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舆论思想的时代演变

第四章　近代舆论思想的时代演变

凡属“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金岳霖

“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如同“神经衰弱”之于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汤姆·奈伦

思想的命运是与基础的社会变革与冲突的结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阿里夫·德里克

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开篇写道：“历史是延续的，但永远是变的，因革损益，随时而异，其间仅有缓速显晦之别。就中国而论，以19世纪中期以来，最为显著。”直面19世纪以降近代中国的衰落与外辱，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惊语到这是前无古人的剧变，如冯桂芬的“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郭嵩焘的“西洋人之入中国，为天地之一大变”，李鸿章的“千年之大变局”。中国末代封建王朝从19世纪历经战败、割地、赔款、民变、内战、重建、自强、政变、维新、预备立宪、革命等历史事件，在内部秩序的逐渐崩溃与外部势力的持续冲击下，最终于1911年一夜间坍塌倾覆，彻底告别了绵绵流长的专制皇权统治，迎来了近代民主共和之治，进入20世纪的近代中国在革命、改良、立宪和清廷的自我挽救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的历史递嬗的意义不同以往任何一次变革，而是义无反顾地冲破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的皇权体制，破天荒地革了数千年帝政之命，古老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时代特色。

所谓近代舆论思想，从宏观历史背景的角度我们试图可以理解为：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产生的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对舆论问题与舆论现象的理论思考、人文观点、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总和。因此，近代舆论思想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是特定的历史人物对历史条件下对舆论问题的特定的反应与回响。本章将重点关注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为清末民初时期，这段时期是近代中国异常剧烈变动的时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每根神经，击破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有甲午战败的忧愤，庚子事件的耻辱，有维新派的变法，革命派的起义，有清廷的新政与预备立宪，有清廷的逊位与北洋的独裁等，新旧更替，新旧冲突，新旧融合在这段时期有着集中的体现。这种新旧冲突与融合在舆论思想的演变上是否也存在着某种特有张力呢？第二为民国建设时期（20～30年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般被后人评价为是近代中国思想最活跃，最开放，成果最多的时代，是一个不断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做出积极努力与贡献的时期，开启了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的舆论思想是否发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化呢？第三为战争时期。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正在向现代化国家急剧转型的近代中国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历时之长，所遭之痛，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的时代进程，为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变打上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