想。所谓“道”，就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清流派成员具有“士志于道”的共性。时人辜鸿铭“今日张文襄，亦出自当日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的评说，点出了“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是清流派清议观最主要的特点。第三，“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的传统谏诤信念。将为臣的直言敢谏同士的卫道精神相结合。直言和广言都是使得民情得以上传的途径，此外，谏诤对专制强权产生一种制约效应。第四，“为政，爱人为大”的传统“民本”意识。“为政，爱人为大”要求君对民应实施仁德。“民本”的政治思想倾向集中反映在清流为调和社会矛盾，呼吁整顿吏治，注重恤民，清理冤狱等方面。第五，“经世致用”的近代务实风尚。清流派清议的主体成分是传统卫道思想，但对近代经世致用观的吸收，又带有实用的色彩。总体而言，给衰败的社会带来一线改革的生机^[38]。

以上五点对晚清清议现象作出一个相对公允的分析。晚清清议既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直言进谏传统的复苏，为专制的决策环境注入清新的空气，预示着政局与社会的变革。同时，也应认识到，晚清清议现象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对议题的讨论的思维与眼光仍然停留在封建士大夫的传统儒家学说的总体框架之下，“尊王攘夷”、“士志于道”等思想使得清议的话题与方案缺乏世界眼光与外交策略，狂热的民族情绪与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导致决策上的激进、鲁莽等非理性成分居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晚清政局演变的方向，同时为后世埋下新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