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精英的舆论思想

第四节　政党精英的舆论思想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士阶层发生了分化，其整体的方向则是朝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仍然对转型中的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产生深远影响，牵引他们在人生的选择中游走于官场与学界之间。例如，比利时鲁汶大学物理及地质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翁文灏先后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战时生产局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代总统府秘书长等职，身居高位。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傅斯年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立法委员、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于1936年3月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同年11月出任驻苏联大使，后来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担任行政院秘书、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资管理局主任秘书、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14]。

近代中国一批受过西式高等教育，留学海外获得硕博学历，任职于知名学府的高级知识精英，官场与权力对于他们而言仍然像吸铁磁一样，收纳自视清高的高级知识精英归顺党政体系。可想而知，浸染于传统文化之中，接受普通教育成长起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其官本位思想将会是更加的根深蒂固。从科举取士的传统来看，能够进入科层体系在政治权力的金字塔上跋涉的文职官员或技术官僚一般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通过国家考试严格的选拔与甄别。因此，从广义来看，进入党政系统就职的人士在近代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是获得学历的知识分子，有些甚至是执思想界牛耳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么考察近代知识精英舆论思想的型塑过程，党政知识精英是不容忽视的部分。如果说，思想史的研究有统治者的官方思想与被统治者的民间思想之分，那么党政知识精英就代表着统治者的思想，而这个统治者的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与深刻。根据近代史的一般划分范式，本书所考察的党政知识精英特指国民党政权下的知识精英统治者。

一、党治与舆论

1928年6月，随着两次北伐的完成，新疆通电归顺以及东三省的即将“改旗换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央政府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同年10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训政宣言》，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孙中山在制订“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时，着重强调训政是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必要步骤。这一构想是建立在他对中国民众的政治和文化素质的低估之上的，他认为“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115]？因此国民党在完成军政之后，有责任以“保姆”的身份训导教化民众，为将来进入民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20世纪20年代后，在苏俄高度集权的党治国家的成功经验的鼓舞下，孙中山更加坚定了以党治国的信念。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党治形式，明确宣称在“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116]。

从理论上看，所谓“以党治国”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政治，也是20世纪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发展模式，其目标是在以现代政党为核心的少数精英集团的领导下，通过对国内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利用，以国家主导的形式来快速地实现现代化。这种政治模式因强调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干预和高度控制，而带有较为强烈的极权主义倾向^[117]。极权统治在政治上尤其强调一个政党和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敌对的政党或集团则遭到严厉禁止，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基本要求也受到否定。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权的极权主义倾向愈加明显，党内要求效法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以及斯大林铁腕下的苏联，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实行统制的呼声日趋高涨，然而从制定的部分统制政策的推行结果来看，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实行极权统治的基本条件。事实上，国民党的党治非常脆弱。在战前，即便是在政治资源上国民党的控制也极其有限，尚未达到独占垄断的程度。在地方层级、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分别自成系统，且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由地方政府主控，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所谓的党治国家秩序其实极其脆弱^[118]。

在“以党治国”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下，对于舆论的讨论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游走官学之间的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钱端升在《党治与舆论》中对党治下如何实现舆论自由进行了辩护。钱端升首先对“怀疑国民党不能扶翼舆论，甚至于讥党治下的舆论比以前更是不自由”^[119]的论调进行反驳。他认为“这种怀疑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一般国民的未能充分了解党治的意义”，是对党治的“厚诬”。那么，钱端升是如何为在中国一党专制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的呢？首先，国民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了中国不能像欧美国家实行多党制。具体述之，“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它的使命是整个儿的革命，并不是像通常政党的范围浅狭，仅不过主张零星改革；它的党员应是赞成革命的民众的全部分，并不是像通常政党的只能容许一部分人民加入。所以在英美等国好几个政党能同时存在，并行不悖，而在中国只能一个国民党，不能有其他的政党”^[120]。其次，中国没有必要存在其他的政党。钱端升的逻辑非常的有趣，“真正的政党，即使有之，也没有在中国存在的余地。如其这些政党大体是赞成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他们就应得加入国民党，如其不赞成国民革命，那他们就是反革命，应得在打倒之列。……国民党的党治是全体革命民众的政治，当然用不到去保留反革命而且反国民的党系了”^[121]。在以党治国的合理前提下，舆论便分成了革命的舆论与反革命的舆论了。“在党治之下，祗有拥护国民革命，和同情于国民党的舆论总有扶植的价值，保护的权利；其他的舆论，或是反对党的，或是反革命的，不但不必扶植，不但不必容忍，而且应当老实不客气的取缔，不如是国民革命的路程上更多阻碍了”^[122]。可见，党治下的舆论自由是革命的舆论的自由，反革命的舆论的封杀。

接受西学教育的党政知识精英，对于舆论有一个建立在西学思潮基础上的基本认识：舆论是近代国家的形成物，只有专制国家无舆论，立宪国家不能不有舆论，立宪国家是以民意为基础的，而舆论实为民意最有力之表示。舆论可以监督政府，纠正政府的差误，舆论也可以辅助政府，替政府消除障碍。凡是一个政府，就像常人一样，没有一个能丝毫无过失的，有了舆论，政府就可以对镜自照，改过不遑。政府施政的时候，不论所施的为何事，总有一部分人不免要怀疑或反对，有了舆论去开导或声讨，施政也要容易得多了^[123]。因此，钱端升对党治下舆论又作了细划：反革命的舆论应当取缔，赞助革命的舆论应当扶植。赞助革命的舆论中，又约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称许革命，宣传国民党宗旨的舆论，一是批评政府方略，甚而至于指摘政府用人行政的舆论^[124]。这是“小骂帮大忙”的舆论思想的翻版，其核心还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国民党是不能容别党同时存在的，若是它的政府又不能虚衷采纳批评的言论，必至于壅塞自满的，不能与民众及时代接近，结果不是腐化，便是专制化。并且，不能容纳忠实的批评往往就加增反对派的势力”^[125]。总而言之，对于国民党与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的舆论批评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党与政府的统治。党治与舆论是一对相悖相克的命题，出于政治的需要强行拉在一起，部分党政知识精英为党治下的舆论自由进行辩护，其结果只能在舆论的前面扣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帽子，然后再期盼撕开一条言论的小缝隙，践行为民请命，谏诤献言的士大夫的道德情怀，从而谋求一种被扭曲异化的言论自由。

二、国家利益与舆论统制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日本侵略的威胁使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族主义情绪极端高涨，持各种时髦思想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都归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主旨之下，契合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国家意识形态。例如，具有国民党高层与黄埔军校精英背景“力行社”依托于各地的文化学会，创办不少报刊杂志，宣传其铁血救国的主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德、意法西斯主义并主张用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文章，以致1932年底起法西斯主义一时之间成了国内思想界的热门话题^[126]。

20世纪30年代对国家主义，特别是对从德意传入的法西斯主义的鼓吹，实际上近代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一种更为强烈，也更有力量的民族主义。20世纪20年代群众政治动员范围的扩大和加深，使社会阶级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越发明显，如何整合不同阶级、族群、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异，使之归拢到民族国家建设的总体目标上来，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日本侵略的巨大威胁更要求必须尽快平息国内纷争，由中央政府统一调配全国资源，做好战争准备。鼓吹铁血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获得的巨大成功，似乎使国民党内的鹰派深受鼓舞，他们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是可以来救国的良药^[127]。

舆论统制论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而生，它是文化统制与新闻统制思想的必然结果。由国民党党内高级知识精英背景的“复兴社”控制下的《前途》杂志在新闻统制与舆论统制方面组织了大量的理论性文章。例如，对于统一言论的理论依据，有文章是这样辩护的：“在现代社会无论何种行动上去观察，他都是要求多数人，在种种的活动范围里，能够先具备了比较可以一致的概念和言论，为发展他的实际活动的先决条件。纵然是言论，是可以假作出来，是不能够必然的和他的思想、信仰、行动是一致的，但是不从统一言论入手，是没有法子可以进一步的去使多数人的思想、信仰、行动，达到共同一致的要求的地步。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在无论何种主义行动，都要先统一了口号，在一个团体里不能有种种相反的口号的道理。同时也就要明白口号在精神上的作用，就等于物质上的工厂里出品的商标和牌号，同样的有保障他的信念、信仰、信用、信任，乃至于互信共信的作用”^[128]。

茹春涌撰写文章为言论统制进行辩护时，并没有回避反对统制思想的诸多理由，而是采取一一攻破的策略，让反对的理由不能成立。反对言论统制的理由，茹春涌概括为以下几点：破坏法治的精神；违反宪政的精神；使一般人失去了对于新闻的信任。接下来，茹春涌从法学的角度一一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第一，统制作用于只是在于调剂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地位，以及相互利益与地位关系，而使他的根本注意点在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地位，不是以某一部分的利益和地位作中心，去统制其他的部分，而是以整个国家民族的地位，代替了一切的部分。第二，一切统制方法，不是个人意思的命令，他仍然是法律性的，他是要经过多数决定的，不过是在执行上，他注重力量集中的一点罢了。第三，就在宪政时期，宪政上所规定的人民各种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也可以以法律加以限制。如果实行统制新闻的办法是经过法律手续决定的，那么以统制的方法限制言论自由，也是合法的。第四，如果是经过国民代表大会决议的统制新闻的法令，那么就是等于人民自身承认限制他的言论自由，如果是人民有反对的意见，尽可以运用复决或创制权，再以法律手续加以改正，和提出相反的法律案。只要把统制的作用弄成法律的，就是限制人民言论自由，也不得为违反法律^[129]。

在政党知识精英的眼中，一贯提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媒体知识从业者的形象是非常之不佳的，极尽批评之能事，因而被认为是最需要被统制的对象。在统制论调之下，媒体知识精英首先被官方指责为缺乏新闻职业训练的散漫者形象。批评声音认为，“中国当前的新闻事业的人材，多半都是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或特殊的党政训练，他多半是只靠着他的天才和经验，去做主观上的创造”^[130]。其次，媒体知识精英具有传统文人尖酸刻薄者的形象。“他们把新闻事业当作只是文人可以办了的事，本着传统文士的心理和技术去作新闻工作。他认为新闻就是几篇文章，能玩耍笔杆的，就是好的新闻记者，他尽量的发展传统的文人习气——傲慢，轻忽，乖僻，疏犴，骂人，骂世，玩人，执拗，顽固，乃至卖弄文字，敲诈金钱，能肯牺牲一切，也不肯化除意气。于是乎把新闻的论说，弄成有‘八股’，‘墨卷’，‘策论’，和只是艺术文字的一种余毒和气味。满纸感情说话，很少有对于专门问题的专门意见和学术上的观察”^[131]。指责媒体知识精英所持的自由舆论论是误国误民的。第三，提倡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从事新闻事业。“中国办报已经有了七十年的历史，而到现在还没有造成他本身的舆论上的基础，没有成为世界上有地位的新闻专家，把新闻弄成为一般茶余酒后当作玩艺看的根本原因，就是原来只由文人去办新闻，而不是由政治经济和教育各种社会事业专家去办新闻的一点之差”^[132]。

1934年《独立评论》为主战场展开的“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游走于政治界的高级知识精英是对高涨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一次思想回应，同时也为舆论统制论提供了思潮背景。1933年12月10日，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的文章，“独裁”与“民主”的讨论就此展开，暗示专制是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一个必要阶段，甚至提出“只有用个人专制，才能把中国转变成一个政治上团结一致的现代民族”^[133]的观点。随后几位留学西洋的原系民主派的知识精英纷纷撰文支持蒋廷黻的“新式独裁”的观点，如吴景超《革命与建国》中提出“一个领袖”的论调，丁文江主张全面的独裁，钱端升此时也声称“专制政权”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集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134]。胡适、陶希圣等少数知识精英为“民主”、“自由”进行辩护。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环境中，胡适民主自由论的追随者很少，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多渴望像德、意两国那样在短时间内，创造出一个能够统一全国意志的新领袖，采用铁腕的手段统治国家，使国家快速走上强盛。

当古老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陷入民族危机时，知识精英引入民主与自由的启蒙思想推翻了专制统治；当共和的体制建立起来后仍然深陷民族危机的泥沼之中的知识精英，却对民主与自由是否适用于古老中国产生了怀疑，有意地选择了与当权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角度选择了铁血独裁思想。在这样的思想大环境之下，势必影响当时中国舆论思想从自由论向统制论的转变。政党知识精英的这种思想的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归顺权力的党政知识精英逐渐从统治者的角度，出于体制化的心态对现行政治秩序与统治制度的一种维护。其次，与党政合作的知识精英多数是工程技术专家，还有就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精英，他们的思想一般较为保守与务实，被中国国情所迫。再次，在战争的威胁下，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的党政高级知识精英从更加现实的态度，强调从国家利益出发，为国家的生死存亡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拘泥于对陈义甚高的抽象主义与理论的争论。最后，党政知识精英面对松散的政治权力结构，他们试图调动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以奇理斯玛型^[135]权威人物来聚合民心，整合分裂的政治权力。最后，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民族的定义，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36]。“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137]。在民族主义大旗之下，可以去屠杀或从容赴死，那么牺牲一下言论自由又何妨？于是，党政知识精英力图建构和生产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而这种被生产与建构的共同体意识又可促使共同体在事实上的真正建立。综上所述，从自由向统制的转变与分化，是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密不可分，正所谓“国外大气候，国内小气候”。诚然，即便受过西式自由思想熏陶的近代知识精英的这种对权力的依附，对权威的崇拜，对权者的追求的自觉性行为，众多高级知识精英“招安”入仕，为“党国”摇旗呐喊，无法摆脱“官学一体”的人生际遇，难以阻挡官场“人治”诱惑而抽身而出，这不得不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