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空间中事件的映射以及身体的图式

3．1　直觉空间中事件的映射以及身体的图式

在世界之初，只有造物主（taiowa the creator），其余的就是无尽的虚空（tokpela），在造物主的头脑中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也没有时间、形状和生命。

——印第安霍皮族（Hopi）神话

在很多创世神话中，在一切事物产生之前存在着一种虚空的状态，这种虚空超出了我们的意识而变得神秘和无法想象。虚空不是一种存在，没有尺度和内容，而空间是一种存在，有尺度和内容，以至于具有某种物质性。虚空拒绝一切思考和判断，空间则欢迎思考的介入。

对于“空间是什么？”“空间具有怎样的属性？”这类问题的探讨早在苏格拉底之前就进入了思想家们的视野。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BC 460—370）认为空间和实体一样真实。在我们居住的现实世界中，无数的原子漂浮在无限的空中。卢克瑞提乌斯（Titus Lucretius Carus，BC 98—55）则指出如果某个人站在空间的边缘，然后向空间之外扔一只标枪，按常识来讲，标枪不会在边缘突然停止而会继续滑行。如果它继续滑行，空间则必须继续延伸来容纳这只标枪，因此空间之外还是空间。我们无法想象空间边缘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空间必然是无限连续的。

而在希腊人的眼中，世界是由二元体所构成：首先是不变体，存在而恒久不变，无法创造、变动或消失，属于纯粹抽象、超越体验和无法感知的存在（being），从而只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其次是变体，它属于体验和感知的范畴，它们可以被人类感官察觉，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becoming）。人类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意识到不变体，而变体是通过感性的非理性的体验来显现。例如希腊哲学中世界物质组成的四种基本元素：“火、土、水、气”属于不变体，而人类日常感觉的河流、山川、树木和土壤则是基于这四种基本元素的变体，这些变体构成了我们可以感知的世界。不变体之间的区分是一种“质”的区分，而变体之间的差异是一种“物”的差异。从不变体到变体、从抽象到具象、从理性思维到感知需要柏拉图（Plato，BC428—348）的第三种要素“chora”来完成，也就是空间。事物存在于空间之中，并且显现在空间当中。因此，抽象事物、现实中的事物和空间是三位一体的，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离开其他两者而存在。Chora是终极的不可解构的，它为所有存在的事物（to being）提供了位置和可能性，希腊人以神秘的方式来看它，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必须在某个地方，并且有一定空间，从而构成了我们所知的世界。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32）则试图避免将空间概念过度抽象，而将空间和宇宙与他对世界的观察联系起来。他为宇宙空间假设了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结构，他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围绕着地球有很多同心运行的球体。月球、太阳和那些在我们看来固定不动的星球都各自占据着一个球体轨道。同时这个空间的中心导致了它有一种内部的聚合力。重的物体向下坠落，是因为它们总是受指向中心位置的力的牵引，那是它们应该所处的位置；而轻的物体，例如火焰则是往相反的方向运动。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是从他所看到的物体去构想空间，空间是和位处其中的物体不可分离的，从而也就成了一种最为原始的“事实”。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物体的空间位置“身处哪里”（where）是物质无可逃避的十个本质特征属性之一。按照这种思路，空间的抽象思维和感性认知结合起来，虚空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看出从创世之前的虚空，到亚里士多德的宇宙空间模型，所谓的空间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直观思辨基础上的概念，试图诠释宇宙的线索，或者说是在人有限的感知基础上和无限环境空间之间试图建立的联系。从此角度而言，人类对任何事物的思维和体验从最初就是空间化的，空间串联着这个世界，使之可以被感知并产生意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原始人认识空间的场景，他们需要识别周边环境的一些细节标志：山川、河流或任何地标，以此导向他们日常生活和行为：狩猎、采集和休憩。和早期希腊的思想家们不同，对于语言产生之前的原始人类来说，空间不是建立在抽象理性思维基础上的，而是一种感知的对象，不需客观化、量化或抽象化。空间是与具体事物共存的状态，而不是一种知识体系，也就是说，空间是通过事件被顺带认知和表达。这种空间是一种直觉的空间，也是空间最为原初的状态。

对视觉图像的回顾是考察这种事件与直觉空间共存状态最直接的办法。图3．1是中国内蒙古考古挖掘出的一幅岩画，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描绘的是一个村落，中间是一个大型的帐篷，里面有很多人聚集，因此我们可以猜测这个空间很可能是公用空间。中心大帐篷周边围绕着小型的帐篷，有一些简洁勾勒的家畜和骑马的人。这幅图并没有太多的三维空间信息，大多数建筑和人都是两维的外轮廓。除了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我们无法得出更多的信息，整个村落有多大？帐篷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都无从确知。图3．2则是中国云南沧源考古挖掘出的另外一幅岩画。和图3．1有所类似，这幅图描绘了一个村落的图景，图正中心的圆圈限定了村落的范围，其中有建筑和牲畜，但我们无法知道这个圆圈是事实存在的隔离猛兽外来袭击的沟壑、围栏，抑或是纯粹想象的一种范围和边界。围绕着村落有放射形的几条道路，有很多人在道路上行进。从这些道路的分布情况来看，它们很可能在物理空间意义上并不准确，而是示意性的。在道路上行进的队伍当中，大多数的人具有明显的符号性和象征性，他们看上去很类似，像是一种类似甲骨文的符号，另外也有一些人各具姿态，似乎在狩猎和射杀。图的下方有一个人比其他人都大，他很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社会身份，例如首领或者是宗教祭司。这幅岩画并不是为了客观描述某个空间而绘，而是对某一事件的描述：狩猎或者是战斗凯旋而归是表现的主题，在此空间毋宁说是作为事件场景不可避免的被顺带呈现。这张图是原始人类空间意识的表现：也就是说，空间不是一个脱离人而存在的单独概念，而是不可分割的附属于日常生活的场景。这是直觉空间的一个特点，空间永远和具体事物或事件相关。

图3．1　中国内蒙古曼德拉山村落岩画

图3．2　中国云南沧源考古挖掘的村落岩画

这两幅原始人的岩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它们并不是一种写实主义的表现，并未表现过多的视觉感知信息，它们所关注的是空间的结构，以及人对这一空间结构的使用和关联，在此最为重要的是关于“中心”和“外围”的结构概念。其次，在这两幅岩画中，原始人都将事物的外部形象进行了一些简化和统一，使它们接近于一种抽象符号，从而将表达的重心放在关注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体事物的具体形象。只在中心位置的重要建筑或者是特殊身份的人上添加一些细节，以示区分。这些特征我们在后世的地图中可以经常见到。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在论及地图的特征的时候指出，使用图示性的符号来表现地理特征是地图的本质特征之一。和鸟瞰照片或卫星照片不同，大多数的地图不追求那种视觉真实性，而试图运用各种符号来将可见的（例如山川、河流和聚集地等等）和不可见的（例如行政分区、人口密度或气候特征）景观特征视觉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上文中两张原始岩画不仅仅是一种具象描绘，更是一种抽象化的映射（mapping）。我们经常会将映射误解成为一种被动的、客观的、信息之间的联系和反映，毫无创意和个性可言，并且以为映射是一种透明的过程，将我们直接引导至客观抽象空间。但原始岩画揭示了映射的另外一个维度——文化维度，也就是说不同映射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表现了比映射图像本身或被映射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文化内涵。詹姆斯·科纳在考察关于映射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维度时指出，映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化行为，在描绘和表述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和构筑世界。人类在映射身边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身影映射其中，这一过程和其他任何艺术创作一样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

直觉空间意识从感知中提取某些抽象特征，并将空间结构化，而结构的中心往往是人的身体。身体的感知在直觉空间意识中至关重要。人类通过身体的行走，才获得了空间的方向概念；通过直立行走，才开始获得日趋明确的水平向与垂直轴向的空间概念。正如段义孚（Yi－Fu Tuan）在《空间和场所》（Space and Place）一书中所写到：直立行走之后，人具备了行动的能力。空间在其面前展开，而且立即区分成前后和左右。人类的空间则有了水平和垂直两个轴。中枢神经系统的成熟和直立行走是人类获得行动自由的生理基础，与此同时，空间产生了意义。身体成为空间具有意义的契机，它使空间成为“场所”（Place）。凯特·奈斯比特（Kate Nesbitt）对建筑学的场所理论进行总结的时候，特别提到身体和空间的交织赋予了空间某种意义，这种意义是场所概念的核心，它抵抗了现代理论对空间的抽象化。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则指出，人类总是在定居和迁移欲望之间摇摆。场所感和方向感的丧失往往会导致一种不安和无所适从的情绪，或者说迷失，然而人类本能的另一面又驱使他们走出洞穴、摆脱某个场所的束缚，去获得能够到其他场所去的自由。

17世纪以来，人类对于身体的认识随着解剖学和科学的发展而超脱出古代社会那种整体和神秘的认识水平。当时，身体被当作客观物体来研究，它由各个具有不同功能的器官组成。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则将身体当作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他认为身体是意志和灵魂在物质世界的插入点。对于笛卡儿来说，意识自身是没有形状和体量的，所以不会占据空间，而身体则是意识的物质延伸，或者说是意识的物质载体。笛卡儿曾试图利用重力的比喻来解释身体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重力对世界上所有物体产生作用，但我们只有通过物体对重力的反应，例如下坠，来感知重力的存在。意识作用于身体，就如同重力作用于世间万物。然而，物质身体如同世间万物有它的物质局限性。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则清晰地表露出意识是一种存在，而身体是存在的外部容器和载体。这种意识和身体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认识论上主客观分野的始作俑者。

和笛卡儿不同，现象学者们例如胡塞尔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将身体重新带回了体验的中心，但是现象学者们提到的身体和笛卡儿的身体概念有所不同。胡塞尔首先区分了“Leib”和“K·rper”。前者是活生生的身体，同时也是一种由内向外的体验；而后者是物质存在的躯体，是一种自外向内的体验。在胡塞尔的诸多论述中，他关注于前者，而对后者谈及很少。前者是我们体验的中枢，而且也是各种情感的载体，同时包含了各种本能的冲动和反应。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去行动、感知和存在，而不是如笛卡儿所言通过意识而存在。后者更接近17世纪的躯体概念，是可以从生理学角度去剖析和观察的。胡塞尔之后，现象学关于身体的发展开始在哲学界具有影响力，其中梅洛－庞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梅洛－庞蒂将身体放置于整个体验的中心。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体验还是知觉都是和身体紧紧相关的。知觉是身体的知觉，体验是身体的体验。这样，他明确地抗拒笛卡儿式的身体意识两分法。

为了表明身体与直觉空间体验的关联性，我们可以将两张图做一个对比。第一张图来自于中国古代《周礼·考工记》（图3．3）。和这张图相对应的是一段文字叙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维，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在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运用了左、右、前和后来标识空间方向性，而这些词都是一种身体导向空间系统的语言。如果再结合图来看，我们可以想象，作图者和陈述者将自己放在城市当中，将他所见的城门的轮廓绘制在相对应的平面的位置，然后用同样的语言去叙述。他的身体是不可见的，但又是整个空间系统的中枢，他的感官从自己的身体延伸出去。另外一张图来自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绘制的人体图（图3．4）。达·芬奇将人的形象画在了空间的中心，然而身体被当作了一个可见的物体，一个外部化和客体化了的尺度单位，被观察和测量。达·芬奇画中的人体则更接近胡塞尔所言的“K9rper”或者梅洛－庞蒂所说的“肉体”，一个被客体化了的身体的概念，而《周礼·考工记》中那个不可见的陈述者却将自己的身体和空间融合在一起，这里的身体更接近于胡塞尔所言的“Leib”或者梅洛－庞蒂式的身体概念。

图3．3　《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的图示

图3．4　达·芬奇所绘的人体图示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既不属于客观世界也不属于主观世界。我们可以通过转换视点而获得外部世界的全貌，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我们身体的全观，我们所见永远只是身体的片断，身体自始至终拒绝作为外部世界来被我们观察。而我们把视觉观察作为主导体验方式的同时，身体会被轻易地忽视了。不但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忽视身体的存在。诚然，当我在街道上行走的时候，思路经常在别处徘徊，我很少会注意到双腿无休止的运动和身体的起伏节奏。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输入字符的时候，我所关注的语句和语句背后的含义，却丝毫没有留意我是怎样运动双手在键盘上敲击的。在我思考的同时，语句则毫不迟疑地跳跃到屏幕上面。只有当我们的身体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一种疼痛或者是不便。

图3．5　以身体为中心的时空结构

正是基于这里所述的“身体”，原始的空间意识才成为可能。不光是空间，时间也是如此，我们的身体本身就包含着原始的时间，“我的身体占有时间，它使某一过去和某一将来为某一现在存在，它不是一个物体，它产生时间而不是接受时间。^[1]”达·芬奇所绘制的人体是脱离时间概念的，而《周礼·考工记》中的空间随着身体的展开而富有了时间的维度，从左到右，从前至后（图3．5）。

这种自我中心的构图方式并不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各种古代文化在描绘直觉空间时具有某种趋同性，前文所述的埃及绘图法也具有相同的构图方式。阿恩海姆在其《视觉思维》（Visual Thinking）一书中提到：一切再现性媒介要能够再现事物，就必须提供一种和被再现物同构的特征。从原始人的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直觉空间的自我中心同构。

直觉空间的自我中心同构暗示了人类意识最初的两元化，暗示了中心和周边的分离，建立了一个感知的范围。以身体为中心，向外扩展。在身体运动的时候，身体带着感知移动。在意识的最初阶段，自身和他者是首先被界定的二元。因为意识源自于个人的头脑之中，这种自我中心式的世界结构是无可避免的。离中心的距离越远，对感知主体的意义也就越小，和主体越无关，这源于原始人为了生存而具有的本能。

随着这种空间意识的发展和成熟，当一组人共享这样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时候，这种直觉空间的自我中心主义则扩展成为集体中心主义。“我”在中心，“他”在外围的格局发展成为“我们”在中心，“他们”在外围的格局。这里，我们是一个相互认可的集体，是若干自我的聚合，当一个人无法面对大自然而必须和别人团结起来生活狩猎的时候，这种聚合无法避免。人分成了真实的直接接触的人和远在别处不太真实的人，空间分成了家园和异邦。越远离中心，其人性和文明程度则越值得怀疑。在葛兆光讨论地图上视觉的中心与边缘位置安排的时候，他提到中心和边缘，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分辨价值的差异，更是在确认“自我”与“他者”（图3．6）

图3．6　中国古代的世界图示

直觉空间意识并不仅仅存在于原始人类，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是人类的本能，是我们认知外部世界的开端。从直觉空间的自我中心结构到集体中心结构，以至于发展到价值观意义上的中心和边缘都暗示着原始人的直觉空间意识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以某种方式发展和变异，成为其他空间意识的基础。如果说直觉空间基于人对空间最直接的身体体验，那么神话空间则是神话意识对空间认识的渗透。