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状况已十分严峻。据有关报道，青海省是长江、黄河源头所在，生态植被十分脆弱，目前，全省沙化面积已达33．4万km2，占全省总面积的46%。黄河、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全省平均每年流入长江、黄河的泥沙量达1．046亿t，全省沙漠化面积平均每年以1 300km2的速度不断扩大。处于云南段的金沙江，20世纪50年代每年流失水土总量为8000万t，到20世纪90年代就已达到1．9亿t，比50年代增加了1倍多。
我国北方原本就是少林地区之一，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森林覆盖率仅3．28%，由于滥伐加上气候干旱和径流分布变动等原因，森林面积正逐年减少。准噶尔盆地的梭梭灌木林面积由1945年的7．5万km2降至1982年的2．37万km2，减少了68．4%。塔里木河下游沿岸的胡杨、红柳林地，1958年有540km2，目前仅存164km2。
畜牧业发展过快，草场超载放牧，引起草场退化。新疆可利用草原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从50万km2减至47万km2，且平均产草量减少30%。宁夏草原面积不断缩小，天然草场97%正在退化。
由于上游截流，生产用水过多，影响生态用水的需要，使湿地干涸。例如黑龙江的扎龙自然保护区，是丹顶鹤的栖息地，由于多年缺水，引起火灾，芦苇地损失1／15，影响丹顶鹤的生存环境；河北省白洋淀已多次干涸，使湿地生物失去生存条件。
在城市建设中，填河、填湖造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昆明的滇池、武汉长江段都发生此类举动，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对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科学的态度，一方面重视不够，另一方面没有按自然规律办事是引起环境恶化的人为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大面积搞生产、小面积搞生态。过分强调“向沙漠进军”，违背自然规律的资源开发和治沙模式，反而招致沙漠化的扩大。
（2）没有把防沙、治沙与脱贫致富结合起来。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少数民族县占25%，贫困县占65%，生态环境相对恶劣，经济落后，靠天吃饭。由于长期没有找到维护生态安全条件下的高效土地利用模式，因而缺乏生态环境产业化的有效途径。政府搞防沙、治沙工程，除害的同时没有兴利，结果造成“建设—破坏—再建设—再破坏”、“穷—垦—穷”的恶性循环。
（3）水土资源利用不合理。在以往的流域水资源利用规划中，重视生产和生活用水，而忽视生态用水；由于节水意识不强，重开源、轻节流，造成水资源利用的效率低下；流域内上、中、下游用水没有能体现保护与利用并重、效益共享原则，从而导致水资源利用中责、权、利之间的冲突。由于人多地少，单位土地生产力低下，很难遵循自然规律，使土地得不到合理利用，造成重生产轻生态、重农轻牧、重治轻保、重用轻养，这种短期行为极大地诱发土地沙化，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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