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体会

VIII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体会

Erfahrung bei der Zusammenarbeit für den Schutz des historischen und kultuellen Erbes

弗兰茨·艾伯哈特/Franz Eberhard

1997年12月，我在昆明开始了我的中国经历。当时的我怀着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亲身体验始于昆明终于大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滇缅公路。

旅行在中缅边境缅甸一侧结束。所有入境中国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作为替代行程，我们沿独龙江而上前往青藏高原。回想起来，那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尚未实施以前唯一一次机会，可以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以及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新苏黎世报》的Peter Silder和中国通、摄影师Daniel Schwartz一起，对此次经历做了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意义非凡。

在接下来的12年里，我作为苏黎世委派的专家，多次来到昆明，每次都进行一到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工作的任务涵盖城市规划、城市发展、历史保护和交通等领域，专业团队也随课题而变换。对我而言，在昆明的这一重要发展阶段，与中国同行开展的合作极具专业水准，也是我个人特别丰富的一段经历。我们的昆明客人也到访苏黎世，使得合作内容更加丰富起来。对我来说，能够经历昆明难以置信的高速发展并在某些领域参与其中，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机会。

2009年11月，我最后一次参加苏黎世团队，和彼此极为熟悉的中国专业同行以及政府机构一起，在昆明进行了一周工作。在此期间，两市合作开始时的技术合作，已经转化为站在同样专业高度共同寻求解决办法。当时研究的主题，是将在建的轨道交通系统和新规划的高密度中心连成网络，并探讨含有具体的品质保障措施的城市空间理念。保护珍贵的景观，也是一项课题。和每次一样，一周的工作中也包括针对一些紧急项目进行单项咨询。

与其把我们已经解决或者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各种任务概括成一份报告，我更愿意把我这十二年的经历和认知分为八类，因为“八”在汉语里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

1.大量而高速的建设：中国建设量大、建设速度快。这就意味着，必须根据临时性的战略，以低于瑞士水平的完善程度，尽快找到解决办法并作出决策。对我来说，这种与谨慎规划、反复权衡的瑞士方式刚好相反的工作方式，是一种丰富的经历。

2. 大规模：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袤。不是栽种13棵树，而是3100棵。昆明的一个火车站广场是苏黎世火车站广场的七倍。

3.技术和自然科学上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在规划和项目工作上占据主导地位。社会需求、风水、特色和历史保护等不可量化计算的需求，在今天越来越难受到关注。然而在我看来，随着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回归，将来或许会更多地考虑到上述需求。

4. 符号和图片：符号和图片的力量可以移山。中国人成功地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抽象的主题，这总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比如，市委书记要求，五年后要能够在昆明市区的河流里游泳，正如他曾在苏黎世利马特河目睹的情景。又比如，市长用以下场景对他的区长们下达绿化工作的目标：猴子穿越市区不下树……很多官员迅速地开始执行这个形象的目标。

5.保面子。在中国，保面子，精心地与他人相处，保持礼仪和维护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这些和“共同进餐”都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双方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重大分歧。

6.尊重长者。在一个位于中缅边境地区的重大空间规划项目上，已退休官员和前任人大领导提出了非常明智的建议。在昆明，前任规划院长多年以来也都作为高级顾问参与各种专项会议。

7.健康的环境作为最重要的要求。我了解到，环境保护在战略性的决策层面具有优先地位。但是存在着很多不同的阻碍因素：比如类似我们20世纪60年代的建设热潮、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以及从战略目标到具体实施之间的无数层级。尽管这样，我相信中国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大问题。2011年底最新出炉的关于《京都议定书》的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制订和贯彻目标方面比诸如美国等国家做得更好。

8.稳定和信任。在中国开展合作期间，我与很多人一起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他们深刻影响了我在中国的这段时间。这其中我想强调两位，他们一直给予我很大帮助。一位是我的专业同行兼城市规划师王学海，我对他的专业和人品都高度赞赏；另一位是王维，她担任翻译，帮助双方跨越文化障碍，并协助我编织联系网络。我要感谢他们二位，同时也感谢在昆明的许多熟人以及苏黎世的工作团队，他们都为这个不同凡响的合作项目作出了巨大贡献。

弗兰茨·艾伯哈特2012年1月4日于苏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