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与“多数”之辩

“少数”与“多数”之辩_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

第六节　“少数”与“多数”之辩

“少数还是多数”是近代知识精英舆论思想中一直纠缠不清的关键词，无论是学者型精英，还是媒体精英，或是政党精英，在处理这一舆论思想中的概念时，都会出于道德常识作出的表层判断是多数的意见，例如，徐宝璜的经典定义：舆论者，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也。再如，亦乐认为，所谓公众的意见，即是国民全体中的多数意见。一旦深入论述最终的舆论思想都会落脚到少数的意见，认为舆论实质上是一种少数有力分子的意见不断演化为多数的意见而已。关于舆论思想中的“多数”与“少数”的思辨关系在三种不同的知识精英方面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思想的脉络也非常的相似。

晚清学者孙宝瑄面对舆论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今之所谓舆论，最不可恃之一物也。……天下最普通人占多数，其所知大抵肤浅，故惟最粗最浅之说，弥足动听。而一唱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舆论，可以横行于社会上，其力甚大，虽有贤智，心知不然，莫敢非之。”^[141]在传统社会，民众习惯了士大夫精英的教化和引导，到了一个由舆论所主宰的大众社会，多数人的意见成为一种新的权威，一种超过传统精英声音的正当性，对此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不适应感，非常的忧虑与恐惧。这种忧虑与恐惧由两个层面所构成，第一层是对多数的“非理性”与“心智不成熟”的现状的忧虑与恐惧，第二层是惊恐于“多数”的“非理性”被聪明的少数所利用与操纵。

梁启超是中国的公共舆论之父，从晚清到民初长期执中国舆论之牛耳，他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指出“多数”（寻常人）与“少数”（英雄豪杰）在舆论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舆论者，不过是常人之见而已，未必是公共利益之所在。而英雄豪杰贵在能发现常人所不及者，善于领导舆论，或者说，“少数”是舆论的领导者。梁启超发现了少数英雄豪杰领导舆论这一个更有力的改造社会的方式，在《多数政治之实验》中“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被他阐述得非常明确直白：

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所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夫有力之舆论，实多数政治成立之大原也。……理论上多数政治，谓以多数而宰制少数也。事实上之多数政治，实仍以少数宰制多数^[142]。

由此可见，对于梁启超而言，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上的多数政治，即按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多数宰制少数”；另一种是事实上的多数政治，是现实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政治，即“少数宰制多数”。多数与少数是一个动态循环的关系。然而，他早期在《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中又给出一个舆论定义：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舆论。从此定义中，我们很明晰地获知，梁氏的舆论含义的核心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意见，显示出他在舆论思想中对于“少数”与“多数”存在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人称之为一次激进的思想运动。在五四期间，担任《新潮》主编的罗家伦专门撰文讨论什么是舆论。他认为，舆论如果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转移，那就不成为舆论，而只是一种群众心理的表现。社会的进化，有赖于少数人的思想，特别是那些有科学头脑的少数优异者的意见。由于一般民众平均知识水准太低，不易了解重要的复杂问题，因此，需要少数人以“科学的假定”提出问题，诉诸于公开的讨论：真正的舆论固不是少数的私见，也不是群众的心理，乃是少数的思想，有科学的根据，经过公开精密的讨论，有讨论得着的结果。仍然是为了多数的幸福，所以当负有公共的责任^[143]。

意见是少数人提出来的，却是有公共责任的，目的也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经过公开的、紧密的讨论，最终形成公共舆论。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史被称为最激进的一次，赞成平民政治，大众政治，但在舆论方面，五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罗家伦却体现了不同寻常的“保守”，非常警惕“多数人的暴政”。

媒体精英的代表者胡政之在《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一文中讨论如何形成健全与合理的舆论时为我们画了一个过程图，少数人在健全与合理的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贯穿于始终，正如文中所述：

先把事实真相，赤裸裸地公表出来，供大众之认识与理解，然后根据真知灼见，由少数有识解的人们，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纠正，拿出具体主张。此际如果另一部分少数识者，别具见地，也尽可以公开研讨，不客气地交换意见，彼此切磋，再由大多数人在这许多不同的观点之间，根据他们对于事实之认识和理解，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选择一种他们所认为比较合理的议论，一致起来赞成它，拥护它，主张它，经过如此阶段，这便可以成为所谓“健全而合理的舆论”^[144]。

长期从事传媒事业与新闻教育的叶明勋在《什么是舆论？》中直接发问：少数人的意见是不是舆论？接下来，他通过将公众的意见比作“圆的运动”来说明“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区别关系，少数先知先觉者会处于圆心的中间地带，而多数后知后觉者只处于圆周附近，舆论的运动由圆心的少数人带动围绕圆周的多数：

我以为舆论并不一定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有时多数人抱冷淡态度的时候，则少数人的意见，只要其所能成为更有力的意见，也可以成为舆论的。我们知道公众如一圆（Circle），就有圆周（Circumference），即社会各方注意力。内有圆心（Center），即社会各方之注意点。注意点之变动，常引起注意力之变动。此种变动就是舆论的变动。当此变动有一定之目的或方向的现象发生，就成为一种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但是，我们应当明白，这种注意点之变动常是少数人造成的。当社会注意力停滞或走错的时候，少数先知先觉者，就在注意点活动，以达到整个圆周之变动，使舆论走向某种目的地去^[145]。

知识精英对于舆论中的“多数”与“少数”的论述毫无掩饰地反映出他们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性，主要有两股相反思潮在发挥作用：第一个是前文所讨论的以士大夫意识为中心的精英主义，另一个是以民众意识为核心的平民主义。这两种相反的思潮并非是在士转型之后的近代才存在的，而是在传统社会解体后而更加凸显出来。精英主义是传统四民社会中士大夫的中心位置与道德优越性所决定的，平民主义来自儒家学说的民本意识，并在近代由于西方的民权理念的引入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近代知识精英所呈现出来的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并存于舆论思想的变迁过程中，一个诉求重返权力中心，一个自甘退居社会边缘请出民众这一尊大神，两股思潮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激烈冲撞，但两者之间并没有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存在相互转换，相互替代，相互融合的吊诡结合。这种吊诡的结合同样体现在的舆论思想中的“多数”与“少数”之辩的过程之中。接下来，本书试图将舆论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从而分清“多数”与“少数”在近代中国舆论思想中代表的真正的内涵（如表5－1所示）。

表5－1　“少数人”与“多数人”的比较

续　表

从表5－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兴起与演变的过程中，舆论的形成并非纯粹以群众的量来决定的，在知识精英的思想中所谓的舆论的自由，实质上是体现在多数保护少数，给少数知识精英发表批判性的社会舆论（质的层面）的权力，从而争取大多数的群众（量的层面）的机会。换言之，多数人是舆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合法性基础，承担着保护舆论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制度使命，这种合法性基础与制度使命由少数人来设定，少数人希望通过多数人获得“数量上”的保护。但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少数人一直是舆论的主导者与竞争者，多数人在整个过程中处于选择者的地位，问题的关键是这种选择是一种自主自愿的选择，还是一种被操纵、被欺骗、被蒙蔽的选择。如何避免后者带来的灾难呢？近代中国知识精英认为，在舆论形成的中期还有一个多个“少数人”公开讨论的环节，多个“少数人”的意见与主张还需公开竞争，最后由绝对数量值上的多数进行选择，并且一旦多数作出了最终的选择，这个选择应成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共识，这时多数进而保护的是选择出来的“言论”。多数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层面、道德层面上的，少数是真理层面的、科学层面的、知识层面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厘清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对“多数人”与“少数人”在舆论思想中所处的内涵，在矛盾之处有其一定的逻辑性，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强烈的精英意识，对于多数更多停留在抽象意义上的肯定，即便是像孙中山，陈独秀这样的有着平民意识的知识精英，在他们的眼中中国的大多数人仍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所谓多数人的“舆论”可能只是“愚论”，对于“多数人暴政”有着一种根植于文化深处的敌意与警惕。

【注释】

[1]［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M］.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前言2.

[2]尤小立.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及其走向——读《知识分子研究》［J］.博览群书，2004（7）：51.

[3]利奥塔.知识分子的坟墓［G］//后现代性与公众游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6－117.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3.

[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243.

[6]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8.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3.

[8]同上。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80.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引言7.

[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336.

[1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序5－6.

[13]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BD/OL］.二十世纪（网络版），2003，6（15）：8.

[14]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BD/OL］.二十世纪（网络版），2003，6（15）：3.

[15]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38（11）：145.

[16]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BD/OL］.二十世纪（网络版），2003，6（15）：2.

[17]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G］//陈弱水，王汎森.思想与学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303.

[18]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G］//陈弱水，王汎森.思想与学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305.

[19]同上。

[20]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38（11）：140.

[21]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G］//陈弱水，王汎森.思想与学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303.

[22]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1.

[23]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63.

[24]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8.

[25]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63－164.

[26]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G］//陈弱水，王汎森.思想与学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303.

[2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43.

[28]唐小兵，田波澜.现代中国报刊的涌现与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变迁［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26（4）：104.

[29]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86.

[30]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导言一6－7.

[31]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导言一7.

[3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序2.

[33]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38（11）：139.

[34]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4.

[35]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9－33.

[36]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38（11）：139.

[37]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G］//陈弱水，王汎森.思想与学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305－306.

[38]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3.

[39]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45.

[40]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2－84.

[41]徐宝璜.舆论之研究［J］.北京大学月刊，1920，1（7）：105.

[42]亦乐.舆论［J］.一般，1926，1（4）：489.

[43]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J］.清华周刊，1934，41（7）：12.

[44]陈固廷.舆论究竟是什么［J］.留东学报，1936，1（4）：2.

[45]汪馥炎.社会与舆论［J］.甲寅（东京），1914，1（4）：19－20.

[46]徐宝璜.舆论之研究［J］.北京大学月刊，1920，1（7）：106.

[47]端木恺.舆论的意义及其与民治的关系［J］.国立劳动大学月刊，1930，1（2）：7.

[48]亦乐.舆论［J］.一般，1926，1（4）：491.

[49]同上。

[50]同上。

[51]蒋绍炎.什么是舆论？［J］.建国月刊（上海），1934，10（4）：1－2.

[52]骆继汉.舆论政治之意义及报界应有之觉悟［J］.法政学报，1921，2（12）：1.

[53]原文为：犹忆淮南子说山训有曰：“众议成林，无翼而飞。”众议者，舆论之雏形也。呜呼天下岂真有无翼而能飞者，居今日而求舆论之翼，微新闻纸其孰与归？参见骆继汉.舆论政治之意义及报界应有之觉悟［J］.法政学报，1921，2（12）：1.

[54]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J］.清华周刊，1934，41（7）：13.

[55]徐宝璜.舆论之研究［J］.北京大学月刊，1920，1（7）：106.

[56]同上。

[57]陈固廷.舆论究竟是什么［J］.留东学报，1936，1（4）：3.

[58]蒋绍炎.什么是舆论？［J］.建国月刊（上海），1934，10（4）：3.

[59]蒋绍炎.什么是舆论？［J］.建国月刊（上海），1934，10（4）：4.

[60]蒋绍炎.什么是舆论？［J］.建国月刊（上海），1934，10（4）：5.

[61]陈固廷.舆论究竟是什么［J］.留东学报，1936，1（4）：4－5.

[62]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J］.清华周刊，1934，41（7）：19－20.

[63]宗庸.论舆论［J］.时事评论，1948，1（15）：11.

[64]宗庸.论舆论［J］.时事评论，1948，1（15）：11.

[65]宗庸.论舆论［J］.时事评论，1948，1（15）：12.

[66]端木恺.舆论的意义及其与民治的关系户［J］.国立劳动大学月刊，1930，1（2）：1－2.

[67]刘国桢.舆论与社会［J］.社会学杂志，1925，2（5/6）：1.

[68]刘国桢.舆论与社会［J］.社会学杂志，1925，2（5/6）：2.

[69]陈定闳.东方杂志［J］.舆论之社会心理学说，1944，40（6）：14.

[70]同上。

[71]宗庸.论舆论［J］.时事评论，1948，1（15）：12.

[72]张致中.关于舆论的本质与新闻政策之考察［J］.留东学报，1936，2（1）：87.

[73]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J］.清华周刊，1934，41（7）：20.

[74]同上。

[75]刘国桢.舆论与社会［J］.社会学杂志，1925，2（5/6）：10.

[76]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J］.清华周刊，1934，41（7）：20.

[77]陈固廷.舆论究竟是什么［J］.留东学报，1936，1（4）：7.

[78]叶明勋.什么是舆论？［J］.生力旬刊，1940，2（39/30）：22.

[79]骆继汉.舆论政治之意义及报界应有之觉悟［J］.法政学报，1921，2（12）：1－8.

[80]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414－1415.

[81]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85.

[8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3.

[83]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43.

[84]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关于米苏里赠奖及今天的庆祝会［N］.大公报（重庆），1941－5－15.

[85]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

[86]方汉奇.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G］//方汉奇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0－311.

[87]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序言5.

[88]张承宇.试论文人论政形成的外因［J］.新闻界，2008（2）：168.

[89]洪梅.“文人论政”的三个典型［J］.法制与社会，2008（4上）：139.

[90]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序言5.

[91]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序言5.

[92]谢冰.储安平与《观察》［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113.转引自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序言5.

[93]李金铨.从儒家自由主义到共产资本主义：记者角色的冲突与汇流［G］//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63.

[94]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序言20.

[95]曾虚白.报纸与政治［J］.报学季刊，1934（创刊号）：11.

[96]同上。

[97]王陆一.舆论与监察［J］.十年：申报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34：59－60.

[98]王陆一.舆论与监察［J］.十年：申报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34：60.

[99]无名.民间舆论与人民参政［J］.申报社评选，1943（1）：18.

[100]无名.民间舆论与人民参政［J］.申报社评选，1943（1）：19.

[101]无名.政党与政治［J］.申报社评选，1943（1）：19.

[102]熊剑英.民主舆论的中立和独立特辑：我们有权利中立［J］.自由导论周刊，1945（4）：8.

[103]同上。

[104]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N］.国闻周报，1934，11（2）：1.

[105]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2002（71）：17－18.

[106]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2002（71）：18－19.

[107]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G］//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71.

[108]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清议报，1901－12－21.

[109]同上。

[110]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N］.新民丛报，1902－10－2.

[111]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N］.国风报，1910－11－12.

[112]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关于米苏里赠奖及今天的庆祝会［N］.大公报（重庆），1941－5－15.

[113]张季鸾.本报一万号纪念辞［N］.大公报（天津），1931－5－22.

[114]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转自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5－146，162－163.

[115]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7页，转引自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府及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4.

[116]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1年，第19页，转引自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府及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

[117]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府及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

[118]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府及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72.

[119]钱端升.党治与舆论［J］.现代评论，1927，6（139）：693.

[120]钱端升.党治与舆论［J］.现代评论，1927，6（139）：694.

[121]同上。

[122]同上。

[123]同上。

[124]钱端升.党治与舆论［J］.现代评论，1927，6（139）：694－695.

[125]钱端升.党治与舆论［J］.现代评论，1927，6（139）：695.

[126]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府及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68.

[127]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府及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68.

[128]茹春涌.关于研究统制新闻方案的商榷［J］.前途，1936，4（9）：31.

[129]茹春涌.关于研究统制新闻方案的商榷［J］.前途，1936，4（9）：35－36.

[130]茹春涌.关于研究统制新闻方案的商榷［J］.前途，1936，4（9）：39.

[131]同上。

[132]茹春涌.关于研究统制新闻方案的商榷［J］.前途，1936，4（9）：40.

[133]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J］.独立评论，1933（83）.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参见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0.

[134]钱端升.民主政府乎？极权国家乎？［J］.东方杂志，1934，31（1）.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参见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2.

[135]奇理斯玛（chir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概念。用来指称某类卓异人物的人格特征。韦伯认为，奇理斯玛人物“是在精神、物质、经济、伦理、宗教或政治的危难时期涌现出来的天生领袖，他们既非掌权者，也非现今所谓的具备专业知识并为报酬而工作的固定‘职业’者。这些生于危难之秋的天生领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拥有非凡的禀赋，这种禀赋通常被认为是超自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

[13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13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

[138]蒋书丽.知识分子和权力［J］.书屋，2008（8）：9.

[139]同上。

[140]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G］//学术与政治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1.

[141]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132－1133.

[142]梁启超.多数政治之实验［G］//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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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N］.国闻周报，1934，11（2）：1.

[145]叶明勋.什么是舆论？［J］.生力旬刊，1940，2（29/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